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秦朝森、李楠：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摘 要】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图书出版业状况的调研发现，一方面图书出版业遭受巨大冲击，该行业身处转型期、自身存在结构性问题以及应对经验不足等是其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效果明显的复工复产与强势崛起的数字出版物成为疫情期间的行业亮点。针对图书出版业的状况，建议在加快行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应加紧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该体系以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为多元实施主体，包含预警、评估、救助、自救等子系统，并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从而为图书出版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图书出版业；体系建设；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出版物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重大突发事件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所谓重大突发事件是指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突然发生的能引发社会连锁反应和严重后果，并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恶性危害事件。[1]人类已经进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各行各业都需有应对体系，尽可能地把损失降到最低，图书出版业亦不例外。
研究以图书出版业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具体影响为切入点，了解图书出版行业在此类重大突发事件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而探究图书出版业摆脱困境的方法。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结构访谈的方式，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展开。截至2020年4月16日，共回收问卷120份，问卷涉及新冠疫情期间图书出版业所遭遇的问题、复工情况、应对疫情影响的措施与建议等情况。120位被调查者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济南、郑州等一二线城市，分别来自大型企业（27人）、中型企业（43人）、小微型企业（44人）和个体从业者（6人），其中企业所有者7人，企业管理层21人，业务骨干48人，编辑、销售代表等一般员工44人。虽然这些被调查者无法涵盖全国500多家图书出版社及更多的出版相关单位，但为我们深入了解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图书出版提供了一定参考。此外，笔者还采取了结构访谈法，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6位图书出版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试图深入了解以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下的图书出版业状况。
一、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图书出版业状况
图书出版业易受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此次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全行业停工停产、人员流动受到限制、需求萎靡、营业额大幅减少。研究发现，图书出版业遭受较大影响的原因在于其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被放大。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图书出版业的复工复产逐步开始实施，从业者也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与企业共克时艰。数字出版物强势崛起，图书出版行业前景依然光明。
1.被按下“暂停键”的图书出版业
图书出版业所遭受的影响具有全行业、跨国性特征。由于此次疫情，整个图书行业受到冲击，部分书展取消或延期、印厂停工、书店关门、国内国际活动纷纷取消或中断。研究所调查的出版机构大部分暂停营业，超过三分之一停业超过1个月以上；停业10～30天的占31.67%；停业10天以下的较少，仅占18.33%；除春节放假的因素影响外，能保证正常营业的机构较少，仅占16.67%。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停业既有因疫情所造成春节假期延长的出版社，也有因疫情冲击而被迫停业的各类型书店。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机构的营业额锐减，66.67%的机构表示下降较大；有17.5%表示根本没有营业额；只有5%表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图书出版业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中遭受冲击，很大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被放大。图书出版业整体处于转型时期，为自身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带来了挑战。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所缔造的阅读场景以及营销模式的变化给图书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当下数字化阅读趋势明显，更多的读者选择以移动终端来阅读浏览信息，图书出版行业的生产模式面临着读者群体阅读行为变革的冲击。在此过程中，纸质图书阅读读者群体减少，纸质阅读开始向小众化转变，他们的阅读品味与喜好也正经历着变化。但一些出版社未能及时回应阅读者更加个性化的阅读需求，整个图书出版行业正经历阵痛期。图书出版业还在适应高速发展的数字媒体时代，尽管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但其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图书出版业看似因新冠疫情遭受到了冲击，实质而言，自身转型尚未完成的图书出版业，遭遇叠加性风险，其结构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被放大。
2.效果明显的复工复产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社会生产生活恢复正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大力推动复工复产。笔者查询中国政府网发现，仅中央层面便在2020年3月4日到2020年4月9日间连续发布4条通知意见，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此外，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0年3月11日发布《关于支持出版物发行企业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营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从降低租金、人工、税费等运营成本等多方面支持和推动出版物发行企业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营。图书出版业的复工复产在以上有利背景下开展。截至2020年4月，被调研的120位从业者，大部分表示公司已经复工2～4周，约占50%；30.5%的公司已在2周内复工；另有16.67%的受访者表示公司一直在工作。与此同时，大部分从业者对市场前景依然抱有信心。在疫情期间，超过80%的员工表示自己要努力寻找、拓宽销售渠道；74.17%的员工在此期间加强业务学习，为疫情过后赢得更多机会；60.83%的员工认可向其他图书出版企业借鉴经验做法；另外，10%的员工愿意接受降薪，与公司同舟共济。图书行业不仅迎来了复苏，同时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新路径，使其活力复现。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严峻对国内疫情管控所产生的“倒逼”现象，也是图书出版业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的原因。
3.数字出版物强势崛起
图书出版业利用互联网作为新机遇，不仅通过拓展销售渠道、维护客户关系增强企业影响力，以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数字出版物也强势崛起。在利用互联网方面，有79.1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公司会利用网络开拓渠道；70.83%的受访者表示会利用网络维护客户关系；60.83%的受访者表示会利用网络增强企业影响力；另有受访者表示疫情期间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是良好契机，图书出版企业要保持学习，适应变化。图书出版企业对于互联网提供机会的积极肯定，主要因为公司在新冠疫情之前，便已布局网络营销。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超过80%的企业利用网络渠道进行销售。其实，早在非典时期，一些企业就已经开始实施网络销售行为，以对抗非典带来的冲击。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加强电子商务，提升网络销售，开发网络编辑平台。[2]
数字出版物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与将图书进行数字化展现的方式不同，变化体现在先有数字出版物后有纸质出版物。而随着疫情形势的稳定，出版单位将一些已出版的数字图书变为纸质图书出版，比如在3、4月份集中出版的纸质图书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数字图书变为纸质书出版。据畅想之星电子阅读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4月7日，疫情期间的数字图书出版在数量、类型上要远远高于纸质书，在其平台上为读者免费提供阅读的数字图书有68种，而同时期统计已出版和预出版的纸质图书总共只有27种，且包括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内的36家出版社的数字图书均不供应纸质出版物。
二、图书出版业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建设
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作为特殊事件，对图书出版业而言，带来的是系统性的冲击。自2003年抗击非典以来，我国政府做出了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以“一案三制”为核心内容的应急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3]在此，笔者尝试从加快结构转型、建设多元主体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等角度，探讨图书出版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1.加快行业结构转型，顺应数字图书化
图书出版业应把握时代变迁，了解自身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机遇，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行业变革，顺势加快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李本乾等发现传统出版媒体已从中心趋向边缘，新兴出版媒体从边缘趋向中心。[4]数字图书化，并不仅仅是出版顺序的变化，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变革，即图书数字化到数字图书化。过去的数字形式出版是纸质图书被复制成数字形式，内容、形式没变，变的只是载体。这部分图书有的转化为可供电子阅读器和阅读APP解码的文档格式，有的则是通过直接扫描纸质书而成的文档格式，二者都脱胎于纸质图书，因而其阅读体验依然是对纸质书阅读的模拟，没有脱离传统的阅读模式。当前的数字图书是一种原生性的内容，与之前由纸质图书而来的数字内容有本质的不同。当前因疫情催生的数字图书，不再是纸质图书的依附品，先天具备电子阅读的属性特征，即画面多样、形式灵活、语言流畅、篇幅短小，符合移动网络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倾向。如同周蔚华所言，5G背景下信息传输的高速率，为VR、AR、MR技术融入图书产品带来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这将颠覆纸书形态，为读者构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世界，大大提升阅读体验。[5]数字出版生产流程效率高、速度快、成本风险低，其内容获取便捷，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可以有良好的表现。因此，出版业可以借助技术发展和数字出版的优势，革新出版生产流程、营销模式，即了解需求与出版内容同步、先网络尝试再投放市场、先数字再纸质，避免了因市场预测失败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经营风险，从而增强图书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立数字出版的主导地位，迎合“知识付费”的网络环境，寻求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探索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加速加深出版融合，避免数字出版的同质化，从而将真正推动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图书出版业的生存空间，为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2.“预警、评估、救助、自救”合一的多主体应对体系建设
图书出版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体系建设应该集合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的共同力量，政府提供宏观指导与支持，行业组织协调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将应对体系建设融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图书出版业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这些多元实施主体，还应包括预警、风险评估、救助、自救等4个子系统。这4个子系统镶嵌于整个系统中，使整个图书出版业能够承受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并在其中寻找新的生机。
2.1.预警体系。
预警体系主要是对于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警示。就图书出版而言，宏观层面，预警系统的建设以政府为主，依靠政府现有的各种预警管理体系；操作层面，图书出版行业组织与企业的预警系统镶嵌于政府的预警系统之内，总结对本行业、本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比如非典、新冠肺炎等系统性风险，以及原材料短缺、金融信贷问题等行业内风险，一旦出现相关苗头，行业组织与企业需要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接收，并转入风险评估阶段。
2.2.风险评估体系。
风险评估体系主要是评估重大突发事件对整个行业以及企业自身所带来的各种影响。风险评估体系主要依靠行业组织建设，同时企业也应该有适合自身的风险评估体系。具体而言，行业组织侧重于评估某次重大突发事件对于图书出版业及相关联行业所带来的影响为何种性质、何种程度的影响。行业组织及时向上级汇报相关情况，寻求上级单位的帮助，向行业内部企业通报可能的风险，提醒企业提前应对。图书出版企业应该有一套自身的风险评估体系，根据行业组织所提示的风险，对自身的经营状况、资金储备等进行评估，从而选择应对措施。
2.3.救助体系。
救助体系主要是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遭受冲击的行业与企业提供各种帮助。救助体系的建设与实施主体是政府和行业间组织。政府可以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提供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租金减免、贷款支持、物流运输等具体扶持性措施。政府的这种支持可以给予行业信心，从而有助于企业走出困境。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0年3月11日所发布通知，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确保“减免房屋租金”“企业用人稳岗”“减轻税费负担”“强化金融支持”等中央和地方扶持政策落地生效。[6]行业组织所提供的救助，一方面是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避免图书出版业因舆论忽视而无法获得帮助；另一方面行业组织可以协调企业成立互助基金，大家报团取暖，共同对抗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2.4.自救体系。
自救体系主要是一种图书出版企业通过寻找并满足新的图书需求、优化选题、强化风险意识等增强自身发展实力的方式，抵御风险，获得发展生机的体系。图书出版业应发现并满足新的图书需求，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提供内生动力。在消费主义盛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公众的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近年来大众健康类图书市场的繁荣。[7]此次新冠疫情之后，人们对健康更加看重，此类图书的热销将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另外，中国之治在新冠疫情中的突出表现，体现在解决人类自身面临共同问题时的中国智慧。因此，图书出版企业应有意识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彰显中国特色的健康类、传统文化、儿童图书等选题，预测各种可能出现的趋势，从而缓解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化危为机。
3.强化应对体系的社会责任
图书出版业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不仅仅是本行业渡过各种可能的危机并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图书出版企业担当着传播科学知识、培育公众科学精神的角色。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2月初指出，伴随新冠病毒暴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infodemic）。过多的信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图书出版业可以在缓解信息疫情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出版系统应力求客观、理性地分析危机的现象和本质，通过自身的出版行为帮助公众寻找应对方法，使公众及时获得所需的知识信息。另外公共危机中的政府需要将自己的方针、政策告知于公众，出版系统是使这些意志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渠道。[8]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危机事件发生时，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有被放大的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我国出版业在危机中要发挥图书在舆论引导、团结人民、凝聚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9]
三、结语
此次新冠疫情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图书出版业所遭遇的经营业绩滑坡、行业发展乏力等问题，看似是疫情所引起，其实质是图书出版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阵痛。笔者提议在加快行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建设一种能真正贯彻落实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具体而言，政府与企业携手，行业组织从中协调，政府提供微观层面的措施与宏观层面的指导；企业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融入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中，避免建设形式上的应对体系。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三方携手，共同建立一个包含“预警、评估、救助、自救”于一体的图书出版业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虽然新冠疫情在渐渐散去，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会持续，后期笔者仍会根据图书出版业的现状和应对体系的效果加强研究，从而不断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王超,佘廉.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管理模式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薛培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非典”时期,非常出版[J].出版参考,2003(16)
[3]闪淳昌.应急管理的发展态势与思考[J].安全,2015(1)
[4]刘强,李本乾.我国新旧出版媒体的演进与趋势分析[J].出版科学,2019(4)
[5]周蔚华,程丽.2019—2020年中国图书出版业报告[J].出版发行研究,2020(4)
[6]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支持出版物发行企业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营的通知[EB/OL].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319/c40606-31639834.html
[7][9]卢芸.危机传播视阈下的“5•12”图书选题策划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
[8]袁复生,吴赟.论非常时期图书出版系统的作为及其社会功效[J].编辑学刊,2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