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长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八十年代，大规模的西方学术著作译介"丛书热"是我国西学翻译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从八十年代四套代表性译丛的选题策划、译者群体和出版策略，考察新时期西学翻译的出版特征及其运作机制入手，并以此反观我国当下翻译出版从"主动译入"到"主动译出"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丛书热；西学翻译；选题策划；翻译出版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诗般的发展历程中，翻译出版界既是记录者、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①，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向西方寻求新启蒙的动机，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以革故鼎新之勇气，发起了一场起点高、规模大、影响深远的人文社科学术翻译运动，开启了新时期国人了解西方、融入世界的序幕。八十年代文化空前繁荣的盛况，实始于西学翻译运动中大量西方人文社科学术译丛的出版。
在国家层面，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要加强外语教学。同年9月，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正式召开。当年，我国著名的外语教育专家许国璋先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的长文，首次阐述了新形势下外语教育规划的方向和任务，提出外语教育的任务是：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1]
这一时期出版的人文社科学术译丛涵盖文学、自然科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引发了人文社科学术著译“丛书热”。其中，对八十年代文化变革和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四大译丛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Chinese Translation of World Academ-ic Works）、“走向未来”丛书（Series into the Future）、“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Cul-ture:China and the World）和“美学译文”丛书（The Publishing of Aesthetic Translation Books）。彼时，它们是人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后来，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学译著畅销书。究其缘由，无非是内因与外因的合力。除了社会文化内在需求驱动，译丛的翻译选材、其出版发行策略也是丛书长久畅销的主要原因。以四大译丛翻译选材为例，予以语境化、重返式解读，可呈现八十年代西学翻译出版图景，了解翻译出版在社会文化演变中的轨迹。
1 西学翻译“丛书热”发生论
丛书古已有之，我国丛书出版历史基础丰厚。《四库全书》《永乐大典》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丛书，丛书在编纂、保存资料方面具有系统性，这更有利于产生连锁效应和持续效应。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使同类学术著作以互文形式传播;学术背景相近、学术方向互补的学者共同发声，以产生聚集效应，并自觉地形成研究方向，促进学科的专门化、纵深化发展。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之初，国家对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投资加大，知识与人才得到尊重和肯定，著、译和出版的价值重新得到社会认可，人们的阅读热情空前。仅1978-1987年间，我国西方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翻译出版数量就多达5000余种[2]，与“文革”期间的基本停滞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八十年代出版人文社科学术译丛达70多种，包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样的经典畅销书，也包括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美学译丛”“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走向未来”丛书等。其中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美学译文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这四大译丛影响力最大。西方学术著作译介“丛书热”的出现产生了集中的社会效应，而学术期刊对丛书的学术探讨和争鸣则以更短的周期对丛书翻译出版做出回应，且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
20世纪西方主要理论著作和学术思潮在八十年代被大量译介，也移植、挪用了很多新名词、新术语。“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韦伯热”悉数登场，一些深奥难懂的学术著作非常畅销，并一版再版，这在我国翻译史、出版史上是很罕见的现象。
2 译丛翻译出版特征论
丛书选题是编辑出版工作的前期基础，包含策划者对书名、内容、著译者、读者和市场目标的构思和设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一套完整的出版项目策划机制主要包括：选题策划、产品形象策划、目标市场策划、资源配置、策划发行与宣传促销策划[3]。总之，一套翻译作品的出版需要考虑其出版计划的宗旨、策略、步骤、资源、产品和效益等诸多因素，综合构思、设计并形成完整的项目运作方案。[3]具体到实施环节，则主要包括翻译选材、译者召集、翻译策略、交稿审校、译作出版等。八十年代的译丛在选题上契合并回应社会变革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各具特色。
2.1 译丛选题特征
八十年代人文社科学术翻译运动中，诸多译丛主编在选题的着眼点上各异，题材几乎涵盖人文与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注重学术著作原作的学术价值与分量;从主编及译者群体的学术兴趣与学术特长出发;针对中国学术研究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回应时代发展需要。
在选题策划上，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例，该丛书有如下特点：编译、全译、著述三管齐下;以科学主义为核心概念;顺应现代化的时代需求。
“走向未来”丛书面世的74种书目中，既有国内年轻学者的原创著作，也有编译和全译西方有分量、有影响力的著作。全译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编译如《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这些书几乎都一版再版，有的至今仍在售。如1984年由灌耕编译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 of Capra）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The 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就被称为“看懂《三体》②的科学指南”，至今已出了四个版本，并多次重译。这些书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科学文化事件。
从这套丛书所选的编译和全译书目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科学主义”是核心主题，力求在大众中普及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未来”丛书在选题策划时的定位非常明确，主编金观涛的设想是策划出版一套“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4]。选取的20世纪人文社科领域有关哲学的重要著作，正契合改革开放初期“四个面向”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
相对“走向未来”丛书以“科学主义”和“现代主义”为核心的选材和面向大众的市场策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则主打人文情怀，集中于哲学译著，学术性更强。丛书选题涉及现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当时也引起了轰动。丛书译出了19、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萨特的《存在与虚无》（Existence and Nothingness）、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Existence and Time）、本雅明的《符号学原理》（Principles of Semiot-ics）、布罗姆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等，都是西方哲学经典之作。
2.2 译者群体特征
“文革”期间，出版业备受打压，大部分出版社几乎处于业务停滞状态，“书荒”是这一时期出版业面临的普遍困境。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从政策层面明确了图书是商品，出版工作是经营活动。为了应对“书荒”，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代表的老牌出版社开始了名著重印工作，尔后，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就出现了井喷态势，一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译者译介是工作的主体，八十年代西学翻译运动中的译者构成因出版社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又颇有群体特征。
商务印书馆是老牌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出版机构，在我国西学译介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开展外国学术译著方面有较好的积淀，拥有一批稳定的、高水准的译者群体。从1982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有计划地策划和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主要译介19世纪西方古典主义学术著作，邀请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开启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经典之路，是我国学术文化史和中外思想文化传播史上的大工程。商务印书馆从1981年开始发行哲学类译著至今已出版500多种，其中200多种在八十年代出版，涵盖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语言类学术译著。这套丛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宏大的一套汉译思想译丛。
与商务印书馆邀请各行各业专家学者构成译者群体不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都选择了年轻译者。“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甘阳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编委会，以北大现代外国哲学所、北大英语系研究生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研究生和中青年学者为主。金观涛、包遵信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以年轻译者为主，三四十岁的译者占一半。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编委会独立于出版社。丛书主编金观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曾说，编委会的组成人员都是中青年，这是原则之一。许多年轻译者，就是通过翻译西方学术名著，走上了学术道路，成为各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2.3 翻译出版策略
改革开放最初短短十年间出版的西学译丛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在如此规模化、高效率的翻译热潮表象之下，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译者群体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和出版推广策略使这些丛书得以迅速译出并为大众接受，从而引发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呢？
总的来说，八十年代学人重视翻译，追求效率，敢于放手让年轻译者挑大梁。例如，“美学译文丛书”主编李泽厚在丛书序言中强调，“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出来。”在多数人还不具备阅读外文原著的时代，他认为与其“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译文质量则可以逐步提高”。“美学译文丛书”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也曾遭到学界批评[5]。即便如此，这套丛书的文化影响仍是巨大的。
八十年代的译丛在翻译策略方面另一大特点是很多译著都附有译者、编者的译序、导读或译后记，加入了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也是译者和原作者的学术对话，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学的严谨态度。
在出版策略方面，八十年代译丛开始考虑风格、载体、篇幅、装帧、开本等设计要素的选择，与文革期间特殊年代装帧简陋的“黄皮书、白皮书”不同。例如“走向未来”丛书采用黑白两色，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手绘现代派抽象画作为封面、封底图案，突出未来感、现代感。丛书都以小开本、口袋书的形式设计，体现了丛书追求新思想、贴近时代、面向普通大众的市场目标。各套丛书定位不同，但都以编译丛书、举办文化活动的方式形成特定的知识群体，扩大文化影响力。例如“美学译文丛书”举办“星星画展”，“走向未来”丛书举办“未来画展”，1986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整版“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广告，等等。这些都是“文革”期间未有之新现象。
3 结语
“丛书热”是八十年代与文革时期迥异的文化现象，八十年代是文化大盛的年代，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丛书热”现象是我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丛书热”开启了新时期文化思想启蒙、全民阅读、西学热的序幕，也是新时期出版事业繁荣的开端。这些西学译著的出版在沉寂已久的中华大地掀起了新启蒙思潮，改变了“文革”造成的学术割裂，对中西交流、文化重构，造就学术人才和建立我国人文社科学术知识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新时期西学翻译“丛书热”的选题策划、译者群体、出版策略三个层面考察四大译丛的翻译出版机制，推动了我国近年从“主动译入”到“主动译出”的“文化走出去”转变过程。此外，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在保证翻译文本质量的同时，洞悉译入语的深层次文化需求，从选题策划、译者召集到出版推广进行一系列科学设计才是“走出去”的有效策略。
注释
①“八十年代”是一个泛概念，并非固定指1980-1990这十年，主要从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来界定，从“文革”结束，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算起，到1989年，都可以算“八十年代”，也称“新时期”。
②《三体》：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其中第一部经刘宇昆翻译后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4 参考文献
[1]沈骑.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71
[2]陈久仁.中国学术译著总目提要:(1978-1987)社会科学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1
[3]罗紫初.编辑出版学导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7
[4]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三).经济观察报,2008.04.28
[5]陈华中.对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的几点意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06):7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