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郑甜：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出版与制度关系密切。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发现，主题出版与制度建设及其执行享有相同原理、具备一致目标、分享共同方法，这对正确理解主题出版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深刻认识主题出版在国家治理中的能动作用很有帮助，也有助于主题出版从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角度进一步加强内容创新。
【关键词】主题出版；制度经济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表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始由“硬件与操纵硬件的技术知识的结合”转向了“经济发展软件（即各种观念和制度）”[1]的设计。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赶超式经济增长模式已完成了它最容易的部分，即对“硬件”的学习和应用，而“软件”的调试和匹配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同时，制度经济学提示我们：“现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现代性，其中市场、技术活力和有用的学习正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多种文明的文化基础结合到一起。”[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将文化因素作为重要参数纳入其中。基于出版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时代强音的主题出版，自然而然应参与并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出版本身的文化使命所决定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所需要的。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考察主题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出版业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启示。
一、古代文明的制度设计与公之于众
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以后，城市生活加深了社会分工，扩大了交往范围，个体知识和技能的分散性要求着合作，但陌生的交往对象意味着结果的不确定性，通过“明文契约、账簿档案以及对每个人付出和索取的记录”，最早的交往规则通过文字加以确定，“这些工具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和政治实体奠定了基础”。[3]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规则的形成是以文字的兴起为前提的。但是，文字契约并不能够保证交易双方完全信守承诺，它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制度强有力的执行以及人们对违反制度所付出代价的预知，这意味着制度不仅需要强大的组织，同时必须公之于众。《汉谟拉比法典》作为最早的法律汇编，展示了制度的公之于众及其带来的影响。其原文以楔形文字印刻在一座2.25米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石柱矗立在马都克神庙即最高法庭所在，因此又被称为“石柱法”。“法典的某些部分纂本，散见于周围各国，已逾千年之久，说明法典当时曾在古代西亚引起注意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4]这充分说明，《汉谟拉比法典》的“公之于众”，不仅使古巴比伦有了明确的制度体系，更成为古代西亚诸国效仿的对象，而其出台的背景，正是古巴比伦时期奴隶制经济和早期金融活动的迅速发展。这表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紧密相关，而制度的创新又必须公之于众，以便遵从。
需要说明的是，《汉谟拉比法典》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法律汇编，在其序言和结语中充满了对国王的赞美和君权神授的思想，阐明了法典的目的是“维护正义”“造福于民”。制度的制定必然要与其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其公之于众的目的不仅要强化制度的执行，更要通过公布、阐释、宣传制度来强化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汉谟拉比法典》的“公之于众”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展现并维护了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思想，这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主题出版之于时代的意义以及主题出版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供基础。
二、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主题出版的启示
《汉谟拉比法典》的案例告诉我们，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设计及其公之于众共同作用于国家管理。作为现代公之于众重要的手段之一，出版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天然联系，而主题出版作为新时代中国出版重要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突出特征。因此，本文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三个维度关照主题出版，并试图指明主题出版在国家治理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1.知识稀缺性与“稀缺性”知识的生产
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备知识”不同，制度经济学承认知识的稀缺性，认为知识的不足或者说无知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这一前提是构造性的、不可更改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不足的缺陷，换句话说，恰当的制度能够对劳动分工合理分配，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本质是对不同个体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进行再分配和再组合，以此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提高人民的实际生产率，而这一点正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20世纪中期，资本和人口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6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有助于存量资本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提升资本生产率。
于是，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将经济问题归结为知识问题，如何尽可能合理地解决知识稀缺性问题，是制度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出版的重要功能和使命。这是因为知识生产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本领”，而“以语言记录为核心的出版活动就是人类最重要的传播知识和传承技能的手段，因为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得到可靠、持久的传播和传承。”[5]与一般性知识生产不同，主题出版是要完成“稀缺性”知识的生产任务。这里所谓的“稀缺性”知识，主要指其“独特性”，是指已被实践验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理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知识。这一知识具有几个鲜明特征：其一，这是已被中国人民伟大历史实践所验证的、可信的知识；其二，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力贡献，是需要新创的知识；其三，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的知识。因此，其知识生产的主要目标，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实践道路和制度进行科学总结、系统研究、理论阐释，生产出独属于中国的道路哲学和制度逻辑，并以此来指导中国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主题出版和制度经济学在问题本质和远景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即通过“有形的手”的干预，适度解决知识稀缺性问题，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2.有限理性与核心价值的阐释
制度经济学方法承认，“人们确立互惠性的关系并实际上需要各种持续的群体纽带”，“社会联系有助于控制我们自私的、返祖的、投机和带有认知偏见的个人本能”。[6]制度经济学承认人是有限理性的动物，其理性在很多情况下不足以压制人为己谋私的本能，因此，制度是建立合作双方互信的重要手段，它约束人的投机行为，以此让人能够预见未来并愿意形成合作。基于人类的合作几乎无处不在，为他人利益付出努力是促进更好合作的基础，也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形成并健康发展的前提。这表明，一个适合经济长期发展的社会，除了合理的制度保障，还必定要遵循一系列能够促进合作共赢的价值集，人们由此来评判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
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方式和交往手段，出版活动反映并塑造着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习惯，文化习惯最终表现为抽象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出版所要承载的重要命题，而主题出版作为“时代之音”，其所承载的命题中理应要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进行阐释，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得到公认的，在此基础之上，不同时代的核心价值又有所发展、有所侧重，这集中反映了民族文化不断扬弃和进化的过程，因此，只有被当代公认的核心价值才真正具有凝聚共识、促进秩序的作用，也只有这种核心价值才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石、落地的推手。因此，主题出版与制度经济学在价值原理上再一次达成了一致，即通过内化新时代核心价值，促成全民共识，实现共同奋斗。
3.制度有效性与大众普及的必要性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基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其他局限，让制度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对制度，尤其是违规的制裁进行清楚的传达。这意味着，制度产生力量的本质来源于对制度的执行与遵从。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来源于人们对制度知晓、理解和认同的程度。此外，有效的制度还需要稳定性的保障，其根本是降低沟通和执行成本，因为长期的制度能够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则。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对我们的启示是，制度只有也只能依靠人发挥作用，因此，制度设计必须要围绕人性特点展开，制度执行也必须让人理解和接受，制度最终的落实本质上是制度“内化于心”的过程。
“内化于心”实际上是教育和教化的结果。“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7]正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实现了人类教育普及和教育平等的理想。主题出版作为出版的组成部分，不仅具备这一功能，因其内容和使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更需强化教育功能。然而，正如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那样，要在认知局限和其他局限的情况下，对主题出版的教育功能进行审视。正如复杂的制度难以执行，艰深的理论也难以普及，主题出版的内容要真正被大众接受和吸收，就要遵循出版物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性，依靠市场规律指导出版行为，以主题出版的市场化实现其内容的普及化。同时，作为区别于以信息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媒体，出版本身具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稳定性特点，主题出版作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知识创造和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维持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稳定性，更有助于其实现“内化于心”的根本目的。
三、主题出版内容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执行能力的现代化。上述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主题出版与制度建设及执行享有相同的原理、具备一致的目标、分享共同的方法，主题出版参与国家治理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将治理概念和现代化概念进行组合，包含了一种有别于历史状态而具有现代指向性的意味。“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原指区别于西欧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新”时代，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现代化一度成为后发国家学习并希冀的未来，赶超型现代化随之而来。但正如前文所说，“硬件”学习所带来的优势需要与之匹配的“软件”的支撑，以此维持赶超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正是顺应了“软件”建设的需求。而作为精神文化建设层面的主题出版，与制度“软件”享有共同原理和目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理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发挥能动的作用。
1.主题出版学术化
虽然学界公认“现代化”的起点是欧洲的工业革命，但关于“现代化”的系统研究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美国真正开始。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不断沉浮以及后发国家的兴起，现代化理论的不断流变印证了现代社会多元进化趋势，并呈现出对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视、现代社会整体关联、相互依存的关注以及社会变迁的预测倾向。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论是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通过人思维的加工、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把握，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根本是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保障未来发展，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只有具备前置性和预测性，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充分发挥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
因此，当下主题出版的重要任务，是将中国独特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至学术表达、学理阐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生产至关重要，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都源于治理主体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的全面提高，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因此，主题出版学术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分重要。同时，还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独有的实践，中国独创的历史，中国人民的独特智慧，无从参考、惟有新创，也因此代表了中国最高的智力水平和独特的知识结构，将会成为中国傲立国际舞台的重要智力资本。
2.主题出版价值化
“历史一再表明，外部制度的效能和持久性通常取决于它们与社会内在制度的和谐程度，而新规则的演化依赖于先前建立的规则，即‘黏滞性’。”[8]所谓的“内在制度”，实际上是指人类交往行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规则习惯，这种被视为“文化黏合剂”的内在制度，其本质是制度与社会价值的趋同。这表明，制度无论如何进化，始终都要围绕“共同的社会价值”，这是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与保证。
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其独特的内在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探索，传统的价值体系又延展出全新的现代内容，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长远。”[9]主题出版作为中国出版的独特存在，无论是在型塑现代文化还是形成现代规则上，都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治理客体并不需要像治理主体一样对制度认识上升到理性层面，这本身也不符合人的认知局限和“理性无知”的社会学规律，其真正需要的是通过价值认同形成自觉遵从。在这方面，主题出版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为重要。一方面，要在选题立意上强调“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在呈现方式上体现“大众化”“市场化”，蕴价值于故事、含文化于表达，广开民智，广育善民，由此推动秩序建立、社会进步。
3.主题出版科技化
技术哲学认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技术引导着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在实践中，一项新技术很可能会创造一个新产业；为此它可能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引发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并因而创造出新的机会利基；而这又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组合变化”。[10]这意味着，技术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制度经济学中，科技属于可被学习的“硬件”。随着赶超型国家的不断崛起，西方国家的科技垄断愈演愈烈，赶超型国家必须要具备自主科技创新的能力，这既是经济发展动力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必须的，因为科技的力量正在不断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
因此，面对如此重大且突出的课题，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向科技主题发力。一方面是加强内容上的科技教育和普及，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提高大众科普认知和科技水平，培育科技创新土壤；另一方面，是充分进行媒体融合，用生动、有趣、立体、丰富的形式呈现科技力量，体现科技自信。但需要注意的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切的建立者，也可能是一切的毁灭者，要在主题出版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由此促使人们正确发明和应用科技，配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着健康、稳定、成熟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任务，当下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与20世纪的中国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一区别决定了主题出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前一百年间，“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11]学习西方、探寻出路是上一个百年的国家任务和出版任务；而后一百年的中国，已经在选定的道路上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此，这一阶段的出版任务集中体现为主题出版的创新繁荣。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启示，主题出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主题出版的内容创新有助于国家道路的发展、国家秩序的建立。因此，主题出版应主动顺应时代和国家之需，积极创新作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出版哲学的角度认识到出版的真正价值，以及其与人类秩序的关系。希望本文能够成为一次有益的尝试，从而开拓出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互动研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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