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彭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龚华静: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摘 要】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声音在传统文字出版领域退居幕后。从音像出版走向融媒体时代,有声出版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融媒体时代的有声出版以有声语言为主要传播符号,以音乐、音响、图文等为辅,既包括实体文字出版物中的有声内容,又包含纯数字形态的在线音频内容。目前有声出版面临着优质精品内容不足、盗版侵权活动猖獗、公共文化服务场景缺失等现实困境。促进新时代有声出版健康发展,需要充分挖掘声音的出版价值,加强优质原创内容研发,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强化有声出版的文化使命担当,积极“走出去”。
【关键词】有声出版;融媒体;文化使命;中国声音
自印刷术出现以来,出版主要以纸张为物质载体,通过书籍、报刊等传播文字、图像等信息,诉诸人的视觉感官。然而,在漫长的出版史中,声音为何逐步退居幕后,又如何回归台前?有声出版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又该如何实现良性发展?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1 有声出版发展概况
在人类进行信息交换、传播的历史上,声音曾占据过主导地位,之后受文字与印刷术的冲击,才逐渐退向幕后。直至20世纪声音存储技术的出现,有声书和电子音像制品才使得声音重回出版视野。融媒体时代,声音的出版价值被重估,有声内容成为新的出版富矿。
1.1 传统文字出版时代:退居幕后的声音
在原始部落时代,“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1]。作为一种“飞翔的言词”,声音无法留存,原始人必须通过瞬时记忆、反复呈现、口口相传的方式来实现信息的平行或代际传播,进而构建出原始社会以听觉感官为中心的独特文化。
“把声音信息转换为可视物从根本上改变了符号环境。”[2]随着以文字为代表的书面记音符号体系的出现,信息传播进入手抄本时代,此后印刷术的出现和改良进一步推动出版走向产业化,大众能便捷地获取和阅读以往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文化文本,瓦解了手抄本时代的知识垄断。与此同时,文字复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声音转瞬即逝、无法把握的焦虑,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的记忆能力来储存更多信息,最初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声音也因此逐渐在出版视野中退居幕后。
1.2 有声出版时代:走向台前的声音
传媒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孕育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当今数字技术的发展成熟亦在持续改变着出版传媒的行业生态,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单一表现形式走向融媒体时代的信息集成互动,声音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
有声出版的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盲人基金会为满足视障人士阅读需求而发起的有声书计划。美国音频出版商协会(APA)曾定义有声出版为:“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装磁带、高密度光盘或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录音产品。”[3]该定义在学界取得了一定共识。
我国的有声出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盛的电子音像出版,通过将有声内容灌录到磁带、光盘类介质中,音像制品迎合了大众的听觉文化需求,但在新世纪以后逐渐走向没落。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有声出版在融媒体时代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声音作为强有力的信息传播符号逐渐走向台前。声音的载体形式从实物介质向数字信息转变,两大新型产品形态逐渐壮大,一是实体文字出版物中的有声内容,二是纯数字形态的在线音频内容。前者的音频数据通过二维码、OID等技术手段置入印刷品中,消费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利用配备的点读笔识别相应音频数据,内容则既有对出版物中文字的有声化,如朗诵,又有基于文字内容衍生的讲解与知识拓展等类型。后者又可进一步分为微信公众平台的音频内容推送和有声阅读平台的在线音频内容服务两种类型。
随着国民听书率的不断提升和有声出版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有声出版作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方式之一,正在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和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手,总体发展态势向好。根据艾媒咨询2020上半年的在线音频中国在线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在线音频行业用户规模达4.9亿,较2018年增速达14%,预计2020全年用户数量将达5.4亿。[4]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内整体消费意愿和水平都相对低迷,在线音频仍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基于我国有声出版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学界也认识到APA的定义已经无法继续有效指导行业发展,开始重新讨论有声出版定义。本文较认同童云、周荣庭的观点,即,融媒体时代的有声出版是指以“有声语言为主要传播符号,以音乐、音响、图文等为辅创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知识信息含量的媒体产品和服务”[3]。这一定义既体现了有声出版实践中的媒介融合形态,也突出了有声出版的知识服务属性,贴合当下的行业现状。
2 有声出版的现实困境
2.1 优质精品内容不足
在融合出版的大趋势下,传统音像出版企业坐拥丰富、专业的有声内容资源,却因缺乏互联网思维、品牌意识和平台流量,未能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就在线音频行业而言,有声内容品类丰富,如广播剧、有声书、相声戏曲等,能够瞄准多元化的用户需求,但要从量变走向质变,依然道阻且长。
以较热门的网络文学有声书和知识付费音频栏目两类产品为例。网络文学有声书因IP热度高、内容故事性强、对专注力要求低而广受欢迎,但目前存在着同质化程度高、思想价值弱以及价值观导向良莠不齐等方面的问题。针对以“得到”为代表的知识付费音频栏目,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在《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一文中犀利地指出:“一流知识之所以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是因为它只服从根本重要性的准确表达,它绝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5]无独有偶,“凯叔讲故事”的联合创始人朱一帆也曾提到,儿童内容付费领域的痛点在于内容,目前不少企业被商业资本所裹挟,急于将产品变现,对于经典性文化内容的打造难以沉心蓄力。
2.2 盗版侵权活动猖獗
盗版盛行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着有声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电子音像出版行业在发展初期曾深受盗版碟片冲击之苦。盗版碟片价格低廉,抢占了大部分正版出版商的市场份额,极大地损害了版权方的知识产权,导致音像市场出现了一种“怪现状”,即买下版权的音像公司自己盗版自己,既做盗版,也做正版,“盗版还必须抢在正版出品之前,不能将盗版市场拱手相让”[6]。盗版音像制品的泛滥,既有消费者版权意识不足、音像出版行业自律性不强的原因,也源于当时我国版权法规不健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还有待营造。
互联网时代,在线音频平台频繁身陷版权纠纷。从2018年到2020年6月9日,仅喜马拉雅所涉版权纠纷就达600多起。[7]在线音频行业成为版权纠纷的重灾区,与其UGC生产模式是分不开的。UGC创作模式下,作者、作品数量庞杂,对于平台而言,对内容进行精细审核和统一购买版权的成本过于高昂。同时,音频的数字化使得产品的复制和传播趋于简便,也导致盗版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2.3 公共文化服务场景缺失
传统的音像制品或以磁带、碟片等形式直接供给消费者,或配合纸质出版物流入市场,有别于广播“广而告之”的传播模式,主要受众已经逐渐转向家庭或个体。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取消了播放设备和场地的限制,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时随地使用个人设备终端进行收听。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如何洞悉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精准推送相关产品,成为摆在有声出版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喜马拉雅”APP主界面的“猜你喜欢”栏目就是一例。该栏目基于大数据收集用户偏好信息,分析用户收听习惯,进而生成用户画像,并通过智能算法精准推送内容,实现“私人定制”模式。然而,从公共听觉空间转向私人听觉空间,声音逐步变成一种私人商品,公共服务场景也日渐淡出有声出版领域的视野。早在2016年,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就认为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并指出要正视互联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现实。[8]对于有声出版行业而言,要在互联网“下半场”打开新局面,仅仅将服务对象局限于私人用户是不够的,还应通过与各行各业进行深度整合,挖掘公共声音需求,提升创新服务能力。
3 发展有声出版的建议
3.1 充分发掘声音的出版价值
其一,声音具有文化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声音可以通过其特殊的感染力激活用户的想象,助力沉浸式体验的生成,强化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时,新时代中国声音的塑造与传播,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总之,不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当代国际文化话语权的构建,声音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二,声音具有情感态度价值。现代社会的分工模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而有声出版物如睡前音频读物、相声段子等可以帮助人们纾解郁闷,提供一种有温度的陪伴。同时,相对于文字出版物,声音在传达态度、立场时具有直接、清晰、有力的天然优势。
其三,声音具有伴随价值。现代生活的高压快节奏催生了时间焦虑,声音的伴随性恰恰满足了人们对高效率的追求。有声出版不同于视觉信息所要求的全神贯注,有助于人们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此外,声音的伴随价值还体现在营造特定的听觉环境,如阅读时用白噪音来集中注意力、失眠时借人工采集的雨声助眠等。
在充分认识声音出版价值的前提下,有声出版者应深入发掘用户“听”的需求,用优质内容引领用户培养“听”的习惯,不断增强有声出版的竞争力,推动建立多种感官平衡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3.2 加强优质原创内容研发
一方面,有声出版者要找准各自品牌的定位,在优势内容领域深耕细作,着力于将特色做好做强,在争夺优秀图书版权和优质声音资源的同时,积极寻找和培育各细分领域的创作人才,对标、引领市场需求,开发自身独有的优质内容,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用户黏性。如“凯叔讲故事”基于“让更多孩子拥有幸福的童年”的初心,专注于少儿音频内容开发,为0~2岁、3~6岁、7~11岁、12岁及以上四种年龄段的孩子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特色、更符合少儿成长身心规律的优质音频内容。
另一方面,有声出版者应做好把关人,发挥主流思想的引领作用,提供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目前在线音频的内容资源不仅有来自各媒体机构的PGC产品、也有来自知名大V、配音演员等个人和团队的PUGC产品,还有普通音频爱好者上传的UGC产品。海量的内容虽然有助于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但在音频走向泛娱乐化的今天,有声出版平台应通过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原创内容予以鼓励、扶持,形成示范效应。
3.3 加大音频版权保护力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推动文化产品数字化的同时,也滋长了网络侵权问题。虽然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国民版权意识的增强和历年来国家“剑网行动”的重拳出击,网络版权保护环境得到了有力改善,但任务依然艰巨。
未来,有声出版行业进一步维护内容生产者知识产权、打击盗版侵权乱象,不仅需要继续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如“对已有监管案例进行积累并建立监管大数据库”[9],为后续版权监管提供良好借鉴,还应主动加强“中国听书作品反盗版联盟”等行业机构的监管,加强各平台之间的沟通协作,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行业秩序,共同塑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
有声出版者一方面要完善内容审核机制,不断提升编辑队伍的版权意识,增强内容审核环节的侵权甄别能力,利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提高审核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版权交易过程,如加入中国国际知识产权维权监测平台和DRM(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管理与服务平台[10],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打击盗版。同时可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版权管理服务平台,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完整记录作品变化过程,推动版权交易的透明化,并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来降低确权成本,提高交易效率[11],从源头降低侵权风险。
3.4 强化文化使命担当
根据“十四五”规划,强化有声出版的文化使命担当,应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让有声出版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助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2020年,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显示三成国民有听书习惯,有声出版领域完全可以成宣传思想文化主旋律的重要阵地。2019年,人民出版社联合喜马拉雅,共同推出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相关音频书,就是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听到时政声音解读的绝佳范例。
其次,利用有声出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一方面,有声出版者可以通过创新线上运营、宣传方式,让更多年轻用户乐于了解、自觉认同、积极传承并弘扬以古诗词、民间曲艺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如喜马拉雅于2020年启动“古籍唤醒”计划,旨在扶持传统文化领域优质内容创作者,建立全网首个音频古籍知识库,有助于加强文物古籍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另一方面,有声出版者还可以积极开拓线下服务场景,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融媒体中心、公共图书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公共交通系统等机构展开合作联动,通过共建共享阅读设施,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打造公共听书场景,提供文化惠民服务。尤其要关注老少边穷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低收入家庭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福利院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分层次、多样化、无障碍的公共阅读服务。
第三,有声出版应继续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文化强国首先是出版强国。”[12]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有声出版者应不断探索与各行各业合作的可能性,打通线上线下布局,“以用户为基础,以产品为核心,以口碑为手段,树立品牌形象”[13];加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重点打造中国声音,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助力提升我国的国际文化话语权。
4 结语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声音从幕后走向台前,不仅成为新时代出版重要的内容增长点,也成为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方向之一。未来,有声出版领域应继续优化出版资源和要素,推动传统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等方面共享融通。同时,有声出版领域要继续致力于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活,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添砖加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有声出版“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用充满魅力的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有声出版成长为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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