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前期，高等教育学发展迅速。然而，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新式学科，教育学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大学教育学教科书，逐渐从译介走向自己编著。虽然在1912—1931年间，国内学者已经开始自编教科书的尝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审查，效果并不明显。在1932—1945年期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等民营出版社主导编译出版了一批教育学教科书，并在高校中推广使用。这些教科书不仅推动了教育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改变了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使用结构，而且其秉承的“中国化”编译理念，对当代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育学；大学教科书；中国化；编译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1]13。虽然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十分完善，但作为学科而言，教育学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2]16。因此，当20世纪初教育学进入中国高校时，相关教科书大多是外文原版或译本。虽然国内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不利于教育学科的长远发展，并尝试自己编辑中文版教育学教科书，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严格的审查，这些教科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高校所需。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各大出版社开始组织学界名人编辑大学教科丛书，特别是当时三家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分别编译出版的大学用书，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超同时期其他丛书，而且其出版的教育学著作还代表了民国时期自编教育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本文谨以这三大出版社大学教科丛书（出版时间集中在1932—1945年）为主要依据，来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出版。
一、民国时期编译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随着“癸卯学制”“壬戌学制”等新学制的颁布，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高等教育中迅速发展。各高校为开展教育学教育，大量引进外文教科书；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者在讲义的基础上尝试自编教材，供给学生使用。
（一）大学教育学课程的开设
清末的新学制改革促使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大学中基本确立。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14门课程，包括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并将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学校管理法和教育实习作为教育学教授内容[3]1088，首次确立了教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又一次明确了大学教育学的课程内容，如中外教育史、教育原理、教育法令及学校管理法、实事授业等[4]408，巩固了教育学的地位；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单独制定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4]725，进一步提高了大学教育学的层次和地位。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实施，规定“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校教育科或师范大学校……收受师范学校及高级中学毕业生”[3]846，又为大学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教育学课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等课程[5]332；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有“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各国教育制度”“教育调查法”等课程[6]63-64。一些综合性大学还设置了教育学系，到1930年前后，国立大学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如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都设置了教育学系，开设的教育学课程包括“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教育测验与统计”“社会教育”“教育名著选读”“教育财政学”“英文教育选读”“教育社会学”以及教育实习等[7]25-141。
这一时期，教育学的课程设置不断发展完善，并逐渐科学化；教育学课程不仅在高等师范，而且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教育学的地位逐渐得到各大学的认可；教育学课程设置因学制变化由学习日本转为模仿美国，与国际接轨非常密切[8]。
（二）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使用
开展高等教育学离不开教科书的使用。清末民初各学校所用教育学教科书主要是以日文教材为底本的翻译本，“壬寅学制”明确规定师范馆所设“各科均用译出课本书，由中国教习及日本教习讲授”[3]584，因此国内各优级师范学堂中的教育学课程大多由日本教习担任。这些日本教习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编译了一批教科书，例如，松本孝次郎编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著的《教育学原理》，江口辰太郎编著的《速成师范科教育学》讲义以及波多野贞之助编著的《教育学》讲义，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著的《实用新教育学》等[9]682。
由于“壬戌学制”是参照美国学制制定的，所以颁布实施之后，大学教育学教科书迅速由以引进日本教科书为主转变为以引进欧美教科书，特别是美国教科书为主。据学者统计，1903—1921年引进的112部教育学教科书中，译自日本的有66部，译自美国的只有10部；而1922—1930年引进的47部教育学教科书译自日本的只有3部，译自美国的则有34部[2]168-183。虽然这一时期国人自编的教育学著作也很多，但真正可以用于大学课堂教学的却很少，大学教育学教科书还是以美国原版教科书为主。此外，中国学者还以美国教科书为参照，自编讲义，或者是直接翻译美国教育学著作，作为教科书。例如，当时在大夏大学担任教职的鲁继曾所译的美国人彼得斯所著《社会教育学原论》，在东南大学担任教职的郑宗海所译的美国人吉特所著的《教育之科学研究》等。
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家对美国教育学的引进是全方位的，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思想，几乎都是照搬美国，教育学教科书“美国化”现象十分明显。一方面，当时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完全是按照美国的课程设置进行引进和编译的。如教育学、教学法、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中等教育、教育心理学、课程论等学科教科书，都是以美国教育学课程为参照的。另一方面，当时大学教育学教科书中的教育思想也主要来自美国。如王炽昌所编《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本现代民本主义、试验主义及自动主义而编辑……于作者意见外，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密勒三氏之学说。”[10](编辑大意1)因此，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考察完中国教育之后指出：“现代中国最显著之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之某种外国文化之特殊趋势，此或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影响之最重大者殆为美国。……若循抄袭一种模型———且仅一种模型而已——之趋势，则其摩仿所冒之危险亦必增加。”[11]14-15
二、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出版
1931年4月，蔡元培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说，由此引发了一场旨在编译、出版和推广中文教科丛书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率先编译出版“大学丛书”，之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也编译出版了“大学用书”，其中教育学教科书多达50余部。
（一）“大学丛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国内就有学者对全面移植美国教育制度进行了反思。1931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说，指出大规模地引进和使用外文教科书的弊端，“多用外国文教本的不利之点，大约有下列数项。一靡费时间与脑力……二与国情不适合……三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并明确提出教科书“中国化”的内涵和主要举措：“把我国各学校（偏重高中以上）所应用的各项教科书……除外国文而外，都应当使之中国化。……除开外国文学一项，其余各种科学，都应该采用中国文做的教本。……‘国化教科书’这个名词，可以用英文nationalized textbook两个字来做它的说明。……各科专门名词之划一规定，外国书籍之多量的移译，以及各项必需的教科书之编辑，均是应当加速进行的。……‘国化教科书’的责任，当然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文化机关所能够担负的。凡努力文化事业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均应分担一些责任。”[12]由于蔡元培拥有的极高声望，学界很快响应其呼吁，由此掀起了一场教科书“中国化”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编辑、出版和推广中文教科丛书，而且还要实现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在教科书“中国化”运动中，参与者有意地对西方科学体系、文化内容进行选择或改造，以使其更加适应中国国情，同时他们还将大量的中国传统元素融入教科书中，以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1932年，商务印书馆率先邀集专家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制定“大学丛书目录”，以采用成书、公开征集和特约编著三种方式开始编辑出版“大学丛书”。这套丛书前后共计出版320余部，不仅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13]自序2，而且其编译模式也为其他教科丛书所借鉴。“大学丛书”中教育学著作有36部，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
| 书名 | 著译者 | 初版时间 |
| 教育哲学大纲 | 吴俊升著 | 1935年 |
| 教育社会学 | 雷通群著 | 1931年 |
| 社会与教育 | 陶孟和著 | 1933年 |
| 现代西洋教育史 | 姜琦著 | 1935年 |
| 中国教育史 | 陈青之著 | 1926年 |
| 小学行政概要 | 程其保､沈禀渊著 | 1926年 |
| 心理与教育测量 | 王书林著 | 1935年 |
| 中学教学法原理 | 胡毅著 | 1935年 |
| 训育论 | 李相勗著 | 1936年 |
| 教育原理 | 赵演译 | 1935年 |
| 明日之学校 | 朱经农､潘梓年译 | 1923年 |
| 现代教育学说 | 孟宪承译 | 1935年 |
| 教育心理学概论 | 陆志韦译 | 1926年 |
| 学习之基本原理 | 钱希乃等译 | 1924年 |
| 教育社会学原论 | 鲁继曾译 | 1937年 |
| 普通教学法 | 俞子夷译 | 1924年 |
| 心理与教育之统计法 | 朱君毅译 | 1934年 |
| 比较语音学概要 | 刘复译 | 1926年 |
| 教育之科学研究法 | 钟鲁斋著 | 1935年 |
| 教育统计学 | 王书林著 | 1937年 |
| 西洋教育通史 | 雷通群著 | 1934年 |
| 比较教育 | 钟鲁斋著 | 1936年 |
| 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 | 杜佐周著 | 1935年 |
| 小学各科新教学法之研究 | 钟鲁斋著 | 1934年 |
| 教育测验 | 陈选善著 | 1934年 |
| 中学各科教学法 | 钟鲁斋著 | 1938年 |
| 训育原理与实施 | 汪少伦著 | 1943年 |
| 教育之基本原理 | 宋桂煌译 | 1934年 |
| 现代心理学与教育 | 钟鲁斋､张俊玕译 | 1936年 |
| 民本主义与教育 | 邹恩润译 | 1933年 |
| 小学各科心理学 | 水康民译 | 1931年 |
| 教育研究法 | 李相勗､陈启肃译 | 1939年 |
| 教育实验法 | 薛鸿志译 | 1936年 |
| 中学教学法之研究 | 程其保译 | 1928年 |
| 中学训育心理学 | 李相勗､徐君梅译 | 1937年 |
| 科学教授法原理 | 王琎译 | 1926年 |
注：有些在1932年之前初版的著作在选入“大学丛书”后再版
（二）“大学用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
1932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下，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也着手编译各自的“大学用书”。中华书局“大学用书”自1935年开始出版，前后累计编译出版91部著作[14]51；世界书局“大学用书”自1932年开始出版，至1935年即已出版140余部著作[15]20-27。这两套丛书的编译参照了“大学丛书”的编辑与审查模式。两套丛书中教育学著作共有21部，具体信息如表２所示。
表2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 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
| 书名 | 著译者 | 初版时间 | 出版社 | 备注 |
| 各国教育制度 | 常导之编著 | 1936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学校调查 | 黄敬思著 | 1937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教学通论 | 罗廷光著 | 1940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中等教育 | 张文昌著 | 1938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心理学 | 吴绍熙､徐儒译 | 1939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西洋教育史 | 王克仁著 | 1939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地方教育行政 | 王克仁著 | 1939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中学国文教学法 | 蒋伯潜著 | 1941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行政 | 刘真著 | 1945年 | 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概论 | 罗廷光著 | 1933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通论 | 邓胥功著 | 1932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学 | 朱兆萃著 | 1932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学原理 | 熊子容译 | 1933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哲学 | 范锜著 | 1933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伦理学 | 丘景尼著 | 1932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教育心理学 | 陈德荣译 | 1933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 | 李浩吾译 | 1929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近代教育学说 | 马复､李溶译 | 1930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现代社会教育泛论 | 马宗荣著 | 1934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比较社会教育 | 马宗荣著 | 1933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 中学行政概论 | 黄式金､张文昌编 | 1934年 | 世界书局 | 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
注：有些在1932年之前初版的著作在选入“大学用书”后再版
三、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特点与出版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未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但受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的影响，编译者还是努力践行“中国化”的编译理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推动了此后大学教育学的发展和教科书使用结构的改变。
（一）编译的特点
这一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呈现出“美国化”与“中国化”并重的特点。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依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的教育学著作有近半数都是译自美国，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大学用书”以及其他丛书中的教育学译著也均译自美国（见表1、表2）。即使是学者编著的教科书，参考书目也大多以美国教育学著作或杂志为主，如杜佐周所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一书主要参考的书目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公立学校行政》）、Administration of Village and Consolidated Schools（《乡村学校行政》）、Problem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教育行政问题》）等均为美国学者的著作[16](序言1-2)；钟鲁斋所著《教育之科学研究法》主要参考的是其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何鲁蔑（John.C.Almack）的Re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研究与论文著述》）以及其他美国教育学著述[17](自序6)。这一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教育学发展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学家，如桑代克、杜威、孟禄等，是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二是因为教科书的编译者如钟鲁斋、孟宪承、陈礼江等人，大多具有留学美国的经历，选择自身非常熟悉的美国教育学教科书进行编译，不仅方便，而且更易将原著中的精髓翻译过来。
此外，编译者更加注重教育学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虽然清末民初时已经有学者尝试对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改造，以使其更符合于中国国情，但改造的力度和范围十分有限，如郑宗海译《教育之科学的研究》时，对“原书所取实例，有去国情甚远之处”，加以节裁补充，但修改之处“不过三四处耳”[18](阅者注意2)。而这一时期，学者在编译过程中几乎都在努力摆脱对外文教科书的全盘照搬，其践行“中国化”的思想更为强烈，他们对教科书的改造力度也更大，范围更广。比如，李浩吾翻译《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时，鉴于原书内容冗杂，资料浩繁，中国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且原书价格昂贵，普通学生难以承受，所以李浩吾择其精华，加以删节，以便于国人阅读和购买[19](译序1-2)。赵演所编译《教育原理》“因鉴于该书例证，全系采自美国，且处处就美国情况立论，故译者采取改译的办法。一切外国材料不能适用者，尽行删除，易以中国材料。且设法就中国情况立论，使读者觉得书中所讨论的，即是中国的教育原理”[20](译者序17)。钟鲁斋编著《比较教育》时认为，“读比较教育的目的，是研究外国教育制度与方法，为改进吾国教育的借鉴或参考”，因此在“编制上随时提起中国教育的改造问题”[21](序言2)。罗廷光编著《教学通论》时，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国情，“多就本国实际情形设想，求于实施教学有所裨益”[22](自序1)。杜佐周所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一书加入有关中国教育行政制度的研究成果[16](序言2)。水康民所译《小学各科心理学》一书中特意删减了“与中国情形不合”的部分[23](译者序言2)。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建立起“中国化”的教育学学科和体系，如雷通群在《教育社会学》中明确指出编辑该书的“宗旨在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且）尤重中国现时教育界之实用”[24](例言1)。吴俊升在《教育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的教育哲学既不应采取德日的集权主义，也不应完全模仿英美的民主主义，而应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演绎成一种适用于中国的独特教育哲学系统[25](自序4)。这些都折射出中国教育学人谋求教育学科“中国化”的良苦用心[26]。
（二）出版的影响
这一时期出版的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大大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相关分支的发展。如训育学（德育），当时“我国各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和师范大学因鉴于训育的重要，多设有‘训育论’一学程，以研究训育的原理和实施。但是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著述甚少，虽有一二佳本，却都美中不足。有些译本偏重理论，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形，有些又偏重实际，而对于理论的基础未经详细地阐明”[27](序言1)。而李相勗根据自己在厦门大学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的《训育论》，两者兼顾，质量很高，不仅可以作为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和师范大学的教科书，而且还可以作为研究训育者的参考，推动了训育教育的发展。再如教育原理，其时“国内关于教育之一般理论的译著，虽有多种，惟或则专重教育在社会上的功能及其余社会上各方面的关系之讨论，或则汇集教育之各方面的事实，加以编述。……大部分系叙述教育制度、测验、统计等具体事实，而对于教育之基本原理不及有清澈的阐明”[28](译序1)。而宋桂煌翻译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与盖茨合著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教育之基本原理》），一方面以桑代克的心理学说为基础；另一方面参照流行的各种教育学说，作综合的论述，是一部关于教育原理的经典著作，有助于高校学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教育的基本原理。又如教育研究方法，国外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著作，虽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而国内相关著作只有罗廷光著《教育科学研究大纲》，除此之外再“未见有其他专书，详论教育之科学研究法”[17](自序1)。钟鲁斋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搜集资料编成的《教育之科学研究法》一书，“材料丰富，组织完密，对于各种教育的方法，讨论尤为详尽……为国内教育出版界中的新贡献”[17](杜序2)。又如社会教育学，国内许多高校虽然开设有这一课程，但相关专著却寥寥无几[29](序2)，马宗荣编著的《社会教育泛论》和《比较社会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可用的教科书，促进了社会教育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版的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在高校中得以推广使用，加强了中文教科书的竞争力，改变了教育学教科书的使用结构[30]。如罗廷光所著《教学通论》在西南联大使用、马宗荣所著《比较社会教育》在大夏大学使用、王书林著《教育统计学》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使用、杜佐周著《比较教育》和《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在厦门大学使用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和反响，由此加速了教育学的本土化进程。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在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许多都被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再版，是近代教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见证[31]。
四、结语
教育学随着近代中国新学制的建立与改革而快速发展，随后又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教育的走向。这一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出版，是高等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结果，是民族意识与自信逐渐觉醒的结果，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清末民初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理念与成果，而且其质量和数量都远超其他丛书，代表了整个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是促进民国中后期大学教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这一时期编译者在教科书编译过程中所秉承的“中国化”编译理念，如对传统教育学的挖掘、对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视以及对建立“中国化”的教育体系的努力，使之后的教育学工作者意识到对待国外教育学成果不能一味地机械照搬和移植，要正确处理异域与本土、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借鉴中应有所创新，在创新中也要汲取国外教育理论的精华，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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