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文艺、郝景东：宿州学院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体制的重构成为新政权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整套出版制度及体制安排,把文学出版纳入新政权建设的规范之中。这种重构所建立起来的文学期刊共同体,以“作协系统”为主,兼及“研究机构系统”“学报系统”“大区系统”。各系统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为共同使命,步调一致地热情介入文学热点话题、热点事件,形成了当代文学期刊的合唱与共鸣,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出版体制；文学期刊共同体；文学批评；文学运动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至今分歧不断，但无论如何分歧，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与农民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1]。在此历史大势之下，作为当代文学体制的“物质性”构成和知识分子言说阵地的文学期刊，不能不受到剧烈的“格式化”重构。翻阅“十七年”文学期刊，总体感受之一是，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为“工农兵文学”让渡出大量的版面，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步调一致地集体发声，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摆出类似的面孔一一热情地引导并严厉地批判。“十七年”文学期刊的“重构”与文学期刊生态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期刊参与时代话语的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纷争不断的今天，上述问题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省思。
1 文学出版体制的建构
文学出版体制，即围绕文学出版目标而建构起来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围绕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出版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成为“想象共同体”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体制，按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确立的方向，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结构调整和秩序重组。
这个过程，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6年基本完成。194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强调：“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集团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2]这一论断，认定了文学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划归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但这种政策上的阐释并没有立即形成制度性规定，直到新政权建立后，设立了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后因业务调整，1951年，新闻总署撤销，并入出版总署。1954年，出版总署被撤销，出版业务划归文化部，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负责出版社的管理。至此，经过机构重组和业务调整，初步明确了相对稳定的出版事业领导机构和管理主体。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通过对出版事业的国有化改造，完成了国家权力对文学出版资源的整合，中国文学也开始进入“国家文学”时期。
“十七年”文学出版体制，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一是将出版单位纳入国家体制。依照国家单位管理模式，实行干部制和职工制，作家被安排在国家机构——各级作家协会中担任专业作家，享有国家干部和正式职工待遇。二是在管理模式上实行两级管理。“在中央，实行主办部和归口部双重领导；在地方，中央管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经验交流、统筹规划等。”[3]三是实施计划出版。“十七年”文学出版，整体上遵循1955年9月年颁布的《中央一级出版社编制选题计划、出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的要求，各出版社按期编制“几年的长期选题计划”“下一年度的选题计划”“下一年度的出售计划”，以确保“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出版社的当前任务”[4]。四是实施出版审查制度。1952年9月，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首次提出文稿的“三审制度”:即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和总编辑终审。“三审制度”明确了编辑的政治责任和技术责任。五是分工协作。出版社负责组稿、编排，印刷单位负责统一印刷，新华书店负责发行订购。“十七年”文学出版政策，虽不断调整完善，但以上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却一直贯穿始终。
文学出版之于文学的意义，自不待言，“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我们简直难以想象，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同样，没有20世纪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出版业的崛起，我们也无法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否还会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是否还会有文学研究会。”[5]诚然，近现代文学出版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绝不止于提供了载体和平台，让文学成为物化的存在，就新政权建设而言，文学出版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通过自身的“把关”功能，确立了一种文学筛选机制，它对当代文学生态及其内部构成的影响，是当代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体制化的文学出版彻底改变了“五四”以来的文学生产模式，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稿酬制度与现代出版市场密切相关，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获得报酬，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刊物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阵地。而单位制度的确立，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体制，作家、编辑、出版社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期刊成了“机关刊物”，作家、编辑则在事实上成了“集体”的代言人，“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学结社传统不复存在，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学观念的作家建构起来的“同人”群体被彻底瓦解，曾经围绕《小说月报》形成的“文学研究会”、围绕《创造》形成的“创造社”以及围绕《现代》月刊而形成的“海派文学”等，均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出版计划的实施和“三审制度”，让整个文学活动变得更加可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杂文的消与涨的兴盛、对“短力、精悍”文学类型的集体呼唤、“红色经典”流行等文学现象的出现，彰显了国家体制对文学生产极强的形塑能力。
2 新的共同体的构成
作为“物质”层面的文学体制，“十七年”文学期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以“作协系统”为主，兼及研究机构主办的专业期刊（“研究机构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批学报（“学报系统”），这些非专门性文学期刊常以社论、专论、作品评论方式涉足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家族的另类成员。此外，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文联也曾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大区系统”），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结构的过渡性形态。这些文学期刊依据1950年19月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实行“大致的分工”[6]2，构建起了“十七年”文学期刊的共同体。
其一，“作协系统”期刊。1947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及各专业协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北京有《人民文学》《人民音乐》《剧本》《大众电影》等，上海有《文艺月报》《收获》《萌芽》《上海文学》等，形成了“作协系统”的国家阵地。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除了西藏自治区直到1965年建区后创办了《西藏文艺》外，其他各省文联及专业协会均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些期刊多以“省份+文艺”命名，如《河北文艺》《新疆文艺》等，均为综合性文学期刊。部分省属市文联创办的文学刊物中，比较活跃的，如沈阳市文联创办的《芒种》、西安市文联创办的《工人文艺》、旅大市文联创办的《海燕》、山西大同市文联创办的《云岗文艺》等。三级文学期刊，分工合作。国家级文学期刊，面向全国，关注重大文学选题、重大文学事件和文学活动，对省级“作协系统”文学期刊进行业务指导。省市级“作协系统”的期刊，立足地方，关注地方文学热点和动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省级“作协系统”的期刊更名、改版、合并、停刊、复刊事件频繁，如《甘肃文艺》更名《飞天》《青海文艺》更名《青海湖》《贵州文艺》更名《山花》《新疆文艺》更名《天山》《山西文艺》更名《火花》等，有的更名不止一次，为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生态带来了困惑。
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省省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经常以社论、专论、评论文章、领导讲话方式涉足文学政策宣传、文学事件报道，这类期刊包括:北京市委的《前线》、山西省委的《前进》、河北省委的《东风》、青海省委的《红与专》、上海市委的《解放》，湖北省委的《理论战线》、陕西省委的《思想战线》、江苏省委的《群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的教育》、四川省委的《上游》等，它们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形成了期刊序列。
其三，“研究机构系统”期刊。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提出，“凡是有可能与必要自己建立编辑或出版机构的政府部门与人民团体，应逐步建立之。”[6]1根据这一建议，一些专业学会、出版社大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参与文艺活动的宣传报道，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历史研究》、上海译文社创办的《译文》、北京语文学习编委会创办的《语文学习》、政治学习社创办的《政治学习》等，这类期刊，经常刊发文学评论、专论，或转发《人民日报》《文艺报》涉及文艺的社论等。
其四，“学报系统”期刊。新中国建立后，“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至关重要的政治工作”[6]3，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学报，如《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开封师院学报》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西方语文》（1957年6月创办，1959年与《俄罗斯语文》合并，改为《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
其五，“大区系统”期刊。“过渡时期”的管理体制与“大区”文艺期刊建设，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曾在中央与省之间设置了六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分别为东北区、西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华北区、华东区。六大行政区文联分别创办过《东北文艺》《西北文艺》《西南文艺》《长江文艺》《华北文艺》《文艺月报》。大区撤销后，这些文艺刊物，部分停办，部分转入地方，如东北文联主办的《东北文艺》由中国作协沈阳分会接管，并在其基础上先后更名《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文艺红旗》《鸭绿江》[7]。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期刊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受到“双百”方针、《人民日报》改版等重大政策的影响，1956—1959年间，新创办、更名、合并事件频繁，《萌芽》《北方》《东海》《火花》《戏曲研究》《收获》《新港》《文学青年》《电影文学》《戏曲音乐》《长江戏剧》《上海戏剧》等期刊的创办、更名、合并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期刊变更背后的政治学因素，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3 文学期刊的合唱与共鸣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是“十七年”文学期刊的共同使命。茅盾先生在为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中说到：“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实在就是全国文协的会员以及‘全国文联’系统下各兄弟团体乃至国内所有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因此，“本刊也有理由，向我文艺界同人提出具体的要求……”[8]因“全国文协”和《人民文学》的特殊地位，这些看似“由己推人”的“任务”和“要求”，实际上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指导文学创作和期刊编辑的“准则”。这个文学期刊共同体，方向一致，步调一致，方法措施类似，形成了文学期刊的合唱与共鸣局面。
其一，就文学创作而言，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积极倡导“短小精悍”的文学类型。小小说、工厂史、公社史、家族史、革命回忆录、特写、速写、日记体散文，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类型的新宠，这在该时期文学期刊的“交换广告”中有所体现。如《边疆文艺》1958年5月号、9月号刊载了两则征订广告，一则是为《牡丹》所做的征订广告:“‘牡丹’是由洛阳市文联编辑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月刊，发表小说、特写、诗歌、小品、散文、说唱、戏剧、美术、歌曲等文艺创作和评论。它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面貌，培养工农和青年作者，它的主要读者是工人、农民和文艺工作者……欢迎投稿，欢迎订阅。”[9]另一则是为《处女地》所做的征订广告:“《处女地》发表反映祖国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东北地区各组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的斗争和生活的各种作品，如各种风格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特写、诗歌、剧本、电影脚本、曲艺……这些作品一般是真人真事，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形式多样。”［10］面向现实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刊文的共性要求。
其二，针对文学队伍建设，开设创作辅导专栏。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时代命题，“刊物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完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文艺刊物所培养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头脑里没有政治挂帅是站不稳的。”［11］因此，该时期的文学期刊普遍开设创作辅导性质的专栏，如《文学青年》上的“作家与青年”与“文学小组”“《草地》上的“文学窗”、《奔流》上的“给初学者”、《处女地》上的“习作者之友”、《星星》上的“与初学写诗者谈诗”、《红岩》上的“写作与阅读”、《边疆文艺》上的“民族新人”，等等。《处女地》的“习作者之友”栏目，在发表初学者作品的同时，还将作品原稿和经过修改稿一起刊发，吸引作者和读者进行比较分析。
其三，开展作品评论。“十七年”文学评论，更活跃的是对具体作品所展开的群众性讨论。如《边疆文艺》对小说《革命买卖》的讨论、对傣族民间事长诗《召树屯》的讨论、对小说《人望幸福树望春》的讨论等，《文艺月报》对《在大学里》的讨论，《草地》对《新校长》的讨论等。参加讨论的人，大都根据自己对作品的感受，生动具体地发表意见。此外，专题性研讨会、座谈会，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评论的一种经常性的方式，如《边疆文艺》连续多年开设“关于发掘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的讨论”专栏，1956年11月号刊发了《费孝通同志谈民族民间文艺遗产问题》《为什么不能窜改和随便添补?》《我对整理民间传说的意见》《熟悉兄弟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一点不同的看法》等评论文章。文学期刊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既对作者有所帮助，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和鉴别能力。
其四，配合形势，刊发社论、专论、评论员文章进行文艺政策宣传、教育和引导。1958年“文艺大跃进”之后，全国各文学期刊步调一致吹响了奋进的号角。仅就1958年初各文学期刊来看，《延河》1958年1月号发表“社论”《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长江文艺》1958年1月号发表“社论”《文艺创作要大放卫星》《欢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知识分子文艺队伍的思想改造的道路》，《新港》1958年1月号发表“社论”《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前哨》1958年4期发表“社论”《全省文艺工作者立即投入战斗努力实现文艺创作上的大跃进》，《边疆文艺》1958年1月号发表“社论”《下乡去，上山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以及“本刊记者”的评论文章《生活在呼唤我们》，等等。“十七年”文学期刊以社论、专论、评论员文章构建文学话语方式、参与作品评论和文学批判，形成了特殊年代里的文学评论的“社论化”现象。
在文学社会学的视域中，“十七年”文学期刊体制的建构，与新政权建设保持了高度的同构性，这是任何新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认识这一时期文学期刊自身建设和期刊共同体之形成的逻辑前提。而文学期刊的议程设置，在实践层面的舒展和表达无疑需要对这一逻辑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文学期刊为“新文学”建设鼓与呼，对时代文学热点话题、热点事件的热情介入也造就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期刊文化。这一期刊文化现象，同时兼具“解构”与“建构”的特点，但又无法在“解构”与“建构”的框架下得到充分的阐释。在“十七年”文学研究几成结论的今天，文学期刊共同体内在的运作机制问题、文学期刊对当代文学内外部生态的重塑问题等，依然话语充盈、矛盾重重。
参考文献：
[1]薛涌.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邹谠教授谈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二[J].读书,1986(8):44-5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30634.
[3]王益.我国出版事业的管理体制[J].编辑之友,1984(1):129-138.
[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5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258.
[5]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
[6]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工作文件初编(1949-1567)[M],北京: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558.
[7]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化志)[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6-37.
[8]刘宏权.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下)[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3-5.
[9]文艺简讯[J].边疆文艺,1958(5):34.
[10]“处女地”文学月刊征订启事[J].边疆文艺,1958(9):13.
[11]徐树兴.大跃进中的各地文学期刊[J].文艺报,1959(5):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