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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辞书“融媒”之路

2021-05-10 来源:《科技传播》
  【作 者】孟杨阳: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 要】长久以来,辞书与“权威”二字紧密结合,高质量的辞书更需要编纂团队立足民族文化以清晰的认知框架与图示反映大千世界。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读者倾向网页、电子词典检索,传统辞书开始纷纷走向“融媒”之路,开发数字化版本,搭建工具书数据平台,与语言教育相结合开发视频课程,修订机制更为灵活,加大读者参与度。

  【关键词】辞书编纂;融媒体;汉语词典

  年少时人手一本摆在书桌上的“砖头书”在不知不觉中和我们一起成长,如今蜕变为“掌中宝”,越发精巧有趣。辞书数字化转型的事例早已有之,享誉世界的不列颠百科公司在1981年开始做线上产品,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数字化百科全书,20世纪90年代制作单张光盘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并在因特网上推出网页在线版。近年来,辞书数字化出版更是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局面。国外剑桥英语词典App(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App)、牛津英语词典App(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App)、韦氏词典App(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App)等在移动设备的应用下载商场名列前茅;国内开始时间较晚,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汉语大词典》(第一版)、《辞海》(第七版)、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线上产品也是备受瞩目。伴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与更新,辞书在检索方式、编纂和修订方面逐渐向“融媒辞书”道路发展。

  1 内外驱动转向“融媒辞书”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海量的信息高速流通在每一个使用终端,这不仅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及时更新的庞大数据库,更是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搭建了无数条高速检索通道。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辞书用户群发生巨变,读者已经变成“网络原住民”一代,网页检索、App检索等方式成为主流。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质疑互联网时代辞书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纸质词典。作为一部家家常备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这“大部头”涵盖字词拼音、释义、例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英文世界地图、计算公式、度量单位等常用知识。读者可以通过拼音、部首或笔画查字找词,还可以纵观古今、学算筹、懂事理。近年来该类词典被诸多网络搜索引擎与移动设备自带的电子词典等代替,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微软基于Funk & Wagnalls授权内容开发的Encarta竞争的时候初见端倪,预料到纸质版、光盘版总会有结束的时候。

  如今移动终端阅读和在线阅读成为常态,纸质词典并非常备用品,网络检索确实更为便捷,条目联系紧密。但互联网上言论自由,词条的编辑不受人数、专业素养与著作权限制。上海辞书出版社曾以某搜索网站未经许可使用《汉语大词典》词条内容,将其诉至法院,并反映《汉语大词典》的内容被互联网公司、个人网站等肆意篡改、支离破碎。这一行为误导读者,侵犯著作权,也影响互联网汉语工具书产品的生态环境,乃至汉语语词的纯净性。相对于网站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量庞大却无章法的“碎片化”内容,辞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博览而不惑”将海量信息有条理的安排编纂体现其经典本身的权威性和必要性。

  此外,传统纸质行业编辑、出版、发行与传播中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编辑审核、新闻记者牢牢把住各道关卡,书写着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向人们传递着有权威有分量的知识,讲述着大千世界的社会变化。语言具有思维功能,概念反映人类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又反过来影响着思维。每一“本”辞书的背后都存在着历代学者编纂者构建的知识结构体系,词类划分、义项例句蕴藏着时代、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优质词典被奉为圭臬,建构着民族的知识体系,承载了民族集体的记忆,作为语言文字的规范成果,发挥着“栏杆”的作用保障语言文字的使用。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受技术发展刺激的内部转型动力与外部社会对词典本身“权威性”的消费需求并驾齐驱,推动辞书出版行业为坚守阵地拓宽传播渠道纷纷向数字化转型。

  2 传统辞书数字化试水

  李宇明对“融媒体”提出更为详细的阐释,不同于简单的多种媒体形式的相加,而是将传统传播方式融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两个大领域。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辞海》(第七版)网络版,通过扫描实体书的二维码,能随时随地查询内容。此外,该出版社与掌阅科技合作《汉语大词典》(第一版)项目,结构化加工词典,既可以云端存储,向合作方开放工具书数据,也能及时将用户的检索需求反馈到“工具书数据开放平台”,用户可调取《汉语大词典》的权威释义并查阅呈现。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App(1.0版)完整收录《新华字典》最新纸质版全部内容,提供数字版与纸质版对照查阅功能,提供了单字、词语、汉语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号码等一框式检索渠道,并且支持手写、摄像头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全面解决了用户查字、输字需求。还开发了生字本、知识问答、汉字游戏等增值服务。如图1所示,《现代汉语词典》App将第七版内容以PDF的形式完全呈现,查询的具体条目可以直接链接到PDF的原版内容。程序也会将以搜索字词为首词或末次的次序的条目依次列举,补充搜索结果。程序设置“智能助手”功能,整合《新华同义词词典》《新华写字字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等内容开发同义词反义词(10000多组)、同义词辨析(3000多组)、汉字动态标准笔顺(3500字)、字级等,允许用户可以选择辨析、近反义、接龙、组词、部首、笔顺和格式词语等众多板块分项查询词语,并从成语、熟语、儿化词、外来词、异形词、轻声词多方面建构分类词汇集。另外,开发“日习一词”“容易写错的词语大挑战”“容易用错的词语大挑战”等模块辅助学生学习汉语知识。



图1 《现代汉语词典》App使用界面

  上海译文社英汉大词典编纂处推出初级英语学习视频课程,将辞书与教育结合作为未来的词典编纂方向,开发具备新兴科技传播形式,面向社会与用户需求的产品,从“产品服务”转向“知识服务”,从“经营产品”转向“经营作者”,注重向全版权多形态延伸。《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将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兼顾专家编纂权威性与大众参与开放性,发行网络版与纸质版,建构长江主题的公共知识服务平台,满足互联网时代新需求。

  总体上,当下工具书的线上产品研发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利用各种媒体,如语音、图片等多种感知方式呈现全貌;第二,大型辞书出版社倾向集合多部工具书内容,整合划一,用户可以查看关联辞书内容;第三,充分利用搜索功能,将原版纸质图书变形为各个模块内容,针对不同主题归纳内容,甚至“重建”编写体系,以搭建交互良好的搜索平台;第四,学习模块利用小游戏等方式吸引用户,既能查询,也能辅助学习。

  利用“互联网+”改变使用方式是“融媒辞书”可见的变化之一,在细微之处,尤其是辞书编纂和修订机制方面,更应该体现“融媒”的强大。词汇源于人生活,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和层出不穷的社交网络移动平台的搭建迫使更多的新词诞生和新义项出现。像日本《编舟记》电影中编辑手持小卡片随时随地记录新词语的现象已不多见,编纂者更擅长利用各种数据库、语料库,直观反映新词使用频率及语境以及义项使用的频率变化等方面讯息,方便编纂者及时地收集编写新的条目、增减或更换义项、改变义项排列顺序,以及替换例句。在传统“周期性修订”机制下,如果存在问题只能等到下一次全面修订时集中解决,而全面修订又意味着需要消耗大量人力与精力。对此,汪维辉提出“在线修订”的概念,在线上辞书投入使用后,由少数专家定期修订改为读者随时修订,即读者提出简单的问题随后常设机构审核修改,复杂的问题由专家解决。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第三版)在依托互联网追求“高度数字化”“深度社会化”道路中提出“读者融入”思想。不同于“在线修订”倾向给予读者较多修订的参与度,“读者融入”将“搜集”“采用”程序分开,前者完全交给读者,编纂过程中通过互联网邀请用户提供语料素材,读者在线查询的频次也成为编纂参考,后者必须由编纂团队掌握。

  3 “融媒辞书”发展方向

  目前,传统辞书“上网”迎合了时代发展,增强读者查阅的便利性,部分出版社从电子词典的起步阶段迈入网络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辞书+”发展阶段,但整体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其一,网络上各种词典层出不穷,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电子版辞书存在诸多不科学不规范之处,行业缺乏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与实施标准。其二,应用开发较为单调,“上网”形式单一,部分出版社只是简单地把纸质文本转换成电子文本,未能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将辞书与现代科技融合研发高质量知识产品。其三,辞书出版行业缺乏对网络辞书发展的前瞻性认识,对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网络辞书在技术层面的结构框架、知识分布和组织形式等缺乏必要了解。其四,词典App的收费要求引发社会热议,反对者甚多,根本上反映大众对知识产权长久以来的漠视。因而,在向融媒体方向发展时,应加强数字、网络出版立法规范,增补相关条例,传统辞书行业要坚守行业准则,发挥工匠精神,将“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利用互联网增强内容的权威性,拓宽传播渠道,加强传播力度。其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社会对其尊重与保护意识,支持融媒体科技规范化合法化研发。

  关于辞书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宇明提出,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还要编给机器看,这一具有前瞻性观点。人工智能离开知识和数据不会有成果,辞书需要提供形式化的知识给人工智能,丰富其数据库,帮助其工作。未来的时代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们可以采用自己翻阅、登录搜索用或者更加快捷的方式获取,而人工智能如要进一步开发学习也离不开辞书的帮助。在智能化的潮流下,辞书不仅是出版者、专家学者、词典编纂者、语言文字工作者或读者的责任,它需要纳入精通大数据、计算机、通讯统计等尖端技术人才。

  读者也是辞书编纂的参与者。大数据时代,信息以不可估计的速度和体积传递着,辞书待修订的问题也会不断增加。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和辞书的权威性要求审定者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编纂经验,并且需要更多人手的投入。因而“融媒辞书”的发展需要加大人才方面的培养,重视数量与质量,打好学科培养和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健全辞书教育体制、设立有关大学课程和标准体系,建立辞书评价机制,提升对辞书的价值认识。

  现在的“融媒辞书”正在进行一次变革,它的存在形式不拘泥于厚厚的砖头书,而是神行每台电子设备的构成的网络空间、数据库和云平台,在保障自身权利的同时实现资源共享。每一位读者也是编纂者,它将可以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包罗万千。或许它并不完美,但它仍在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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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述学.辞书数字出版的三个方向——以《新华字典》第11版App的开发为例[J].辞书研究,2019(3):28-32.

  [3]迈克尔•罗斯,张颖.不列颠百科:从传统出版商向领先数字化学习供应商的转型之路[J].辞书研究,2018(2):1-8.

  [4]施晨露.平面辞书“权威”优势没变,“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N].解放日报,2019-08-23(5).

  [5]李子建.上海书展•讲座|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还要编给机器看[N/OL].[2019-08-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94446.

  [6]许旸.上海书展|掌上读辞书,传统工具书加速数字化转型[N/OL].[2019-08-19].http://www.whb.cn/zhuzhan/xinwen/20190820/284400.html.

  [7]章宜华,廖彩宴.融媒体时代辞书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制度建设——兼谈辞书强国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J].辞书研究,2019(3):20-27.

  [8]史竞男.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正版APP上线[N/OL].[2017-06-14].http://www.xinhuanet.com/2017-06/14/c_1121143231.htm.

  [9]赵玥.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工具书数据开放平台,《汉语大词典》将可在线查阅[N/OL].新民晚报,2019-08-20.http://newsxmwb.xinmin.cn/wentihui/wtsh/2019/08/20/31573663.html.

  [10]施晨露.《英汉大词典》试水知识付费,“不一样”的还有[N/OL].[2020-01-16].https://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01230.

  [11]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从“大部头”到数字化平台辞书App带来了什么[N].光明日报,2019-09-16(6).

  [12]杜羽.互联网时代是否还需要查词典[N].光明日报,2019-08-19(2).

  [13]光明网数据新闻工作室.你有多久没查字典啦?[N].光明日报,2019-09-16(6).

  [14]光明网数据新闻工作室.辞书“上网”应有统一标准[N].光明日报,2019-09-16(6).

  [15]杨于泽.《现代汉语词典》App应是免费的公共品[N].长江日报,2019-0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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