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卜算市场的成熟，雕版印刷业的普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术数书籍出版产业愈加完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众多文人、术士从事术数书籍的撰写，最终形成一个市场——书坊商——写作者之间的产业链，使术数书籍出版产业和术数文化在宋代社会迅速走向成熟。
【关键词】宋代；雕版印刷；术数书籍；出版产业
宋代术数文化较之前朝传播迅猛。这与当时术数（占卜）书籍的广泛流通密不可分。建立在宋代出版产业成熟背景下的术数书籍的广泛传播，是宋代术数文化繁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由卜算市场需求带动的术数书籍产业发展，最终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市场一一书坊商一一写作者之间的产业链。
一、雕版印刷：始于宋代普及的技术
雕版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唐代，但是迟至晚唐、宋初的200余年间并未得到普及。今天的唐代的雕版印刷物，除了少量佛教经卷外，并无一部文献传世。“唐末年犹未有模印，多是传写。”[1]北宋初年，这一情况也未得到有效改善。据苏轼回忆，其幼时当地读书人所读之书仍多为手抄：“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2]（苏轼《李君山房记》）考虑到成都是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读书人欲求一刻本尚且如此困难，则宋初各地刻本书籍的出版必不甚乐观。
雕版印刷在宋代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应用，是在北宋中期。“近岁市人转相募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苏轼《李君山房记》）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宋朝书籍产量大增。田建平认为，书籍产量的巨大，导致了宋代书价的下降，基本上实现了书价的平民化。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书籍史上，堪称“书价革命”。“书价革命”开启了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化历史。[3]与相对低廉的书价相比，宋代书籍的利润极高（见表1）。
表1 宋代书价和卖书利润表[4]
| 书名 | 项目 | |||||||
| 册数 | 刻地 | 时间 | 每部书价 | 每部工本费 | 每部盈利 | 资料来源 | ||
| 数额 | 百分比 | |||||||
| 《杜工部集》 | 10 | 苏州 | 嘉祐四年（1059） | 1000文 | / | 全部盈利数千缗 | 接近100% | 《吴郡志》 |
| 《小畜集》 | 8 | 黄州 | 绍兴十七年（1147） | 3970文 | 1190文 | 2780文 | 233% | 叶德辉《书林清话》 |
| 《大易粹言》 | 20 | 舒州 | 淳熙三年(1176) | 8000文 | 3480文 | 4520文 | 130% | 叶梦得《石林燕语》 |
| 《汉隽》 | 2 | 象山 | 淳熙十年(1183) | 600文 | 356文 | 244文 | 70% | 叶梦得《石林燕语》 |
何忠礼指出：“雕版印刷业到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官私刻本都很盛行。”[5]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宋代众多私家刻书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私刻本可分为家刻与坊刻两种。家刻本多为士大夫家雇人雕刻的诗文集或笔记，基本上无关于社会需求；书坊所刻的坊刻本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牟利为目的。宋代众多术数类书籍多由当时书坊所刊刻（然而一些士大夫依据个人喜好或牟利等原因也会刊刻一些市场上流行的术数书籍。如宋代最重要命理文献《五行精纪》就曾由岳珂刻印过，并留有其为该书所作之序）书坊刻书，在宋代几乎遍及全国。南宋刻书地点有170多处，其中以两浙路最多，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福建路也不少。据考证，仅杭州一市有名可考的书铺就有16处。[6]汴京、临安、成都、建安是宋代刻书的四大中心。两宋雕版印刷业趋于鼎盛，刻本有数万部之多。[7]而能够流传至今的，也有六、七百种。
美国学者伊佩霞认为，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有助于思想与实践的传播与统一，但它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在宋代，社会上印刷的书籍不仅有历史、儒学经典和话本，还包括有关农业、生育、占卜和药学的手册。这样，以前主要靠口头流传的传统知识被诉诸文字，有利于人们进行批评或付诸实践。老百姓可以读到以前只有专家掌握的知识，他们可以自行举行葬礼、占卜，或为自己的家人开方抓药。[8]简言之，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已经深刻影响到宋代地方社会结构。而本文探讨的宋代术数书籍产业，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崛起的新兴产业。
二、术数书籍：宋代出版产业的重要板块
术数书籍一直是宋代民间需求量较大的图书种类，也因此成为当时出版业重点关注的板块。至迟在晚唐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大量雕版印刷的术数书籍。谢和耐认为，“有可能因复制宗教经文之需而引发的技术（雕版印刷术），首次使用时便带有民众性与商业性”。[9]刘国钧明确指出，兴起于晚唐的雕版印刷最初就是从印刷民间实用类书籍开始的，这其中就包含有大量的术数类书籍。[10]《玉海》引《国史志》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11]《爱日斋丛钞》转引唐人柳玭《家训序》中的记叙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12]
入宋以后，民间社会对术数书籍的需求有增无减。大量术数著作写就、刻印和流通。周必大说：“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于谈命，故其书满天下。”[13]文天祥亦言：“天下命书多矣。”[14]吕南公则提到了相墓相宅之书的泛滥：“墓宅之师，专门其书多与儒同。”[15]究竟宋代的术数书籍多到什么程度，虽然没有当时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还是可以从以下书录的对比中得到一些启示，见表2：
表2 隋唐宋术数书籍数量统计表
| 分类 | 收录数 | 统计资料出处 |
| 五行 | 490部2381卷 | 《隋书经籍志》 |
| 五行 | 113部485卷 | 《旧唐书经籍志》 |
| 五行 | 160部647卷 | 《新唐书艺文志》 |
| 卜筮、天文、占书、五行 | 276部1149卷 | 《崇文总目》 |
| 五行 | 691部2049卷 | 《宋国史艺文志》 |
| 五行、蓍龟 | 888部2520卷 | 《宋国艺文志》 |
表2中所统计的数字，《隋书经籍志》五行类中，实际著录图书383部，1389卷。“梁有今亡”（唐初已经亡佚）的图书152部，992卷；《崇文总目》中，卜筮类占60部114卷，天文占书类占51部197卷，五行类占165部838卷;《宋国史艺文志》五行家中，《三朝志》占442部1496卷，《两朝志》占115部161卷，《四朝志》占134部392卷；《宋史艺文志》中，五行类占853部，著龟类占35部。对于表2，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术数也在不断的调整与演进中，因而不同时代之书籍对于术数的分类情况是有较大差异的。这就难免出现隋、唐、宋三代目录著作中术数范围的不一。因而其数据并不能严格反映术数书籍在这一漫长时期的增减情况，不过大体上还是可以表现出术数书籍于这一时期的增减轨迹的。其次，《隋书经籍志》中对五行类的著录包括隋以前之各代书籍，故其数量较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国史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虽未全部标明其所收录之书哪些是前朝的，哪些是本朝的，但考虑到术数类书籍在雕版印刷未普及之前存世极其困难，比如《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命理书籍，流传至宋代的应该只有杨龙光的《推计禄命厄运诗》，但《宋史艺文志》题为《禄命厄运歌》，或其内容已有较大更改，只是宋代术士或坊间书商托古自重而已。故而可以认为其所收录之书绝大部分都是本朝新出文献。最后，《宋史艺文志》虽然收录了两宋绝大多数时期的书籍，但由于其成书时缺漏情况也较明显，因此，宋代术数书籍的实际数量应该要超过《宋史艺文志》中的统计数字。比如《宋朝事实类苑》就提到“书取天文、占侯、谶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二卷，悉藏阁上”[16]，说明宋代的术数类书籍数量很可能远远超过《宋史艺文志》最后的统计数据。
在明确了上述三点后，再来看这个表格。对比该表中隋、唐、宋三朝术数类文献的著录情况，大体能看到以下两点现象：一是宋代的术数书籍数量较之前朝更为庞大。《宋国史艺文志》中所收的691部2049卷，以及《宋史艺文志》中所收的888部2520卷，这两组数据几乎都相当于或超过了隋代以前（包括隋代）术数类书籍的总和。而无论是载于宋初的《崇文总目》、还是载于反映宋代大部分时期的《宋史艺文志》，其所载数值也都明显高过唐代新、旧《唐志》中所著录的同类书籍数量。这显示出宋代术数书籍与前代相比在数量上有质的飞越。二是对比宋代不同时期的三部文献，即宋初的《崇文总目》、反映北宋九朝的《宋国史艺文志》以及反映宋代大部分时期的《宋史艺文志》，发现术数类新书的出现频率在整个宋代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井喷式不断涌现的术数新书，使术数文化一直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流布过程中。术数书籍也因此成为宋代出版产业的重要板块。
三、文人、术士、书坊商：宋代术数书籍出版产业链的构建者
由于宋代社会对术数书籍的需求量极大，故而当时不乏以获名逐利为目的的文人、术士专为书坊写此类书。他们也因此成为宋代术数书籍出版产业链的重要生产者。朱熹（1130—1200）曾提到一本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托名麻衣道者所著的算命书《麻衣心易》（又名《麻衣易说》），后来他发现此书乃湘阴主簿戴师愈所著。此戴师愈者，就是一个专应书坊商所邀撰写术数书籍的士人。朱熹前往此人家中时，发现其几案上所著术数杂书颇多。[17]江西清江乡贡进士廖中荟萃五十余命家之言，辑成《五行精纪》一书。周必大（1126—1204）和岳珂（1183—1243）先后为此书作序，足见此书畅销数十年不衰。欧阳守道提及江西乡贡进士廖老庵以郭璞《葬书》为依据，集数百上佳风水墓穴图，而编成风水书一部。[18]不知此作者是否就是廖中？戴氏与廖氏皆为士人，前者乃湘阴主簿，后者是乡贡进士。二人虽已取得一定社会地位或功名，但却似乎不以此为满足，反而热衷于此道，常年以编写术数书籍为业，可知其中必有利益可图。
宋代术数书籍的流布很快，新出之书往往数年间就会畅销各地。北宋晁说之（1059—1129）自言于元祐三年（1088）在兖州习《京氏易传》时，“乃据其传为式”。这应该算是他编写的一本术数书籍。“其后在江淮间，有好事者颇传。”[19]《直斋书录解题•卜筮类》中录有署名晁说之的《京氏易说》不知此书是否就是流行于江淮的这本书。正因为此类书籍销量不错，因而宋代文人从事术数书籍写作的现象较为普遍。何梦桂（1229—1303）提到士人王希声“少好山水，壮而益精，辑次诸家之说，断之己意，以成一书，名曰《阴阳理学》”。[20]吕午（1175—1255）说士人游务德“精于相地，手自注《狐首经》，书肆尝为刊行”“近又稍更定其注，且设为《或问》”。[21]游务德对《狐首经》一再作注，看来此书颇有销量。陈振孙（1183—约1261）《直斋书录解题》卷12《阴阳家类》、《卜筮类》相关著录中，有不少标明为当代文人所撰写的术数书籍。
刘祥光总结了宋代文人撰写术数书籍的情况，并认为自南宋始，不少文人开始摒弃行业偏见，专业卜筮。[22]而从历史记载看，因种种原因而专注于术数书籍撰写甚或直接转为术士的宋朝文人并非个案。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南宋袁采（约1140—1195）在《袁氏世范》中对子孙出路的设定：“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23]
儒者如此，术士们当然也要积极抢占这个市场份额。宋代士大夫不乏为术士新书作序作跋的记载，足见当时术士们竞争于宋代术数书籍市场的努力。吕南公（1047—1086）曾替术士吴智伯的新书《相山新图》作序。周紫芝（1082—1155）于靖康元年（1126）为一李姓风水师的新作写序。[24]曾丰（1142—1224）曾为术士邓浩所著的《立见历》作序。[25]文天祥也曾为术士彭叔英的《谈命录》作跋。
仅仅有文人、术士的参与创作还远远不够，书坊商们在宋代术数书籍出版产业链中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依据市场导向而出版时下流行的术数书籍，甚至专聘文人、术士来为书坊捉刀。如本文前举《麻衣心易》即为一例。另如《珞球子》一书，两宋注本甚多，坊间层出不穷，虽“此书禄命家以为本经”，但是据陈振孙的考证，该书“其言鄙俚，闾巷卖卜之所为也”。又如《五星三命指南》一书，陈振孙注解到：“不知名氏。大抵书坊售利，求俗师为之。”[26]更有大量托古自重的伪书充斥书市，诸如《李虚中命书》（署名唐李虚中）、《鬼谷子遗文》、《鬼谷子要诀》、《鬼谷子命格》（以上三书皆署名鬼谷子）、《宰公要诀》（署名唐魏征）、《隐迷赋》（署名汉司马季主）、《指迷赋》（署名汉东方朔）、《太乙统纪书》（署名唐李吉甫）、《百忌历》（署名唐吕才）、《太乙经》（署名袁天罡）、《化成书》（署名汉东方朔）等命学书籍。这些托古自重的伪作，恐怕也是宋代书坊商们书市促销的杰作。[27]
四、小结
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产业在宋代逐渐行成和发展，由此推动术数书籍和术数文化在宋代社会迅速走向成熟。宋代写作者、书坊商、市场之间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众多拥有术数知识的文人和术士，为逐利而卷入这类书籍的写作流水线中；书坊商们瞄准市场商机，大规模的刻印术数书籍或雇人捉刀；而广大的消费者则在书市中寻找到自己生活所需的术数知识，并将这种文化逐渐蔓延开来。
参考文献：
[1](宋)罗璧.识遗[M,长沙:岳麓书社,2010.3.
[2](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9.
[3]田建平.书价革命:宋代书籍价格新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47-57.
[4]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370.
[5]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5.
[6]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95.
[7]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11.
[8](美)伊佩霞著､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剑桥插图中国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13.
[9](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96.
[10]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59.
[11](宋)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3.811.
[12](宋)佚名.爱日斋丛钞[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5.
[13](宋)廖中.五行精纪[M]爱匕京:华龄出版社,2010.1.
[14]宋)文天祥.文山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宋)吕南公.灌园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6](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出版社,1981.394.
[1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833-3835.
[18](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62.
[19](宋)晁说之.景迂生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36.
[20](宋)何梦桂.潜斋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
[21](宋)吕午.竹坡类稿[M].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2.
[22]刘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与鬼怪[M].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64-165.
[23](宋)袁采.袁氏世范[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3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7.
[24](宋)周紫芝.太仓梯米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8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11.
[25](宋)曾丰.缘督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86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77.
[26](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371-372.
[27]刘国忠.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22-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