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启航：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
1984年，我从山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山西大学教育系“文革”期间停办，1980年才开始恢复招生。那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巳恢复重建，并创办了全国第一份专业教育学术刊物《教育研究》。随后，各省区也相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和创办刊物。1981年，山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山西省教育学会合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山西教育科研通讯》。这种刊物，只供内部交流使用，没有定价，不能征订和公开发行。直到1985年，《山西教育科研通讯》改名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才有了全国公开发行的刊号。那时，刊物没有独立设置的编辑部，主要靠所内下设的教育理论研究室的人兼职办，主编为所长兼任，我们几个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也自然成了兼职编辑。刚开始，我们只是按照领导要求，进行来稿登记、文字校对、样刊邮寄、稿酬分发、作者和读者联系等一些杂务工作，后来慢慢地也负责稿件的初审和复审工作。1987年以后，我担任了理论室副主任、主任，开始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人常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在出版发行的刊物上，不仅小小的编辑、校对人员，而且就是大主编的名字也是看不到的。做编辑工作既无名也无利，经常加班加点不发任何津补贴。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1988年起，每期刊物署上了责任主编的名字，由所内几位研究室主任轮流担任。1989年起，刊物目录页上有了主编、副主编和编委的名单。1991年起，每篇文章的末尾也注有责任编辑的名字。这种署名上的变化，实际上增加了自己心中沉甸甸的责任。过去这种把学术研究和刊物编辑合二为一，好处是研究人员通过审稿和编辑，可以大量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目前科研工作的信息、方向和水平，对于制定自己的科研项目、计划，都有很大的帮助。但由于编辑工作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任务十分繁杂，工作负担过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同时也难以提高编辑的质量和水平。
当时，全国教育理论刊物有20个左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大部分通过邮局征订发行;另一类是省级出版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大部分为自办发行。除了《教育研究》等少数刊物外，绝大部分都和我们《教育理论与实践》一样，没有独立的岗位设置、人员编制、经营核算，存在许多办刊的困难和问题。那个时候，各个刊物之间没有沟通和联系，大家都是通过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私下里互相交流一下办刊的情况和经验。《中国教育学刊》的赵闾先、《教育评论》的黄新宪、《教育科学》的傅维利、《教育探索》的刘宏斌、东北师范大学《现代中小学教育》的赵刚、《教育论丛》的张铁明、《山东教育科研》的刘明和张志勇、《江苏教育研究》的彭刚等都是这样认识并成为同行好友。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结识了不少学界泰斗和青年才俊。我们主动向他们宣传自己的办刊理念、栏目策划、发稿计划，向大家约稿，同时也征求他们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钟启泉、陈桂生，袁振国、丁钢、徐晓云、肖鸣政，复旦大学的张晓鹏，南京师范大学的陈敬朴、吴永军，华中师范大学的周鸿宇、董泽芳、陆少明、陈东升，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肖川，曲阜师范学院的陈信泰、李如密，中央教科所的江山野、程方平、颜兴源、张复荃，四川师范大学的吴定初，西南师范大学的肖兴政，杭州大学的方展画等，都成为我们刊物的热心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我向所长、主编提议，可否邀请从事全国教育理论刊物的编辑同行们来太原开个座谈会，相互交流一下办刊的情况和经验，这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同时，我还和领导一起去北京拜访了《教育研究》的领导赵徳强和夏宝棠先生，我们的想法也得到了他们的赞同。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刊给全国的教育理论刊物编辑部发一份邀请函，同意的单位可以作为发起单位，共同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教育理论刊物座谈会。这样就有了由《教育理论与实践》（太原）、《教育研究》（北京）、《教育论丛》（广东）、《江西教育科研》（南昌）、《山东教育科研》（济南）、《教育研究动态》（兰州）、《教育科学》（大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长春）等8家刊物编辑部联合发起，《教育理论与实践》主办的非官方性质的全国教育理论刊物第一次协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述八家刊物外，还有《中国教育学刊》（北京）、《教育评论》（福州）《普教改革与科研》（天津）、《江苏教育研究》（南京）、《教育论坛》（郑州）、《教育探索》（哈尔滨）、《外国教育》（北京）、《国内外教育文摘》（太原）等8家刊物的代表，以及吉林教育出版社、大连出版社的代表，共28人。会议通过了今后开展的10项协议，其实，我记得最具实际意义的有两项，一是会后各家都及时刊发了全国14家教育理论刊物联合征订启事;二是协作会每一两年举办一次，由各协作单位轮流承办。第二次协作会议1990年在江西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刊物增加到21家，还特邀学术界专家代表以及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的代表，共41人参加会议。会议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重要的是选举产生了的新的协作会常务成员单位，增设了协作会秘书处，设在《教育研究》编辑部。这次会议还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教育理论刊物优秀编辑的评奖活动，编辑一套教育丛书，这些都基本上得到落实。特别是每年到刊物征订季，联合刊发征订广告，成为一种传统。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和《教育评论》等就在封底上开始互发征订广告。还有针对个别作者“一稿多投”的情况，相互及时通报信息，联合进行停发制裁。1991年在江苏苏州召开了第三次会议，25家刊物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92年，由张健先生担任主编，我们的老社长荆世华、《教育研究》夏宝棠任副主编、26家刊物的主编任编委，朱永祥、张志勇、赵闾先、涂乃登、栗保滨、黄新宪、傅维利和我共同负责选编，出版发行了《中国教育科研成果概览》（1979～1991）一书。张承先先生亲笔题词：“教育理论研究要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概览》绝大部分是从这一时期各协作成员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中选出来的，全书分为十个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教育科学某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书中所列工作人员都是《教育研究》和我们刊物的编辑人员。通过这件事，也有幸认识了高宝立、朱珊等同行好友。1992年在福州召开了第四次会议，30家刊物的6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教育学会顾问张健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1993年在山东泰安召开了第五次会议，27家刊物的40多位代表参加。1994年，这个非官方组织的民间协作会议终于修得正果，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教育理论刊物协作会第六次年会在杭州举行，来自37家刊物的40名正式代表和6名列席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著名教育家瞿葆奎教授，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郭永福编审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讨论了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瞿葆奎担任理事长，梁为楫、连瑞庆、黄新宪担任副理事长，夏宝棠担任秘书长，我和华四泉、梁永丰、彭刚、赵刚、王坦任副秘书长。
1996年，由于工作关系，我离开了教科所和编辑部的工作岗位。掐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已经三年了。上述所提到的名字和事情，可能存在记忆性错误，不妥之处，希望大家看到后能以原谅。总之，1984～1996年这一段当教育理论期刊编辑所经历的人和事，始终是自己人生当中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