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逾八旬的翻译家王干卿，是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其译作多次被人抄袭剽窃。从2003年起，王干卿已经打了40场维权官司。虽然无一败诉，但维权过程之复杂与艰辛，已使老人身心俱乏，欲哭无泪。这40场官司所折射出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值得人们深思与重视。
《爱的教育》迄今已在世界各地再版或翻译数百版次，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该书我国最早于1909年经包笑天在杂志上从日文本部分转译连载，直到1924年才有夏丏尊由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转译的全译本问世。王于卿是第一位将该书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译者。王干卿从1986年开始翻译，历经12年艰难努力才完成，1998年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从未料到，这部世界名著，如今国内竟冒出了不下60种不同版本，仔细一看，原来这当中大量是抄袭书、拼凑书、伪书和“搭车”书。为此，从2003年起，他就被迫走上了一条与抄袭盜版者较量的艰辛维权路。
第一场官司是2009年，王干卿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刘心武主编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丛书中，《爱的教育》一书抄袭王干卿译本。因出版方未经刘心武授权，但承认未经王干卿允许，“参考使用”了王的译本，最后以刘心武胜诉、出版方道歉、赔偿王干卿5万元了结。最近正在诉讼的官司是今年，王干卿诉天地出版社侵权出版《爱的教育》译本。法院一审判处被告道歉、停售、赔偿王干卿8万元。
回顾王干卿近20年来维权的历程，不难从中看出如下问题。
侵权盗版现象依然严重。不仅抄袭剽窃涉及的面很广，而且盗版者的气焰还很张狂。一本书何以打了40场官司还不见侵权者收敛，一个重要原因是侵权成本太低、处罚太轻，以至侵权者有恃无恐。许多“文抄公”、投机商往往心存侥幸，自以为抄袭难被发现。就算被发现，一场官司不过赔几万元，与侵权赚的钱不成比例。更有不少侵权者耍无赖，因为取证不易，所以一旦被起诉，侵权者往往百般找借口抵赖。有不少人即使被判侵权赔偿，也故意拖延不执行，侵权书被禁售也照卖。
公版书成为被抄袭盗版的重灾区，被任意滥用。现有几十种《爱的教育》中译本中，有很多是在夏丏尊译本上东拼西凑而成的。
抄袭盗版的手法更加隐蔽。由于市场上现在有多种文本修改软件，比起以往手工操作，用软件变动文字和寻找同义替代词快捷和方便得多，抄袭一本几十万字的书，通常只需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完成。更具有隐蔽性的是釆取所谓的“编译”“译写”。侵权者往往不明讲哪里是译，哪里是编。查出错译，他说这是“编”，若说离原著太远，他说这是“写”。不仅如此，有些抄袭盗版者为掩盖侵权劣行，还常常请来一些名家为盗版书背书站台，或者自封经所谓权威部门认定为“指定读物”。
更让人痛心的是，有些正规出版社也深陷抄袭盗版的泥沼。王干卿这40场维权官司，被告都是国家正式批准设立的出版社，但侵权书大多是由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合作出版”的。有些出版社会与民营公司签“免责”合同，当侵权行为被发现时，出版社往往以对抄袭盗版操作人不知情、找不到、有合同等为借口，企图推卸责任。按说这种违反法律的“免责”合同，凡正规出版社都应该知道是无效的，可惜有些出版社就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联想到前一阵关于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中译本被一家颇有影响的正规出版社全文抄袭剽窃的报道，足见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