□陈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面对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传统新闻报道和媒体写作必然要进行转型升级：不仅要做到传统意义上的把事实向公众讲清楚，而且要善于用理论和学术话语向公众“讲道理”。那么，怎样讲好道理呢？这就必然涉及学术大众化的问题。
中国对大众化的使用源于20世纪初关于文艺、哲学等问题的大众化讨论。陈独秀首倡大众的革命文学，艾思奇倡导大众哲学，毛泽东则首次对大众化进行明确界定。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此可见，大众化强调要向普通大众学习，将理论转变为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形式，亦即讲“大众话”。
如何将高深莫测的学术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学界一直在努力，但成效并不太显著。一方面，学术期刊无法承载理论和观点的过量输入，学术传播方式亟须拓展；另一方面，纷乱复杂的网络世界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拨云见日，观点的公开市场迫切需要理论和学术加以支撑。
媒体，尤其报纸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对它们报道内容和质量的认同。正如专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使得中国媒体从“解气”“解闷”阶段跃入“解惑”阶段，或者说已经从政论媒体、报道媒体走向解说媒体阶段。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从“想知道什么”进入“想知道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转型期的中国，解惑、解说类的报道需求日益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度报道、理论阐释将是新型主流媒体今后安身立命所在。与此同时，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自我表达得以实现，但这种自我表达有时是不充分的、有偏差的，需要专家和新型主流媒体给予及时的指点和建议。认清这一趋势，是新型主流媒体在媒体激烈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的法宝。
学术“大众话”首先要讲清楚为什么的问题，学术大众“话”的“话”是实话而不是假话。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挖掘其背后的原因，是专家学者应该担负起的社会责任。比如，对于“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公众观点交锋较多，反映了他们对于复杂政策的不同意见。理解这一政策的出台，就要涉及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新型主流媒体要讲清楚这一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就要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澄清公众的迷思和误解。
其次要阐释怎么样的问题，为公众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学术“大众话”的“话”是体己话而不是唱反调，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例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全球和地区风险和冲突集聚，反智主义流行，全球化陷入停摆和退潮。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话语权的掌握至关重要。怎样打好舆论战，有理有据地驳斥、辨析一些错误思潮，揭露不怀好意的煽动者的丑恶嘴脸。这就要求新型主流媒体用“大众话”与大众推心置腹，在润物细无声中扩大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和塑造力。
最后要善于运用网络话语。学术大众“话”的“话”是新话而不是老话。互联网时代，学术理论话语在表达中，尤其是传播中适当采用一些网络话语，更容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拉近理论与生活的距离。
新中国筚路蓝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创立、发展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其本身也是学术大众化和大众理论化的过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历史节点，媒体工作者理应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增强理论素养，下大力气提高讲述学术“大众话”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述好时代所赋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大课题，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