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大量数据分析阐明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教育出版后来居上、独霸俄罗斯图书市场半壁江山20年的主要原因，重点阐述了俄罗斯教育出版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中俄两国出版企业在教材出版、数字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恰逢其时、大有可为。
【关键词】俄罗斯出版；教育出版；中俄合作
中俄关系走过7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将两国的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双方的务实合作面临着更为广阔的机遇。俄罗斯作为世界闻名的爱书一族，自然在出版领域将同我国开启更广泛的合作。本文探究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教育出版情况，尤其要探讨其后来者居上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以期为中俄两国在教育出版领域精准合作提供参考。
一、俄罗斯教育出版发展历程
“苏联曾是出版大国，每年出书种类8万种，25亿册，排名世界第三位，家庭藏书量曾居世界之首。”[1]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体制、图书出版政策的变革对出版业冲击很大，一度使其面临非常艰难的困境，出版规模明显发生萎缩。励精图治30年，出版社在市场私有化进程中不断调整适应，寻找发展之路。2006年俄罗斯图书品种首次突破10万大关，这一数字一直保持至今，长期位居图书出版种类和出版印数双料冠军的就是教育出版物。然而根据俄罗斯图书市场统计数据显示，1990—1999年俄罗斯图书出版印数第一的是文学出版物（包含儿童文学），直到1999年教育出版物的出版印数才同文学类并驾齐驱，2000年超过文学出版物并一直保持至今。从苏联解体之后至今，俄罗斯教育出版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孕育期（1991—2000年）：社会结构改变焕发教育出版活力
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变的还有人们的意识形态，反映在图书出版行业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解体前一直稳居图书出版印数榜首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出版物经过10年的变迁逐渐被教育类出版物赶上。
从1991年到2000年俄罗斯各类图书出版印数都逐年锐减，2000年的出版印数已经不能和1990年同日而语，1990年出版物总印数是14.8亿册，而2000年为3.6亿册，整体缩减了3/4。2000年教材类图书出版印数是1990年的1/2，文学类图书不足1/5，科学文献是24%，而大众政治出版物仅为1.5%。1998年俄罗斯渡过经济危机的阵痛之后，所有种类的图书出版印数均有所回升并趋向平稳，只有大众政治出版物已无力回天。面对第一个十年俄罗斯图书市场的大萧条，俄罗斯学者Есенькин Б.С.和Майсурадзе Ю.Ф。认为“苏联解体之后……社会经济环境对图书市场影响严重。在俄罗斯人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社会分层导致贫富差距增大，贫困人口数量增多导致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人们压缩了在图书市场的消费份额。”[2]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出版社的原料供应商和印刷厂都陷入停工、停产的困境，一些出版社只能在欧洲寻找工厂印刷书籍，这使得书籍成本急剧增加，价格增长惊人，导致人们用于购买书籍的家庭预算份额非常有限。此外，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社会分工发生变化，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收入，经济生活的窘境和改变生活状态的需要使更多的读者将有限的图书消费预算投入到教育出版物以期提升自己的能力换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使得俄罗斯图书市场由文化消费型转向实用消费型。这一阶段以教材类出版物为主的俄罗斯教育出版迎来了自己的蓄势待发期，并开始逐渐成为俄罗斯出版市场的生力军。
（二）生长期（2001—2010年）：出版新政执行推动教育出版发展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私有化进度加快，政府颁布出版自由的政策之后私人出版社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而俄罗斯50家国家出版社被整合为15个，不复昔日辉煌。其中“国家文学出版社”是苏联最权威、出版物最畅销的文学出版机构，它的被迫重组表明“在出版市场放开之后，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可能就是文艺类的专业出版社，因为，文艺类图书的专业性相对较弱，而其受众却又相对较多，新成立的私人、小型出版社自然会在这个领域寻找突破口，与传统的专业出版社展开竞争。”[3]与主营文艺类图书不同，主打教材类读物的教育出版社准入门槛比较高，需具有一定基础才能在市场立足，有些出版社不仅出版产品的专业程度高、历史久远，还具有一些社会关系。俄罗斯政府推出出版新政之后，政府不再支持的文学类出版社命运惨淡，教育出版社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原有基础和社会根基要比新兴的众多文艺类出版社牢固，因此具备了厚积薄发的条件。
根据俄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教材出版物出版种类已近2万种，出版印数为2.1亿册，是俄罗斯图书市场的双料冠军。2010年出版印数虽然基本与2000年持平，维持在2.2亿册，但出版种类升至近4万种，是2001年的2倍，出版种类占总数的32.3%，出版印数占总数的35.1%，已占据图书市场1/3份额，发展迅速，势不可挡。这个十年堪称俄罗斯教育出版的快速发展阶段，以教材出版物为主的教育出版社得到了快速的壮大和发展，开始出现比较大型的、专业的教育出版机构。在政府出版新政的影响下教育类出版物和教育出版社双双得到快速发展，教育出版已成为俄罗斯图书市场的主要部分，市场表现稳固。
（三）个性发展期（2011年至今）：国家发展政策引导教育出版方向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重视阅读的国家，俄罗斯政府和民众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俄罗斯制定了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教育被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4]。俄联邦政府先后通过了《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纲要》、《联邦教育发展目标纲要》（2006—2010版）、《联邦教育发展目标纲要》（2011—2015版）及《联邦教育发展目标纲要》（2016—2020版），“衡量《纲要》实施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向俄罗斯公民提供终身的、普及的和优质的教育服务，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5]。2003年俄罗斯签署《博洛尼亚宣言》，正式成为“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之一，克服重重困难参与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打通本国与欧盟的高等教育体制。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推动，也得到了本国公民的积极响应，人们在家庭支出份额中加大了对教育资源的支出比例。
此外，多年来俄政府在振兴俄罗斯文化的联邦目标纲要《俄罗斯文化》框架内对图书出版领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俄罗斯文化2012—2018年》执行的7年里，俄联邦政府财政总体支出超过9亿卢布，支持出版了超过4600种图书，确保了很多具有社会意义的出版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其中包括科学院学术收藏、俄罗斯百科全书、儿童文学、文学作品、科学文献和大学教材。从2019年开始图书出版支持计划将在俄联邦《文化发展》框架内执行，支持的方法和选拔项目的条件与以往一样。2019年共有47个地区的337家出版社提出了1029份申请，2019年底最终签署出版协议263份，政府拨款1.08亿卢布[6]。俄政府在出版领域的这一重要措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图书市场的出版选题由于政府财政的支持变得更加丰富，加大了对莫斯科和彼得堡以外的非出版业集中地区的支持力度，扩展了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并对一些小型的省级出版企业起到了帮扶作用，惠及了很多教材类出版社。
俄政府的科教政策、教育体系改革促进了教材的更新和教育产品的进步，民众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也使得教育文献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不断提升，这些都促进了俄罗斯教育出版的持续发展。俄罗斯教育出版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意义，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有力引导下具有很强的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意识，按照国家教育政策、学科体系、读者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细化产品种类，打造有专业特色、有竞争实力的产品，用高质量的产品留住高素质的顾客。
全俄有100余家教育出版社和科教中心等教育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大城市。根据2018年俄罗斯图书市场出版种类和出版印数排名显示，排在前20位的出版社中有近一半是主营教育出版物的，它们实力雄厚、各具特色（见表1）。比如教育出版社（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教材出版种类和出版印数最多的出版社，其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教学教育出版社，1964年与教育科学院出版社合并，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苏联解体之后对其冲击不小，但经过不懈努力在现存不多的国家出版社中一枝独秀，它出版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深受中小学师生的喜爱，不仅价格优惠，还是公认的权威书籍；凤凰出版社（Феникс）是俄罗斯最大的地方出版社，位于顿河流域的罗斯托夫市，主营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教科书、参考书、练习题和教育文献，同时还出版科学类、科普类教育文献，由于俄罗斯图书市场60%左右的出版种类和85%的出版印数都出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凤凰出版社作为地方出版社能够挤进俄罗斯出版社排行榜前20名，实力不容小觑，其重点开发教育类图书的定位起到了关键作用；考试出版社（Экзамен）是一家比较特殊的出版社，主营考试类复习材料，面向社会各类考生出版俄罗斯各种大型考试教材和复习材料，如俄罗斯的“中考”“高考”和“基础教育考试”等，由于读者群体特殊、数量庞大且为“刚需”，近年来考试出版社发展趋势良好，在竞争激烈的教材类出版社中非常具有竞争优势。此外，兰出版社（Лань）、俄语词汇出版社（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韦科出版社（ВАКО）等都位列出版社排行榜前20名，它们主营学前到大学各类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以及各学科、各专业领域的学术文献。尽管由于人口下降和经济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整个俄罗斯图书市场处于萎缩状态，但是教育出版机构却在社会变迁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焕发勃勃生机。
表1 俄罗斯20强出版社中教育出版机构情况简介
| 出版社名称 | 成立时间 | 业内地位 | 主营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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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1930年 | 俄罗斯出版印数排名第一,是历史最悠久､最大的教材类出版社 | 主要出版中小学教材､习题､地图､词典等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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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法出版社 (Дрофа) |
1991年 | 俄罗斯最大的科教中心之一,10大出版社之一 | 主要出版自然科学教材,如生物､化学､物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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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塔纳-格拉夫出版社 (Вентана-Граф) |
1994年 | 俄罗斯第三大教材类出版社,10大出版社之一 | 主要出版小学教科书､生物学和工艺学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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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出版社 (Экзамен) |
1992年 | 考试类专题出版社 | 主营考试类复习材料,面向各类考生出版俄罗斯各种大型考试教材和复习材料,如俄罗斯的“中考”“高考”和“基础教育考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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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词汇出版社 (Русскоеслово) |
1994年 | 由俄联邦教育部和科学院直接管理 | 主营儿童教育文献,出版教材､教学法､科普文献,与俄联邦教学测量研究所一起出版俄罗斯中考､高考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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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出版 社(Феникс) |
1993年 | 俄罗斯最大的地方出版社 | 主营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教科书､参考书､练习题和教育文献,同时还出版科学､科普､教育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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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科出版社 (ВАКО) |
1994年 | 俄罗斯20大出版社之一 | 主营教学方法论书籍,高校和中学教师教学经验､教学习题分享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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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出版社 (Лань) |
1993年 | 俄罗斯20大出版社之一 | 主营大学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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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教科书出版社 (Академкнига/учебник) |
2000年 | 俄罗斯20大出版社之一 | 在出版科学丛书基础上关注儿童初始教育,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出版教科书 |
二、俄罗斯教育出版发展特点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教育出版发展至今已成为占据全年图书市场1/2份额的常胜将军，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出版的巨大市场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和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图书市场上最具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教育出版机构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企业经营策略，也促进了俄罗斯教育出版的强劲发展。
（一）教育出版机构并入出版集团启动开挂式发展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全球出版业形成了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三足鼎立的格局。全球教育出版巨头培生集团自2008年开始，一直以明显优势稳居全球出版业50强榜首，培生集团原本以教育出版培生教育、财经媒体《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大众出版企鹅出版社三个板块为主，如今后两者已经纷纷抛售或者合并，集团把核心注意力聚焦在了教育出版上。[7]“出版集团、出版公司以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资金运作的常见形式，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大型出版集团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接一个地并购项目来为其商业王国开疆拓土，也预示了该集团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布局与思考。”[8]俄罗斯的出版集团自然也是如此，它们看重教育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和巨大市场，纷纷将其并购麾下。
俄罗斯最大的出版集团埃克斯摩（Эксмо）自2014年开始看准时机相继并购了两家主营教育产品的出版机构德罗法（Дрофа）和文塔纳-格拉夫（Вентана-Граф），它们都是俄罗斯排名前10的出版社。德罗法成立于1991年，是俄罗斯最大的科教中心之一，主要出版自然科学教材；文塔纳-格拉夫成立于1994年，主要出版小学教科书、生物学和工艺学教材。这种大举并购就是看准教育出版的强大发展空间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试图强强联合占领本土市场、挺进世界图书市场的尝试，并购后的埃克斯摩-阿斯特集团出版的教材覆盖了学前至大学，中小学教材覆盖率达到1/4，教育产品种类得到大量补充变得丰富多样，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销售业绩一跃而起，在2014年成功挺进全球出版企业50强，2018年排名上升到第35位，成为俄罗斯出版业真正的巨头。
2018年同时上榜全球出版企业50强的还有一家俄罗斯出版集团奥尔马-教育（ОЛМА-Просвещение），排名第39位。这家出版集团由与政府关系深厚的奥尔马（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出版集团和俄罗斯第一大教材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在2011年合并组成，集团很多出版项目都是与俄罗斯政府合作，承担了很多教育机构指定的教育产品的出版，这使得他们具有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合并之后集团出版物在俄罗斯图书市场印数排行榜一路飙升到第一名，教育出版社还试图将市场拓展到学前领域并且希望为俄罗斯教育系统建设一整套完整的服务体系，包括为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提供教材以及必要的设施和设备。
同样是通过企业合并增强自己实力的还有字母-阿提克斯（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出版集团，它是由俄罗斯国内另外四家主营教材、外国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儿童科普作品的教育出版机构组成，分别为字母出版社（Азбука）、外国妇女出版社（Иностранка）、蜂鸟出版社（КоЛибри）和燕尾蝶出版社（Махаон）。
如表2所示，2018年埃克斯摩、奥尔马-教育、字母-阿提克斯三家超级出版集团的销售总额占据了俄罗斯出版业销售总额的52.57%，埃克斯摩-阿斯特出版集团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奥尔马-教育出版集团位列第二，字母-阿提克斯出版集团排名第三。2014年各大教育出版机构纷纷加入俄罗斯出版集团的并购，背靠出版集团的丰富资源和核心技术积极开发新的教育产品和销售市场、由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逐渐拓展到线上资源开发利用、从传统的纸质图书到数字图书的开发设计，不仅市场变得更加宽广，竞争手段和竞争技术也变得更加强大，迅速提升了教育出版的竞争优势，并入出版集团的教育出版机构开启了俄罗斯教育出版开挂式的发展阶段，潜力无限。
表2 2014—2018年俄罗斯主要出版社市场销售份额统计表
| 出版集团/年份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
| 埃克斯摩-阿斯特 | 埃克斯摩 | 15.4% | 30.3% | 16.32% | 20.72% | 15.67% |
| 阿斯特 | 12.1% | 11.55% | 13.96% | 14.76% | ||
| 德罗法 | 2.6% | 2.58% | 3.47% | 4.46% | ||
| 文塔纳-格拉夫 | - | 1.56% | 2.6% | - | ||
| 奥尔马-教育 | 9.9% | 11.1% | 12.13% | 13.53% | 11.36% | |
| 字母-阿提克斯 | 4.9% | 4.9% | 7.04% | 7.68% | 6.32% | |
| 其他出版社 | 55.1% | 53.7% | 48.82% | 38.04% | 47.43% | |
（二）教育出版经营有道奠定扎实竞争基础
在俄罗斯图书市场，出版社之间通过强强联合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自己向外扩张的能力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自身内部实力的巩固和加强，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专业型的出版社非常注重产品的研发，建立和培养自己的作家团队，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营销模式和渠道，这使得它们在激烈、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出一条具有自身竞争优势和特色的出版之道。
俄罗斯教育出版巨头、俄罗斯最大的出版集团埃克斯摩成立于1991年，开始只是做分销商，1993年实现自主出版图书，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图书出版机构的领头羊，2013年并购了另一家与其实力相当的出版社阿斯特之后开启了它独霸俄罗斯图书市场的道路。它的成功之道在于：第一，作为俄罗斯本土最大的出版集团也是欧洲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每年出版图书8000万册左右，拥有东佐娃、玛丽妮娜、达吉亚娜·乌斯金诺娃、巴维尔·阿斯塔霍夫等一大批优秀的畅销书作家8000余人，被俄罗斯图书市场戏称为“作者之家”。第二，在埃克斯摩出版集团编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从与作者讨论选题、文字处理、产品推广到结算都是由编辑负责，他们参与了一本书的整个出版发行过程，承担着“出版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作为市场和作者的连接者，不仅了解作者的写作特色还深知市场的需求，既可以将需求直接反馈给作者作为选题参考，同时又可以直接面向读者推销书籍，强化作者的特色，是图书销量稳定上升的保障。第三，埃克斯摩集团拥有统一、完善的自营网络，在俄罗斯本土拥有9家地区分销中心，满足不同地区销售需要；在克拉斯诺达尔、顿河流域罗斯托夫和秋明地区拥有3家“Cash&Carry”仓储式大型书店，可以为小型、个体经销商提供一定的折扣，提高他们的销售热情；此外，还拥有官方网上书店Book24.ru，在网上书店可以购买到集团内埃克斯摩、МИФ出版社（Манн，Иванов и Фербер）、文塔纳-格拉夫、德罗法和阿斯特出版的书籍，以及他们各自收购的LikeBook出版社、fanzon出版社等公司的各种产品，满足各个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强大的作家团队、独特的编辑经理人经营模式和完善的销售网络是埃克斯摩出版集团内部稳定发展的坚强基石。
主营教育出版物的演说家出版社（ЗЛАТОУСТ）也是注重自身发展的优秀代表。作为俄罗斯教育出版机构对外形象的代表，演说家出版社在全球出版业赫赫有名，它虽然在出版种类与印数上无法与埃克斯莫-阿斯特这种大型出版集团相媲美，但要以国际知名度、产品专业化、读者分布广而论，演说家出版社最具代表性，它是俄罗斯最大、最知名的俄语作为外语（РКИ）的教材出版社，每年代表俄罗斯在全球参加不同的图书展销会，海外知名度非常高。演说家出版社于199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成立，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专门出版对外俄语教材，是一家专业性非常强的出版社，他们立足于严谨的学术基础和设计理念，大力支持作者们的学术成果和教学法的开发利用，这使得他们在专业领域独树一帜，发展迅速。由于他们面向的是全球俄语学习者的学业需要，因此立足本土文化，将语言扎根文化是他们设计理念的显著特色：首先，作者阵容强大，来自俄罗斯、德国、美国、芬兰、奥地利、日本、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近百位作者使用母语为其创作优秀的对外俄语教材，这使得俄语学习者在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的情况下理解教材内容，掌握学习要点；第二，作者之列不仅有语言学界的著名学者，还有专门研究教学法的专业教师以及常年从事对外俄语教学的一线教师，为有不同需要的俄语学习者和教师有针对性地提供所需的教材；第三，读者分层细化，根据不同的年龄、国别和专业背景提供不同的书籍，如教师使用的专业用书和教学参考书、俄语考级使用的考试类教材、提升听说读写译语言能力的基础教材、专业领域（心理、社会、历史、地理等）俄语教材、多媒体设备教材等；第四，销售渠道多样，为了方便读者购买到需要的教材，演说家出版社提供了网络商店销售、国家采购、同城速递、境内邮递、快递等销售服务，境外在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设立办事处，此外还通过授予出版许可权等方式与国外同类型优秀出版社合作出版他们编写的教材，比如同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教材，选择这样有实力、信誉度高、同类型的出版社进行强强合作对保证产品质量、提高销售业绩、扩大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其海外营销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五，加强教师培训、强化作者团队更新，演说家出版社经常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大城市定期安排俄语教师的培训和研讨会，比如每周都有教学法研讨会，每个月都有高年级教师业务技能培训班、远程视频培训班和面授课程等学术活动，研讨会邀请出版社的作家出席，以此了解一线教师的教学需要，帮助改进教材，同时出版社也会在这些参会的教师中选拔优秀的人才补充到作者团队，通过与教师的沟通和合作提升了出版物的质量和影响力。
俄罗斯图书市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萎靡不振，作为后起之秀的教育出版唯有自身强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三）数字教育兴起拓宽行业发展前景
俄罗斯数字教育出版起步较晚，图书市场仍然是以传统出版形式为主，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的迭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网上获取信息，这深刻影响了人们阅读方式和学习习惯的改变。据俄罗斯电子通信协会（РАЭК）的数据显示，2019年俄罗斯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8.1%，互联网用户总数为9590万人，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用户有8520万人。德国研究中心GfK俄罗斯分公司曾做过统计，互联网在俄罗斯年轻人（16—29岁）中的普及率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峰值99%。俄罗斯电信公司（МТС）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已经将智能手机作为接入互联网的常规设备，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这些都为俄罗斯教育出版的数字化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莫斯科城市电话网（МГТС）的一项调查显示：自从移动设备开始内置阅读软件，人们在网上用于书籍阅读的流量明显增加，在俄罗斯人们喜欢使用“Читай！”（Лит Рес）、“Слушай！”（Лит Рес）、“MyBook”和“Bookmate”等阅读软件在线阅读、聆听或是下载书籍。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使用智能手机在网络上逛网络书店、电子书图书馆和书籍服务微博，用于书籍使用的流量占到总流量的34%，根据2019年的调查显示人们使用手机上网看书的时间正在上升，这为俄罗斯数字教育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俄罗斯电子书市场主要分为三大块：B2B、B2C和有声读物市场。根据俄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调查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9年俄罗斯电子书（B2B+B2C）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尤其是B2C市场份额增加明显，2019年达到46.6亿卢布，占总收入的71.6%。2020年由于全球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为控制疫情俄罗斯一些书店和零售书商3月至5月没有营业，这使得电子书B2C市场份额在2020年增长速度会更高。与B2B不同，B2C打破了传统图书销售形式，采用客户订阅的新商业模式，产生了持续收入流，出版商可以很快收到现金用来开发新的产品或是开展平台合作，提高了电子书发行效率，这大大吸引了教育出版机构的注意力，纷纷入场开发数字教育出版物。
近些年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很多国家传统纸质教科书的销售业绩正在下降，数字教育平台和自适应性学习方法正在迅速发展和普及。“传统”形式的教科书出版商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数字”竞争对手的产品不仅受到学生的需要，而且受到教师的需要，这迫使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发展战略，加大在出版内容上的拓展，延伸其产业价值链，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发跨媒介的内容传播或者与政府合作开发线上、远程教育课程等，更多地关注与出版、阅读和学习相关的经济、文化等因素，产品研发和销售渠道变得更加多元。很多大型国际教育出版商已经感受到了在教育过程中引入新教育技术对公司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出版集团开始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市场，纷纷加入到数字教育出版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跻身全球出版业50强的几家企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教育出版也都是他们的核心业务，并且也都朝着数字教育大力推进。”[8]在2019年全球出版50强中教育与学术出版公司仍然是翘楚，在TOP20中占据一半位置，很多大型国际教育出版公司通过重组、拆分、并购等方式加强出版内容的数字化转型和技术革新。由于出版内容数字化在全球的发展趋势以及在科学、技术和医学（STM）类出版物中的广泛应用带来的巨大收益，数字教育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全球教育出版社的发展方向。
尽管在俄罗斯的出版界传统教育产品仍然占据市场的绝对优势，但是数字教育已悄然兴起。各大出版集团纷纷加强同线上平台合作，大力开发自己的电子产品，比如阿斯特出版集团就与Лит Рес合作全面开发自己的电子产品，埃克斯摩旗下的教育出版中心文塔纳-格拉夫逐渐以数字教育产品研发作为今后企业发展的重点。2014年阿里彼娜（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出版集团将自己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给Р В К基金，利用收到的资金购买新的电子和印刷书籍的权利，以及开发远程学习课程。2017年俄罗斯最大的电子和有声读物图书馆mybook的订阅客户和总收入增加了2倍，在所有的订阅栏目中“文字之声”（Звуки Слов）最受用户喜爱，它以订阅形式向用户提供有声读物、播客和讲座。此外，俄罗斯政府也在教育体系内大力发展教育的数字化建设，从学前到大学全面提升数字教育的质量，为各类公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线上学习或是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面对数字教育的燎原之势，传统教育出版企业不得不调整商业模式以适应新的现实，它们努力开发数字内容，加大互联网推广，分流一部分线下发行到线上平台，建立自己的平台与终端消费者互动，并与数字服务和平台建立有效的互动，通过经营理念的转换和产品技术的革新加快数字产品研发以适应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在2020年春季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数字出版的订阅用户与日俱增，新的学习和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影响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这为教育出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拓宽了发展道路，必将开启新一轮产业进化。
三、教育出版领域中俄两国合作大有可为
中俄两国建交70余年，两国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友谊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指出：“我们要始终将彼此视为重要发展机遇，相互支持，相互借力，实现同步振兴，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典范。下阶段，双方要继续推进经贸、能源、科技、航天、互联互通、地方、人文等领域合作。”[9]在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背景下，中俄必将在人文领域开展更加广泛、互惠的合作。
从2001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几乎每年都会有俄语作品获奖；200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俄语布克奖小说丛书”；2011年至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和彼得堡卡罗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出版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10]；2013年，中俄两国出版人启动了大型人文项目“中俄经典与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出版两国文学作品百余部等。目前出版领域的合作主要以两国读者熟悉的文学出版物为主，但随着两国在出版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两国教育出版在国际趋势影响下不断发展的现状，两国人民对教育问题同样关注、同等重视、非常相似的国内教育发展趋势必将对两国在教育出版的合作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带动两国在教育出版领域精诚合作、共谋发展。
俄罗斯的艺术成就举世瞩目，伟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油画家、舞蹈家、电影艺术家不胜枚举，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林卡等音乐家的名字享誉世界，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希施金、列维坦等油画家的名字蜚声国际，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成就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我国出版界可以在音乐、油画、戏剧、芭蕾、表演等艺术教育方面加强同俄罗斯教材类出版社的合作，引进、研发适合各年龄段、各种学习层次读者使用的优质教材，以此扩充和提升我国在艺术教育中教材的选择和使用。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原版引进，俄方出版社授权给指定的中方合作出版社出版教材，像上文中提到的演说家出版社和外研社的合作形式，也可以是双方出版社共同合作研发适合我国市场的艺术教育类教材，开展精准合作。此外，在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冰上体育竞技项目等方面俄罗斯的教育程度在世界范围也是名列前茅，我国出版社也可以在这些学科的教材出版和引进上开展同俄罗斯出版社的合作，甚至是两国教育出版机构共同研发适合两国学习需要的自适应学习平台，开启跨国数字教育平台搭建的尝试。我国教育出版企业在全球出版行业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教育发展势头良好，技术水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数字教育平台开发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数字教育与自适应学习发展迅速，我国可以将先进的技术经验运用到两国教育出版的精准合作中，俄罗斯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处于起步阶段，数字教育方兴未艾，我国出版界可以通过技术支持、平台合作等方式加强同俄罗斯出版社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在国家发展蓝图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中俄都处在民族振兴的重要时期，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中俄两国出版企业可以各展所长，在教育出版领域互通互联、取长补短、精诚合作、携手进步，共同开创中俄教育出版合作的美好未来，共谱中俄教育出版事业的华美乐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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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亚.国际出版集团并购重组为哪般?[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12-18.
[9]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EB/OL].(2019-04-26)[2020-08-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6/c_1124421257.htm.
[10]崔国鑫.浅析“新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国的出版发行[J].出版发行研究,2018(9):51-5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