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金波：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王丹：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摘 要】在我国出版公益性改革实践十余年后，公益出版已经突破原有体制的限制，成为了出版业共同而广泛的事业。本文首先分析了公益出版面临的新形势，随后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新形势下公益出版的内涵与价值，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公益出版；内涵；价值；实现路径
“作为体现出版业社会效益的主要载体，公益出版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出版高度和广度。”[1]当前，我国公益出版主体主要为以“事业属性”认定的少数公益性出版单位，如人民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正如人们对“公益”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不同时期我国出版业对“公益出版”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从出版学而非体制意义上来看，仅依据出版机构的性质来判断是否为公益出版，并不符合当前形势。而且，对公益出版的界定也不应局限于政治出版、残疾人出版、民族出版、特殊区域出版等出版领域。以下笔者即从当前我国出版形势，尤其是其中的“公益”成分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究，并就新形势下公益出版的内涵、价值以及实现路径进行论述。
1 公益出版面临的新形势
1.1 出版公益性改革开始向体制机制层面突破
“相比较出版的企业化改革，中国出版的公益性改革更显复杂。”[2]我国出版公益性改革，是以“事业属性”为基础来展开的，主要体现于政策层面。然而，十余年的改革实践表明，公益性出版机构的发展总是“在问道和抉择中徘徊”。以出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宣传类出版物的人民出版社为例，在国家政策支持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辛探索，最终在市场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和坐标[3]。但人民出版社的市场化之路，却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公益性出版机构，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民族出版社的情形即可用来说明[4]。
尽管发展模式的选择因地制宜，但依托现有资源和制度来保障公益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出版公益性改革开始脱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如何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突破原有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科学有效的运行模式，以破解当前公益出版中存在的“公益不足”和“效率不高”的现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也是出版公益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1.2 各类基金引导下自觉公益出版渐入佳境
旨在“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5]的国家出版基金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资助，是事业性出版单位之外公益出版的主要形式。在这些基金的积极引导下，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经营性出版单位，或多或少地从事着公益出版活动，并且在出版领域、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已经突破了体制意义上的公益出版形态。如果说2006年5月“人民出版社以‘事业体制’属性被认定为第一家公益出版单位，标志着中国公益出版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6]，那么各类基金的设立与运行，使得自觉公益出版渐入佳境。
出版企业的自觉公益出版行为得益于各类基金的示范效应，但也与其自身的经营不无关系。“当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一并实现时，‘企业家’和‘创业’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公益领域，并成为一种潮流”[7]。以营销为例，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具有公益性质的产品来表达自己的爱心，抒发自己的公益情怀”[8]，这对于出版企业来说也不例外。在人们公益精神提升、公益能力增长的前提下，政府对出版企业该如何加以引导和鼓励，以及如何让政府力量与企业自觉形成合力，也成为公益出版面临的新形势。
1.3 公益领域的社会化与出版业的价值回归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革新，我国的公益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方向不断发展。公益事业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或少数事业单位，人们对于公益事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也逐渐提高。就当下情形而言，尤为引起关注的公益领域为脱贫攻坚、垃圾分类等，已经大大超出我国在确定公益性出版单位时限定的范围。
与公益领域的社会化同步，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出版业从以市场为中心过渡到以价值为中心，“真正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升质量效益，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出版强国建设”[9]。《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印发，就是对这一转向的具体呼应。而公益出版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效益，为我们回归出版本质、重塑出版价值观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在此背景下，出版如何与社会化的公益领域相结合，并真正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显然，以“事业属性”作为公益出版标准的认识，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前人的相关研究，或局限于出版的政策体制，或将重点落在“公益”二字上，甚至直接将其与社会效益的实现相等同，并将“非营利性”“自愿性”“非政府性”等概括为公益出版的主要特征。这些理解是否仍能真实反映新形势下公益出版规律，并进而推动其深入发展呢？新形势下公益出版的内涵是什么？要对此作出解答，我们首先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2 公益出版相关概念辨析
2.1 关于“公益”的理解
“公益”一词，普遍认为舶自近代日本，即公共利益。“对公益究竟是什么，该如何理解公益的内涵等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总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使得人们对公益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并不清晰，经常把公益与私人利益之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慈善等概念混为一谈。”[10]尽管各种观点“存在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公共利益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Common Good）。这也是学界在探讨时所达成的共识。”“基于对公益概念狭义上的理解，可以对公益概念的使用作如下界定：作名词使用时的公益理解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即一定的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并能够为他们中不确定多数人所认可和享有的内容广泛的价值体；作形容词使用时的公益（Public）理解为具有民间性、自愿性、非营利性、社会价值等特征兼具的社会活动或行为。”[11]
结合我国出版业实践来看，我们所谈论的公益出版之“公益”，是作为名词来使用的，又谓公益性出版，强调一定的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须，主要是就出版物内容而言；而大众对“公益”的接受，以及大多数人认识公益出版的出发点，是将“公益”作形容词来使用的，强调的是“自愿性”“非营利性”行为。
2.2 社会效益与公共利益
一般而言，“出版社会效益是指出版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好的影响与作用。”“有益于社会可以通过很多标准来衡量，而最关键的只有两条：一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二是有利于社会发展。”[12]社会效益属于正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表示已经发生的效果，而非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公共利益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对其界定还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时，社会效益不仅包括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具体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共利益的“公共”是相对个别而言的，表现为某个特定的客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静态的。因此，我们强调所有的出版单位都要重视社会效益，但不能认为所有图书的出版都是公益出版。
为发挥各类出版基金的引导作用，更好地配置出版资源，扶持精品出版，管理部门很自然地将“公共利益”泛化为“社会效益”。由于这些基金是面向所有出版单位的，因而资助的对象也就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出版领域，何况对那些具有“事业属性”的公益性出版单位，国家通过其他方式如政府采购等方式给予了一定扶持。总体而言，这些出版基金“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的目的达到了。但当我们去讨论公益出版时，还是需要对社会效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区分。
2.3 出版的环节与分类
出版是指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作品是出版的前提，编辑、复制是手段，向公众发行是目的。对于公益出版而言，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单独某一环节的出版工作都不能被视为公益出版。例如，在出版物复制环节采用绿色印制技术，固然属于公益行为，但不能认为其就是公益出版。另外，处于发行环节，一般公众印象中的“公益”出版活动，如出版单位、公益组织等进行的图书捐赠、义卖等，本质上还是属于“慈善”“志愿”活动，也不能认为其就是公益出版。
按照出版物内容，我们将出版分为主题出版类、大众出版类、专业及学术出版类、教育出版类、少儿阅读服务类等。导向明确、主题鲜明的主题出版对应人们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也就毫无疑义地被归于公益出版，国家也在“事业体制”上对其进行明确。相对于其他出版领域，学术出版专业性强、文化价值高，且很难直接获取到较大的经济利益，自然成为各类出版基金的资助对象。但并非所有的学术出版都是公益出版，这从国家出版基金等各类基金审慎而又不失灵活的评审工作即可看出：“一是国家出版基金只资助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三是对学术研究类项目要准确把握。”[13]因此，对于哪些出版物的出版属于公益出版，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以上几种出版类型来断定，还需要从具体的公益领域进行分析。
2.4 非营利性及其他
一些研究者认为公益出版具有“自愿性”“非营利性”特征，有些认为其还具有“非政府性”。关于非营利性，业内也有着不同看法，如黄书元认为公益出版物“在提供方式上要便捷和廉价（保本微利）”[14]，金明善认为，“公益性出版社可以采取一定的经营性方式，努力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好结合点”[15]。公益性出版单位与经营性出版单位的划分，只是国家在管理方式上的调整，出版社本身都需要去经营，这是其一种本质属性，也是我国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公益性出版社通过完善自身经营机制，能够自负盈亏，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拨款和补贴来维持运营。“无论哪一类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终都要靠占有市场份额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16]可见，我们还并不能将“非营利性”作为公益出版的必要特征，这也间接说明公益出版之“公益”不能作形容词去理解。
将“非营利性”作为公益出版的特征之一，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背景下，大众在逐渐接受“公益”的同时，对其理解存在偏差，尤其是容易将“公益”与“慈善”“志愿”等混淆有关。另一个原因在于，我国当前公益出版主要以政策支持、基金资助等形式为主，很少将出版机构的自觉行为纳入其中。在新形势下，公益出版仅仅依靠政府扶持或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是不够的。作为我国公益出版的主体，出版机构在做好自身经营的同时，还要自愿投身其间。
3 公益出版的内涵与要求探讨
对公益出版的概念进行一个公认的和客观的厘定，正如在何谓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言者人殊一般，很难形成广泛的共识。基于进一步解决问题的视角，以及新形势下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现况，笔者尝试对公益出版的内涵进行阐释。公益出版是指出版机构以满足特定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或就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的不以营利为最要目的的出版活动。其内涵和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3.1 实现过程的主体性
一般而言，出版实现过程的主体性表现为两方面内容。
第一，作为精神产品内核与物质产品形态相统一的出版物，其生产主体只能是依法成立的出版机构，公益出版亦不例外，且编辑、复制、发行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例如，相关出版机构参与的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活动等公益性行为，由于是政府组织建设或实施的，只能是公益出版的延伸，而不能认为其就是公益出版。
第二，公益出版实现过程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出版机构的自觉选择和主动创造。公益出版应当是出版机构从关怀和利他意识出发，根据自身资源及经营状况，自主进行的出版活动。在公益出版中，出版机构出于成本上的考量，也会有所调节与控制。但总体而言，只要不是以营利为最要目的，保本微利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非营利性，强调出版机构在公益出版实现过程中的自主性（也可以理解为自愿性），更能体现公益性，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3.2 主题内容的广泛性
相对于非营利性，公益出版之“公益”最根本体现在于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即出版物的主题内容。其广泛性在于，对公共利益这一抽象概念，我们既可以从物质形式，也可以从精神层面来把握。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我们将公共利益分为：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的保障，公共道德的维护；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并非所有的公共利益形式都能成为出版的主题，但形式多样的公共利益，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可以涉猎。于是，公益出版不再为少数出版单位专有，而成为出版业共同而广泛的事业。
3.3 目标受众的确定性
来源于大众传播学的“受众”一词，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公益出版物的接触者（使用者）都可划归受众的范围。一般而言，出版单位经营出版物，自然希望受众越多越好，但受众越多，也就意味着可替代性越大。尽管公共利益形式广泛，但就具体领域的出版而言，特有的主题内容决定了其受众是相对固定的。“公益性出版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低文化层次、低收入人群（比如农民），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少数群体（比如少数民族）等。”[17]这主要是针对出版民族、盲文等领域图书的公益性出版单位而言。其他如主题出版图书的读者对象一般是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及青年学生。又如市场需求较小，对文化传承与积累必不可少的古籍整理、学术出版等，其受众基本上也是可以确定的。
3.4 资源获取的便利性
公益出版不以营利为最要目的，主要是因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公益出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态化生产行为，而是一种本身就蕴藏着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效用。这也是有人将处于发行环节的图书捐赠、义卖等活动直接等同于公益出版的原因之一。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主要是指，公益出版物能够为目标使用者免费获得或通过付出较少成本获得。如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国家出版基金不仅对出版机构免费提供样书进行了规定，还对出版物的定价专门作出说明：“（1）国家出版基金是对项目内容的支持和鼓励，项目成果定价要体现国家出版基金的公益性和惠民性，不能搞豪华包装、豪华印制，更不能搞高定价低折扣发行；（2）如无特殊情况，项目成果实际定价应不高于项目申请书中所填定价金额；（3）对于少量实施周期长、市场工价发生较大变化导致项目无法沿用计划定价的，项目成果实际定价可作适当调整，但不能高于出版时市场同类书的平均定价水平。”[18]
4 新形势下公益出版的价值
4.1 出版业自我实现、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
从出版企业自身经营来看，公益出版尽管不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统一的，公益出版能够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助力于长期价值的提升。一方面，公益性图书选题的策划与出版可以有效避免出版社之间的无序竞争及低劣跟风现象，能更好地打造企业品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融媒体时代下，和其他现代企业相同，出版企业也开始突破传统模式，采用更多元的经营策略，而公益事业成为大多数企业发展壮大的策略之一。除了一般企业都会采用公益营销措施外，出版业的优势在于策划与出版的公益性图书，是精神与物质的融合。此外，公益出版还能激发员工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所掌握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从而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
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业向社会提供丰富的公益性图书，不仅能引导大众参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是获得政府认同、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面对新的形势，尤其是在出版业由高速增长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公益领域日益社会化的情形下，公益出版通过提供社会服务、传递人文关怀、凝聚主流精神，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实现了行业高质量发展。
4.2 我国公益事业建设、公益精神培育的需要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凸显等，而公益事业为缓解这些问题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构建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出版业的智力支持不可或缺。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行动为例，大量公益性出版物面世，并免费向读者开放阅读，在疫情知识普及、公众心理创伤辅导、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众多的公益领域，也预示着公益出版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同时，公益出版不仅为我国公益事业建设提供直接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向社会输出道德风俗、价值观、生活理念和方式等。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冲突，合理运用公共资源，主动关怀和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努力改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而且为当代中国公益精神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及舆论环境，在记载、传播和传承人类文化的同时，让公益精神浸润时代人心，让人性散发出动人的光彩。
5 公益出版的实现路径
5.1 突破体制限制，整合各方资源
在新形势下，探索公益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必须突破原有体制的限制，以“整体性”思维来推进。
首先，公益性出版机构要认识到有限的政府扶持如项目委托、政府采购等方式，并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政策再好，也得自己努力。因此，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市场竞争等方式，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其次，国家出版基金等各类基金的资助，使那些公益性较强，但不能通过市场解决成本的项目，缓解了市场化带来的生存、发展压力。但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的公益出版项目，所占份额相当有限，形式也相对固化，在程序化的管理模式下，一些获批项目有低劣拼凑和重复出版之嫌[19]。对此，各类出版基金可以适当扩大公益项目比例，优化项目评审机制，对于一些未能中标的优秀项目，可以借鉴“以奖代补”的分配原则（如湖北省公益学术出版专项资金）予以奖励，这样也更能体现公益的“自愿性”，也能更好地发挥基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再次，无论公益性出版机构，还是经营性出版机构，都可以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或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公益出版。数量众多的公益社会组织、基金会、企业以及公众知名人士，对公益的需求日渐增多，出版企业可以同他们建立联系，通过“跨界”合作[20]，共同推动公益出版。
5.2 紧扣公益热点，突出特色优势
尽管公益事业重在持续奉献，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着关注热点，国家相关政策即是最重要的方面。“对于中小型出版社而言，策划和挖掘公益性出版选题首要原则就在于抓住政策先机，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文化发展的方向来谋篇布局。”[21]其次，对于社会大众重点关注的，如抢险救灾、重大疫情病情防治、突发事件处置、决战脱贫攻坚、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安全、卫生健康等方面，也应当是公益出版图书选题的重要来源。主管部门或各类基金也可以根据不同公益领域设置相应专项来进行引导与资助。
在紧扣公益热点的同时，出版企业需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内，打造有特色、有品牌的公益性图书。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对已有公益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使其得到充分利用。如湖北科技出版社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行动初期，以及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后，相继编辑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冠肺炎中西医诊疗》，广受关注与好评。这与该社以往优势资源的积累，以及对疫情发展的积极响应是分不开的。
5.3 洞悉数字需求，积极尝试探索
在融媒体时代，多元化的公益模式为出版企业打开了新局面。一方面，消费者对于阅读媒介的要求更为多样化，另一方面，数字化传播手段使得公益项目能够迅速触达更大群体，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面对全民“数字生活”的需求变革，单纯的纸质图书已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出版企业可以采取更直观、形象的方式，如采用音视频、动画等产品，或采用其他富媒体手段等，为公益出版寻找更多的可能。
同时，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出版企业要构建与受众多种多样的互动方式，实现良好的交互传播，一方面企业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宣传自己的出版特色和出版品牌，另一方面营销和推广公益性图书，吸引更多的关注、参与对象。当然，当前我国大多数出版企业包括公益性出版社，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存在很多不足，还需要积极进行尝试和摸索[22]。
欲立人者先立己，欲达人者先自达。公益性出版机构的改革实践、各类基金数年来的运作引导，让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深入出版业内，公益出版已经突破原有体制的限制，逐渐成为全行业的自觉行为，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截至2020年9月，“全国各类出版机构已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纸质图书、电子书、折页、绘本、漫画、挂图等出版物570余种，内容涵盖新冠肺炎病理科普、心理疏导、疫情文学等多个领域”[23]。随着对公益出版的深入讨论与实践，在认识上消除公益性出版单位不需要市场化运作，以及经营性出版单位追求利润至上、不顾及社会责任的错误观念的出版业，将通过公益出版这一形式，为我国公益事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注释
[1][6][19]王鹏飞.新中国公益出版的历史､现状及思考[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4):7-18
[2]张大伟,刘轶.试论出版公益性改革“整体性”思路[J].中国出版,2016(4):48-51
[3]黄书元.中国公益性事业出版社的缘起､现状及未来:基于人民出版社近年发展情况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4):50-63
[4]王立平.西北地区的民族出版:以宁夏的民族出版为中心[J].西北人文科学评论,2017,10(00):175-182
[5]佚名.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J].全国新书目,2011(2):36-37
[7]焦豪,周江华.在公益领域创业:企业家的社会化潮流[J].北大商业评论,2011(1):27-29
[8]王璐瑶,张维.关于公益项目可持续经营的探析[J].记者观察,2020(29):136-137
[9]衡量.以高质量出版供给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9-24
[10]白列湖,尚立富.公益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2):24-28
[11]杨超,唐亚阳.“公益”概念辨析[J].伦理学研究,2015(6):115-118
[12]罗紫初.出版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43
[13]佚名.我国启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J].中国印刷,2010,(1):2-3
[14]吟春.积极探索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改革发展之路: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J].中国编辑,2010(4):28-33
[15]金明善.关于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发展思考[N].中华读书报,2004-08-25
[16]宋木文.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J].出版科学,2005(4):15-19
[17]张大伟,黄强.中国出版“公益不足”的制度障碍及市场机制效用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3(2):15-18
[18]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实施与管理相关问题解读[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7-07
[20]高铭坚.跨界合作:公益出版的新机遇[J].新闻研究导刊,2018,9(4):214-215
[21]冯曼曼.浅析中小型出版社在公益出版领域的开拓与创新:以长江出版社开发公益性图书为例[J].中国编辑,2015(1):36-40
[22]尹章池,王力.公益性出版社新媒体运营现状及传播技巧[J].出版科学,2019,27(2):81-85
[23]杨燕.从应急出版看出版人的责任和担当:以新冠肺炎出版物为例[J].今日印刷,2020(9):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