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关义、万安伦：北京印刷学院；宋嘉庚：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新文科建设工作的全面部署与推进，给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及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指明了方向。出版肩负着生产与传播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出版学作为研究人类出版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更应该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探索，推动自身一级学科设立，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出版专业人才。
【关键词】新文科；出版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对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这两个大局下做好文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能力素养要求有了很大变化。以往人文学科毕业生大多成为公务员或在文化单位、出版单位、教育教学单位工作，而当前新媒体、融媒体机构也吸引了大量文科毕业生。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各行各业对文科毕业生的能力素质还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高校进行新文科建设和变革，通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环节等多方面的改革和重构，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出版学科是一门独特且重要的文科类别，肩负着建成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艰巨使命，尤其是在新时代、新文科背景之下探讨如何加强出版学科建设，促进高规格、高质量、高层次人才培养，是推进新文科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举措。
一、问题的提出
“新文科”即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新文科建设就是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养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1]新文科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完善新文科建设就要准确聚焦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需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这样才能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出版学应把握机会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探索，主要依据有两方面。
（一）出版学科演进历程与新文科建设需求高度契合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是新文科教育建设重点，出版学学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2]出版学是研究人类出版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出版学科建设能够满足现代文明社会建设中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掌握和传承，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宣传、教育、鼓舞和引导群众的需要。
出版学科文理融合发展现状契合新文科建设要求。新文科建设要求学科交叉融合，这样既可提高现有学科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可衍生出更多新的学科生长点。出版作为肩负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传播重任的特殊学科，是文科类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互联网技术出现后，出版学在传统专业基础上不断探求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增强自身创新发展能力。对此，党中央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指导出版融合发展。2015年3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实施路径和重点方向，2020年6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这对加快出版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科建设提出要打造特色质量文化，出版学科的建设方向始终聚焦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由以往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出版业也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目前，出版界关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讨论重点集中在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快出版业与技术融合发展等方面。回顾我国出版学科的建设历程，可见其推进方向恰好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一致。出版学相关专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设立，几十年来，出版行业专家、出版教育界学者、有关出版机构负责人等产、学、研各界人士始终坚持推进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求更高效培养出版人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所高等院校自2012年起开始紧跟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陆续开设数字出版相关专业，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推动出版业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截至2019年3月，我国已有19所本科院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3]
（二）设立出版学为一级学科是时代之需
新文科建设要求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出版学作为新文科框架下一种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人才培养尤为重要。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提出，加强出版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尽快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之中。[4]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兴盛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培养依赖于学科建设。
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是巩固中华文明国际地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对高层次出版人才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远景目标，国际上国家文化竞争的实质就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出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人扮演着人类文化生产及其传播、传承的“把关人”角色，培养一大批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的高层次出版人，是巩固中华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将极大满足国家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高层次出版人才的急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推进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等工程；要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5]这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和运行都与高层次出版专业人才密切相关。此外，全民阅读战略的实施与普及需要大量具有阅读学、编辑学、版本学等专业知识储备的高层次出版人才，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也急需大批政治过硬、业务熟练、能坚决贯彻落实社会效益“首位”原则的高层次出版人才作为“守门人”。
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能够弥补出版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和新型出版业态中高层次出版人才匮乏的短板。目前，我国580多家出版社中具有博士学历的工作人员比例不超过2%，高层次出版人才严重匮乏，导致传统出版行业转型乏力。数字出版行业方兴未艾，整体收入规模超过8000亿元，然而目前新型融合出版领域中博士学历从业者却不足10%，行业发展急需大量适应出版新兴业态发展的高层次出版专业人才。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不仅利于培养新媒体数字编辑人才和数字版权人才，还能助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治、依法出版、依规传播的良性发展的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社会生态。
出版学学科建设方向与新文科发展要求一脉相承，因此出版学学科的建设更要把握住新文科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出版学究竟如何进行学科建设探索，加快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下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二、新文科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出版是智力密集、知识生产的独特学科，出版人才则是该学科发展的核心资源，在新时代任务的要求下，新文科背景给出版人才培养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与难以避免的挑战。具体而言，新文科框架主要在明确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学科教研四个方面为出版人才培养提供新机遇，在技术与专业鸿沟、文理学科融通矛盾和产业融合先行而学科交叉滞后三个方面给出版人才培养带来新挑战。
（一）出版人才培养迎来新机遇
一是重塑培养目标的新机遇，提倡崇“德”尚“术”，培养新型出版人才。“德”是思想道德层面的教育，“术”则是数字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掌握。[6]首先，出版学科的专业人才创作出版产品、传播精神产物的过程是一个对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发声，对社会大众言行举止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因此，出版人才不仅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还承担着引导大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的责任。出版专业人才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版观教育，学会批判思考，熟读历史，认清形势，把握行业的时代发展脉络，坚定“四个自信”，提高创新能力。其次，新文科建设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新技术的融入，移动云、可视化、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出版人才的思维方式和专业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之一。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出版新业态，专业人才必须正确运用互联网语境下出版传播思维、用户思维等核心思维，在熟练掌握传统编辑出版技能的同时，兼具出版产品数字化管理能力、专业数字工具应用技能、视觉化技能等数字技术。
二是重构课程体系的新机遇，推进出版人才培养方向多元化。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出版学科知识结构的原有体系，缩小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鸿沟，加之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持续推进，使得包括呈现形式、传播手段、营销模式等在内的新技术能力与素养愈发重要。新文科背景下，为保证出版专业人才掌握好跨学科的新技术，课程教育必须尽可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与知识结构，充分体现学科交叉、文理融通的优势。在学科课程设置上，除传统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基础课程以外，可尝试增加计算机技术、图形处理技术、数字出版技术、短视频制作技术、非线性编辑技术等相关课程，同时根据学生的情况补充管理学、经济学、数据分析等相关内容，弥补出版专业学生在数理逻辑等方面的不足。[7]以不同学科、相关专业之间的融合交流学习，推动出版人才的多元化发展，培养懂数理、厚人文、擅技术的复合型出版人才。
三是重构师资队伍的新机遇，面向人才需求建立新的师资队伍。出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科专业教师的指导，师资力量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代代出版人才的能力。有关专家提出，高校应为出版学科的学生重新组织构建一批“双师双能”型的专业师资队伍，“双师”即“专业知识+专业技术”过硬，“双能”即“教学能力+实践能力”过强。[8]出版学科的教师兼具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的学术知识，更能针对学生的不足与需求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在课堂上将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进而培养出能够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学生。当然，“双师双能”教师同时也必须满足数字技术、出版知识、文史理工样样精通的复合型人才要求，才能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手段塑造别开生面的教学环境，在有目的性地教授数字技能的同时，以生动、多变、智能化的全媒体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因此，高校应该鼓励在职教师定期进修培训、参与相关竞赛、参与企业项目，以不断强化自身教学与实践能力，为更好培养出版人才蓄力、续航。除此之外，为出版专业的学生设立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培养模式也是构建师资队伍的可行选项之一，由学术能力过硬的校内导师负责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教学，工作经验丰富的校外导师负责学生的务实操作教学，校内外教学素材和教学情境相互补充，以保障出版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是教研升级的新机遇，满足产、学、研一体化的系统需求。实践教学是培养出版专业人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要构建文理皆通、技能多样的出版人才队伍，更要搭建好以新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多功能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为此，高校必须推动出版学科教研的转型升级，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积极与新媒体机构、新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共同建立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带领专业学生与企业合作研究项目，使出版人才的在校教育与行业要求对接、学习内容与市场需求对接、专业知识与产业实践对接，从而形成“高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闭环，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出版企业工作流程，紧跟行业发展和市场运营机制学习对应技能，满足出版专业人才的产、学、研一体化培养需求，以向出版业输送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出版人才培养面临新挑战
一是信息技术鸿沟的新挑战。新文科发展要求推动新科技与文科融合，但两者是否能够有机相融，到目前为止还未可知。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表示，在信息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遇到的挑战“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9]。在出版学科建设推进过程中，要求出版专业人才必须学习新媒介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他们难以有效利用技术工具解决问题，加之具有技术能力的开发人员又缺乏出版专业知识，在生产出版数字化产品或对出版产品数字化管理的过程中无法有效理解出版人才的实际需求。再者，信息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出版人才的判断与分析，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成功抓取分析出读者喜好偏向之后，会影响作者、编辑对出版物的策划与创作，进而为抢夺市场、迎合读者生产价值不足的图书。故此，网络技术与出版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导致新文科背景下出版人才的培养面临着难以拥抱新技术的巨大挑战。
二是文理融通容易遮蔽“文”本质的新挑战。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曾提出，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它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10]要实现文科教育的更新升级，就必须注重跨学科教育、多学科融通，以培养超越现有专业与学科局限，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在出版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则应该加入理工技术学科的课程教育。但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学生对于传统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和计算机技术学科课程的认知常常会陷入矛盾与误区中：花费大量时间在晦涩难懂的技术课程上，反而容易忽视出版学专业知识，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完成出版工作时力不从心。技术本应作为出版工作的辅助工具，却反倒变成了挤占学科专业地位的“罪魁祸首”，文理融通过程中出版学科“文”的本质与特质被遮蔽成为新文科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巨大挑战。因此，在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多学科协同、文理交叉融通时，更要坚守出版领域“文”的本质，避免因为一味地趋新而忽视专业自身，本末倒置。
三是产业融合实践先行而学科交叉教育滞后的新挑战。近年来，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以电子书出版、数字报纸、数字期刊、互联网出版、数据库出版、手机出版为核心的新兴出版业态发展迅猛，传统出版业态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向着融合化方向不断发展。新兴出版要求在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和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运用互联网思维，基于数字技术，使用手机出版、网络出版、自出版等多种新型出版方式。面对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产业进一步加快了融合步伐，然而高等院校对于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却蓄力不足，内容相对单一的数字出版课程难以满足新兴出版的诸多需求，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相对滞后直接造成人才培养的输出节奏、培养规格与产业的发展难以适配等问题。
三、新文科背景下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的建议
新文科建设的持续推进为高质量文化的打造和高等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机遇和背景之下，出版学学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加强建设，以促进出版专业优化和教育融合发展，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层次出版专业人才。
（一）将出版学设置为一级学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急需的学科，而出版学一级学科就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发展急需学科。
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一级学科是党更好地引领群众，齐心协力实现国家富强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出版业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用科学的理念引导人是出版工作肩负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与出版工作有着本质的联系。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69年后，在书中的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之花在俄国率先绽放；1920年，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就在它印行300多天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与肯定，也有出版工作的不懈努力。自2014年开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出版物持续推出，还被翻译为20多个语种在全球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习近平从2012年起不同阶段的重要著作，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执政方略，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知和理解，促进国民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言行举止中感受传统文化智慧……加强出版学科建设是党带领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宏伟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是新兴产业业态发展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从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情况看，产业融合和产业分化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必然现象，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分工越来越细，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建立在产业需求基础上的学科知识也只能不断分化和细化，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从科学发展史来看，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贡献，都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所致。大学的学科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学科建设水平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学科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吻合度是衡量高校学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出版业虽然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行业，却是文化强国建设中重点发展的产业。在国家、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在新兴产业业态层出不穷的境况下，出版学科建设已然成为时代之需，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是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培养出版专业人才队伍的关键。
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是推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策略。高校能为国家发展作出重大的、突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的大学首先要为中国作出贡献，高校要服务国家高层次人才需求、重大科技战略需求、文化传承创新需求，因此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人文社会科学范式，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医学、中药学等学科专业，它们均为我国独有的学科专业。[11]受社会政治制度、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形成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高等教育体系，如民族教育、国学教育、价值观教育等，这些“中国特色”是无法用世界通用指标进行衡量的。出版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发力点之一，推动我国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不仅是在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和重视中国特色的前提下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而且能够加快实现中国学科体系与世界学科体系交叉融合的进程。
（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其成熟的标准应具备如下几个方面：高素质的学者队伍、高水准的科学研究、较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较高的学生培养质量、完备的学生培养环境保障和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目前，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具备这六个条件，但在出版学科体系架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笔者认为，出版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出版企业或出版单位的活动是一个系统，与这种出版实践活动相对应的出版一级学科研究方向应该多方位、多侧面思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多维架构，至少应包括如下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出版活动源远流长，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史，培养出版史专业人才。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研究有明显的区别，是借助数字人文、数据工具实现出版史价值再挖掘的新尝试，这将为出版资源数据化、版本馆的建设运营提供人才储备。有学者指出，出版史学内容研究应包括各类中外出版史的编写、研究以及对出版史理论的综合提炼与概括两大方面。研究前者主要是为填补国外出版史的空白和中国出版史各时期的断代内容，研究后者则主要鉴于出版史学理论较少，且缺乏历史总结和哲学思辨。出版学的学科建设离不开出版史的研究，也离不开出版史人才的支持，因此更应该将出版史置于学科体系架构的重要位置。
从对出版活动的思考和不同认识出发，又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思想，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思想。出版的力量来自知识，更来自思想，出版从业者通过编辑出版的书籍对大众进行文化启蒙，他们的宏阔视野与思想品格能够提升出版物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对于出版人才而言，思想至关重要。当然，出版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出版在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发展，就需要有新的思想理念指导行动。新时代的出版人才更要关注行业发展趋势，把握与出版相关的热点和爆点，及时更新观念，加快适应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智慧出版的模式变化，以新思想推动新发展。从出版活动的根基来看，它是人类社会各种知识的表达和传承，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故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理论。在出版策划、编辑、校对等方面做深入研究，并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研究出版理论不仅是为总结新观察、新发现和新思考，更是为新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价值和实操意义的指导与帮助。因此，在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时，必须要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做专业理论课题；同时要推动学科范式的建立，减少低级常规问题的重复研究，提高创新理论研究效率。具体而言，就是在出版策划、编辑和校对等理论研究过程中，利用实际案例做创新练习，要将理论落实到出版各个环节中，才能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培养出应用型人才。
从出版活动的可持续性来看，出版是一项经济活动，有支出必然要求有收入，合理的收入是维系出版活动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版活动必须考虑成本支出和收益，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经济。这与传统经济人才有较大的差异，出版本身更侧重于社会效益，文化价值是出版产品的核心所在，因此出版经济是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经济，出版人才不仅要注重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更要加强知识体系及思想品格的培养。
从出版企业或出版单位角度考虑，不同的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要素资源的占用，必须考虑这些资源的科学配置，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集成的效能，又涉及资源的管理问题，因此，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管理，培养出版管理人才。出版业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事业，出版物质量必须始终处于受控状态，高质量的出版管理人才更擅于在资源管控、配置合理的情况下，对出版物实行全流程管理与全内容质量管理。
从技术支撑的角度看，人类的出版活动在不同时期又都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对出版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出版技术，培养出版技术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推动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技术的引入不仅能调整出版业内部管理，例如美国兰登书屋利用ERP系统运作资金、采购、库存管理、版权和版税管理等业务；还能对出版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如出版公司在数字出版上的成功转型。
基于我国出版实践活动的现实需求，从出版史、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经济、出版管理和出版技术六个方面构建出版学科体系的多维架构，培养对应的高素质出版人才，更能凸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设置凸显新文科属性的新专业课程
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出版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编辑出版知识和技能，还需要熟练掌握经济、管理、市场营销、传媒经济以及数字技术等应用性强的新技能，因此，高校在设置出版专业课程结构过程中，不要局限在原有的出版应用写作、选题策划、中外编辑出版史、编辑实用语文等专业基础课程上，应该根据新要求和新背景加入信息技术、数字出版技术、新媒体创意策划等内容。传统的出版专业壁垒限制了人才的全面发展，新专业课程的导入才能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学术视角和更符合新时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
除此之外，要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轨课程体系。一方面定期邀请出版界专业人士进校授课，给学生提供与一线编辑出版工作者接触、交流、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校内搭建多功能实践平台以供学生实操实练，例如以项目牵头让学生参与到具体出版产品的创作与策划中，体验作为作者、编辑、发行人员等角色的感受；或是以比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题报道、稿件撰写、数字出版物制作、媒体策划等活动，以提高出版学生的专业素养，增强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新技能。
合理设置具有新文科属性的出版专业课程，以文理学科融通、理论实践转化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国高校出版学科教育教学，才能加快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人才，才能持续培养视野广阔、文化深厚的出版人才，才能切实培养专业知识过硬、实践能力过强的出版人才，才能助推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并以此反哺新文科建设。
（四）加强出版行业智库建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中宣部等部门《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8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致力于构建布局科学、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定位清晰的新闻出版行业新型智库体系。[12]出版智库提供的知识服务内容丰富多样，除了为政府、企业的科研项目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以外，还能面向出版机构、出版行业从业人员、学者和研究生等对象提供出版专业培训。比如融智库组织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出版骨干培训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举办的编辑出版业务培训班等。[13]出版智库通过专业培训、公开行业数字资源和举办学术会议与论坛等方式，不仅能够加快出版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和高质量出版人才的培养，还为出版业提供了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库和案例资源库，切实推动了出版学科建设。
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转型和数字出版到智慧出版的发展两大鸿沟。[14]出版学科的建设也要紧跟行业的发展，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持续供给优质内容，从而加快自身升级与转型。在此过程中，出版智库承担着汇集专业研究、挖掘学术价值、竭力资政建言等重要任务，能够有效为用户提供出版专业知识服务，助力出版业更快更好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需要保证优质的社会服务，在这一方面，出版智库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出版行业智库积极策划疫情防护相关图书，并免费开放线上资源供全民阅读，同时启动一系列出版类相关科研课题，利用专业知识和内容优势安抚公众情绪，服务国家、服务大局。
出版智库所提供的优质社会服务，提高了大众对出版的关注度，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出版学的认可，反向促进了出版学科的高质量建设。因此，创新建设出版智库，进一步提高出版智库对用户的知识服务，能够为出版学科建设、出版行业发展提供学术保障。但出版智库的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已有学者通过调研分析，发现我国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在出版智库影响力、知识服务内容和方式、出版智库网站平台建设、知识服务满足用户知识需求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要构建高度协同共享的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创新模式，需从运行机制、人才机制、政策机制、需求机制四方面着手，保障创新模式高效运行。[15]出版智库的创新建设与高效运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够对出版行业发展、出版学科建设提出指导性和前瞻性意见的“智囊团”，出版智库在不断构建、创新服务模式的同时，还必须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在保证学术性过硬的前提下，注重实践基础和现实需求。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定会给哲学社会科学创造大发展以机遇，在国家、社会亟待思想与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下，新文科应运而生。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必须要在夯实基础学科的前提下，发展新兴学科、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出版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坚持推进教育融合发展、培养新文科人才、打造高质量文化等方面与新文科建设要求高度契合。故此，要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文科人才，须不断探索出版学科建设的有效路径，推动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立。通过在出版学下设置凸显新文科属性的专业课程，重视出版师资队伍建设、学科教研活动开展，持续加强出版智库建设等措施，为早日建成文化强国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丰富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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