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孙勇：立信会计出版社，上海市会计学出版中心
【摘 要】会计口述历史是会计史学研究中的新兴研究范式，口述历史类书籍的出版对编辑来说是一项陌生而又复杂的业务。文章以立信会计出版社《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的编辑过程为例，从方言口语问题、口述者逻辑跳跃问题、广泛而复杂的背景问题、不同口述者内容冲突问题的处理等角度，阐述口述史料出版中编辑应如何守责与把关，建议在审稿和编辑加工过程中安排多元化背景的编辑审稿，以及建立人物信息表并交叉核对以充分发现问题，在处理问题时利用线上线下等多渠道查证。
【关键词】口述史料出版；编辑；交叉核对
口述历史对应的英文名称为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古尔德（Joe Gould）于1942年提出，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内文斯（Allan Nevins）对之进行了推广和运用。所谓口述历史，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研究是以文字、音频、视频的方式，搜集、记录受访者的口传记忆及其个人观点作为史料并予以整理的过程。[1]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广泛挖掘民间史料，现已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势。
2012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立会计口述历史项目工作组，与立信会计出版社共同发起“会计口述历史文库”出版项目。该文库拟出版4辑，第一辑记录出生于1926年之前的11位会计学家的口述文稿，第二辑记录出生于1926年之后的29位会计学家的口述文稿，第三辑记录曾在我国会计监管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会计前辈的口述文稿，第四辑为前三辑的合集，即由前三辑汇编而成的纪念版本。每一辑分为序言、前言、致谢、目录、正文和附录6个部分。围绕每一位口述者，每篇口述文稿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前内容，介绍口述者或口述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及口述时间、地点、项目负责人和现场工作人员等；二是正文，主要以时间为主线，叙述口述者的会计生涯，并配有老照片，文后则附有专题片的二维码，供读者扫码观看口述视频。8年来，项目组累计在15个城市拍摄了50位在会计理论和实务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会计前辈，已形成132万字的录音整理稿、时长100个小时的原始视频和32个专题片。
会计口述历史项目对填补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现代会计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中国会计发展的曲折历程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对研究中国现代会计教育史、会计理论发展史和会计实务发展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2019年，项目还获得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颁发的“年度优秀口述历史项目短片”奖。
2019年10月，《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正式出版；2020年11月，第二辑出版上市。其中，第一辑从策划、编辑到出版问世，历时一年多，现已被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立信会计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列为“四史”学习教育活动会计读本。作为以口述记录为主体内容的著作，其编辑出版过程具有特殊性和挑战性，既要保留口述的风格，又要严格遵循编辑出版的规范。作为第一辑的责任编辑，笔者在审稿和编辑加工过程中遇到了普通图书审稿和编辑加工过程中不常见的编校挑战。本文以该书的编辑过程为例，从文字编辑视角（不涉及音视频编辑）研究口述史料的编辑问题，充分展示笔者是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并提出在同类书稿编校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建议。
一、语言衔接
1.方言与普通话的转换
口述者多为耄耋高龄的长者，大多乡音浓厚，因而方言成为出版方审稿和编辑加工时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口述书稿中方言的呈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纯正的地方音，即普通话中没有的发音；另一种是以普通话发音表达的方言，如“四川普通话”“上海普通话”这一类“地方话版普通话”，其实质仍然是方言。编辑在审稿和编辑加工过程中应该对方言有一定的敏感性。当然，编辑对方言的处理应尽量做到保持口述风格，遣词造句需字斟句酌，做到贴合口述者原意。
关于如何发现并处理文稿中的方言，笔者建议在进入审稿和编辑加工流程前建立“人物信息表”，在表中列出口述者的简介（包括籍贯、出生地、成长地等），以便在怀疑遇到方言时准确判断方言的“归属地”，从而可以向不同地域的人求证。当然，在建立了人物信息表之后，亦可根据口述人的籍贯、出生地或成长地有针对性地安排编辑室的“老乡”编辑审稿。
在第一辑中，有诸多处理方言的案例。例如，我国第一部会计辞典的编著者徐政旦教授（1922—2014）的口述文稿大约有20000字，全文一共出现了20个“那么”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那么”有三个义项：一是指示代词，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二是指示代词，指示数量；三是连词，表示顺着上文的语意，申说应有的结果或做出判断。在讲到自己评职称时，他讲道：“……可以给你教授，但是你过去只是讲师，我就只能给你个副教授。那么好了，我就是副教授了。”该句话中的“那么”从上下文看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在讲到工作搭档时，他说道：“这两门课都是在三年级上的，是高年级的课，龚清浩老师教得很好的，非常受欢迎。另外一个人教别的课，学生老是不喜欢，都要龚清浩老师讲。那么，就安排我和龚清浩老师搭档，我们一起选教材。”“那么”前后的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顺着”上文的意思。如果有，也显得比较突兀。在谈及开办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如何招揽客户时，他说：“我出面，会计学会的人（指各个单位）都认识我，因为我是会计学会的副秘书长，我给他们讲课的，系统地讲管理会计。因此都说好，徐政旦做顾问我们愿意的。那么有80万块钱，有40个客户，这40家都是大企业，金山石油化工总公司、闵行的上海电机厂……”从上下文看，此处的“那么”似乎也显得十分突兀。其口述全文约20000字，共有20个“那么”，仅有七八处有“顺着”上文的意思，这就使笔者产生了困惑。认真听了一遍他的采访视频才发现，“那么”其实是上海话中的“个么”（音），其本意就是那么，表示顺承意义，但在口语中，“个么”也是很多上海人的口头禅。于是，笔者对部分文句进行了细微处理，将没有顺承关系和指示意思的“那么”删除，将有顺承关系的诸多“那么”中的一部分替换为所以、因而等词语，以使文句不那么“生硬”。
又如，在我国国际会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常勋教授（1924—2017）的口述文稿中，他讲道：“第三点，……他说这个人已经物色好了，就是以前厦门市电大的副校长杨瑞华，现在他已经过辈了……”“过辈”是其家乡江苏宜兴的方言，即去世的意思。虽然他用的是普通话发音，但讲的其实是方言版普通话。口述文稿尊重口述者的原话，但作为出版物，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更需要用词规范，因此笔者为“过辈”增加了一个脚注。再如，会计学家陈安怀（1919—2016）在谈及自己的工作分配时说：“抗战期间，会计局（会计处）的处长说因为我考试考得最好，要把我分到那里去，意思是将来抗战胜利后，下江人回去，要有接班人。”“下江人”是四川、重庆一带方言，在当地多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外省”人，有时也泛指所有外省人。为了便于阅读，在整理和编辑时，也用脚注的形式做了解释。
2.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
口语，即“口头语”。一般来说，它比书面语灵活简短，但阅读书稿中的口语时，理解其意思需要依赖上下文的语境。书面语即“笔语”“文字语”，是书面上交流使用的语言。它比口语精确严谨，更为规范。作为书稿，文字过分口语化一方面会引起阅读的不适，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而造成错误。这在《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中也有体现。
例如，有口述者说道：“上海财经学院是娄尔行跟龚清浩，厦大是我。”这里，“厦大是我”，且不论其语法是否错误，如果上下文没有交代或者讲到厦门大学的话，是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同样地，书中不同口述者还述及上海财大、上财、财大、天财、交大等缩写的口语称呼，这就需要进行查证。又如，有口述者讲道：“我在人民大学一共学习3年。在思想感情上，我深深感受到这是党对自己的培养。”但口述者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民主党派人士，此处他要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同样地，“文革”“摘帽”等具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也被多位口述者使用，笔者根据出版规范将“文革”统一改为“文化大革命”，在谈及摘帽时，若处于讲到“右派”等具体语境的则保留，上下文未提及的则补全。
二、理顺逻辑
口述不讲究语法，更谈不上前后用词一致等规范，口述者在讲述时大脑中所想与所说并不一定同步。在采访、拍摄时为了让口述者放松、自然、真实地表达，制作人会尽量营造轻松的氛围，对口述者也不会做过多约束。口述者天马行空，就可能造成逻辑跳跃。逻辑跳跃会造成表述不完整，还会衍生出指代不明、指代混乱（张冠李戴）等问题。
1.将不完整的表述补充完整
经济学家、会计界泰斗葛家澍教授（1921—2013）在口述时谈到：“现在会计学术界有两派，一派是年轻人，他们跟着西方学，主要是搞实证会计。”[2]17在文稿中，没有出现“另一派”，但从逻辑上推测，另一派应该是指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会计学者。这是由于口述者的逻辑跳跃为书稿阅读带来的问题。为此，笔者为这些内容加了脚注，将中国现代会计的研究范式从以规范研究逐渐演变为实证研究的历程做了简要介绍，并指出老一辈会计学者对当代年轻会计学者过度追求“数据建模”、盲目模仿西方的实证研究的一些批评意见。
2.核实指代不明的内容
在谈及自己编写的教材时，葛家澍教授有三处提及教材。一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同时我也在编写教育部委托我写的《会计学基础》”；二是“我说的就是指由周扬负责的文科教材的编写，其中包括我这本教材《会计基础知识》”；三是“财政部这边是财政部编写的，是会计这本教材，而教育部那边是一系列的书，一系列文科教材。财政部这本会计教材多多少少受到文科教材编写的影响，因为文科教材的编写直接由中宣部领导”[2]17-37。这很容易让读者认为他讲述的是三本书：教育部委托他编写的《会计学基础》、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和财政部委托他编写的一本会计教材。为弄清这一问题，笔者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搜索“葛家澍”，对会计基础类教材的封面上印的丛书名以及版权页进行比对；二是基于所查找到的资料向其学生求证。经过查证，发现他所说的“教育部委托我写的《会计学基础》”和中宣部直接领导编写的文科教材其实是同一本书，即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他所说的财政部组织编写的教材是《会计原理》，不过在口述时并未提及书名。为了使全文逻辑清晰，我们根据查证结果在文中做了详细注释，包括书名、出版社和出版时间。这也是由于口述者的逻辑跳跃给书稿带来的问题，口述者默认听的人知道文科教材、财政部教材的不同。在审读和编辑加工时，笔者以脚注和括注的形式做了补充解释，在括注中注明教材的正确名称，在脚注中解释了教育部、宣传部、财政部统编教材和文科教材等的源流和历史背景。
3.避免张冠李戴
在常勋的口述中，时而提及教育部，时而提及高教部（高等教育部）。在讲到1985年的事情时，他说自己被高教部选派出国，而早在1966年高教部已并入教育部。1985年，教育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在经历过高教部、教育部和国家教委三个名称的人看来，这三个机构可能是等同的，但从出版规范的角度讲，这无疑为读者增加了阅读障碍，甚至可以说是逻辑错误。
三、查证复杂的历史背景
《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中的各个口述者（或者口述对象）大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接受会计教育或从事会计工作，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参与或见证了中国会计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因此，在他们的口述中会涉及不同时期的人名、制度、事件、地名、机构名等，大量陌生的细节和信息对编辑来说是一种挑战。编辑应做到在尊重口述者的前提下去伪存真，对史料的历史价值负责。
1.考证过去的制度性安排
在国务院原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司长张同辉（1926—）和陈安怀的口述中，都讲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东北使用的货币是东北币，相互印证了东北币这一币种的存在，也提醒编辑对这一信息进行查证。东北币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地方币种，属于制度性安排，其发行与财务会计领域的逻辑是矛盾的。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安排？地方的财务数据是如何转换成人民币计量的？都需要编辑去考证和补充。
在会计史研究专家余盛钧（1922—2017）的口述中，讲到百货公司门市部实行商品金额核算制试点，解放了营业员，营业员不需要再“对每一样东西开一张发票去缴款”。按照现在的会计实务规范去理解，这句话让人费解，如果买了100种东西就需要开100张发票？后经查阅资料与咨询相关专家方知，那个年代营业员每卖一件东西就要开一张票，然后汇集发票、货款去缴纳营业款。其根源在于当时的会计记账是按商品种类进行的，每种商品都有进、出、销的账，所有的账又分总账、二级账（记录每种商品的应收应付）和三级账（记录每种商品的进货、销货数量）三级。在百货公司销售成千上万个商品的情况下，这种核算方式导致营业员和会计人员的工作量极度繁重。改革后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核算方法采用商品金额核算制，就是说不需要记录商品账，而是将每一个营业员手中保管的商品，换算成一个总金额，只需记录他销了多少金额，领了多少商品，月底盘点手中管理的商品，要跟账上剩余的金额相等。商品金额核算制大大减少了营业员的工作量，不需要每样东西开一张发票去缴款，可以实行一手钱，一手货。
2.核实鲜为人知的专家人名
在书稿中还涉及了大量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些著名的会计学者、经济学者。这些人物的信息较为复杂，原因有几个：一是这些人在会计领域或者经济学领域有所成就，但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少，或者在口述者心中这些人成就很大却并不为学界公认，因而相关资料很少；二是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去世，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甚至美国，在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可能是敏感人物或者关于他们的信息是敏感信息；三是有些人既有学术影响力又有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在政治方面可能比较敏感。对关于这些人的口述文字、注释需要编辑把握分寸，一是要确保信息正确，二是要介绍与本书相关的内容，其他方面没有把握的不宜做过多注释。例如，口述中提到的浙江财务学校校长魏颂唐、浙江省财务厅长徐青甫、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黄道标、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吴诚之、上海财经大学原副校长郭森麒、上海交通大学原教授梅汝和、河南大学原会计系主任王牧罕、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赵绍鼎等，笔者都逐一核实。当然，核实和查证的渠道和方法亦十分重要，主要采取了查询工具书如《中国会计名家传略》《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咨询人物生前单位以及到博物馆或者档案馆查询等途径。
例如，对于赵邵鼎，咨询了仍然健在的原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采访对象的几位老先生。对于吴诚之，则通过咨询上海财经大学的部分教授核实。又如，毛伯林提到的西南财经大学的会计系主任黄伯慇、与他一起赴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雷啟荃等，仅从他们名字的字形来看，就值得编辑警惕并查证。再如，汪家祐的注册会计师证书上的名字为“汪家佑”，与其名字用字不一致，经与其女儿核实，方知其注册会计师证书上的名字为发证时笔误所致。
3.查明不为人知的机构名称
书稿介绍管锦康教授（1918—2013）时，称他曾在工商学院任教。在民国时期叫工商学院的院校不少，他又曾在多个城市工作，究竟是哪个省市的工商学院？经过向管锦康教授生前工作的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咨询知道，他曾在天津工商学院工作，因而将书稿中的工商学院改为天津工商学院。再如，在介绍尹锡章时称：“尹锡章（1919—2014），……毕业自浙江财务学校、中央政治大学训练部……”巧合的是，尹锡章在口述中谈及了杨时展教授，主编团队对杨时展教授做了注释：“杨时展（1913—1997），教授，男，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并留校任教……”[2]47-69不仔细看的话，可能不会发现此处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与尹锡章介绍中的中央政治大学校名相似，由于尹锡章口述时多次谈及“中央政治大学”，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于是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和百度分别搜索“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大学”，通过一些老照片和江苏省委党校文洁民教授发表在《南京晨报》的《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一文，最终确定了这两个名称说的是同一主体，并根据口述者所述事情的发生年份和学校的历史沿革（校名变更）确定文中所指的校名应为“中央政治学校”。
4.注释成为历史的地名
关于地名，口述书稿中经常出现地名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口述者自述出生地时会无意中使用当年的地名；二是口述者讲到工作调动或者到某地参加特定活动时会使用当时的地名。关于地名的编辑，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在讲到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时并不需要把当时的地名改成如今的地名，但是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宜用脚注的形式注释地名的变化。例如，在常勋的口述文稿中，编辑备注常勋的出生地江苏宜兴（隶属无锡），但是常勋也提及家乡是常州，这种矛盾值得留意。经过查证方知，宜兴曾经隶属于常州、镇江和苏州，直到1983年才划归无锡市。
四、厘清不同口述者口述内容的矛盾
《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口述者的年龄相仿，经历的时代背景也一样，但口述者的知识背景、记忆能力、表述能力以及其认知世界的观点方法，都会影响其陈述，因此会出现不同口述者对同一事件的口述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同时，同一口述者对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年份甚至时代的记忆会错配，从而形成虚假记忆。编辑应条分缕析，把细节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厘清矛盾之处。
例如，关于行政级数与工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这对年轻责任编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余盛钧讲到，“我当时工资是20级，是科员级的最高级，后来也做过19级科长”，对于一个对公务员层次与级别陌生的编辑来说，可以看出行政级数越大、级别越低、工资越低。但陈安怀讲到，“评副教授之前，我工资是14级（副厅级）……，评了副教授职称后工资反而降了两级”[2]69-90，从其语意“降了两级、工资降低”来看，很容易走入“级数越小、工资越低”这样一个思考误区。这就形成了“冲突”，促使笔者认真查阅我国公务员层次与级别相关规定的演变历程。
经查，我国自1950年起，实行25级工资制；自1955年起实行30级工资制；自1993年起实行15级工资制；自2006年起实行27级工资制。所谓的级别主要跟公职人员的工资挂钩，在2006年之后级别与职务不完全对应，而在这之前有过一一对应的情况。[3]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行政级别14级（副厅级）这一对应关系是2006年后的标准，而陈安怀是1980年之前在化工部工作，那时的14级并非对应副厅级。而在另一处，陈安怀的口述是：“到化工部以后……最后给我定为15级。15级相当于厂处级，正厂长15级，大机关的处长是15级。”这里的15级对应厂处级，在2006年之前的标准中都能找到对应关系。
陈安怀的例子对编辑有两点启示：一是其语意“降了两级、工资降低”来看，是级数越小工资越低，乍看上去与余盛钧所述的逻辑也是相反的，应引起足够重视；二是他口述往事时可能将当下的标准与以往的标准混淆了。陈安怀所说的14级是他在湖南财经学院工作时的事情，15级是他在北京化工部的事情，涉及两地且时间相差近10年，口述者记错是有可能的，国家规定变化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不同口述者的关于同一事情的表述相左以及同一口述者所述内容前后不一都提醒编辑对每一处细节进行查证。
五、结语
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是对文献资料的补遗。会计口述历史对我国会计史研究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口述历史有其先天的缺陷，因而进行会计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需要极大的责任心和严谨性。
基于《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的编辑经验，笔者有如下体会：一是编辑要怀有敬畏之心，敬畏口述者，敬畏历史[4]；二是编辑要做到几个平衡——口语表达与文字表述的平衡、语气态度与文字情感的平衡、尊重史实与客观反映记忆偏差的平衡、如实反映与避免原话照搬的平衡；三是编辑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要广泛阅读、充分积累；四是编辑要培养高尚的职业素养，面对繁杂的知识点，做到迎难而上，决不气馁。当然，不管花多少心思，做多少工作，都不能忘记编辑“为他人作嫁衣”的本分，修改和最终的定稿，需征得口述者的同意。
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方面，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建立“人物（或事件）”信息表，在表中列明人物简介，并注明被哪位口述者提及以及提及的次数，以便对重复提及的内容进行交叉核对；二是在三审三校的制度下，尽量安排具有不同文化、地域背景的编辑进行审稿；三是充分利用工具书、博物馆、档案馆、百度百科、超星发现数据库，以及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查证资料，充分发挥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作用并进行交叉核对。
参考文献
[1]高芳.做一名优秀的"拾贝者"和垦荒人——口述史料征集､整理工作的心得体会[J].中国编辑,2011(3):47-50.
[2]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工作组.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9.
[3]一陶.媒体解读公务员级别和晋升路线[EB/OL].[2014-07-21].http://edu.sina.com.cn/official/2014-0721/1000427936.shtml.
[4]刘绪源.小思先生怎样做口述[J].编辑学刊,2014(6):5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