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对一定时期学术出版研究的状况进行总结，对其研究脉络进行定量分析与科学梳理，发现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成就与不足，从而为学术出版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方法/过程］基于CNKI，对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期刊近10年刊发文章以"学术出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检索结果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作者与合作网络分析、作者机构与合作网络分析等，重点总结"学术出版"研究的热点领域、主题演进、主要研究力量等，以期呈现学术出版研究的某些特征。［结果/结论］近10年我国学术出版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研究脉络较为清晰，形成了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学术著作、开放获取、大学出版社等几大热点领域；研究群体初具规模，以大学、科研院所、学术出版社为主体的研究机构体系基本形成；研究主题受国家政策与技术应用的影响非常明显。但研究范式比较单一，缺乏理论基础与科学的分析框架，学科集中度不够高，合作性不够强。
【关键词】学术出版；研究脉络；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1 研究背景
学术出版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为基本形式，以学术成果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范畴的一种出版形态［1］。学术出版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和学术交流的核心手段。学术出版物能反映特定领域最前沿的理论观点、实验发现和实践创新，因而学术出版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2］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是现代出版业的三大门类之一［3］。尤其是近年来，科技的腾飞助推着学术出版的发展与转型，在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学术出版产业占整个出版经济份额已经超过30%，并且成为市场最稳定、利润最高、最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产品［4］。学术出版对科技的创新、人文的革新、社会的演进、文明的进步所发挥的潜在功能和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作为学术出版发展的理论支撑与问题解决的科学依据之源泉，学术出版研究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对一定时期学术出版研究的状况进行总结就尤为必要。
为了把握整体的学术出版研究状况，我们先以“学术出版”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时间设置为1981～2020年，数据来源为全部中文学术期刊，生成发文量数据统计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学术出版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缓慢发展期（1981～1999年）、较快增长期（2000～2010年）、迅速增长期（2011～2015年）和调整稳定期（2016～2020年）。2000年之前，学术出版研究总体年发文量不超过30篇；2000～2010年，年发文量从45篇快速增长到114篇，其间略有调整；从2011年到2015年的5年时间，年发文量从162篇猛增至408篇；最近5年处于调整稳定期，年发文量基本保持在350篇以上的水平。基于以上数据，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尤其是信息技术演进的阶段与趋势，我们可以尝试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出版研究进行分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学术出版研究的萌芽期；2000～2010年为学术出版研究的积累期；2011～2020年为学术出版研究的繁荣期。从以上分期可以看出，我国的学术出版研究在近10年获得了蓬勃发展，对该时期学术出版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定量的可视化分析，探究其研究特点与热点，梳理出其学术脉络，总结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于未来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图1 以“学术出版”为主题词检索，CNKI收录中文期刊1981～2020年发文量年度趋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可视化方法有助于我们对研究领域进行更加全面、精准的分析。CiteSpace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款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着眼于挖掘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文献大数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5］本研究运用CiteSpace V5.7R2版本，主要对所选取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机构合作网络分析等，重点总结“学术出版”研究的热点领域、主题演进、主要研究力量等，以期呈现学术出版研究的某些特征。
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CNKI），以“学术出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数据来源限定为8种学术期刊：《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这8种期刊为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中的编辑出版类期刊，其定位明确，所设栏目稳定、科学，选题贴合实际应用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学术方向，汇聚了出版领域较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因此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版研究，包括学术出版研究的脉络与热点。文献发表时间界定为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数据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8日。最终共检索出665篇文章，剔除新闻稿、会讯、编者按以及其他非研究性文章37篇，最终获得628篇有效文献。
首先基于检索结果生成发文量年度趋势图（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近10年来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期刊上学术出版研究类文章的年度趋势与对CNKI全部中文期刊检索的结果一致，前一阶段呈现迅速增长之势，2015、2016年达到最高点，后一阶段有所调整并保持平稳。这也说明以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期刊对学术出版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在数据样本上具有代表性。
图2 以“学术出版”为主题词检索，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期刊近10年发文量年度趋势
虽然学术出版研究在近10年间获得快速发展并呈现繁荣态势，但从所选择的期刊中学术出版相关主题文章的数量与期刊全部发文量的比例来看，明显偏低：占比较高的是《现代出版》，为4.4%；接下来是《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占比分别为3.6%、3.2%、3.2%（见表1）。可以看出，《现代出版》以及定位偏重科技导向的出版类期刊较为注重学术出版研究文章的刊发，有些期刊甚至会不定时开辟相关专栏，比如《科技与出版》。在出版业中，学术出版是三大出版门类之一，学术出版研究从发文量占比来看与该出版门类的地位很不相称，这一现状值得我们深思。
表1 8种编辑出版类期刊学术出版研究论文占比情况
| 期刊 | 学术出版研究文章数量(篇) | 发文总量(篇) | 占比(%) |
| 《现代出版》 | 74 | 1679 | 4.4 |
| 《科技与出版》 | 168 | 4638 | 3.6 |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89 | 2777 | 3.2 |
| 《出版科学》 | 50 | 1585 | 3.2 |
| 《出版发行研究》 | 103 | 3931 | 2.6 |
| 《编辑学报》 | 62 | 3028 | 2.0 |
| 《中国出版》 | 78 | 6114 | 1.3 |
| 《编辑之友》 | 41 | 3799 | 1.1 |
| 总计 | 665① | 27551 | 2.4 |
3 结果及分析
3.1 研究主题与热点分析
在学术文献中，关键词是某一特定内容十分重要的衡量标准，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我们利用CiteSpace的可视化功能对CNKI数据库中8种期刊的“学术出版”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节点类型为“Keyword”（关键词），设置阈值为8，year per slice设置为1，即以1年为时间分区，CNKI数据库文献设置时间为2011年至2020年，图谱呈现选择共现时区图（见图3）。
图3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图3中，每一个十字代表一个关键词，关键词所处位置对应于其首次出现的年份，该年份由图下方时间坐标轴标示，不同年份显示为不同的色彩。关键词每出现1次，该关键词会在首次出现的位置增加1个频次，并增加相应的色彩；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十字越大；出现时间分布越广泛，色彩越丰富。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线条颜色与图中年份颜色对应。从图3可以看出，除“学术出版”之外，出现频次较高的几个关键词分别为：“学术期刊”（132）、“数字出版”（61）、“大学出版社”（32）、“开放获取”（29）、“学术著作”（16）、“科技期刊”（15）、“知识服务”（14）等，这些关键词基本能够反映学术出版研究的热点领域。
根据时区图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出版研究热点的时间演进。2011年前后，学术出版研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领域，包括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科技期刊、出版模式、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等主题的研究架构基本形成，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以及大学出版社。后来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深入，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尤其是学术出版中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迅速。因此，代表学术期刊与数字出版这两个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十字大而色彩丰富，说明其代表的两大主题是10年来的研究重点；同时，学术期刊和数字出版与后面出现的各研究主题的关键词连线色彩丰富，线条浓厚，说明学术期刊和数字化与其他研究主题，比如开放获取、媒体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服务等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20世纪末期以来，出版社全面转企改制，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出版重镇的讨论趋于热烈，另外学术著作作为学术出版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为业内所重视。这些研究热点在2011～2020年的前期就已经出现，并渗透于整个时期。关键词“开放获取”具有同样的特征，只不过该研究热点出现于2014年，说明学术出版领域的开放获取研究远远滞后于图书馆学领域。此后，媒体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服务、预印本等研究热点出现，体现了近几年技术对学术出版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是该词所占据的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核心指标，CiteSpace使用此指标来发现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中介中心性数值越大，表明该词在这一知识网络中所控制的信息流越多，相应的文献也越重要。在以上关键词共现时区图中，我们导出相应的表格，以中介中心性从高到低排序（见表2）。可以发现，除“学术出版”外，“学术期刊”（中心性为0.45）、“数字出版”（中心性为0.22）、“大学出版社”（中心性为0.12）、“开放获取”（中心性为0.12）不仅出现频次多，而且中心性数值较大。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说明以上几个关键词所代表的领域在整个学术出版研究网络中处于重要的节点位置。
表2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关键词基于中介中心性的排序
| 频词 | 首次出现年份 | 中心性 | 关键词 |
| 194 | 2011 | 0.62 | 学术出版 |
| 132 | 2011 | 0.45 | 学术期刊 |
| 61 | 2011 | 0.22 | 数字出版 |
| 32 | 2012 | 0.12 | 大学出版社 |
| 29 | 2014 | 0.12 | 开放获取 |
| 12 | 2012 | 0.06 | 出版 |
| 16 | 2012 | 0.05 | 学术著作 |
| 15 | 2012 | 0.04 | 科技期刊 |
| 14 | 2018 | 0.04 | 知识服务 |
| 8 | 2012 | 0.04 | 出版业 |
| 11 | 2011 | 0.03 | 学术图书 |
| 11 | 2011 | 0.03 | 出版模式 |
我们进一步以关键词共现分析为基础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在CiteSpace上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选择LLR算法进行聚类，其他参数保持不变，视图选择时序图，运行结果如图4所示。在这个视图中，Q（Modularity）值和S（Mean Silhouette）值表征着聚类效果，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0.5意味着聚类合理。图4左上角信息显示Q=0.6366，该值远大于0.3，说明这个聚类效果十分显著；Mean Silhouette=0.9167，也说明了该聚类可信。从图4可以看到除“学术出版”的四大聚类：“学术期刊”“学术著作”“数字出版”“开放获取”，结合上文的关键词共现分析与中心性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学术出版研究的几大热点领域。
图4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关键词聚类时序图
数字出版研究。数字技术与学术出版融合程度的加深，带来了行业的变革，对经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针对数字出版的研究主题，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该领域与学术期刊研究具有较大的重合性。比如张宏伟［7］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对学术期刊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期刊如何创新出版、传播和利用模式，深化知识服务转型升级；廖艳等［8］对学术期刊移动出版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移动出版以其获取信息便捷、传播信息快速的优势，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中可发挥独特功能。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赵文义［9-11］先后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淘宝模式、众筹模式、分享模式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系列成果。此外，还有司静辉等［12］、臧莉娟［13］、张伟伟等［14］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研究；等等。相对而言，针对学术出版的另一个重镇学术出版社/学术图书数字化的研究成果较少。谢炜［15］基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数字化发展实际，对学术出版在数字化时代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学术出版在数字学术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进行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学术期刊研究。在学术出版研究中，针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占比较大，从以数字化为主题的研究中可见一斑：数字出版研究主要围绕期刊数字化进行。其实，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期刊数字化已经成为出版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这些研究对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困境的研究［17］、学术期刊同行评审制度的研究［18］、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新定位的研究［19］、基于作者认知及投稿取向性的学术期刊出版策略的研究［20］等。韩燕丽等［21］从学术出版一体化的角度，对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出版的融合进行了探讨，视角较为新颖。但从整体上看，学术期刊研究也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局限。
学术著作研究。关键词“学术著作”出现的频次只有16，却形成了仅次于学术期刊的一大聚类，说明与学术著作相关的研究主题集中度高。从具体文献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研究、学术著作出版质量研究、学术著作出版评审制度研究、学术著作出版赢利模式研究等，其中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相关研究占了较大比例。但从文献来源来看，主要是《科技与出版》在2013年第7期针对“学术出版规范”主题做了一个“特别策划”栏目，刊发了一些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制定大背景下的应景之作，偏重经验性介绍，论述并不深入。在学术著作质量研究方面，刘永红［22］分析了中国学术著作出版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的三种逻辑——内容逻辑、规范逻辑与评价逻辑，以及相应的三种进路——内容进路、规范进路以及评价进路，视野广阔，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可谓学术著作质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开放获取研究。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为了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采取的行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开放科学的理念越来越影响到整个学术界，开放获取不仅是图书情报界研究的重要课题［23］，也开始成为学术出版研究的又一个关注点。比如张晋朝等［24］对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现状及发展的分析；隗静秋等［25］对国外开放获取图书出版商业模式的研究；苏静等［26］基于国外案例对开放信息环境下传统学术出版商的内容运营策略的探讨；刘忠博［27］基于国外案例对学术出版开放获取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探讨；任翔［28-30］对近几年欧美学术出版中开放获取的评述；杜恩龙等［31］对F1000Research在开放获取方面的继承与创新的分析；张建中等［32］对基于Freemium模式的专著开放获取未来发展的探讨；等等。可以看出，针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外案例或经验的考察，由于国内学术出版领域OA发展滞后，相关研究缺乏本土根基。
大学出版社研究。从图3、图4可以看出，关键词“大学出版社”虽然出现频次较高，但由于与其他关键词联系较为松散，因此并没有形成明显的聚类，这说明与大学出版社有关的研究涵盖主题繁杂。在该领域，研究者主要是针对多种因素导致的大学出版社学术发展困境，从多个方面探索突破困境之路；或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比如探索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33-34］；阐发新形势下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35］；分析大学出版社在提升大学发展竞争力中的作用［36］；研究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转型［37］；探析新冠疫情下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发展路径［38］。大学出版仍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文章数量总体呈现递增的态势，但尚未形成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经验性研究与思辨性研究。
3.2 研究趋势分析
关键词突现即在某段时间内关键词被引用的次数突然激增，可以反映在该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进行关键词的突现检测，结果见表3。一般而言，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发性节点越多，那么该领域就越活跃，或是研究的新兴趋势［39］。从表3可以看出，“数字化出版”在2011～2014年的四年时间里研究最为活跃，最早受到关注，且持续时间长；因为我们数据采集时间始于2011年，如果再往前推，可能会发现数字化出版的突现时间更早，这与出版业的数字化应用现状一致。“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突现出现在2012、2013年；“数字化”突现出现在2014、2015年；“知识服务”“人工智能”“主题出版”突现出现在2018～2020年，是近两年研究关注的主题，显示了我国目前学术出版研究的几大主流趋势。
表3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关键词突现词Top7
| 关键词 | 强度 | 开始(年) | 结束(年) | 2011-2020(年) |
| 数字化出版 | 3.25 | 2011 | 2014 | ■■■■□□□□□□ |
| 学术著作 | 3.27 | 2012 | 2013 | □■■□□□□□□□ |
| 出版规范 | 2.75 | 2012 | 2013 | □■■□□□□□□□ |
| 数字化 | 2.48 | 2014 | 2015 | □□□■■□□□□□ |
| 知识服务 | 4.88 | 2018 | 2020 | □□□□□□□■■■ |
| 人工智能 | 2.44 | 2018 | 2020 | □□□□□□□■■■ |
| 主题出版 | 2.44 | 2018 | 2020 | □□□□□□□■■■ |
从关键词突现的情况可以发现，学术出版研究与技术应用和国家政策的导向紧密相关。数字化出版是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数字化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更是日新月异，形成了较长时期数字化出版研究成果突增的现象。在学术出版规范方面，2012年9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签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随后，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接受委托，落实“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的制定工作。2013年3至5月，面向学术出版单位及相关学术机构的问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不紊地展开［40］。这一背景导致2012～2013年学术出版规范研究的突增。“主题出版”工程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正式提出实施出版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发展迅速，成为各大出版社的战略重点［41］，主题出版也因此逐渐成为出版业界和学界研究的热点。知识服务、人工智能等研究的突现，更是体现了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导向的双重作用。“十二五”以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发展迅速，知识服务受到广泛重视，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出版业也开始了向知识服务的转型。在技术应用方面，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作为内容产业主阵地的出版业力争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实现革命性的突破。由此，2018～2020年，知识服务、人工智能、主题出版研究成为突现主题。当然，政策制定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学术出版研究热点与政策的高度契合，也恰恰说明学术出版研究是一种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领域。
3.3 作者与机构分析
3.3.1 作者及合作情况
我们采用CiteSpace软件，选择节点类型为“Author”（作者），years per slice设置为8，即以8年为时间分区，绘制CNKI数据库中8种编辑出版类期刊学术出版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5）。从图5可以明显看出，国内学术出版研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群体，但学者之间各自独立，即使以较长的跨度8年进行时间分区，作者合作网络仍然显得“支离破碎”，除了个别关系极弱、规模较小的合作，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网络并没有形成。范军、冯会平、王雅菲，刘武英、张薇、刘影梅，方卿、苏静，颜帅、付国乐、张昕等，在这几个小规模的网络中，作者也只是在个别文章上的合作，偶然性大、合作程度低。赵文义作为高产作者，发表文章最多，影响较大，但也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从上文可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学术出版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是研究者基本是单兵作战，这就造成了研究主题之间关系的松散，研究的集中度较低。
图5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虽然在国内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认定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合作网络的形成，但从未来看，学术出版研究强合作关系的建立仍将是一个趋势。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关系不仅为科学家、学者提供了获取专业成就和增长知识的方法，也提供了获取科学家资源和建立科学界精英之间学术交流网络的有效途径，从而成为他们提高成果产出能力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经过统计发现，除人文艺术类等领域，合作者的平均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应用性较强的领域往往合作强度更大；多个作者合作的论文，影响力也明显高于唯一作者的论文［42］。因此，反观学术出版研究现状，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任重道远。
3.3.2 作者机构及合作情况
我们采用CiteSpace软件，选择节点类型为“Institution”（机构），year per slice同样设置为8，绘制CNKI数据库中8种编辑出版类期刊学术出版研究的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6）。从图6可以看出，在学术出版研究领域，作者机构较为集中。从机构性质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高校的信息管理学院或者传播学院、出版科学研究所，主要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第二类是学术出版社，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从表面上看，一些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初具规模，比如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长安大学文献资源研究所、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长安大学杂志社以及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但是结合上文来看，主要是论文多产作者赵文义撑起了这个网络。另外，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机构之间即使形成了小规模的合作网络，也只是同属于一个大学母体的机构之间的弱关系网络。
图6 2011～2020年学术出版研究作者机构合作网络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采用CiteSpace工具对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期刊中学术出版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近10年我国学术出版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研究脉络较为清晰，形成了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学术著作、开放获取、大学出版社等几大热点研究领域；学术出版研究群体初具规模，以大学相关院系、相关科研院所、学术出版社为主体的研究机构体系基本形成。作为应用型的学科领域，学术出版研究受国家政策与技术应用的影响非常明显，每一次有关政策的酝酿或者制定、每一波技术潮流的出现，都会引发学术出版研究新的热点。但是从整体上看，学术出版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学术出版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稳定的架构，主题分散，学科集中度不高；研究范式单一，缺乏理论基础与科学的分析框架；经验性介绍较多，深度分析不够；追逐热点较多，基础性研究不够。从作者与机构两大主体来看，大多属于单兵作战，研究的合作性不强。
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和学术交流的核心手段，学术出版有自身的场域和独特的运作模式。在学术出版场域中，科研资助机构、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和图书馆是主要的参与主体，其中出版机构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联系与协作等，将是未来学术出版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术期刊、学术图书（无论其媒介形式）以及衍生出来的数据库等产品作为学术出版的客体，仍然是未来学术出版研究的重点。同时，技术/技术理念、国家政策作为环境因素，对学术出版场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们与学术出版的互动仍将呈现为学术出版研究的两大热点。业界围绕以上内容的努力也将推动学术出版研究集中度的提升和整体架构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永红.学术出版三题[J].华中传播研究,2015,(2):212-218.
[2]苏静.基于领域知识库的语义出版形态研究[J].出版科学,2020,28(5):91-99.
[3]程三国.理解现代出版业——兼析“日本出版大崩坏”[N/OL].中国图书商报,2002-10-11.
[4]邬书林.加强学术出版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识根基[N/OL].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8-16.
[5]陈悦,陈超美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6]林德明,陈超美,刘则渊.共被引网络中介中心性的Zipf-Pareto分布研究[J].情报学报,2011(1):87.
[7]张宏伟,宋菲菲等.基于世界知识大数据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与利用[J].科技与出版,2019,(6):79-83.
[8]廖艳,魏秀菊.学术期刊移动出版的可行性及功能分析[J].编辑学报,2016,28(2):114-118.
[9]赵文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淘宝模式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5,(10):61-63.
[10]赵文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众筹模式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7,(2):56-58.
[11]赵文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分享模式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8,(4):125-128.
[12]司静辉,张秀梅,程煜华.构建开放式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3):421-427.
[13]臧莉娟.学术期刊出版乱象分析——兼谈数字出版平台建设[J].科技与出版,2011,(12):113-116.
[14]张伟伟,李燕等.国家利益视角下学术期刊云出版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10):168-171.
[15]谢炜.学术出版在数字学术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J].科技与出版,2019,(4):22-28.
[16]李仲先.2006~2010年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与出版,2011,(3):4-7.
[17]潘斌凤等.高校科技技术期刊的困境与突破策略[J].编辑学报,2020,32(5):506-509.
[18]李军纪,阮爱萍等.多媒介融合出版条件下学术期刊同行评审制度的发展[J].编辑学报,2016,28(6):539-543.
[19]陈未鹏.学术出版经纪人:“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新定位[J].出版科学,2017,25(1):56-59.
[20]张祥合,王丹等.基于作者认知及投稿取向性的学术期刊出版策略[J].编辑学报,2017,29(2):155-157.
[21]韩燕丽,郭雨齐等.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出版的融合[J].科技与出版,2015,(12):138-139.
[22]刘永红.中国学术著作出版高质量发展:逻辑与进路.现代出版,2020,(6):21.
[23]王雅菲,范军.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出版新模式[J].现代出版,2015,(5):72-76.
[24]张晋朝,梁伊琪.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现状及发展分析——以DOAJ为例[J].出版科学,2018,26(5):87-96.
[25]隗静秋,隗玮.国外开放获取图书出版商业模式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6,(1):62-66.
[26]苏静,曾建勋.开放信息环境下传统学术出版商的内容运营策略——以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7):693-698.
[27]刘忠博.学术出版开放获取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对英国的学术传播考察[J].中国出版,2019,(8):56-59.
[28]任翔.开放获取博弈与出版变局:2018年欧美学术出版发展评述[J].科技与出版,2019,(2):6-12.
[29]任翔.开放生态改变出版规则:2019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J].科技与出版,2020,(3):28-34.
[30]任翔.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J].科技与出版,2015,(2):18-23.
[31]杜恩龙,李枫.对开放获取的继承与创新——F1000Research的开放科学出版模式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8,(4):77-81.
[32]张建中,夏亚梅.Freemium出版:专著开放获取的未来[J].科技与出版,2018,(8):118-121.
[33]吕建生.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J].现代出版,2014,(3):12-14.
[34]刘军.后转制时代大学出版社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J].编辑之友,2015,(3):31-33.
[35]吕建生.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担当[J].现代出版,2018,(1):63-64.
[36]杨军,房慧等.大学出版社在提升学校发展竞争力中的作用[J].科技与出版,2014,(3):78-81.
[37]刘坚.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0,(5):126-130.
[38]赵中平.新冠疫情下大学社数字出版发展探析[J].现代出版,2020,(5):85-88.
[39]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与可视化(第二版)[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56.
[40]刘彬.学术出版规范将有通行标准[N/OL].光明日报,2014-7-14.
[41]叶丹,马萧萧.主题出版引领主题阅读[N/OL].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1-20.
[42]李杰.CiteSpace科研合作网络分析[EB/OL].[2020-11-20].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1013/6101214232001222.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