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义川：中国知网评价研究中心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评价研究机构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和各类评价成果不断涌现。如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持续进行中国期刊的国内影响力评价，连续19年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为客观反映我国6000余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发展水平和相对位置提供基础数据支撑；2012年首创中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评价，并连续9年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遴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帮助中国期刊树立国际品牌和文化自信；2018年开创世界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研究，发布《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年报》（WAJCI），实现国内、国际期刊的同台竞技，彰显中国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服务世界一流期刊建设。
但当前绝大多数期刊评价体系，本质上考量的都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那么期刊尤其是社科期刊除了学术影响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力，又该如何评价呢？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知网社科文献评价中心率先开展了期刊的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旨在客观揭示和彰显期刊及刊载成果在政府制定科学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参考价值和作用。
一、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的背景意义
在研究之初，我们结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和期刊的实际情况对当下开展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背景意义进行了充分论证。
1.期刊政策影响力存在的现实基础，即期刊是否存在政策影响力、能否进行评价。
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原因有三：
①国家要求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要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并将建设“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②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实际传播过程中能够影响政策制定。探讨领域专家与决策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知识运用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启迪或拓展政策制定者现有的知识基础，逐渐引起概念思维的转换而随即导致支持这种概念思维的政策出现。澳大利亚CHASS综合评价框架也提出：期刊、专著或媒体等各类研究产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利益，包括智力、文化、经济、艺术和政府等各个方面。而发表期刊论文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都会非常关注他们的研究是否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即是否产生了政策影响。
③很多优秀期刊的办刊定位本身就包含服务政府决策。如《求是》等党政期刊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广大宣传思想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主要职责是积极宣传阐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宣传阐释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干部群众理论需求。《瞭望》等时政期刊以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群体，坚持“权威性、新闻性、思想性和前瞻性”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党的喉舌和舆论引导的作用，注重对高层决策的权威解读、对重大主题和政策的深度报道。《人口研究》等专业期刊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追求学术性、知识性、前沿性、前瞻性，旨在传播新的研究成果，介绍新的信息和分析方法，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因此，开展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正当其时。
2.期刊政策影响力研究的选题背景，即为什么要开展此项工作。
①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对政策的科学研究。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在做决策、定政策的时候，为保证其合理性、有效性、科学性，必须要进行调查研究。而科学的决策体制离不开制度化的政策研究，也离不开科学的政策理论和方法研究。
②期刊作为政策研究成果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解读、宣传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多位资深的办刊专家对此均有过深入阐述。如《改革》总编辑王佳宁曾明确指出：学术期刊作为新型智库发布成果的主要载体之一，在服务政府决策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改革》自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追求政策层面和学术界的双重影响。《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张伟也表示：社科学术期刊具有“专家的聚集平台、政策的研讨平台、实践的发声平台”等独特定位与专业优势，是其向智库型媒体转型的天然条件。
③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应改变以往仅考量学术影响力的单一评价导向。近年来国家在科研评价改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核心是对人才和成果的评价。如201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人才实施分类评价，对主要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人才，重点评价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服务支撑的能力业绩。这必然也对期刊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当前国内外的期刊评价主要考量的是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的研究对象则多为研究机构、智库和学者，尚没有对期刊进行政策影响力研究和评价的先例。因此，非常有必要开展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以填补空白。
3.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的目的意义，即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性，研究认为：
①有助于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提升政策研究水平。政策研究是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研究凸显了我国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民主化，是促进我国决策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能够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而评价期刊及其刊载的政策研究成果，能够揭示政策研究的学术生态，反映研究现状、揭示发展方向，并激励和引导研究机构、智库和学者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水平，优化政策研究学术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制定。
②有助于全面揭示期刊影响力、促进办刊质量提升。通过政策影响力评价可以揭示期刊及刊载成果在服务政府科学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期刊的多维价值、社会意义和发展水平。使期刊评价由单一的学术影响力维度向包括政策影响力在内的多维度转变，为期刊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在管理、建设期刊方面提供改进方向，促进各类不同定位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期刊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③有助于服务科研管理、支持人才分类评价。开展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还可以帮助建立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辅助研究机构和智库单位有效管理各类型科研成果、评估科研人员（期刊作者）的决策服务能力和业绩，促进政策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因此，开展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意义重大。
二、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的理论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在定义期刊政策影响力的概念和内涵、构建评价维度和指标体系、设计政策影响力期刊特色分类体系等理论方法方面也开展了相关研究。
1.期刊政策影响力的概念内涵。
我们认为期刊的政策影响力是指期刊以其刊载的具有思想性、前瞻性、独创性、知识性的成果内容，为决策者、政策制定和实施者、政策研究和参与者等提供相关支撑信息，在政策的制定、传播和实施过程中，影响受众的思想、决策甚至行为的能力和作用。
期刊政策影响力主要包含政策研究力、政策传播力、决策影响力三个维度。其中，政策研究力指某项政策发布前，期刊刊载的相关前瞻性研究内容获得党和政府决策主体或智库等决策参与者关注，并引发其思考、甚至影响其决策行为的潜在能力；政策传播力指某项政策发布后，期刊刊载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出对已出台政策的宣传报道、解读评论和舆论引导的传播能力；决策影响力指期刊吸引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机关人员、智库专家学者发表观点、引用期刊文章内容，传播决策层思考、见解或为决策层提供决策思维的能力。
2.期刊政策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如前所述，期刊及刊载成果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是一种隐性的知识传播过程，无法进行直接的测量。为了提高可操作性，我们主要采用反向推理，即将成文的政策和政策相关方与期刊及刊载成果建立关联和评价的方法，并设计了详细的一级、二级和三级评价指标及相对权重。
其中，政策研究力维度包含期刊研究力文献量（即政策发布前相关文献量）及其被引用和下载等使用情况；政策传播力维度包含期刊传播力文献量（即政策发布后相关文献量）及其被引用和下载等使用情况；决策影响力维度包含期刊影响力发文量（即政策相关者发表文献量）及其被党政机关和智库机构引用和下载等使用情况。
3.期刊政策影响力的特色分类体系。
期刊分类是开展期刊评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不能按照以往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学科分类体系，因此需要重新设计适用于期刊政策影响力的特色分类体系。
本研究认为期刊政策影响力的特色分类应遵循两大原则：一是服务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二是面向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等“十三个方面”。我们目前已梳理了近百万篇现行的中央和地方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资源库》），并初步按照以上“五位一体”的一级和“十三个方面”的二级进行了分类。
三、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的探索实践
此外，为了保证以上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我们还结合期刊的实际数据情况，对各个评价维度和指标进行了具体方法验证和初步结果统计。
1.在政策研究力维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发现具有政策前瞻性的研究力文献。
方法一是通过期刊文献与政策文本的文字相似性，将每一篇政策文件与政策发布时间前所有相关期刊文献进行文字对比。如通过对比发现2018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与环保部技术中心胡楠等人在2018年9月26日《世界环境》期刊上发表的《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对中国废物管理的启示》一文，就有多条政策建议内容相似，这充分说明期刊文献及作者在该项政策的前期研究和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产生了影响力。方法二通过期刊文献与政策内容的主题相似性，将每一篇政策文件与政策发布时间前所有相关期刊文献进行主题关联。如通过关联发现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发布前15年，《人口研究》《西北人口》《经济研究导刊》等期刊上就发表了多篇与两孩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
2.在政策传播力维度，同样采用两种方法来发现宣传解读政策的传播力文献。
方法一通过在期刊发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中找到引用该政策并进行后续研究的期刊文献。鉴于有些期刊文章存在参考文献中未标注相关政策信息等情况，因此我们还通过方法二即在期刊文献的全文中检索提及该政策并进行后续研究的期刊文献。如通过统计发现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发布后一年内，宣传报道、解读研究该项政策的传播力文献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中国水土保持》《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环境管理》等期刊上。
3.在决策影响力维度，先将政策相关者分为三个层面、九个类别：
决策者层面包含党和国家领导人，各部委、省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各地市级党政机关领导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包含中央级党政机关，各部委、省级党政机关，各地市级党政机关；政策研究和参与者包含党政军、校科研和企业、社会等各类智库。同时也进行了初步的数据统计，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年来发表的署名文章主要集中在《求是》《中国人大》《中国统一战线》《党建》等期刊上；国务院及各部委十八大以来发文主要集中在《中国经贸导刊》《中国民政》《求是》《中国金融》等期刊上；党政军智库十八大以来发文主要集中在《国际研究参考》《经济研究参考》《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等期刊上。
通过以上对基于大数据的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探索，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建议：一是期刊及刊载的研究成果除了会产生学术影响力，也会产生政策影响力，期刊评价应两者同时兼顾；二是期刊定位的目标读者群体除了学术研究工作者，也应包含政策相关者，更多地参与协同治理；三是期刊在选题策划和组稿约稿过程中应多刊发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
鉴于期刊政策影响力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创新性和难度，我们也非常期待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等相关各方能积极参与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努力开启社科期刊评价改革发展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