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深（翻译家、教育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不久，看了李景端先生《必须遏制公版书劣胜优汰现象》的文章，颇有感触。文章指出，有些出版社和个人，为利所驱，利用公版图书不必交纳版权费，以及相关作品在读者中的被信任度，炮制了不少劣等译作，通过精心包装和大力宣传，推向市场，销量反而大大超过该书的优秀译本，造成了图书出版界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本人就是一个受害者。
我翻译的《简·爱》，在1993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译界反响不错，正面评价文章陆续问世。我正为此感到欣慰时，有学生相告，市场上出现了抄袭版本，还当场把书掏给我看。我前后读了多页，立马认出这个被人换了装的“自家孩子”。随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追踪到了盗版译者，却见对方态度恶劣，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流氓腔。我实在气不过，便决定诉诸法庭。原本以为此事黑白分明，并不复杂。后来一上手，才知道打官司竟那么费时费神，又得不偿失。传票不断，让人心烦且不说，反复折腾，最后得到的赔偿，才够付律师费。不过学生人多眼明，依然不时锁定盗版，没几年，竟达六七个之多。盗版书往往还多渠道发行，有一个甚至冠冕堂皇地在超市发售，十分畅销，正版终于不敌盗版。然而随着年华老去，我已无力应对，不得不屈从于盗版方提出的“私了”。可是“私了”也不易，文牍往来，很费唇舌，还免不了受气，到后来只好连“私了”也放弃，徒叹奈何。到了最后，因为退休，和学生疏于接触，少了“群众监督”之助，《简·爱》“盗版”终于无人问津。新的盗版，我偶有发现，也只是在朋友间说说罢了。不过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常常暗自嘀咕：劣质公版书如此肆意横行，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吗？
公版图书的劣质翻译作品，很多都是拼凑和抄袭之作。主事者是译书的人，所以要遏制公版书劣胜优汰现象，首先得依仗译者。
以我的体会，译者一定要自律。译书之前，应当认真考虑，看看接手的公版书是否有重译的价值和必要；自己的译文与前人的相比，是否有互补、改进，乃至超越的可能。只有在答案是“肯定”的前提下，才能动笔，否则，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决定翻译《简·爱》之前，我认真阅读了坊间流行的几个《简·爱》译本，发现尽管都很有水平，却尚有提升空间，这才考虑动笔。我的译本出版后，学界的积极评价进一步引发了出版社对我的兴趣，派专人上门，约请我翻译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我知道《名利场》此前已有杨必先生的译本。杨的译笔准确、活泼、灵动，有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灵气，深得译界好评。以我个人的学养和才分而言，很难超越，于是便毅然决然谢绝了出版社的邀约。我觉得这不是胆怯，不是自卑，而是自重，是有自知之明，也是对读者负责。
当然，译者还应当尊崇译德，自我约束，绝不可为利所诱，在明知译德不允的情况下，仍昧着良心，一意抄袭和拼凑，炮制文化垃圾，贻害社会。
其次，出版社要严格把关。任何图书的出版，都必须经过出版社，所以出版社对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该说，在质量把控上，大多数出版社都有良好的传统，也因此出了大量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书，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应当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近些年，有的出版社在注重“业绩”时，多少对书籍的质量有些放松。那些翻译水平差，甚至拼凑抄袭的“公版书”，都是因为“有利可图”才被允许堂而皇之流向社会的。为此，出版社要发扬优良传统，严格把好图书质量关，在决定出版图书时，应当始终将“质量”而不是“牟利”放在第一位，牢牢把住这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说得具体些，选题的决定、译者的选择、译稿的审定，都应有严格的程序，不允许出一点纰漏。当然，如果某些出版单位唯利是图，眼睛只是朝钱看，明知故犯，有意炮制伪劣产品，那是对人民犯罪了。
再次，充分运用批评机制，对翻译出版工作和译文的质量进行长效性鉴别和督察。不得不指出，当下的某些翻译批评有些变味，不痛不痒，你好我好大家好，甚至不乏“友情演出”，大有变相广告之嫌。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好的译作要大力弘扬，极力推荐；劣质译品，以及变相抄袭之作，应该毫不容情地“棒杀”，还译界一个干净、纯洁的生态环境。同时，还应当加强正面引导。若干年前，译界曾举办多个翻译竞赛，而且搞得风生水起，十分活跃。主办单位工作相当细致：公布获奖者的优秀译文；给予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发表翻译家针对性译评等，从而调动了年轻翻译爱好者的积极性，也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翻译人才。目前活跃在译界的多位译者，就是在那些翻译竞赛中涌现的。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当年如火如荼的翻译大奖赛，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渐次寥落，如今所存不多，真令人惋惜！
最后，国家需要针对公版书劣胜优汰现象，制定相关法规，出台奖惩措施，设置监督机构，建立公众举报平台，把图书出版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我相信，只要各方充分重视，并落实必要措施，公版书劣胜优汰现象是一定能得到遏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