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鹏飞：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摘 要】出版学一级学科的立足之本是出版教育。当前出版业与出版教育的产学关系，呈现一种弱相关性。出版人才的素养要求，与技术变革之下出版功能的衍化密不可分。知识传承、文化教育、产业和娱乐功能是纸媒时代依次产生的功能，与之相对应，内容编辑、市场推广和项目策划就成为出版人才素养要求的几个方面。当下的融媒时代，媒介成为出版的"内容"之一，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得到重构，知识传承和存储的方式得到了拓展。这种背景之下，要求当下的出版教育沿着三个路径展开：一是功能划分角度的分类培养模式;二是核心竞争力角度的媒介意识;三是高等教育角度的普遍能力。
【关键词】融媒时代；出版教育；出版学；媒介意识
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当前出版学界和业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作为以传承文化和传输知识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国家制定的文化强国战略中，出版业有别于以传递信息为主的新闻或提供娱乐为主的影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特质。但文化强国战略，只为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提供了外在的必要条件，在出版学发展的关节点上，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需要强大的出版学科作为支撑。但仅有这一个外在条件并不能得出文化强国战略一定要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的结论。另外一个条件，便是已经发展30余年的编辑出版教育，是否培养了相当的出版人才并契合当下的出版业发展态势，同时，在学科规范的意义之上是否有了相当的知识积累，并且对产业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如果这种内在的学科性要求得到了满足，那么就与正在展开的“文化强国”“书香社会”等国家战略一起，构成了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立的充要条件。因此，从内部微观视角来考察融媒时代的出版教育，探讨在当前的出版技术和媒介背景之下，出版功能的衍化与出版教育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思考逻辑和论述起点。
一、出版学与出版业：弱相关的产学关系
在当前的学科体系之中，本科门类的编辑出版学被授予文学学位，隶属于新闻传播一级学科之下。研究生层面的出版硕士无论是设立在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还是商学院或人文学院，也大都被列为社会科学门类。社会科学的类别归属，使得出版教育不能像文、史、哲、艺等人文专业那样，进行一种较为宽泛和务虚的博雅教育，只能以为出版产业提供人才资源和理论指导为依归。在一个普遍的认知之中，出版专业的设置诉求是否合理，大都以能否培养胜任出版行业工作的人才为判定标准。
但就现实来看，出版专业和出版行业之间却是一个弱相关的关系，不仅未能像医学之于医生、法学之于律师、建筑学之于建筑师等形成强相关的专业和产业关系，甚至连经济学、教育学那种专业相关性都未能达到。在出版业任职的员工之中，真正来自于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其中的原因，一方面缘于出版学和出版教育还只是一个小众学科专业，培养的人才数量远不能与出版业从业人员体量相比；另一方面就是出版业的多元性所需求的人才，远非现有的编辑出版专业所能培养。
作为一个横跨多领域、多环节的产业，出版业涵括了内容编辑、印刷制作、出版发行、版权交易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职位都需要有较强专业背景的人才与之匹配。内容编辑要求的专业知识人才，版权服务要求的法律人才，国际出版要求的外语人才，日常运营要求的行政人才，以及数字出版要求的技术人才，涉及的专业跨度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的专业领域。以编辑部门来说，因为出版的对象是知识服务，不同学科的图书内容需要编辑拥有不同专业背景，如外文图书编辑需要外语能力，古籍图书编辑需要古代文学或古文献背景，科技图书编辑需要理工专业背景，法律图书编辑需要法学专业素养等，这些是图书编辑的自然要求。自然这些编辑人才大多来自于相应的专业，也就成了编辑人才的应有之义。但有不少出版业界的负责人在对现有的出版教育表达期待或“不满”时，经常以上述的“全才”要求，尤其是内容编辑上的专业要求，作为批判当前出版专业教育的主要论据。前不久还有一位知名出版社的总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中认为，出版硕士在古籍内容编辑上无法与古文献专业的硕士相比，对出版教育不无讽刺性调侃。早在百年之前现代出版业初兴之时，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就有了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以及各地分局的设置，夏瑞芳或者张元济不会认为某个发行所的人员不懂校对“二十四史”，或者印刷所的员工无法设计图书封面就认为他们不适合进入出版行业。但上述这位总编的调侃显然忽略了出版行业不只编辑部门这一点，他从专业要求度很高的古典文献或者医学等内容进行的讽刺调侃，既没有看到在大众出版领域大多数的出版毕业生干得风生水起，也没有看到武汉大学的出版发行学专业培养了不可胜数的新华书店骨干力量。但这种以内容编辑视角质疑出版专业学生能力的做法，几乎成为当前出版专业教育动辄得咎的主要痛点。
这种普遍性质疑既有把出版人才简单等同于编辑人才的误解，也有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中，出版学科居于边缘弱势地位的原因。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之后，在各专业内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学科鄙视链。在描写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活时，钱钟书在《围城》之中就曾写道：“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1]这种叙述，固然是才子小说的一种笑谈，然而反映的学科现实，却在现有的高教体系中存在。很长时间以来，编辑出版学科都处于文学门类之下，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三级学科位置。出版学的上位学科新闻传播学本身就不是一个强势学科。改革开放之后，诸多学科都在进行开疆拓土式的深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新闻学专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阐释“新闻有学”，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鼓与呼。直到10年前，新闻传播学的顶级期刊还在发表为“新闻无学”争辩的文章。与此相似，“出版无学”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学科建设需要遵循一种严格的学术规范，所谓“出版无学”，不过是反映了出版学科的建构正处于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前学科”时期，尚未达到文、史、哲等成熟学科所处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较多的以实践总结代替学术研究，或者基础史论缺乏，乃至研究对象不明晰或不统一等现象，都是当下的出版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必须经历的阶段，但当前出版学科地位较低的窘境，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版学科在出版业界和学科领域的话语权，也影响着出版教育的发展。
对此，不少业界和学界同仁都在此次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讨论中针对学科升级进行了反思。业界同仁主要从国家战略和出版业发展的需求角度鼓与呼，于殿利的《出版构建国家知识体系》、马国仓的《出版为什么要跻身一级学科》、聂震宁的《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五个理由》等，都有着从业人员的敏感和体会。学界同仁的反思更多是从学科内部进行学理思考。方卿在《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关于出版学“学科范式”的思考》《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关于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思考》等系列文章中，从出版学本体论的角度，针对出版学科的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一一审视。张志强系统梳理了国外的出版教育概况，发表了《国外出版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及启示》《国外出版专业硕士研究教育的现状及启示》《国外出版专业博士教育的现状及启示》等文章，以期寻求他山之石的经验借鉴。李频在《现代出版》上主持“出版史研究方法论”学术专栏，刊发了周蔚华的《出版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建构与理论创新》、李频的《呼唤系统、深入的20世纪文学出版专门史》、耿相新的《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范继忠的《核心概念与方法：知识社会学对出版史学科建构的启示》等系列论文。与“出版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相似，范军的《出版史学的建构与出版学的学科发展》《论出版史学对出版学学科合法性的建构》以及万安伦的《比较视域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建设出版学科应认真辨析出版史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之关系》等文章，都试图在学科基础性的史论方面有所积累和助力。北京印刷学院作为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本科学校，罗学科的《我国印刷教育、印刷人才培养的发展与展望》、王关义的《构建特色鲜明的传媒学科体系》、陈丹的《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体系理论思考和现实期待——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分析》等集中思考出版教育的文章，涉及了具体的人才培养话题。
上述学科之外的建议或质疑也好，诸位同仁的拳拳思考也罢，归根到底都是在努力回答出版学科目前所面临的“弱相关”和“边缘化”问题。一个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开设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已经从原来的213家锐减至55家。[2]近几年来更多的转变是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更名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锐减也好，更名也罢，这些变化其实都反映了当前的融媒技术时代，出版教育以及出版业必须面对的出版人才诉求之变。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想思考当前的出版教育之变，还必须从出版业产生之后，出版功能衍变带来的人才需求说起。
二、技术之变：出版功能的衍化
出版教育尤其是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对出版的功能认知紧密相关。出版业界对出版教育的判断，大都基于培养的人才能否匹配出版业的几大功能：知识传承功能、提供娱乐功能、信息交流功能和经济产业功能。因此，梳理出版功能的衍化，就成为微观视角下思考当前出版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文字符号、知识信息、传播载体，三者是构成出版物的基本元素。三者之中，任何一个元素的不同，都会成为区分出版物的一个分类标准。比如传播载体形制的不同，产生了卷轴册页的概念，也是当前书报刊的外在认知。再比如内容部分是记录事件、传递信息还是传输知识之间的分野，形成了报纸和图书之间的核心区别。比较而言，我国出版物的三个元素之中，文字符号是最为稳固的一个。几千年来，虽有真草篆隶等字体的差异，但书写文字的结构方法和表意内容却基本一以贯之。钱存训先生曾说，“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在古代世界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古文字，都已先后夭亡，只有中国文字仍为今日通行的一种活文字，在继续广泛地使用。3000年前所使用的一种书写符号，虽然数量已经增加，形体也有变化，但其构造的原则依旧，今天仍然继续使用，作为日常生活、大众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3]。与文字符号的相对稳定不同，传播载体则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常产生一些变革。而每一次传播载体的革新都会带来一次大的出版变革。文字符号的出现，最初也是被视为口语之后的新传播载体。出版具有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包含了影响出版业发展的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诸多因素，其中以技术为核心的出版载体变革，往往更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出版功能的衍化，也往往出现在出版技术的变革之后。
书于竹帛的时代，出版主要是知识传承功能。中国文字在产生之初，“不仅是人与人往来的工具，也是人与鬼神之间的媒介。前者可说是横面的交流，后者乃是直线的联系。中国文字在发展的初期，后者的分量和前者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4]。在这种情况之下，刻在铜鼎上的金文、龟甲兽骨之上的甲骨文，以及刻在石碑、印在陶器上的文字等，都是最早的文化遗存。但从出版的视角来看，“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器者，皆不能称之为书”[5]。三代时期的钟鼎之文更多地是作为占卜和祭祀时的一种记录。只有到了竹简、木牍、缣帛成为书写材料之后，现代认知上的“书”开始出现，卷册编修等相关概念也次第产生。这一时期，因为出版载体的贵重与不易获取，竹帛之书往往记载着供文化传承的重要知识、典章制度或者历史大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的文化教育功能逐渐凸显。毛笔取代刀篦和木笔成为主要书写工具，书体也从繁冗的金文篆书演变为隶书楷书以及行书、草书。两汉交接的公元前后时期，纸张开始出现，尤其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以写本为代表的文献复制技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如果说竹帛代表了“书”的意义，那么写本的兴盛更多地呈现了“出版”的意义。
隋唐之际，我国的出版技术迎来了另一次革命性的发展，即雕版印刷的产生。起源于拓印技术的雕版印刷，最初主要与佛经的传播紧密相连，但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成为定制之后，我们现在所谓的教育出版或者学术出版，开始成为出版业的一个重要门类。无论是科举用书的大规模复制，还是宋代“千家注杜”现象或者此后《十三经注疏》的出现，都与雕版印刷带来的出版业繁荣紧密相关。
长期以来，文化传承和儒家教育，都是我国出版业的主流功能。这种背景下的出版人才素养，基本都体现在对内容的编辑能力之上。孔子有意识地删繁就简、校订讹误，确立了六经定本，我们称之为最早的编辑家。之所以很少称其为出版家，很大原因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未能让他的编辑成果大规模复制推广。写本的兴盛打破了这种出版限制，但编辑能力是出版人才的最主要核心能力这一点，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拓展。西汉时期刘向父子所代表的政府对书籍的整理，甚至东汉时期为了确定儒家定本，而被视为学术史上空前巨作的“熹平石经”，都是建立在对内容的尊崇之上。这种尊崇，一方面体现了出版业所谓的“内容为王”，另一方面也标示着辨别鲁鱼亥豕之误的专业编辑素养，是出版人才的主要能力。
出版的商业和娱乐功能，是伴随着书籍流通出现的新出版功能。写本兴盛之后，私家藏书、书籍贸易以及专门的复制工作“佣书”，都在东汉之后开始出现。即使在政局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和建康的书肆也越来越多。两宋之后，官刻、私刻和坊刻成为三种主要的出版方式。坊刻的出现，让出版的商业功能开始凸显。尤其是到了晚明的万历时期，坊刻达到了封建时期的最高点，甚至出现了徽州、建阳等以刻书而发家致富的新路子。坊刻兴盛之后，出版的内容除了供应经典著作和科举用书之外，出版供大众娱乐和日常图书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晚明时期坊刻的主要路径。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小说、《博笑珠玑》之类的游戏之书、以“万宝全书”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宝典，是传统旧书坊的保留书目。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现代出版业的另一次变革之际。
与之相对应，出版商业和娱乐功能的凸显，对出版人才的素养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营销能力和策划能力，成为与编辑能力并行的另一种出版素养。如果说南宋的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还反映出他较好的学识眼光，那么以出版劣质麻沙本为代表的建阳书商则大多只具有商业特征明显的营销能力。即使到了现代出版业萌发的民国时期，出版素养依然如此。民国的出版巨擘之中，既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这样以学识见长的专家学者，也有中华书局陆费逵这种善于审时度势的策划型人才，同时还有世界书局沈知方这种营销奇才代表。就民国时期的整体出版情况来看，既从专家学者中延聘编译所人才，也从其他行业中延揽管理人才，同时也设立培训机构、招聘练习生，以培养发行和印刷部门的员工，都是当时的出版人才来源之道。
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出版的功能变动不居，随着出版业的变革而持续地衍变和丰富。那么与之匹配的出版教育，无论是培养立足于传承文化、学术出版、教育出版等方面的内容编辑，还是主打商业和娱乐功能的大众出版对应的营销和策划人才，只要能够胜任其中之一，都应该视为成功的出版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当下的媒介条件下，回视上述的出版功能衍变以及出版人才需求，会发现这些论述建立在一个隐含前提之上，即这些出版功能的媒介背景是单一的纸媒时代。科举用书也好，娱乐话本也好，或者专供少数人阅读的经典注疏，基本都是对纸媒的充分利用。古代中国形成的“敬惜字纸”传统，不但为字纸附会了符咒一般的诸多神力，而且还警告破坏字纸者会导致雷击、患病、暴死、减寿、绝嗣等各种灾厄。这种文化心理除了文字形成初期的祭祀传统遗留之外，单一纸媒形成的刻板印象也不无影响。
清末民初引入的西式印刷技术，把我们带入了新的媒介变革时代。从最初的报刊同义到后来的报刊独立，再到民国大型书局基本都在图书之外另办期刊，已在逐步打破传统图书单一形制的影响。电影、广播、电视的发展，使得现代出版业开始有了跨媒介视野，出版人才的素养要求开始超越纸媒进入到多媒介时代。那么，当媒介发展进入到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融媒时代之后，出版功能和出版教育又有什么新的衍变呢？
三、融媒时代：媒介成为出版“内容”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和依托的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出版中各要素的配比和价值排序，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媒介地位的上升。在多媒体并存的电视广播时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过一句预示性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在此前的认知之中，无论是纸张还是广播电视，讯息都是传播或者出版的主角，媒介只被视为工具或载体。但在麦克卢汉的论断之后，大众越来越发现不同的媒介对同样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呈现效果。媒介即讯息，同时也意味着讯息即媒介，如果把讯息视为广义的“内容”，那么此前几乎从不被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文字信息之外，或者传统的内容之外，媒介本身的“内容”意义和价值，开始成为当下出版活动中必须思考的一环。也就是说，媒介越来越和承载的信息或知识一起，构成了当前出版的“内容”。通过对当前出版业态的观察不难发现，媒介不但具有内容的意义，而且“内容”在其中的戏份越来越重，呈现出一种“媒介”比“知识”更成为出版业的核心影响力量。具体言之，可从三个方面略作审视。
在内容的出版层面，融媒时代的出版，导致了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进行转换时，产生了此前很难见到的变异。传统纸媒时代，知识、信息和故事情节等内容在书、报、刊等不同媒体之间转换，其内容基本相同。一部长篇小说在报纸和期刊连载之后，再出版成书，除了格式之变或者文辞修订，一般不会出现内容上的显著更动。但同样的内容再转化到影视之上，就发现因为媒介的不同，能以文字呈现的意象之思，很难完全转化为镜头语言的视像之看。这种差异导致了同样的出版内容，图书中很难与影视中一一匹配。比如经典小说《西游记》，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基本一致，纸媒的漫画版也大致反映了吴承恩的原著故事，但到了电视《西游记》之后，不少情节出现了变动，电视中的沙僧取代了原书中的八戒，成为取经路上的挑担主力。如果说以影视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影视媒体对原著的改变还以保持原貌为主要诉求的话，那么到了数字和融媒时代，不同媒体的“内容”特性打破原著的内容束缚，切入到新作品的内容中来。如当下流行的《大话西游》《三打白骨精》《西游·降魔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虽然也采用了《西游记》的内容元素，但都已从故事情节的意义上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度更改，甚至人物形象也改编得面目全非。这种变动除了受后现代文化等思潮的影响，3D技术和IMAX的荧幕形式所展示的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或者说其自身具有的媒介特征，才是当前诸多神话剧改编的第一要素。这种建立在媒介成为内容之上的改编，不但带来了全新的情节叙事，也形成了全新的出版内容。
阅读方面同样有着革新。出版活动面对两个主体，一个是人，一个是知识。出版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人（读者）和知识两种因素达成。在人的层面，融媒时代的出版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对象，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方式。阅读是人类的重要认知行为，狭义上主要是指通过理解符号意义来获取信息和知识。媒介成为内容后，阅读对象从静态变为动态。内容从纸张迁移到屏幕，不仅是从一个不发光的二维平面物体向一个发光的荧幕进行搬运，同时也意味着在静态的文本中加入动态的图片或视频，超链接的加入使知识得以流动起来，重塑了文本的整体意义。当媒介成为内容后，阅读对象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符号系统，还包括具象的实在之物，比如被用于外科手术教学中的VR出版，在描述一个器官或一个手术过程时，读者可以看到逼真的图像。同样，在媒介成为内容后，阅读对象也从二维变成了三维。童书出版中的恐龙世界VR图书，不仅用文字和图片描述各种恐龙的体型、样貌等，还在三维立体空间中呈现。
阅读对象的转变同时伴随着阅读行为的拓展。融媒时代的阅读经历了从读字词到读媒介的过程。单一纸媒时代，阅读基本就是读书报刊上的文字图画，纸媒隐没在知识内容的背后，以传播载体和内容辅助的身份存在。意义的传达和获取，也主要通过抽象的符号系统实现。但在融媒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在眼睛与符号的接触之外，产生多种多样的新型阅读模式。比如以耳朵和声音为代表的有声书进入到“阅读”的行列。听书在中国早已有之，但古代听书是一种众人围坐的广场式集体行为，听书软件的产生，把这种公众行为变成个人的私密行为。同时也打破了广播时代只能特定时间听固定内容的限制，借助无时不在的互联网技术，达到了随时随地听读的自由境地，真正完成了听书从大众阅读到私人阅读的转变。由此可见，有声书打开了耳朵的阅读，AR、VR图书打开了多感官肢体阅读，智能语音系统创造了多体态阅读。这些新型阅读行为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内容不再是出版中唯一的王者，而必须要求与承载的媒介协商，共同建构出阅读对象和阅读行为。
知识的传承教育层面，融媒时代产生了虚拟的远程在线教育。伴随着现代印刷技术和出版业的引入，现代大学教育模式在中国兴起。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约请国学名家马一浮至北大任教。颇具传统意识的马一浮先生婉拒，回信说“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认为让老师跑到教室为学生授课的模式，不符合既往的学生登门求教的程门立雪传统。现代教育的发展，让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传统授课模式进入了历史。而在当下，知识的传承更进一步，在现实的课堂之外，进一步来到了在线教育带来的虚拟场景。那么，对在线教育的技术元素和场景意识的理解能力，就会成为未来教育出版的素养要求。
同样，知识存储也出现了结构性变革。从历史来看，知识存储之地经历了人脑—图书—硬盘—云存贮等几个阶段。人脑阶段的知识存储是个人化和内在化的，知识被每一个记忆的个人掌握；图书出现之后，知识得以脱离个人单独存在，从个人知识转变为社会知识。电脑硬盘打破了图书存储的物理空间限制，云存储又使得知识的开放存取成为主流。总体而言，融媒时代的出版，扩大了知识存储的体量，将知识存储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空间。同时知识获取更为便捷，搜索、查找、超链接等技术手段，提供了快速多样的知识入口。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出版业的发展路径，也影响到出版人才的培养。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融媒时代出版中的核心要素转移，将媒介推到了出版业的前台。媒介重构了出版的全流程，无论是对出版内容的改编，还是对阅读对象和阅读行为的重塑，抑或传统知识传承和存贮的革新，融媒体都重构了出版流程。更重要的是，这种重构深刻影响到当前出版教育的认知和内涵衍化。
四、融媒时代的出版教育
用较大篇幅回溯出版功能的衍化，论述当下融媒时代的出版新变，是因为这些因素构成了思考出版教育的重要维度。正如前文所言，出版教育不是文史哲类型的博雅通识教育，而是专业的应用性教育。如果说出版史论的研究是在出版学科的意义上进行基础性研究积累的话，那么出版教育则需要紧扣当前出版业的现实需求进行革新。就此而言，微观视角下的融媒时代出版教育大致要遵循三条路径进行。
一是从功能划分角度，出版教育要走分类培养模式。
从出版史发展的纵向逻辑来看，出版业的诸多功能随业态发展逐一显现。从当前传媒生态的横向现状来看，出版与报业、影视、互联网等之间，因核心对象的不同而各有分野。在这种多功能、多媒介并存的态势之下，要培养一个既能编辑内容，又懂营销策划，还能编程设计，甚至完成版权输出的全才，是每一个学校的出版专业都难以完成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教育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走一种分类培养的模式。此前对出版教育的反思，更多是提倡复合型培养，有的鼓动本科生选修第二学位，有的提倡跨专业的学生攻读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或者在现有的课程之中，将出版、人文、传播、营销、计算机等多种内容全部开设一两门，以求学生达到专业通览的万金油效果。但这些积累，面对出版的多种功能要求，依然是捉襟见肘。由此可见，直面出版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功能人才需求，直面融媒给出版业带来的结构性重塑，就必须以分类培养的方式，结合各个学校的优势，或打造内容编辑人才，或培养营销策划骨干，或输出外语版权精英，或提供融媒技术员工。唯有如此，当下的出版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某一方面核心能力的人才。当然，分类培养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之外，也涉及培养对象的分类，如大学生、研究生和在职员工；培养模式的分类，如全日制教育、非全日制教育、在线教育、短期培训等，兹不赘述。
二是从核心竞争力角度，培养出版专业的媒介意识。
《左传》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如果没有文辞的修饰，话语很难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见，早在竹帛时代，孔子就认识到文辞的修饰和文辞内容一样，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重要元素。1958年，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说过：“为了繁衍一部目的在于发表的文学作品，可以运用种种手段，而其中最先出现的、也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手段就是经过印刷的或不是印刷出来的书籍；不过，书籍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今天，电影、广播和电视使得视听传播比印刷传播具有更高的效率。”[6]那么，纸媒的文辞修饰背景与数字媒介相同吗？纸媒的文字符号如何置换为影视语言？同样的内容如何在不同媒介之间进行有效转换甚至叠加呈现？诸如此类问题，都标示着在融媒时代的出版教育中，媒介意识已成为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媒介意识，包括媒介环境意识、媒介偏向意识、媒介推广意识、媒介经济意识四个方面。
媒介环境意识，是指对媒介成为出版业重要背景的认知能力。当前的出版业在纸媒之外，覆盖了影视、有声书、AR/VR等多种样态，任何出版活动都是在此种融媒环境之下的产业行为，书业竞争和博弈的对象不仅包括知识内容，还有媒介形制。媒介偏向意识，便是同时并存的多种出版媒介之间，对内容的展示呈现不同的效果。纸质书、有声书、电子书、AR等富媒体出版物，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和劣势，有不同的符号逻辑。媒介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出版活动中不仅要编辑内容，也要同时编辑媒介。媒介推广意识，便是面对着多种媒介共存的局面，如何将同一内容进行多种媒介呈现，或者说是为某种媒介找特定的内容，认知到某个内容适合什么媒介，都是当前出版人必备的一种眼光和能力。在出版营销中，为特定内容寻找特定的宣发渠道，哪些书适合在短视频平台推广，哪些书适合置于实体书店的展台之上，哪些书举办作者线下签名售书效果最佳等。媒介经济意识，就是认知到当下的出版业，一方面媒介已经成了重要的内容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出版业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少儿出版中的阅读绘本机器人打造出对话陪伴型等少儿出版物，教育出版中的VR、AR、MR图书，都是借助新型媒介技术对内容进行增强型赋值。但某些内容并不适合特殊的媒介呈现，比如《十三经注疏》是否适合投资进行有声书改造，“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的小说是否适合推出纸质版，都需要在媒介认知的基础上，以清晰的媒介经济意识进行策划。总而言之，当融媒时代的出版成为内容出版和媒介出版的合体之后，出版功能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内容领域。因此在融媒环境之下培养的媒介意识，或者说类似于互联网产品经理的策划人才，将是出版教育区别于文、史、哲、数、理、外等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从学科共同体的角度，培养出版专业学生的文字和表达能力。
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发现了社会的知识库由普遍知识与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两部分构成。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通俗来说就是社会分配某些群体单独处置的专业知识。当我们论证出版学的重要性和出版专业的核心竞争力时，更多地是从具有差异性的“专业知识”角度来看的。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在不同的专业知识之外，还有更多相同的普遍知识需要传授，尤其是培养每一个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方式。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学科通常指一个专业的学术领域、知识和课程，是一个与知识、思想、学者、教育等相关的组织系统，同时也包含与之相伴的规训与熏陶等。出版教育也不例外，除了培养学生掌握出版学科具体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求培养出具有独立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学生。
从专业学习与就业的匹配度来看，自高等教育兴起之后，即使在强相关的医学、法学等专业领域，也有不少学生从事非所学专业工作，更不用说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了。因此，正如媒介和知识都已成为出版“内容”一样，思维能力和认知方式的培养，也应该与专业知识一样成为出版教育的“内容”。这种普遍能力主要体现为文字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出版业是涉及多个环节、需要调动多方资源的文化产业，能否清晰写出约稿信和策划书，能否润物无声做好与作者之间的交流，能否不卑不亢完成图书销售和版权交易，都是出版人才必备的职场能力。这些能力无一例外都与人文学科相关，自然也是融媒时代出版教育的一个方面。
上述的几点建议是在对出版业的功能梳理之后，针对当下融媒时代出版业人才需求提出的一点思考。其实当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更名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之时，已经反映出融媒时代的出版教育必须以媒介意识为核心，而不是与其他专业竞争专业编辑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媒介变革还将持续影响出版功能的衍化。除了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知识服务等核心功能之外，出版业如何参与文化强国建设，出版教育如何在自身学科建设基础上为出版业培养更高匹配度的人才，将是一个需要常常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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