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从国际STM出版集团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探寻对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有益经营理念。[方法]采用文献检索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国际STM出版集团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结果]顺应时代和产业发展要求的经营理念贯穿四大国际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程,从而指导STM出版集团实现数字出版代替纸质出版,从传统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转变。知识服务是出版领域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共识,借鉴国际STM出版集团的经营理念对我国科技期刊抓住机遇、探求从传统出版业向知识服务的转型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结论]借鉴国际STM出版集团的经营理念,出版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出版机构转变观念,建立复合型人才队伍,从用户需求出发提升核心数据竞争力并打造多元化技术平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发展,从而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服务转型道路。
【关键词】STM出版;经营理念;知识服务
近10年中国在科研领域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大量科技成果促进了科学、技术、医学(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STM)等专业学术出版的快速发展,但还远远达不到国际出版市场的繁荣状态。为了给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提供现实参考价值,近年来以国际STM出版集团为对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国际STM出版以Wiley、 Elsevier、 Springer Nature和 Taylor & Francis四大出版集团为代表:刘益等[1]和李航[2]分析了Elsevier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历程;王志刚[3]和冯琳等[4]分析了Wiley的运营和数字化出版特点;李海燕[5]和曹菁等[6]剖析了Springer的数字化出版经验;李伟等[7]对Taylor & Francis多元化发展进行了分析。但以上文献都是对某单一出版集团的个案研究,缺乏规律性的共性因素分析。向飒[8-9]、李旦等[10]、王军等[11]分析了国际学术出版集团包括商业和非商业集团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状况,为促进我国学术出版,尤其是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提供参考,但以上文献主要聚焦于技术的进步。
知识服务已成为STM出版领域新阶段的发展共识,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从传统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转型成为国内STM出版行业面临的新挑战。技术运用和平台推陈出新是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是经营理念最直接和重要的体现。经营理念作为企业文化最直观和核心的载体,从根本上指导着企业行为,推动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的企业经营理念才是国际STM出版集团在激烈商业竞争中长盛不衰的关键,而目前国内尚未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通过回顾分析国际四大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程,寻找其经营理念上的共性特点,为促进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向知识服务商转型提供借鉴和启示。
1 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
1.1 概念界定
(1)国际四大出版集团,是指国际上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四个商业化出版集团,包括Wiley、 Elsevier、Springer Nature和Taylor & Francis。这四大集团是最大的国际STM出版集团,总共占有全球STM出版市场超过50%的份额,其发展基本代表了国际出版资本运作的主流状况。
(2)知识服务的本质是基于海量、权威、系统的内容资源,为科研人员和机构提供面向科研立项、文献检索分析、实验、学术传播与交流、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等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立体化、定制化服务和“解决方案”[12]。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Wiley、 Elsevier、 Springer Nature和 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文献的调研、梳理、归纳、总结,结合各集团年报的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国际四大商业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史和经营理念的转变,为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和管理提供借鉴。
2 国际商业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经营理念分析
2.1 发展历程的共性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研究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6],随着美国科研力量的强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各国出版业的影响,美国出版业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并购时代”[13],除了Wiley是美国本土出版商,其他三大出版巨头Elsevier (1962年)、Springer(1964年)、Taylor & Francis都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兼并和扩张[13-14]。国际商业STM出版集团进入了粗放式的快速扩张阶段。经过近20年的兼并,四大出版集团完成了资本的充分扩张,进入了集约式发展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四大出版集团先后开创了数字出版业务,不断进行业务剥离与兼并,专注发展核心业务,从传统出版公司向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知识服务公司转型(图1)。

(a) Wiley和Springer-Nature

(b) Elsevier和Taylor & Francis
图1 四大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程
注:APP—美国出版商协会;OA—开放获取;TF—Taylor & Francis;SN—Springer Nature。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发现,国际STM出版集团发展历程相似,表现为以下3阶段的共性特征:粗放式兼并扩张—发展核心业务、提供产品服务—建设数字化平台、提供知识服务。从这个历程中可以明显看到企业经营策略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实行资本快速扩张以占据市场份额;1980—2010年采用“以产品为主”的策略,专注于核心业务,增强竞争力;近10年采取以“满足作者和读者的知识需求”,对数据进行提取、加工和整合后,提供知识服务。当然,不同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而是逐渐更替甚至交叉进行,兼并策略也贯穿始终,但是逐步从策略式兼并转向核心业务的兼并收购。
2.2 经营理念的共性分析:预见行业发展动态及时转变企业行为
经营理念对企业行为的指导作用反映在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与行业的发展需求密切相关,国际STM出版集团经营历程的共性反映了他们预见行业发展动态从而及时转变企业策略这一经营理念上的共性。
20 世纪 80、90 年代数字技术开始应用于出版领域,互联网技术为信息快速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模式[15],在这一时期,科研人员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科技文献的内容获取以及获取科技文献的速度。因此,国际STM出版集团纷纷推出数字化出版平台(1996年Springer推出SpringerLink,1997年Elsevier推出ScienceDirect,1997年Wiley推出InterScience),全面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随着学术信息共享理念的广泛传播,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成为新兴的学术出版模式。国际商业STM出版商是OA运动的直接利益受损方,但是面对这样的时代和产业发展趋势,出版商们并没有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进行抵制,而是顺应趋势改变了企业行为:Springer于2004年首家提出OA出版[5],迄今为止一直引导全球的OA出版;Elsevier对 OA 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接受再到发展的转变。综上,在过去20年里国际STM集团顺时顺势而为的经营理念反映在企业行为上是采用数字出版代替印刷出版、OA模式代替订阅模式,实现了出版业传播途径的重大变革,扫除了科研成果被利用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对促进科研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现在STM出版进入知识服务阶段,而国际STM出版集团为了实现知识服务又做了大量的数据储备和技术创新工作。
(1)积累海量核心科技数据。四大国际STM出版集团都具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出版历史,共占据全球出版市场份额的50%以上,积累了大量的核心科技数据。Elsevier经过20年业务兼并和剥离,形成科学、医学和法律三大高利润的专业版块,旗下有2500种学术期刊[16],占据STM出版领域的龙头地位,在2019年出版了49.6万篇电子版论文,比10年前增长了60%[16,17]。2015年Springer和Nature集团合并,旗下期刊超过3000种[17],超越Elsevier成为国际STM出版领域的巨无霸,自2016年开始每年向科研界提供30万篇最新学术论文分享[5]。 Taylor & Francis 拥有2700种STM期刊[18]。Wiley在2006年并购布莱克威尔公司,极大增加了其在STM出版中所占的份额并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3],现有STM期刊1675种,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7%~10%[4,18]。
(2)运用先进技术提供多种形式的知识服务。现阶段,科研人员的需求正在由单一的信息索取向线性化、层次化、连接化的数据分析,乃至向结构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知识探索利用转变[12]。国际STM集团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知识进行挖掘、关联和重组,采用VR、AR、MR 等现实技术,满足读者和作者不同层次的知识服务需求。其中,作者服务包括按需印刷服务(Print Services)[8-19]、提供科研社交平台服务(Springer的SharedIt 和Figshare,以及The Source 和Story Tellers[20];Elsevier的Mendeley[19])和提供可视的学术研究方式服务(例如,卡通摘要以卡通形式表述科学论文的主要内容[20]);外生性增值服务中,如Elsevier将 Newsflo 与Mendeley相结合,推出学术交往、学术信息分析、学术影响力评估等信息服务[2,21];Elsevier医学分部提供在线健康信息解决方案服务,可根据患者信息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临床决策支持[1];Springer Nature开发的AdisInsight数据库可用于药物研究和开发、疾病治疗和决策[22]。国际STM集团通过多元化的知识服务方式,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多次售卖。
3 对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管理部门的启示
从国际STM出版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贯穿始终的经营理念,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知识服务已成为STM出版领域下一阶段的发展共识,我国知识服务市场规模在持续增长,2018年产值达到165.8亿元[23],因此,对于中国科技出版机构而言,现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出版行业管理部门如何引导出版机构及时改变经营理念,顺应时代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尽快探求从传统出版业态向知识服务的转型道路是当务之急。
3.1 转变观念,明确定位
经营者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1)数字出版发展要“去中心化”,目的是提供知识服务,而不是销售产品;(2)数字出版要“以受众为核心”,如何对碎片化的内容进行筛选、挖掘、加工、整合,并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提供给有需求的受众才是数字出版的重点。唯有转变了观念,才能正确指导企业行为。
3.2 调整企业行为
3.2.1 以内容为核心
内容的专业化、权威性、系统化是出版商区别于同类出版机构的关键。中国有大量分散的出版机构,我国期刊出版单位的核心数据和国际STM出版集团相比,缺乏竞争力。为了提升核心数据的竞争力,中国从顶层设计开始做了一系列努力。2019年中国科协等四部委推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遴选了一批科技期刊作为突破口,以英文期刊面向世界、对标一流,中文期刊追求国内一流为目标,做大做强之后反哺、支撑学科发展。经过2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多种期刊进入了学科的Q1区,能够获得具有竞争力的科技核心数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初期,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就利用自身在医学出版领域的优势,搭建了“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并开设了英文界面[24],该平台为国内外的抗疫发挥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是中国科研数据为全人类提供知识服务的典型案例。“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的成功是“卓越计划”的成效之一,证明了我国发展自身核心数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2.2 以平台为支撑
与国际出版机构相比,国内出版单位缺乏知识服务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多元化技术平台的支撑。新技术如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集成技术、检索技术等的传播和应用在当今社会并没有障碍,国内大型出版机构同样可以迅速搭建自己的平台,如中华医学会创建的中华医学期刊网就是一个高质量的自主服务平台,能够提供会议培训、会议直播、医学视频、投稿指南、出版伦理、写作规范等服务。科学出版社抓住“内容资源+数字平台”两个关键要素,建设了业务集成平台、图书数字产品集成平台和专业数据库集成平台[12]。
数字出版的主体需要多元化,在发展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要避免出现集团垄断,只有真正激发个体和中小企业的活力,数字出版的知识传播平台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中国有众多的小型出版机构,有大量分散的核心数据待发掘利用,但小型出版机构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开发自己的技术平台,因此管理部门如何引导这些小型出版机构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解决途径主要有2种:(1)加入第三方数据整合平台,如中国知网和万方;(2)加入专业的数据库或者平台。中华医学会的医学出版平台除了旗下的出版机构,也吸纳其他医学出版机构。但仅仅依靠几个平台不足以消化如此众多的小型出版机构,需要更多更大的整合数据平台。因此,中国的科技期刊发展必须走集群化道路,但目前观望探索者多、做实做优者少,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各省级政府机构的政策和经济扶持。
3.2.3 以人为本
(1)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知识服务致力于为用户解决问题,因此必须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优化服务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国工商出版社有限公司开发的“督市”知识服务社群平台,人民卫生出版社基于临床医学知识教育的“人卫临床知识库”“人卫临床助手”App等[23],都是立足专业出版内容,开发用户生成内容及社群互动平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同时必须牢记:专业知识受众并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具有相当的主动权,因此知识服务不应被动地满足受众的需求,而应主动谋求创新性发展。出版单位通过大数据预判用户可能的知识需求,进而针对性地提供满足潜在需求的服务,引导用户关注,再进一步激发需求,从而建设更加完善的知识服务体系。
(2)建立复合型出版人才队伍。内容和平台都是外部条件,只有人才是驱动力的内因。知识服务是全新的行业发展需求,急需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与之匹配,尤其需要既懂出版又懂经营服务的复合型人才来适应甚至引导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受众。出版单位应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增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行政管理部门应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的职业上升通道,通过如设立专项基金等措施,建立学术期刊人才激励机制,让科技期刊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职业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
4 结语
通过对国际四大STM出版集团企业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到四大国际STM出版集团有着一致的经营理念,即顺应时代和行业发展需求。国内STM出版业发展水平和国际差距较大,国情不同不能全盘照搬国际发展模式,但是这种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过去30年,我国在数字化出版上明显落后于国际大型出版商,现在出版行业进入了知识服务的新发展阶段,如何才能跳出传统出版商的思维习惯,抓住机遇,在STM出版的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笔者认为需要行政部门发挥宏观引导作用,促进出版机构的集群化发展,激发中小企业活力,避免垄断企业形成;而出版机构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设并不断扩大核心数据库,打造或者加入多元化平台,实现向知识服务的转型。
参考文献
[1]刘益,马长云.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的经营概况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1(2):27-30.
[2]李航.爱思唯尔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28(8):769-773.
[3]王志刚.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数字出版发展探究[J].编辑之友,2010(8):126-128.
[4]冯琳,包韫慧.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期刊运营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3(2):19-22.
[5]李海燕.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发展历程[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8,16(6):138-140.
[6]曹菁,王英雪,刘培一.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及其期刊出版成功经验剖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17(3):348-353.
[7]李伟,苗蔚.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多元化发展的十大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20(2):80-88.
[8]向飒.国外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经营特色和盈利模式分析[J].出版广角,2017(6):12-14.
[9]向飒.国外学术出版集团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现状及我国对策建议[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7):740-744.
[10]李旦,吕雪源.浅析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的运作对于中国学术出版的启示[J].出版广角,2014(17):36-38.
[11]王军,翟旭瑾.五大国际大众出版商的经营概况与发展策略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20(1):93-98.
[12]林鹏.科技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的探索与实践[J].科技与出版,2017(6):4-8.
[13]陈大猷.美国出版商协会组织架构及其功能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7.
[14]王雅倩.美国学术出版制度的演化与启示[D].西安:长安大学,2019.
[15]魏景飞.技术、传播与社会变迁:数字出版发展的历史演进[J].青年记者,2017(11):30-32.
[16]Elsevier 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2019[EB/OL].[2020-01-22].https://www.relx.com/investors/key-financial-data.
[17]Springer Nature Responsible Business Report 2019[EB/OL].[2020-01-22].https://group.springernature.com/gp/group/taking-responsibility/policies-reports-acts.
[18]Informa annual report and annonts 2019[EB/OL].[2020-01-22].https://www.informa.com/investors/results-presentations/?year=7988.
[19]刘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与借鉴:以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出版集团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2019,36(3):61-64.
[20]Cartoon abstracts:Communicating research in new ways[EB/OL].[2020-01-25].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cartoon-abstracts/.
[21]徐丽芳,刘遹菡.学术内容分享与出版转型:2015海外科技期刊出版动态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6(2):9-13.
[22]Nature.AdisInsight[EB/OL].[2020-01-22].http://www.springernature.com/cn/librarians/products/product-types/database/adis-insight.
[23]于成龙.基于技能共享模式的知识服务信息平台研究[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0,38(5):193-194.
[24]沈锡宾,刘红霞,李鹏,等.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下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J].科技与出版,2020(4):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