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什么？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认为，如果站在历史长河之上来考察，出版是映射千百年学术潮汐起落，烛照人类思想流脉的镜与灯，而不是点钞机，也不是点缀时代繁华的文化花瓶。
编辑是什么？编辑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积累，以及由这份积累所生发出来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
从胡道静谈编辑的传统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祥地，这里的编辑、出版文化土壤十分丰厚，孕育了一大批出版家、名编辑，形成了自己的品格和传统。
胡道静先生是他们中的一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道静先生驻足编辑岗位的重要岁月。那时出版界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息，流淌着精英主义的气质，以学养为底蕴的职业“书感”被极力推崇，学者型编辑成为大家最神往的称号和归宿。深度介入书稿的“纠错、提升、评价”能力被视为编辑的看家本领，编辑的职业意义与价值在很多出版人的心里被定义为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编辑不仅决定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还直接参与社会学术进程的建构，读书（问学）、编辑、写作三位一体就是当时编辑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道静先生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作为学者，他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科学技术史、新闻出版史、上海地方史、古典文献学的专家，著作等身。他的《梦溪笔谈》整理和研究， 创造性地把古人用于经籍的笺注方法，运用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笔记。《新校正梦溪笔谈》问世后，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和高度好评。作为编辑，他任责任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中国古籍丛书2797部，包括7万多种图书，体例完备、归类准确、查检便利，填补了中国古籍丛书领域没有完备工具书的空白。
道静先生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也令人肃然起敬。1958年启动的《中国丛书综录》被列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项目，为了确保质量并赶在国庆节前出版，这部书稿打破惯例，以卡片方式发排，而道静先生则卷起凉席，驻厂编校。白天，他在车间审阅发排的卡片；夜里，就在车间一角席地卧睡，夜班排校工人遇到问题，随时唤他起身处理。他就这样在印刷厂排版车间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今天的出版业已经进入市场的时代、资本的时代和数字化的时代，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编辑，这无疑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学者型的编辑，还要有经营型的编辑，更要有二者兼具的复合型编辑。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但是，今天的出版工作中也存在一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倾向， 那就是，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所导致的传统编辑观的失重。“文本为王”在与“营销为王”“包装为王”的博弈中不断被嘲弄，以至有人竟然宣称，“只要营销到位、包装到位，卫生纸都可以当书发行出去”。畅销书的快餐化、低俗化让书业的是非、高下标准迷乱起来，也让一些青年编辑浮躁、迷茫起来，甚至出现价值错位，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无谓的营销肉搏之中，而对文本的完善几乎不费功夫，根本无法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学术天地，更谈不上精致、从容的文本提升。结果是，我们出书品种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水”，图书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能成为常销书的品种越来越少。
然而，市场是理性的，缺少文化、学术含量的短命书的大量出笼， 带来的必然是库存、退货的激增和运营质量的下滑。要扭转这一局面，我们必须反省那种脱离文本提高而溺于炒作的编辑意识和行动逻辑，重新回到“文本品质高（先）于营销”“文本营销并重”的轨道上来，把营销建立在厚实的文本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怀着对出版工作的敬畏之心，将那些被认为陈旧、过时而丢弃了的“精编、精印、出精品”“占据学术制高点”“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编辑的使命在于提升作品的价值”等编辑理念和传统重新呼唤回来，真正地把握编辑工作的价值归依。
从生活书店谈编辑的精神
1932年7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好似一支火把，引领无数的青年走上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194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续进行革命出版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87年6月至1993年7月，我有幸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是生活书店和后来的三联书店的传统和精神使我逐渐地成熟起来。
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7 年我刚到上海三联书店工作时，首先看到的是1986年国家出版局关于同意成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的文件。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要选派熟知三联书店传统精神、有影响的适当人员。希望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上海分店发扬三联书店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在改革、创新中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优秀读物。
那么，什么是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呢？ 1944年，韬奋先生在病榻上写的《患难余生记》中总结了生活书店精神的8种表现，即：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和同志爱。就我自己在三联书店的工作经历而言，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追求进步。生活书店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出版工作，它通过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团结进步的作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千百万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只要革命的工作需要，进步的事业需要，生活书店就将之作为自己的职责。
二是竭诚服务。“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的宗旨，“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这一点，徐伯昕先生表达得很清楚：“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是以服务起家，把读者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样，不怕麻烦，办事惟恐不周，对读者绝对忠诚，绝对负责。这一优良的传统精神，必须发扬光大。”
在三联书店6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养成了认真处理读者来信的习惯，至今未变。今天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具备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的物质条件，可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在许多地方却丧失了，这是制约出版事业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始终坚持追求进步、竭诚服务，在于他们对于出版的功能和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韬奋先生看来，出版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崇高事业，“不以赢利为最后的目的”，但是为了实现追求进步的目标，必须做到“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在谈到出版工作的事业性时，他说：“我们在上海起步时，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
在谈到出版工作的商业性时，他说：“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的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他甚至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但是，韬奋先生同时坚决表示，赚钱必须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绝不赚不义之财，绝不能“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出版业在面向市场的洪流中奋勇前进，我们已经走过了“高兴的时代”“管理的时代”，进入到“资本的时代”。资本力量的崛起，使产业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约经营的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特别重要的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运用。同时，资本的意志和出版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和赚不义之财的苗头在某些市场主体中也时有抬头，这些无疑正冲击着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旨向。因此，光大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对于我们坚守出版追求进步的本质，提倡竭诚服务读者的态度，正确地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大、做强出版主体，繁荣出版事业变得非常重要。时代在变，编辑的精神应被代代接力。
编辑不能缺少创新精神
今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看，这个时代还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它代表了党和政府的意愿，也是人民的意志和期盼。其二，它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出版业步入产业化的新时代，其基本标志为集约化和集团化，出版业的规模效应、集群效应逐渐凸显，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其三，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扩张，出版开始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出版、网络运营在许多出版领域已经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出版处在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多媒体市场竞争格局形成，公众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正在悄然变化，图书在大众阅读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纸质书在人类精神消费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出版日益崛起，开启了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混业经营时代，催生着互动传播（学习与娱乐）新商业模式的形成。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伟大时代，我们更需要对文化使命的坚守。因为无论传播方式和介质如何改变，编辑出版的基本角色与定位依然是“内容提供者”，他们必须充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高地的坚守者，毫无选择地充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是我们这一代编辑出版人共同的使命。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现代的、系统的、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资源。在这样一个技术飞速进步、产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求编辑出版人不仅要发现、提升、培育“有品质的内容”，还要将内容增值能力与出版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创造新的运营模式与商业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出版创新。
由此，今天还是一个呼唤创新而且催生创新的时代。创新是编辑出版人的职业之魂。作为内容产业的出版，创意就是生产力，就是差异性战略，就是市场需求，就是为读者创造价值，就是竞争优势，就是职业水准，就是企业美誉度和知名度。5年前，我去麦格劳-希尔集团访问，他们的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罗德·麦格劳三世告诉我，他们公司最新确立的职业箴言是“九个永远”，即：“永远增长，永远领先，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梦想，永远新鲜，永远专注，永远运转，永远创造”。核心是永远创造。我想，这“九个永远”不仅是他们的职业箴言，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
在今天这个时代，出版创新的关键在于把内容的创新能力与产业运作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至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2001年7月，我曾接待过日本著名文化集团之一、动画产业界巨擘万代集团的访华考察团。在交谈中，该集团董事长彬浦幸昌详细介绍了万代集团的形象发展战略，从中我感受到日本动画界人士是如何高度重视本民族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以此来带动整个动画产业的升级换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动画界面临缺少资金、外国进口动画片充斥影院、动画作品盗版现象严重等困境。为此日本动画产业界高举“梦想、创造”的经营大旗，从动画片创作入手，组织日本漫画家一反当时社会上整体抄袭美国幽默动画的做法，以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为主，逐渐向题材的多元化延伸，创作了《铁臂阿童木》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这种新创造的动画绘画形式是日本素描填色的传统技巧的延伸，连续性的叙述风格则是亚洲传统章回小说的表现手法，从而受到了日本广大观众的青睐。在产业界的推动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日本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漫画家和众多在国际上遐迩闻名的作品。这些原创的动画节目，经过产业化运作，形成独特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居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动画经济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动画产品在本土产生的直接效益仅2007年就超过了百亿美元。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把原创文化的成果纳入产业发展的轨道时，涌现出的是何等壮观的生产力。
2007年，我率团考察了美国的数字出版，深切地感受到全球数字出版的转型已初见端倪。“谁是数字出版未来的主导者”是多年来在我脑中挥之难去的一个问题。今天的现实是，谷歌、微软等IT企业依靠强大的信息技术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数字出版市场，并建立了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尽管谷歌的搜索引擎对于纸质专业类图书的销售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与传统出版商业模式相悖的商业模式还是在很大范围内遭到了编辑出版人的抵制。站在编辑出版人的立场，这种抵制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促使IT 企业在这次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中更多地站在技术供应商的位置，而不是随意地越界，从而有利于形成转型中内容提供商和技术供应商合作共赢的局面。
在美期间，对我们关于谷歌是否会从技术供应商转型为技术供应商+ 内容提供商的担心，谷歌的两位副总裁反复强调谷歌作为技术供应商的定位，谷歌帮助内容提供商在全球范围寻找到读者，他们需要内容，需要与内容提供商结成战略联盟，但并不打算转型为内容提供商。不过，我们编辑出版人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谷歌等IT 企业之所以愿意与我们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是因为传统出版企业具有一定的内容生产、集成和创新能力，以及相应的庞大的内容资源。因此，维护老的出版品牌，打造新的出版品牌，积累更多的内容资源，建设一支经验丰富、富有创造力的专业编辑队伍，是出版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与此同时，另一项十分重要的创新性工作也摆在编辑出版人的面前。那就是建立数字化的工作平台，并创造出相应的商业模式。在这方面，美国出版业走在了我们前面。他们在数字出版战略投入上表现出极大的刚性和坚定，在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中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与IT 企业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利用IT企业的平台从事数字出版业务，而且在自己的核心竞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数字化创造。比如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大型数据库和在线平台，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更为可贵的是，在专业期刊、专业图书、高等教育出版等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出版企业并购浪潮，推动了出版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从事着一个伟大的职业，让我们高举时代的旗帜，努力奋斗，不断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进而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这一代编辑出版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