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孩童目光里的“小笨鼠和大眼贼”，诗人凭借记忆打造了一个动感十足的童话世界，生活与艺术勾连让乡土气息浓郁，生命本体活力尤其充分。如果说《鼠哥哥出嫁》是诗人隐匿了某些艺术张力的童年版“恶作剧”，我更愿意称之为“轻喜剧”。就题材而言，“猫娶老鼠”的滑稽或许没有意义。把童年目击的表象演绎出荒唐文本，是心智升华，营造出孩童天真、好奇的热闹氛围，诞生着乡土的纯真、善良、美好和真实。有趣本身即意义。“鼠哥哥出嫁”从开始运筹到嫁娶前后的铺垫渲染，无论是猫鼠对话，还是猫鼠心理、肖像神态、动作语言，诗人都给予极大的本色穿戴，着力趣味，观照童心，俏皮、调侃、幽默、反讽、夸张、揶揄的语调语句，布就了童话诗的强烈乡土韵味。“男扮女装”更是别出心裁，老猫、鼠家兄妹、田鼠、癞蛤蟆、公鸭子等众多“人物”各司其职，举手投足尽是一副副有趣姿态。有趣，表达着它们各自“怀揣九九”的欲求和俗念。
弥补是心灵乃至精神上的扩充。诗人笔下七岁孩童所处“小笨鼠和大眼贼”的历史环境，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精神生活面临的也是艺术肃杀和文化荒漠。不然，小笨鼠和大眼贼不会在诗人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书籍有限、媒体有限，闯进视野的田鼠和老鼠，“朋友”身份的获取才轻而易举。所以，掩映在《鼠哥哥出嫁》文本后面的无奈、凄楚、贫瘠与哀伤，是悲剧气氛在看似“喜剧”的锣鼓声里的徘徊。在与繁华、光鲜的今天对比中，诗人才以变调的丰饶和喜庆，悼念自己童年该有的饱满和富足的难以如愿。童年的“价值”伤害及毁灭，总是悄无声息，那种丝丝缕缕的疼痛也许只有长到成人、成为诗人之后，方能感受得到。《鼠哥哥出嫁》是对困苦年代童年世界缺失太多的灵魂补偿，是对曾经乡土生活印象的一次精神冶炼。
《鼠哥哥出嫁》的丰富性既有“悲喜交加”的价值观转换，也有驾驭体裁的输出性手段。除了内涵题旨的情思智趣发展节奏，诗本身的韵脚铺排节奏也成为结构特点，这既是对传统童谣的继承，也是乡土意象表现的“有意味”形式。全篇未一韵到底，也非每章一韵、每小节一韵；七八行、四五行，甚至两三行也换韵，这自然由文本的语言秩序决定。两行一韵，会想到陕北“信天游”，自由开阔，天地高远，有利情境拓展；不是“三字尾”的四字韵脚，诗人显然吸纳了大鼓、快板书等曲艺表述节奏，半拍读才上口。诗人调动和盘活自身的艺术积累和文化资源，全天候多向度塑造，才有了这情趣横生的童话诗，才有这童话诗在乡土文化里的坚实韵脚。
在都市儿童诗、景物儿童诗铺天盖地的当下，从霓虹灯下高楼大厦的漫天阻隔中挣脱出来，从花草树木冷月清风的无限纠缠中解放出来，发现、提取以往童年经验，用今日高度的艺术眼光和境界不断进行清理、整合。吃惯了大米白面等细粮，不妨来点高粱玉米等粗纤维食粮，《鼠哥哥出嫁》无疑是儿童文学餐桌上的一道“粗粮菜”——乡土的韵味、乡土的节拍、乡土的情调。诗人的韵脚准且稳，根系发达植入深层，从童年的底部捕捞，一路走来，有更多的生命体验和智慧携手而来。“它让我们所有人都想起了缥缈的童年，想到了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生命力，它从根处迸发，一直延伸到一切最为柔软的枝条中。”（雅各布·格林）乡土朝向，乡土情怀，情怀比什么都重要，对于诗人来说。王立春的发掘在于，让猫鼠这对生死冤家结成姻缘，组建猫鼠“命运共同体”的行径看似荒诞，然而，在童年幻想世界里，在乡土文化的结构中，没有什么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