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晓辉:党建读物出版社
【摘 要】公益出版将公益性、公共性与出版活动相结合,公益精神已经成为当代出版人的职业自觉。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急时刻,助力科学抗疫、服务居家学习、弘扬抗疫精神;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高质量出版发展需求、更好补齐文化发展短板弱项——公益出版始终是贯穿出版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坚持出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编辑出版人不变的情怀,更应成为新时代编辑出版工作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公益出版;时代价值;社会担当
公益出版是对不以营利为目的,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社会免费或者低价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出版活动的总称。出版活动的核心要义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公益与出版相伴相生、互为条件。公益精神贯穿出版活动和出版业发展始终,公益出版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文化支撑。无论是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危急时刻,还是在文化传承的历史进程中,抑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公益出版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社会担当,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更代表了出版业的精神内核。
一、公益出版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彰显社会担当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出版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推出大量反映抗震救灾内容的公益出版物,为人民群众及时提供了科学的抗震减灾知识;震后也及时出版大量关于灾后重建、心理健康方面的公益出版物,供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学习使用。2020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版行业又是全体总动员,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出版公益抗疫读物,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有力的知识“武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公益出版,充分体现了出版为了人民、出版依靠人民、出版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理念。
1.助力科学抗疫
2020年1月7日,专家组将当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社会上出现了恐慌情绪。由于缺乏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科学认知,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道听途说的防护办法和诊疗方案。此时,迫切需要将科学防护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迅速普及。出版领域是重要的宣传阵地,各家出版单位纷纷上阵、各显神通,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抗疫图书,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人民群众手上。1月23日,全国最早的抗疫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网络版),一经出版,20天的订单量就达到了150万册。其他经过严格审定、专家把关的抗疫防护用书、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等也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上市,及时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抗疫科学知识的迫切需求,为科学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疫情突发后出版业的快速行动可以看出,公益精神已经成为出版业一种普遍的职业自觉,彰显了出版行业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2.服务居家学习
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人们的社会生活被按下“暂停键”。及时出版满足人们居家学习、工作、生活阅读需要的出版物,成为摆在出版人面前的又一现实问题。尤其是学生群体居家学习、线上教育同步进行,青少年对学习资料和辅导课程的需求激增。从2020年1月30日起,很多出版单位将知识服务平台上的电子图书资源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动提供数字教学资源,把近600种基本涵盖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的教科书和教学用书电子版全部免费上网。多家数字出版机构也向大众免费开放资源,十余家国内大型数字知识服务平台纷纷开放,受众几乎遍及所有人群,既有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农业种植、养殖技术,也有适合大众阅读的文学、文艺作品;既有学术性、前沿性的期刊论文,也有古籍整理、文化传承的经典作品。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1—3月,全国出版机构共出版抗疫相关图书近600种,其中面向青少年及中小学生的科普、漫画、绘本、文学作品等占到总量的23%。[1]公益出版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其较高的文化品质、丰富的知识含量和多样的出版形式,凸显了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出版价值导向,体现了出版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3.弘扬抗疫精神
2020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提出了伟大的抗疫精神,即“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2]伟大的抗疫精神源自14亿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源自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源自广大医护人员、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人们的全力以赴、无私奉献。这些生动实践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亟须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形式来记录和传播,将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复工复产的实践力量。为此,各家出版单位以弘扬抗疫精神、彰显中国力量作为主题,策划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公益作品。比如,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制作了公益专题片《战“疫”一线党旗红》,宣传和弘扬了抗疫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使命、勇毅逆行的先进事迹和精神风貌,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二、公益出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公益出版活动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需要而出版了大批优秀作品,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1950年9月,出版总署通过《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提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3]1950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指出,“书籍期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不论公私营,均不应单纯以营利为目的”。[4]出版行业将公益属性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中。以人民出版社为例,其于1956年12月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至1974年12月出齐第1—39卷,1979年至1985年又出版了第40—50卷(补卷),全集共计约3200万字,印数达600多万册;1955年至1963年出版《列宁全集》第1—39卷,共计1500多万字,印数达427万册。[5]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在新中国的大量出版发行,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活动始终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助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6]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将其设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划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计划纲要,提出“公共文化建设”的概念。同年,《“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全民为服务对象的文化惠民工程。据统计,2002—2006年国家用于支持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达50多亿元,组织实施了超过5000项重点出版工程和项目,出版了一大批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历史典籍,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2006年、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专项资金1.6亿元,古籍整理、善本再造等专项资金上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益出版紧紧围绕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代主旋律,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比如,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国家委托项目《大辞海》,是以《辞海》为基础的原创性文化精品工程,共38卷42册,收词28万余条,5000余万字,图片8000余幅,是“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历经15年终于出版面世。2016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专门致贺信并作出高度评价:“《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7]以《大辞海》为代表的精品公益出版项目,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又充分体现了公益出版的时代价值。
三、公益出版唱响新时代文化发展主旋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8]公益出版作为新闻出版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应该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高度,始终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彰显时代精神,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
1.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城乡区域文化共繁荣,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和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9]历经多年探索与建设,我国的公益出版已经从自发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精细化运行模式。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为制度框架,以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公益性出版单位和众多面向基层、服务“三农”、注重公益的经营性出版单位为出版主体,以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重大出版工程、农家书屋、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重大项目为重要依托的公益出版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健全。公益出版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公益出版服务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公益性出版单位还是经营性出版单位,在公益出版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同的。为了适应现代企业运营制度与模式,很多出版单位在出版业务、管理方式上逐渐走向市场化。但是,我国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属性并没有变,人民群众对优秀公益性出版物的需求并没有变。因此,充分发挥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的效能合力,对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体现高质量出版发展需求
近几年,我国出版产业体系迅速发展,创造了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出版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需求,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求、又能提升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优秀出版物。公益出版并非没有生产成本,而是成本大部分由国家和出版单位承担,目的是生产、传播文化精品。正因如此,公益出版更应该以高质量作为品质追求和标准要求。我国年出版图书50多万种,数字出版产品30多万种,市场动销产品已经达到200多万种。[10]新时代的出版工作主要解决“强”和“精”的问题,由大变强、由多变精靠的是质量。因此,公益出版应从选题内容、装帧设计、印装质量、载体形式等多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充分满足分众化阅读需求。
3.更好补齐文化发展短板弱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公益出版代表了国家政治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期盼。大批优秀公益出版物对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对于提炼与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这些出版物普遍具有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效益较低的共性,如果没有公益资金的支持,很多优秀作品根本无法问世。这些选题一方面思想价值、资料价值极高,另一方面读者受众窄,发掘整理难度大,耗时耗力。这种矛盾显然成为制约文化发展的短板弱项。虽然近年来,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面向基层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贫困地区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不可否认,文化发展的短板弱项仍然存在。新时代坚持公益出版精神,就是要利用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资助,大胆尝试社会众筹等多种资金筹措方式,推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好更快补齐这些文化发展短板弱项,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底气和综合实力。
四、结语
公益出版将公益性与公共性集中并体现于出版活动中,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征程上,公益出版始终是贯穿出版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坚持出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始终都是编辑出版人不变的情怀,更应成为新时代编辑出版工作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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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644
[5]陈有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28(4)
[7]习近平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9/c_1120215884.htm
[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33
[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42,45
[10]柳斌杰.努力开拓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11-17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