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出现的农学杂志热是中国期刊史上值得关注的一页，其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当时出现的传统农业困境，是农学杂志热的社会基础。统计发现，这一时期创办的农学杂志有19份，其中由农会主办的杂志最多共有8份，科学社团主办的杂志共有7份，学堂创办的杂志共有4份。清末农学杂志热是近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在中国的滥觞，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点。对清末出现的农学杂志热的考察，有利于拓展中国报刊史和新闻史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期刊史；农学杂志；专业期刊
清末出现的农学杂志热，在中国期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可以增益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多以时政报刊为主线，对科学知识传播期刊的关注有待加强。二是有助于中国新闻史知识体系的完备，农学杂志及其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和史料分析对这一时期诞生的农学杂志进行分类编目，对其整体发展阶段进行总结和系统梳理，考察了清末农学杂志热兴起和演变过程，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一、清末农学杂志的兴起
通过查寻晚清民国数据库、上海图书馆近代期刊室、中国近代期刊源流丛书、地方志、近代出版史、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档案馆古籍等历史资料发现，清末全国各地创办的农学杂志有19种之多（见表1）。这一时期出现的农学杂志热，其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表1 清末创办的主要农学报刊
| 序号 | 期刊名称 | 创刊时间 | 停刊时间 | 周期 | 创刊地 | 出版单位 | 主要编辑人员 | 发行范围 | 发行数量 | 类型(内容) |
| 1 | 农学报 | 1897年 | 1906年 | 半月刊 | 上海 | 上海农学馆 | 罗振玉､蒋伯斧､藤田丰八 | 江浙､上海 | 315期 | 技术类 |
| 2 | 农学报(湖北) | 1901年1月 | 1901年夏 | 半月刊 | 武昌 | 湖北农务学堂 | — | 湖北 | 24期 | 技术类 |
| 3 | 蚕学月报 | 1904年12月 | 1908年 | 月刊 | 武昌 | 湖北农务学堂 | 赵叔彝､丹徒 | 湖北 | — | 技术类 |
| 4 | 北直农话报 | 1905年12月 | 1907年7月 | 半月刊 | 保定 | 保定府高等农学堂 | 肖坡､树屏､竹庵 | 冀､京､沪､豫､鲁等 | 11万余册 | 技术类 |
| 5 | 蚕业白话演报 | 1905年 | — | — | 重庆 | 四川蚕桑公社 | 朱敏 | 四川 | — | 技术类 |
| 6 | 农桑学杂志 | 1906年5月 | 1907年 | 月刊 | 日本 | 日本东京群益书社 | 杜用选 | — | 2期 | 政务类 |
| 7 | 江西农报 | 1907年5月 | 1909年5月 | 旬刊 | 南昌 | 江西农工商矿总局 | 龙钟洢､曾伯沅､斋藤丰喜 | 上海､江西等地 | 25期 | 政务类 |
| 8 | 直隶农会报 | 1907年7月 | 1912年7月 | 月刊 | 保定 | 直隶农务总会 | — | 直隶 | — | 政务类 |
| 9 | 农工商报 | 1907年 | 1910年 | 旬刊 | 广州 | 广东农工商总局主办 | 江宝珩､黄世仲､欧博明 | 广东 | 122期 | 政务类 |
| 10 | 蚕学报 | 1908年2月 | 1912年 | 月刊 | 广州 | 广东蚕业学堂 | 陈望 | 广东 | 11期 | 政务类 |
| 11 | 吉林农报 | 1908年 | — | 旬刊 | 长春 | 吉林农会 | — | 吉林 | 171期 | 政务类 |
| 12 | 中国蚕丝业会报 | 1909年 | — | 双月刊 | 东京 | 中国蚕丝业会事务所 | — | — | — | 综合类 |
| 13 | 四川蚕丛报 | 1909年 | — | — | 成都 | — | 熊光琦 | 四川 | — | 综合类 |
| 14 | 农工杂志 | 1909年2月 | 1909年7月 | 月刊 | 杭州 | 浙江农工研究会 | 杭辛斋､黄希之､章俊卿等 | 浙江 | 6期 | 综合类 |
| 15 | 湖北农会报 | 1910年5月 | — | 月刊 | 武昌 | 湖北全省农务总会 | 吕瑞延､邓礼寅､胡会昌等 | 湖北 | 13期 | 政务类 |
| 16 | 农务联合会杂志 | 1910年10月 | — | 季刊 | 南京 | 全国农务联合会 | — | 江苏 | — | 综合类 |
| 17 | 四川蚕业报 | 1910年10月 | 1911年3月 | 月刊 | 成都 | 蚕业报馆 | — | 四川 | — | 综合类 |
| 18 | 蚕丛(农桑会报) | 1910年11月 | 1911年6月 | 月刊 | 成都 | 成都蚕丛报馆 | 柳伯郁､熊光琦 | 四川 | 1卷8期 | 综合类 |
| 19 | 浙江农友会报 | 1912年1月 | — | 季刊 | 杭州 | 农友会事务所 | — | 浙江 | — | 综合类 |
其一，清末出现的传统农业困境，是农学杂志热的社会基础。几千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广大农民经验技术知识的积累、丰富和改进，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是“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彻底分离，知识分子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经典的注释研究当中，出现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象，对于农业技术发展关注很少。到了清末，传统技术体系的潜力已发挥到了极点，靠经验农学再也不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1]此时，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农业作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被卷入国际市场，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2]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同时，人口迅速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约15亿亩，而人口却增长很快，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1亿多，到咸丰元年（1851年）增至4亿，[3]这种新情况反映着当时中国农业的发展困境。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农村“种种苦状，罄竹难书。一遇荒歉，田中所收，不及丰年之半；即以半收计之，每人只可得谷一石有零，其为不敷日食，已属显然易见”[4]。农村成了失业、饥饿与死亡的渊薮。[5]
同时，由于清末社会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历次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赔款、政府镇压历次农民起义的军费，以及其他庞大的政府开销都落在农民头上，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农业的危机。文献记载：“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官吏相沿，巧立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于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自给者，今则岁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6]从19世纪中期到清朝灭亡的60多年时间内，清末的粮食进口数量从38万担增长到了740多万担，增长了19倍之多，反映出当时粮食问题之严重。[7]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引进现代科技的兴农之声。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蒋黼、朱祖容等人在上海集会研究农业科学和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并在当时的维新报刊《时务报》和《知新报》上刊登征求会友的《公启》与《章程》。罗等人申言：“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表示要“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以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公启》登出仅一个多月，东南各省地方人士纷纷来函表示赞成，并提出了种种实施方案。[8]次年，即1897年5月上海农学会负责人罗振玉主持创办《农学报》，为近代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专业性科技杂志，至1906年1月停刊，共计出版315期。[9]这是清末农学杂志热兴起之始。
其二，重农舆论的再度兴起，提供了社会共识。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农业史的国家，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晚清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出于应变的最为急切的需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商业得到优先发展，在“工商为本”“商战”的喧声中，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却被相对忽视。当时，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工商业，而“鲜有留心农事者”。1895年甲午之战，清军惨败，单纯以“工商立国”的理念受到质疑，轻视农业的观念也被逐渐抛弃。特别是自戊戌变法时期，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人们对新形势下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使得重农、发展农业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股新潮流。[10]
如《农工杂志》发刊词所述：“且今日世界列强新闻之国，亦有因讲农业而富甲天下者……吾国以农立国，地以农神，后以稷圣，诗书所载，章章可考……当务之急，劝民归农，首创农试验场于京师焉。”[11]清末部分进步士绅面对日益衰疲的农业窘境言道：“中国患贫久矣，谋富者颇不乏人。要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此固当务之急，然寻流溯源，则农尤先务。”[12]他们认识到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欲发展工商业，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在西方和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农业可以为工商业提供原料，工商业反过来又可以反哺农业，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主张积极引进农学，以农业促进民族工商业进步。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1897年光绪帝颁布上谕：“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农业方面改革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编写印抄“外洋农学诸书”；“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推广上升为国家政策意志。随后的清末新政当中，清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农业改革，农业学堂和农会在全国推广，农学杂志数量和类型也逐渐丰富。
其三，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是农学杂志热兴起的知识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传统，农学在中国古代科技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的农书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然而西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日益发达，生物学、土壤学、气候学、化学技术开始大规模运用于农业，农业科技开始飞速发展。中国的农业技术始终没有走出古代传统的技术范畴，整体上开始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特别是洋务运动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的近代科技逐步被引入中国，当时的洋务派设立了译书局，广泛翻译包括农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曾经翻译了十几种近代农学书籍，如《农学初阶》《农务全书》等，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如丁韪良、林乐知等人，也大量介绍西方科技，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主编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之一《格致汇编》，涉及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知识，里面有关昆虫、植物的内容都与农学有关。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通过翻译外国著作、聘请外国教员、选派留学生，以及引进科学技术等多种途径，推动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四，清末出现的办报热，为农学杂志热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思路。在清末，由西方传教士引进的报刊这种媒介形式，以其轻薄、及时性、制作简单的特点受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之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办报的热潮。梁启超在谈到报纸的作用时指出：“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有一学即有一报，阅报者越多而其人越智。”[13]根据学者统计，清末创办的报纸“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新闻事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每年都新创办报刊百余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报刊出版以上海与武汉为两大核心基地，然后扩散到60多个城市和地区，几乎遍布全国”[14]。
其五，知识分子的呼吁与推动，为清末杂志热提供了人才。张之洞在筹备湖北《农学报》时说：“讲明农学，必先开办农报，方足开通见闻，广为劝导，是农报又为农务之根。应即在农务局内。”郑观应提出“参照西法”，派人前往“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编译成专书，传播给农民。[15]马建忠提议“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改良中国旧式农业。[16]陈炽言道：“（泰西国家）农事有书，植物有学，更进化分土质，审别粗细，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认为中国应融汇中外，博采旁稽，将农术编写成易通晓的文字，传播给农民。[17]罗振玉认为：“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之君，创设农学会……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统计，清末留学生中农学者为200—300人，[18]很多留学生通过创办农学杂志或参与农学杂志编辑，将自己在国外所学传播到国内。例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杜用选在东京创办了《农桑学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农业进化论》《脉蚕七绝五章》《诸君知农桑学业有独立性质乎》等文章，表达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观点，他的文章还曾在《商务官报》《蚕丛报》《江西农报》等杂志上刊登。留日学生牛献周也参与了《农桑学杂志》的编辑，发表《养蜂改良法》等农学文章。柳伯郁留日归来后，创办了《蚕丛》期刊并参与编辑，发表了《秋蚕与烟草》《家蚕之唯一饲料》等文章。曾伯沅在“日本专门语言学校”毕业后，参与《江西农报》的编辑，承担起翻译日本农学文章的工作。留日学农的学生还在东京成立了“中国蚕丝业会事务所”，创办了《中国蚕丝业会报》，朱显邦担任编辑与事务所庶务的工作，并在杂志上发表了《茧审查法》《蚕丝业屑物整理法（续）（附表）》等文章。
以学促农，兴办农业教育。清代新式学堂的创办始于1862年京师同文馆，主要服务于洋务事宜，直到戊戌变法时期农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到1909年，全国共兴办高等农业学堂5所，有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有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有学生2272人。[19]“农务学堂最早的要推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内设农、蚕两科，并兼办畜牧。1902年保定设立直隶农业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1904年更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这是第一所省办高等农业学堂。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举，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是为中央设立农科大学之始。在此期间，农务学堂在全国须续有兴建，据1910年5月清政府学报奏折，1907—1909年，全国农业学堂已有95所，学生6068人，这些学校包括高、中、初等级别，也包括农、林、蚕、渔、兽医等不同类别。”[20]农业学堂的建立传递了西方近代农学知识，同时也促进了报纸杂志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近代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如晚清时期《农学报》（湖北）和《蚕学月报》就是由湖北农务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蚕学报》分别由保定府高等农学堂和广东蚕业学堂创办。
二、清末农学杂志的发展阶段和类型
受西学东渐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清末社会掀起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高潮，农学作为当时西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较早受到关注，进而刺激了农学专业杂志的诞生，杂志（期刊）作为当时社会的先进传播媒介，成为沟通中外农学知识的新形式，出现了科学社团、农会、农业学堂三个活跃的办刊主体，对当时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过渡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一）清末农学杂志发展的两个阶段
据统计可知，自农学杂志兴起到清朝灭亡的15年间，笔者结合杂志内容与社会背景，将清末农学杂志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897—1900年为内容引进阶段，1901—1911年为内容本土化阶段。
第一阶段的农学杂志的办刊主体以知识分子为主，杂志内容以翻译外国优秀的农学文章为主。
该阶段创办农学杂志还只是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农业，如《农学报》中所述：“（农）虽与工商并称，然必地面生财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中国壤土之沃甲地球，乃汉唐以后，民趨末富，不究根源，致士夫不辩粟麦，农民贱于兴儓，土壤不辟水利，不用耕蓄之计，日逐收获之效逾微。使在阅数十百年，将并从前之农法、农理尽失靡遗，可惧孰甚，中国患贫久矣。”[21]
甲午的惨败和日本的崛起深深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因循守旧的清朝将亡国，严复翻译《天演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适者生存”的概念更加刺激了中国人保种的思想。在维新派的介绍下，各种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科技、思想被介绍到中国。罗振玉等人认为单纯地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以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兴农救国”作为挽救国家的道路并付诸实践。1897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刚刚创刊的《时务报》上发起成立农学会，梁启超、谭嗣同等均为会员。1897年《农学报》创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份农业刊物的诞生。罗振玉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奠基人之一，其在自传《集蓼编》中言：“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恨其言不详，乃与亡友蒋君伯斧协商，于上海创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22]《农学报》创刊初期，由蒋伯斧管理庶务，罗振玉润色文章，1898年底蒋伯斧去世后，罗振玉在润色文章的同时接手了庶务的管理。最初的《农学报》是没有论述类文章的，后期创立了《文篇》这一栏目，由罗振玉执笔发表关于农业的论文。据统计，罗振玉在《农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共有40篇，其中在1900—1901年期间发表的20篇文章，辑为《农事私录》单独出版。
刊登翻译东西方农业报刊中的文章，并介绍西方的农业知识与技术是《农学报》的主体内容，也是该阶段农学杂志的特色。农会创办之初，其《章程》中说，“今本会翻译欧美日本各种农书农报，创立报章，俾中国士夫咸知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23]。《农学报》的《务农会略章》中提出，“本报详载各省农政、本会办事情形，并译东西农书农报，以资讲求。竢报章日多，捐款渐裕，即添人专译农书，不坿报后，以期出书迅速”[24]。
这个阶段是我国农学杂志的启蒙期，以农救国的思想还未普及，农学杂志的数量也较少，《农学报》连续出版了近9年，共发行315册，是中国最早的农学专业刊物，也是该时期现存农学杂志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为之后农学杂志的创办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农学杂志内容本土化的阶段。在清末实施新政之后，农学杂志的内容不再单纯地翻译西方的农学文章与介绍西方的农学技术，而是随着当时政策与农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出现了现代农学知识传播本土化的新阶段。
在1902—1905年期间，清朝中央下设平均司，专管农事，地方设立货殖所专门负责各地农业，张之洞、刘坤一就“修农政”“兴农学”联名奏议，提出发展近代农业的整体系统方案，并将设农务学堂、办农学杂志列入其中，促使清政府认真考虑。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在1901—1905年期间创办的5份杂志当中，有3份为农务学堂所创办，推广农学知识、培养农学人才是当时农学杂志创办的目的与宗旨，该时期的农学杂志相较于第一阶段的《农学报》，专业知识方面的内容上更加浅显易懂，并且不再依赖于翻译外国的农学文章，以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为例，该刊以“通俗之文达科学之理”传播农业科技，降低了阅读的门槛，相较于《农学报》读者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加本土化，《江西农报》《四川蚕业报》《吉林农报》等地方性的农学刊物，都是以本地的农业环境为基础，因地制宜地传播农学技术与知识。
1906年，工、商两部合并，改称农工商部，平均司改为农务司。农工商试验场设立，标志着全国性农事实验机构设立。在政府的推动下，直到1911年，全国主要省份的县级农业实验场都已建成。各地农会与农事实验场的创办，推动着农学报刊的发展。据统计可知，1905年湖北全省农务总会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以农会为办刊主体的农学报刊——《湖北农会报》，自此之后除1908年外，都有由农会创办的新农学杂志出现，并在1907年一年当中创办了3本。与此同时，由科学社团创办的期刊也在蓬勃发展，较之第一阶段，出刊频率有很大的提升。在1906—1911年期间共创办了13份杂志，其中有6份杂志是由农会创办，1份为农业学堂创办，6份为科学社团主办。由此可见，在政府的主导下，清末农学报刊的办刊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由农会或农业学堂主办的期刊与知识分子组成的科学社团主办的期刊在当时社会中平分秋色，这说明知识传播的路径已经从最初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传播到了政府内部的开明官僚，从而推动中国开始了缓慢但坚定的农业改革步伐。
（二）清末农学杂志的类型
由于我国于1838年才有了第一份杂志，1897年才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农学杂志，无论是形式与风格还是内容上都处于杂志的初始期，分类还不是特别清晰，所以笔者以创刊主体作为标准进行分类，以便农学杂志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清末的农业杂志大致可分为3类，科学社团主办、学堂主办、农会主办。据统计可知，在笔者收集到的19份杂志中，清末由农会主办的杂志最多，共有8份；科学社团主办的杂志共有7份；学堂创办的杂志共有4份。
科学社团是指由近代知识分子组建的具有学术性的团体组织，不同科学社团的组团宗旨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讲求中国自强之学’，‘集诸士相与讲求爱国之理’，‘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25]。当时创办杂志的科学社团有上海农学会，其创办了《农学报》；日本东京群益书社，创办了《农桑学杂志》；浙江农友会，创办了《农友会报》；四川蚕桑公社，创办了《蚕业白话演报》；中国蚕丝业会事务所，创办了《中国馆蚕丝业会报》；蚕业报馆，创办了《蚕业报》；成都蚕丛报馆，创办了《蚕丛报》。
农学会可以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社团。农学会的成立与中国古老的重农传统有关。农学会是知识分子自发成立的组织，没有政府的参与，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农学会在上海成立，也体现出上海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上海开埠以来，华洋杂处，得风气之先，近代最早的报纸、电影、广播、新式学校，以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这样的租界传入中国的，因此上海在近代中国具有了知识传播的开端这样的地位。农学会的成立和《农学报》的创刊也是戊戌变法之前这一阶段的思想启蒙成果。
农学报内容最多的是从日本的农学报刊翻译过来的农业技术文章，如“养鲤法”（42期）藤田丰八译，“栽培甘蔗记”（7期）古城贞吉译，“论除虫菊栽培法及效用”（9期）古城贞吉译，“苜蓿说”（133期）藤田丰八、吉川祐辉译，“松永伍作治蚕蛆法”（6期）藤田丰八译。这些文章内容涵盖了种植业、畜牧业、养蚕业、渔业、病虫害防治等不同领域，代表了当时日本农业科技的先进水平。此外，还有一些世界农业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欧美诸国需用日本丝情形”（11期）藤田丰八译、“日茶劲敌”（11期）藤田丰八译、“中国漆调查”（18期）藤田丰八译。除此之外还有介绍各省的农业现状的文章，如山西产米（50期）、江粤棉价（12期）。清政府有关农业的谕旨、奏议、政策、规划也占了较大的篇幅，包括奏摺录要、谕旨恭录等栏目。罗振玉在农学报上发表了诸多有关农业的策论文章，如论海滨殖产（121期）、农官私议（99期）、垦荒代振策（135期）、论农业移植及改良（94期）等等。
《农学报》的编译人员当中，日本人藤田丰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69—192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1897年夏至上海,受聘于上海农学会担任日文翻译。据统计，《农学报》上共译刊农学文章1051篇，藤田翻译的有457篇。[26]1901年再次受罗振玉聘请出任南洋公学附属东文学堂教习，还曾随罗振玉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两粤高等教育顾问、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总教习等职。
第二类农学杂志由农业学堂主办，如湖北农务学堂主办的《农学报》（1901年）、《蚕学月报》（1904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主办的《北直农话报》（1905年），广东蚕业学堂主办的《蚕学报》（1908年）等。农业学堂是清末改革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将农学作为专门学科设立学校还是新生事物，保定的直隶农务学堂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所。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在保定府西关灵雨寺霍家大院购置40亩土地创办直隶农务学堂，直隶省库每年拨款18400两作为学校经费。学堂当年招生60名，设预备、速成两科，开设农学、蚕桑两个专业，专业课主要由日本教师担任，楠原正三、岩田次郎等5位日本教师成为最早的专业教师。[27]学校还设有试验场、苗圃。毕业生择优留校任教。1904年学校改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农业高等院校，1905年12月，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三位学生张家隽、贺澄源、梁恩钰创办了《北直农话报》。这是清末创办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该报简章称：本报以振兴农业，开通民智为宗旨。凡报内各门，均演成白话。俾阅者易晓。[28]该报撰稿人大部分为本校学生，有超群、肖坡、树屏、竹庵、承之、雨生、泽卿、凤楼、铭久、兰坡、竺生、允升、宰初等。栏目有社说、译丛、小说、来稿、纪事、调查等，内容涉及农产制造、畜产、病虫、土壤、农艺化学、森林、蚕桑、肥料、作物、气象、园艺等农业知识以及物理、化学、数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该报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高等商业学堂，天津的军医学堂，河南省城师范学堂以及在保定、定州、深州、正定、安州、高阳、宝坻、上海、济南、易州、河间、遵化州、任邱等地设有40余个发行代派所。发售刊物10册以上者9折，50份以上者8折。每本定价大洋一元八角。[29]出至五十期后，该报改组为《直隶农务官报》，归直隶农务总会接办。
第三类农学杂志由农会主办。“清末农会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以促进中国农业改良与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30]由农工商部创办与管理，有明确的组织制度与组织设置。农会的建立是清末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就注意到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农会组织在联系政府与农民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提议效仿。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就提议：“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农业自盛。”以兴办实业著称的张謇也先后撰《农会议》《请兴农会奏》，向清政府力陈农会的作用，并就农会的组织、章程、经费、运作等做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农学报》还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马相伯等人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发布上谕，命在北京成立农工商总局，在各地兴办农业学堂、农会、农业报刊。到了新政时期，戊戌变法当中被取消的很多政策又重新被采纳，农会的兴办也被提上日程。1902年袁世凯命令属下黄璟赴日本考查农业，顺便了解农会事宜。1907年，直隶农务总会在省城保定成立。同年《农会简明章程》由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布，章程指出：“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31]就农会的宗旨、组织、职能、会员等项进行了说明，并命令各地效仿举办。江苏、江西、河南、安徽等省纷纷设立农务总会，部分府县设立分会，据统计，到1911年，全国共有农务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
农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办报，从清政府敕令建立农会到清朝灭亡的短短几年间，各省就创举了《吉林农报》《江西农报》《直隶农会报》《湖北农会报》等多份报纸。全国农务联合会也曾经创办农务联合会杂志，作为联合全国农会的机关刊物。《直隶农会报》的发行量达到2000余份，受到清政府农工商部的盛赞，称该报“分门别类，条理秩然，论说记载，亦详明精当，洵于劝农有益”[33]。以《江西农报》为例，该报创刊于1907年5月，为半月刊，1909年起改为月刊。主办单位为江西省农务总局下属农务总会。创始人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局主管）、龙之溪（永新县人，江西农事试验场场长），主编龙钟。在创刊号当中该报编辑人员提到了办报的目的：“今欲集西江人士共讲此义，编辑书报，互相讨论。凡关于农界之学理、学术，必期条分缕晰，研究其得失利害之所在，以及现今农学家发明新理、新法，靡不详采……阐古学之余绪，师欧美之专长，改良土产，扩张利权。斯亦留心计学之君子所乐闻者欤。”[34]印刷由江西官纸印刷所承印。报纸每期约50页，线装，36开本。先后设立的栏目有图画、论说、公牍、调查报告、试验报告、学术、专件、编译、记事、杂俎、新著介绍、农事新闻等。论说栏主要刊载有关农业现状、农会组织等文章；公牍栏主要刊载有关农业的上谕、指令等公文；专件栏主要刊载农业计划和农业团体组织的章程和简章；学术栏刊载有关农学的理论文章；编译、杂俎、农事新闻等不同栏目，刊载国外译著、农业新闻以及渔业、畜牧、林业等知识，以及一些和农业相关的图表。[35]它是我国近代农学会期刊中创刊时间较早、较为成功的农学杂志。
三、清末农学杂志的办刊思想
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关注杂志这一媒体对于“开风气”“启民智”的社会推动作用，农学杂志作为当时的新式传播媒介，既担负着当时人们对传播新的农学知识促进农业发展的期望，也担当着“救亡”“启蒙”的政治使命。
（一）科学救国
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实现农业救国的手段之一就是改良农业的生产方式。“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所用齿耙、锄、犁等农具均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嫌太湿、太冷、太酸。”[36]无论是选种、土壤还是农具的使用都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鉴于此种农业环境，《农学报》提出“广开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37]的口号。《农桑学杂志》将“振兴我蚕丝国于世界第一优等地位，以挽回利权”作为办刊宗旨之一。《农工商报》的办刊宗旨也有“转为开通风气，挽回权利”。还有一些报刊将发展本省农业作为办刊的主要目的。《江西农报》提出“以研究农术，发达全省农业”。《蚕丛报》提出“左右世界之财权，托庇无量之民命……然后顺述整顿蚕业之方法与蚕丝业之伟大势力，以为鄙弃蚕丝业及有志蚕丝业者”[38]。归根到底，它们都是为了通过农业改良实现社会改革。
（二）启迪农智，展开社会动员
随着学堂的兴办与我国农学试验场的建成，逐渐出现了以“开通民智、振兴农业”[39]为办刊目的的农学杂志，该类杂志在内容上从浅入深，“以通俗之文达科学之理，野老田夫亦能通晓，实于农业有裨”为宗旨和理念，旨在增加农民种田的科学知识，以《北直农话报》为例，该报是以华北一带的白话方言进行写作，开创了白话文的先河，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一改往日报纸文章晦涩难懂的风格，例如学堂的主办者黄璟在报纸开篇词中提到：“其实日本所以能强的原故还是在农业。通国的农人都知讲求新法，泰西各国的所长他都能择善而从，做出来的庄稼比各国的还要好一些。产的粮食比一年多，他国家自然一年比一年富足，财用既足就能振兴工业推广商务，他国家就慢慢的强起来了。这不是农为根本么。”在《中国以农立国易图富强论》一文当中，作者指出：“农业要是不振兴，练兵也万无强壮的道理，总说吧，愿意练兵，必先种田，古今中外没有离了这个道理的。像这么看起来，军事是国的手足，农事是国的心腹，军事是有形的利器，农事是无形的利器，要是能够考验很精，推行很广，国就自然而然能够毅然而独立了。”[40]例如第四期的《土壤学》（作者梓钱）一文提到：“地壳以上，除了山岳海洋以外，都是土壤，土壤的尽处有岩盘，就是托着土壤的石头……土壤他的深浅不一，浅处有不到一寸余的，深处有数十尺余的，他的名字叫做表土，表土以下还有一层心土。”这样简洁直白的语言有助于报纸的传播。这些近现代的科学知识，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眼界，打开了一扇通往近代科技的窗户。
四、考察清末农学杂志的意义
研究清末农学杂志的兴起和演变，既有助于厘清近代专业期刊的兴起和演变，促进中国近代新闻史、科技史、出版史、农业史、传播学以及现代化理论等多个领域知识的融合，也有益于中国新闻史和报刊史研究以时政报刊为主线的视野拓展。
（一）有利于拓展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视野
现有的近代新闻史研究多是以革命范式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以革命的主体作为研究的主体，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来划分新闻传播史的不同时期，例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41]《中国新闻传播史》[42]等经典著作，将中国报刊的发展史分为古代的报刊、外国人办报的活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辛亥革命前后的办报活动、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北洋军阀的办报活动、国民党的办报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纸、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解放后的新闻事业等。这种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报刊事业的发展论述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目的性，对于我们了解近代报刊事业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单纯以革命的视角看待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复杂性显得不够，需要我们以更加丰富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近代农学杂志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期刊史的组成部分，对于了解农学知识如何在特定区域进行时空扩散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农学杂志作为一种专门杂志，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专业性知识载体，考察其发展衍变有助于填补期刊史内容，扩展新闻史研究的视野。笔者查阅文献，发现近年来有学者探讨晚清农学杂志的媒介形态及传播机制，农业报刊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例如冯丽[43]、张冬冬等[44]，说明清末农学杂志逐渐得到学术领域的关注。然而目前对清末农学杂志研究多是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个案出发，研究农学杂志在近代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少有从知识传播的角度，从整体来把握清末的农学杂志创办活动及其背后体现出的历史视野，本文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以知识传播的路径研究报刊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力图拓展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视野。[45]
（二）近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在中国的滥觞
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滥觞是内外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近代科学知识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兴起，通过殖民活动传播到全世界，体现出了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的双重属性”[46]。它在破坏殖民地原有社会形态的同时，还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传教士在沿海的通商口岸以传教为目的的科学普及活动，是中国近代科学知识传播滥觞之始。在经历了几次中外战争之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洋务派为了“自强”“求富”而发起的洋务运动给中国近代的科学知识传播提供了契机。[47]报刊作为近代的新媒体，以其便捷性成为了科学知识传播的最佳载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积极利用报刊这种新媒介，发起了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活动。在内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先进的农业知识以期刊作为媒介，通过学堂、试验场、农会等组织传递给农民，使中国古老的经验农学开始向现代的实验农学过渡。同时，中国的农业生产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开始向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现代商业化农业转变。中国的农民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一个环节。这场运动不仅推动了清末农业的发展，也将“科学”的种子埋到了大众的心中，为五四运动高举的“科学”旗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可谓五四时期“赛先生”的先驱。
（三）专业期刊在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专业期刊有别于大众期刊，具有专业性的特点，其创办主体、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首先是主体的独特性。专业期刊的主办人和作者的门槛比起大众期刊都相对较高。一般的时政性大众期刊主办人和作者只需要具有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关心时事，热心公共事务。而以农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期刊的主办人员和作者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农业科学知识，这在清末的中国还相当难得。这个时期，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刚刚开始，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在开始阶段，农学期刊的作者很多是外国人，文章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和日本的相关知识。随着农业学堂的开设和农学知识的普及，才有中国的学者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其次是传播途径的独特性。一般的大众报刊以私人创办为主，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销售，在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和通商口岸设立发行处，以便宜的价格，新闻、广告、小说、政令等丰富内容吸引读者购买阅读，没有特定的读者群。例如《申报》在创办早期的内容就包括新闻、宫门抄、小说、广告，还介绍各种外国的新奇事物和知识，吸引了大量读者。而专业性的期刊则不同，其内容具有较高的门槛，目标是特定的小众读者，创办和运营的成本都比一般的大众媒介高。这就使它的传播渠道有别于大众报刊。农学报刊除了在各大城市设立发行处，吸引有志于农学的普通读者外，还依托农业学堂、农会、农业公司等社会组织，向需要农业知识的学生、乡绅、农户进行普及。例如《北直农话报》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高等商业学堂，天津的军医学堂，河南省城师范学堂等高等院校设立了多家发行所，[48]目的就是向高等学堂的学生普及农业知识。
农会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介，也在农业期刊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各省创立农会，下面的县市都成立了分会，组成了一个遍及全省的金字塔形农会网络。农会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办报。以江西农会为例，其创立的《江西农报》总发行所设在江西农工商矿局，以江西省的农务总会为领导，在吉安、赣州等大城市建立发行所，[49]利用下属各县市的农务分会发行，持续了较长时间。此外，专业期刊由于读者较少，创办成本较高，很难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例如，《农学报》在戊戌变法后，由于财务问题险些停办，多亏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才得以持续。
最后是传播效果的独特性。大众传播效果以改变大众的行为来验证，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当中对媒介效果、人的社会属性以及政治活动中的人际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意见领袖等概念。（农学）专业期刊引起的知识传播效果很难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来精确研究，需要放在一个传播的整体框架当中来衡量。发展传播学理论认为，[50]传播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联系。信息和技术的传播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进而使国家走上现代化进程。美国学者罗杰斯被认为是在发展语境中引入扩散理论的第一人。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书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起源于作者对美国农业问题的研究，现代化被看作是扩散的过程，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另一种不同的、技术更为发达的、变迁更快的生活。罗杰斯将发展定义为创新的扩散，还为此建立了一个有关创新扩散的模型，他指出创新扩散具有四大要素：创新内容、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体系。[51]笔者认为，研究清末知识传播的效果，可以参考罗杰斯在创新扩散理论中提出的模型，以四个要素来衡量其独特性。创新的内容就是西方的现代农学知识。清末的农学杂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内外交困，从内部而言中国需要新的科学知识来改造旧的生产方式，从外部而言，殖民主义带来的外部刺激让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专业期刊是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而知识分子、学校、农会、政府构成了知识传播的社会体系，清末的知识传播就是上述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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