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罗凌览：西北师范大学
【摘 要】《小说月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印行的，成立于1910年10月。在我国近代报刊中，其内容从各不同侧面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及近代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时代风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本文通过对国内关于《小说月报》（1910—1932）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关于《小说月报》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研究方向趋同，多元学科视角切入，报刊与社会互动密切。同时，针对上述研究成果，关注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学理思考，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小说月报》；新闻史；近代社会；新闻理论与实务
一、引言
《小说月报》是我国现代文学第一大刊，在五四运动前为鸳鸯蝴蝶派所主导的刊物，而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其经营者进行了多次改革，自此《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也成为“为人生”的主要阵地。后迫于销量下降等原因，其开始译述外国文艺作品，亦在栏目、封面、插画、广告等模块上也做足功夫。在其发行22年的时间里，该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亦做出极大贡献。作为刊载小说的报刊，它虽不像《大公报》《申报》等报刊能够记录重大社会事件始末，但它却以小说为载体，从侧面去揭发、凸显和批评社会各维度的阴暗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精神。相较于《解放日报》《申报》等同时代报刊的研究，关于《小说月报》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1]。但可看到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越来越深入。因而本文拟对近年来《小说月报》研究进行总结归纳，揭露其研究问题和相应策略，以求对后续研究有所裨益。
二、近代《小说月报》研究综述
《小说月报》是我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文学刊物，也是出版翻译文学最多的刊物，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报人思想等多重影响下完成了蜕变，同时，它的革新被认为是“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标志。因而《小说月报》受到了学者多方面关注。目前，该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报人与新闻实务研究、多元学科视角切入研究、报刊与社会互动研究等。
（一）研究方向集中，报人及实务研究占主导
纵观以1910-1932年为研究时期的《小说月报》相关研究，大多数从报人及其编辑思想出发，对报刊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进行分析或讨论，如栏目及其改革和刊载内容等[2]。
从报人的相关研究上看，报人是报刊的核心和基础，是报刊内容的产出者和报刊思想的塑造者。民国报人梁启超先生认为：“健全舆论必须有五个条件，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并树立了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3]在此基础上，报人成为研究《小说月报》不可或缺的人物。从已有报人研究来看，关于茅盾和叶圣陶的研究是比较多的。张旭东摆脱了前人研究报人的固有思路，以报刊改革与读者需求、市场的关系切入，介绍茅盾主编时期的主张和办报宗旨“为人生”及域外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传播，总结性阐释茅盾的办刊理念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4]与之对应的是，端传妹则从茅盾生平入手，归纳影响茅盾办刊思想的因素，辩证性看待报刊的语言形式、栏目增加和茅盾的“为人生”创作观；[5]而在叶圣陶主编时期，李秀萍认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呈现出了趣味性和文学性并存的特点且愈发得到增强，其发现《小说月报》的编辑体例更趋于艺术化和标准化，也借此对影响叶圣陶编辑风格的因素进行探析。[6]朱春花则以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为引，将叶圣陶发展新文学和创新版面刊物的措施一一举例。[7]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对茅盾、叶圣陶等报人编辑思想研究中大多用较长篇幅去肯定其培养新人和扶植新作的做法，虽《小说月报》是以小说为主的刊物，但报人们也继承着五四运动“启蒙与救亡”的传统，以报刊为武器，对文学前沿的进行探讨，包括对具体文学创作方法的评介以及对民族文学和自然主义的讨论，以“笔”化“器”，指引求亡图存思想前进的方向。可以看到，报人的编辑思想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以谋求作品的艺术性和报刊的发展，并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爱国主义精神。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了《小说月报》的报人办刊理念及其贡献，发现报人主导《小说月报》的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是较大影响了其办报过程、目的以及思想流变；同时，报人们对报刊的改革，在某种角度，于现代报刊行业的发展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多元学科介入，相关研究维度逐渐丰富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其他视角切入对《小说月报》进行研究，同时，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如文学、叙事学、语言学、编辑出版学及广告学等。
首先，《小说月报》刊载的多为文学作品，因而多数学者从文学学科视角介入研究。端传妹以不同时期报人对翻译文学的态度，为小说月报刊载外国作品打下基础，同时，结合相关语境探究了文言文和欧化白话文两种翻译语言，肯定了《小说月报》中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意义。[8]而刘庆元、刘柳、李建梅等学者虽大多都聚焦于同一时间段的翻译文学研究，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其不局限于翻译语言的探索，关注的是《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中的意译、直译、重译和转译现象。并且结合时代背景，总结性地提出了报人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观性”，更从中探究翻译文学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9]
其次，潘正文以叙事学视角对《小说月报》前后期的不同小说叙事模式进行比较，从中窥探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向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过程，同时，具有文艺理论探究的价值和意义。[10]众所周知，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和儿童，学者张婷、左健创造性地从儿童文学角度分析了儿童作品的特性，并设置不同栏目刊登作品[11]；而刘人锋则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主编时期的女性创作为依据，分析了女性创作和女作家对《小说月报》发展的意义。[12-13]
再次，现代出版学的学科视野下，刘洋对《小说月报》的出版社、编辑、发行策略和读者市场等要素进行梳理后，前瞻性地提出了文艺与市场的良性循环观点，并给出三个问题之于现代报刊行业，以小见大，透过《小说月报》直击现代报刊行业发展问题。[14]张婷、左健在研究报人编辑思想的同时，对所创栏目进行探讨，如茅盾主编时期，为儿童文学设立专栏“创作”，开展读者互动，设置“读者文坛”“小说新潮”等。[15]不同栏目的设立，一方面是报人对某一类型作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报人对当时报刊市场分析后的改进，在某种角度来看，深究栏目的设定，对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此外，还有学者从微小视角切入，如石晓岩从报刊中的新剧和戏剧出发，通过论证新剧的翻译，折射清末民初中西文化观念和戏剧传统的冲击，提出新剧对现代戏剧转型起了先导作用。[16]涂佳楠则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五四时期报刊中同素逆序词进行探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现象，可以透过词语看到五四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17]如果将报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分为主刊，副刊、社论、封面、广告等要素。彭璐、曹向晖、唐烁等学者开拓性的分别从符号学、艺术设计、范式转换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小说月报》的封面设计展开研究，解读其风格类型、设计流程和影响设计的因素等，并结合相关历史资料，探索了其封面设计的意义和目的，也对现代封面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思路。[18-19]在已有的文献中，少有用量化研究的范式对《小说月报》进行研究，大多是通过定性及描述性分析进行问题探讨，此类研究稍显偏颇，且主观色彩强，但此时已有实证研究范式的论文初露端倪。侯运华以量化的研究方法置于史学研究中，通过数据统计和文本比较的方式展开对《小说月报》的多维度研究，从小说题材、作者群的知识结构等角度展现旧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20]
总而言之，学界从多元学科的视角介入《小说月报》，从而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多维度研究方式。目前来看，该领域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仍然是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小说月报》本身为报刊性质的史料其主观性强，且《小说月报》经营坎坷，几经兴衰，不同报人所处的时代境遇本就曲折回环，其经营者几易其主，所以还有更多的研究角度等待发掘。
（三）窥探近代社会，研究趋向发展多维
报刊作为记录社会的一种形式，长久而广泛的存在，它既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亦可以说是一部展现社会整体风貌的百科全书，并可从报刊相关研究中窥探出报刊与社会的微妙互动关系。在《小说月报》办刊22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两次重大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
在诸多相关研究中，虽未提及两次运动对《小说月报》的影响，亦无相关研究，终是遗憾，但是在诸多研究中，间接地通过报人对报刊的改革，辩证性地提出了所受到的影响。通过总结新文化运动后小说月报销量下降的关系，戴畋探讨了茅盾在《小说月报》栏目设置和文学理论上的革新。[21]
结合江曙的文章来看，其分析了《小说月报》的多次改革原因：一为社会大环境的需要，二为社会动荡对报人群体及其思想的影响。[22]端传妹则以读者需求为分析目标，探讨《小说月报》对读者群体需求所采取的方式，从读者群体的构成角度分析了不同报人时期所设的互动栏目，例如：“通信”“读者文坛”“评论”“故书新评”等，借以实现读者与报刊主体的互动，同时，激发读者的创作热情。[23]可以看到，市场背景和社会环境是报人改革的重要原因，而报人也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探究了不同报人主编时期，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这种方式不仅给达成了读者和期刊之间的良性状态，而且也对当时期刊编辑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小说月报》的文体和刊载内容变化也是对读者群体需求的适应，从第12卷起至终刊，共译介了39个国家300余位作家的800余篇作品，从开始的言情通俗小说，到后来的翻译文学、词作、戏剧等，都可以作为《小说月报》迎合市场的证据。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了栏目《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在石晓岩看来，这一栏目是小说月报“民族性”的体现，亦是对读者群体民族意识的培养，对激起广大群众反抗精神影响深远。[24]笔者以为，这不仅仅体现了报刊的“民族性”，亦可以说这是纸媒的舆论引导作用和社会性的体现：从《小说月报》创刊前后来看，处在清末民初之间，前有民族侵略战争，后有中华民国建立和苛政，该栏目及中外民族文学的出现，一方面是报刊关注社会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培养人民爱国情怀和引导人民反抗压迫有着积极意义。综而观之，社会背景和动荡不仅仅会影响《小说月报》发展的走向，而是一个交互式的循环中，彼此共生。
三、近代《小说月报》研究问题
作为近代民国新小说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学者对《小说月报》相关研究较为全面且多元并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亦有不足之处，仍需有更多的视角和方式来深入探究。诸如鲜见该报主体近代和现代的对比研究；罕见一手史料的研究；研究方法过于单一，量化分析较少等问题。下文将根据以上的问题进行论述和阐释。
（一）研究过于单一，缺少对近代与当代的比较研究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小说月报》就此停刊，而在1940年10月，严独鹤担任顾问、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孤岛”创刊，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得到复兴，培育了抗战时期上海的通俗文学阅读市场。[25]而后，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于天津再度创刊《小说月报》，它仍以《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作为办刊宗旨，精选全国报刊的优秀作品。
据此观之，可以看到《小说月报》一直处于一种断裂式发展的轨迹，其发展时间线呈现出非完整性的特点：从最开始的批判反对通俗文学到1940年时期振兴通俗文学，再到现在的无特定刊载文学类别的状态。学者们大多针对某一时期的《小说月报》进行研究，而没有从全局的角度去对比三个不同时期的《小说月报》，这是相对片面的，单从开办时期介入稍显单薄，而从整个发展时期出发，不仅可补全这停刊年间的颠簸坎坷之空白，而且能够以新视角去探究其办刊历史。试问，这其中会有多少起伏经历和心酸呢？为什么通俗文学的发展如此坎坷？这都是比较有价值且目前无人进行研究的议题。
（二）研究较为片面，缺乏《小说月报》一手史料研究
在报刊史的研究中，一手资料是必备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纵观《小说月报》相关研究，虽呈现多维度的趋向，但只通过单一类别的间接史料或建立在他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此来推测还原历史，剖析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如若学界皆以此作为研究历史，阐述历史方法，那么就无法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将原始史料置于研究之外，从再多角度分析也没有意义。因此，没有多方面史料的论证是立不住的。
（三）研究相对主观，缺失《小说月报》的量化研究
《小说月报》创刊的22年里，其成长中又不断地经历战火的洗礼，它的诞生日正好处在清末民初的过渡时期，同时，在不同报人改革下，报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此研究背景下，大部分文章都是通过前人研究再结合个人观点进行研究，仅有少数人会依据《小说月报》刊载文本的类型和数量进行量化分析。如侯运华在1910-1920年刊载在《小说月报》的多篇小说进行实证研究。但从已有的数据来看，通过实证范式的量化研究寥寥无几，所以关于《小说月报》的定量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四、国内《小说月报》相关研究的研究展望
基于前文对《小说月报》相关研究的阐述，可看到其中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因此，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总体性建议，以期使日后《小说月报》的相关研究更加多元、具体，继而发展到对区域报刊史研究领域有所借鉴启发。
首先，树立全局观念，“犹如我们首先要对于一个地方的风景加以概观，如果我们只留连于这风景的个别地方，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全景。”[26]因而纵向观察报刊的不同历史时期，全方位看待报刊发展历程是很重要的。《小说月报》虽办刊时间较短，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复刊情况，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对《小说月报》的相关研究都集中在办刊期间，而鲜见对于停刊期间的研究。因而对于《小说月报》的研究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在研究中要注重对报刊历史全貌的探究，从宏观去探源微观，不仅使研究能够完整，更能细小入微深层次发掘。
其次，史料于历史研究而言，就如父子关系，没有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就没办法得出结论。对于《小说月报》而言，它是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报刊，几无对重大事件和新闻要闻的记录，但其刊载具有报人主观性和时局的干扰，亦需要谨慎看待。故在研究此类报刊时，应在理性思维前提下客观使用报刊史料，同时，参考其他相关领域对史料的研究，并参考其他相关的史料，进而在不同史料的相互比较、核实之下起到印证事实的作用。结合一二手史料的多方面研究，才能得到历史的不同方面，最终无限接近或者达到历史本身，实现学术的科学性和历史严谨。
最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虽然在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研究方法手段和目的上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存在互补性，是对立统一的。在定性的基础上，加入定量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研究成果，也能多维度的探讨问题，使思维逻辑更加清晰明了。如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小说月报》（1910-1932）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视程度，通过研究报刊中刊载社会问题小说的数量，统计这一时期社会高频词出现的次数，以此来推断出报人和小说作者对社会的关注，由此更加严谨地表达观点。这样的定量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可喜的是，在近代《小说月报》的相关研究中，有侯运华，张婷、左健等少数学者采用了类似的定量分析方法，亦可以看到定量研究呈发展趋势。因而期待学界更多的学者通过数据来说话，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非将自己之观点建立在他人的研究之上，闭门造车。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月报》（1910-1932）以小说为主要文体形式，从不同侧面反映近代民国社会环境出现的问题，不同报人经营《小说月报》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近现代优秀作家。虽当今对《小说月报》的研究不算繁多，但是现在学界已经从报人角度研究逐渐转移到对近现代社会报刊界的影响和借鉴价值。故而，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开拓性的，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在当下，还应该关注报刊发展历史的曲折过程，同时，关注其在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影响。在对报刊进行定性研究的过程中，善用定量分析，对报刊的新闻业务、刊载情况等维度进行研究补充。这样不仅对报刊研究有所裨益，也有利于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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