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陆高峰：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创办，开启了中国红色新闻出版活动的序幕。红色新闻出版人将新闻出版工作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直面现实、不怕牺牲，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职业作风和乐观向上、乐于奉献、忠于理想的职业精神，还表现出强烈的改造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当前，一些新闻出版人的职业信念和职业理想正经历着数字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考验。在微信、微博、公众号、客户端等自媒体开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一些自媒体人将自媒体视作谋利工具的情况下，红色新闻出版人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始终秉持救国利民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更具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红色新闻出版人；职业作风；职业精神；职业追求；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新闻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建党前期，一些早期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宣传十月革命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出版活动。党的创始人之一、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1918年改版后成为早期革命思想宣传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在《新青年》发表过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同年创刊的《每周评论》也注重反映劳工问题，广泛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状况。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节译版。同年5月，《新青年》更是专门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随后，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1920年，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觉悟》；中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工人刊物《劳动界》在上海创办，陈独秀主编；上海马克思主义学会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这些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开启了中国红色新闻出版的序幕。
一、把新闻出版作为革命事业重要部分和手段
建党前的报刊出版活动，对建党起到了思想上“宣传员”和组织上“组织者”的准备作用。一些早期的报刊出版人因为新闻出版活动受到了有着同样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认可，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骨干。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在建党前开展过新闻出版活动。
通过创办报刊宣传建党思想，进而建立党组织的做法与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的做法一致。即通过建立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发行网，与各地读者、作者和发行员建立联系网络，进而形成建党的组织基础和网络。红色新闻出版起到了列宁所说的“建筑”建党“大厦”的“脚手架”作用[1]，以及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同盟，起到“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作用。[2]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学习俄国经验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也正因为认识到新闻出版工作在建党和社会鼓动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和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就一直把新闻出版工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将报刊比作一个“方面军”，将新闻宣传的“笔杆子”看得和军事斗争的“枪杆子”同等重要。[3]
中国共产党对红色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视，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目标纲领上高度重视新闻出版与宣传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共只有6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就是“宣传”，提出中央和地方出版的报刊、图书和标语、传单应受党的领导，“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4]。
1921年11月发布的一个关于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通告”，明确了最低限度必须办到的四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出版工作，要求在次年建党日前期出书20种以上[5]。
无论是在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发布了一系列如《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强调宣传出版工作重要性的文件。将报刊、图书看作党的宣传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并提出要办好、用好这些“最锐利的武器”。这份由张闻天起草的文件还注意到了当时作为新媒体——通讯社和无线电广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重视发展广播和无线通讯事业。[6]
其次，在组织机构上高度重视新闻出版与宣传工作。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局中，只设立了组织和宣传两个机构。其中，宣传部负责领导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1921年9月，中共“一大”做出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的决定，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门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马克思、列宁等书刊，由李达负责。1923年中共三届一次会议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批准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与新闻出版有关的编辑部和印行部等部门。规定印行部负责经理印刷并发行刊物及讲义以及党中央其他出版物。同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由毛泽民负责。随后，先后在上海、武汉设立中央出版部（1924，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1925，上海）、中央出版局（1927，武汉）、中央出版委员会和党报委员会（1927，武汉）。
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北方局、南方局均应设立出版机构加强出版宣传工作。随后，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中共中央机关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设有出版部、出版局、发行部或党报委员会等新闻出版机构。
再次，在人员配置上高度重视新闻出版与宣传工作。中共一大中央局的三个成员中，书记陈独秀和宣传部主任李达均是党报党刊的创办人。随后几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都是创办党报党刊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关键人员。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结构上也足见党对出版与宣传工作的重视。
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不畏艰难的职业作风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但既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权。之后，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国内外敌我势力之间的政治冲突尖锐激烈，使处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红色新闻出版人面临复杂艰险的社会生存环境。面对死亡威胁、政治压迫、物资贫乏、生活动荡的严酷现实，红色新闻出版人始终展现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不畏艰难的职业作风。
（一）直面现实、不怕牺牲的职业作风
战争、围剿、扫荡、暗杀、政治迫害，使得新闻出版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据现有资料估算，建党前期的三十多年时间内，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牺牲的红色新闻出版人在千名左右。其中，山东大众日报在抗战期间就牺牲五百多人，包括印刷和发行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社在建社七十年期间牺牲人员总数达一百五十多人。[7]牺牲人数较多的报刊还有，中国共产党冀东区委机关报《救国报》，自1940年创刊后在历次反“扫荡”等斗争中牺牲18人。新华日报华北版在1942年反“扫荡”中牺牲46人。武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1938年向重庆转移途中，在湖北燕子窝遭日军飞机轰炸牺牲16人。
还有相当数量的红色新闻出版人，其最终被杀害虽然不能直接归因为办报办刊，但是与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有很大关系，有的人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就是办报办刊。如李大钊、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正因为报刊出版在鼓动宣传方面有着惊人的价值和力量，国民党和日伪势力均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和打击红色新闻出版人的出版发行活动。
（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职业作风
中共中央机关在1940年9月制定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文件中，提出报刊、图书发行运输要有专门的机关实施，并由部队掩护，“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8]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通俗报纸《上海报》，在上海出版和异地改名出版均被查封，包括老板、经理、编辑和发行人员10多人均被逮捕。其创办的《红旗日报》同样多次遭到搜查和破坏，被拘捕四十余人。一个月内“印刷所连续遭到4次大破坏”[9]。
不仅如此，敌对势力还千方百计掐断红色出版的发行线，甚至逮捕镇压红色出版物的读者、订户。“敌人更为毒辣的是搜查《红旗日报》订户，制造恐怖气氛，逼迫读者拒绝订阅。一次特务在闸北某处发现了一份《红旗日报》，就捕风捉影对附近20多户居民逐家搜查和掠夺，形成严重的白色恐怖。”[10]
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疯狂镇压，红色新闻出版人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千方百计坚持报刊图书的出版发行。他们有的采取不断变换地点、报刊名称的方式坚持出版，有的将报刊伪装成通俗读物坚持发行，有的不断变换作者姓名进行发稿。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就曾伪装成《少女怀春》、国民党的《中央半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古史考》《金贵银贱之研究》等出版发行。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封面也曾被伪装为《光明之路》《平民》《时事周报》《实业周报》《快乐之神》等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云在莫斯科期间为了宣传长征，曾化名“廉臣”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报道长征第一人，以此打破敌人的封锁。
（三）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职业作风
红色新闻出版物在创办时，往往是白手起家，在创办经营过程中又常常受到敌对势力的破坏压制，因此大都出版环境艰苦，运营艰难。但是，红色新闻出版人却能够因陋就简，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职业作风。
1925年，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时，社址设在一个客堂里。“报社设备极其简陋，中间放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几条板凳。”[11]1931年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位于福建长汀的毛铭新印刷所多次为苏维埃政府印刷宣传材料、红军布告、苏维埃银行纸币、公债券、邮票，并承印中央苏区局机关报《青年实话》、马克思和列宁肖像等。“在物资紧缺的条件下，该所研究用黑烟掺植物油代替油墨，坚持生产。”[12]
1934年后，在长征突围转移途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在苏区出版的报刊均因条件所限无法出版而停刊。但《红星》报一直坚持采用油印方式进行出版。报社工作人员将一台手摇油印机、油墨、钢板、刻字笔和一些毛边纸等装在四个铁皮箱子里，用扁担挑着随部队行军、战斗。每到宿营地，编辑人员常常在枪炮和轰炸声中编稿件、刻钢板、油印报纸。
在延安根据地，中央印刷厂出版发行部为了解决印刷纸张紧缺的问题，不得不在边区富县的茶坊等地，建了两个造纸厂，利用马兰草土法造纸。通过蒸煮浸泡，牛拉碾碎，人工制浆晾晒的办法，每月生产250令到300令马兰纸。
晋察冀军区1937年出版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报社编辑出版人员，过着一手拿笔一手拿枪，随时准备打仗、随时准备转移的游击办报生活，为了适应反“扫荡”需要，报社把印刷器材用八头骡子驮着，被称为“八头骡子办报”。每到一地，把东西一卸，就赶快编报、印报，然后再转移。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间隙，有时编辑、记者躲在山崖的石缝中编稿、写稿，在老乡牛棚中排版印报。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每天出报。《晋察冀日报》因此成为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
在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同其他机关、部队一样，实行每天人均伙食按油和盐各2钱，粮食8两的低标准供给制。每月津贴费，仅可买一包烟丝。粮食供给不够吃，只能挖野菜充饥，自己动手开荒种地。[13]《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杨松，甚至因为生活艰苦，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英年早逝。
三、乐观向上、乐于奉献、忠于理想的职业精神
虽然早期的红色新闻出版人处于围剿、暗杀、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政治迫害严重，物质贫乏的战争年代，但是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保持着乐观向上、乐于奉献，热爱新闻出版事业的职业精神。
瞿秋白在创办《热血日报》时，不顾上海天气炎热，房间狭小的恶劣工作环境，连白带夜编写社论、新闻，编排、校对报纸。“尽管工作异常辛苦，但瞿秋白十分兴奋”。[14]
蔡和森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期间，独自承担了从组稿到校对等许多具体工作。自1922年5月起，为《先驱》《向导》《中国青年》《布尔什维克》等党报撰写了数十万字，仅为《向导》就写了五六十万字，其中用“和森”署名的文章131篇；用“振宇”署名的36篇。[15]他不顾体弱多病，夜以继日埋头工作，身体不堪重负到1925年6月，不得不因病离开编辑部。
红色新闻出版人在创办和编辑报刊图书时，还表现出强烈的改造社会、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意识。邹韬奋一生提倡并身体力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追求，谈到创办《生活》周刊的体会时，认为办刊使他“兴会淋漓”“全部身心陶醉”。[16]正因为这样的精神追求，他不避个人安危，一直高举着抗日救国大旗，即使创办的报刊和书店一个个被封，个人因新闻出版事业几度被逮捕、流亡，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报效国家和社会的崇高信念。
四、红色新闻出版人职业追求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新闻出版业正面临着新媒体技术和市场化转型的双重冲击。一些新闻出版人的职业信念和职业理想正经历着数字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考验。在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传统新闻出版人的职业信念开始动摇，出现了新闻出版人的改行、转行热。
从早期红色新闻出版人无论遇到多大危险伤害，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都能够保持对新闻出版工作的职业忠诚来看，他们不是看重新闻出版工作的收入待遇和荣誉地位，而是坚信新闻出版工作是一个能够改造社会、服务社会，能够实现他们报效国家和人生理想价值的职业。如果现在一些已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新闻人和即将从事新闻工作的准新闻人能有同样的职业认同，他们的职业理想就不会变质。胡智锋在2016年《新周刊》创刊二十周年系列报道《学生们不再谈理想了》一文中谈到近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子的职业理想变化时认为，如今的新闻传播学子“可能更多地追求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尽管“也要成名成家，也要做大师”，也想做“大记者、大编导”，但是“可能更务实、更市场化”了，“更需要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让人羡慕的收入状态和让人羡慕的生活状态”[17]。在媒体市场化过程中，一些新闻出版人还出现了利用新闻出版工作赋予的舆论监督职权进行变现的倾向。还有的为了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不惜低俗、造假，标题党等手段不断翻新，与红色新闻出版人不惜牺牲性命、不畏艰难的职业理想显然背道而驰。
在当前一些新闻人的职业信念和职业理想出现动摇的情况下，早期红色新闻出版人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始终秉持救国利民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加值得学习崇敬。
参考文献：
[1]郑超然,程曼丽等.外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18.
[2]郑超然,程曼丽等.外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21.
[3]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42.
[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3/4427949.html,2016-8-5.
[5]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EB/OL].http://www.gov.cn/test/2008-05/26/content_993588.htm,2008-5-26.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6.
[7]张宗堂,隋笑飞,孙铁翔.150多位新华社英烈铸就的丰碑[EB/OL].http://history.gmw.cn/2011-11/07/content_2918169.htm,2011-11-7.
[8]新华史话(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EB/OL].http://www.xinhuabookstores.cn/history/2007/history_51.html,2016-8-6.
[9]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43.
[10]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43.
[11]方汉奇,史媛媛.中国新闻事业图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49.
[12]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898.
[13]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536.
[14]方汉奇,史媛媛.中国新闻事业图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49.
[15]方汉奇,史媛媛.中国新闻事业图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4.
[16]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75.
[17]胡智锋:学生们不再谈理想了[EB/O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zMDMyMw==&mid=2653159687&idx=2&sn=407c40ec2067a709c40ea179110f7ee8&scene=5&srcid=0807O8VtrElGWvQ1ssMy0ivy#rd,201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