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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背景下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遇、挑战与创新路径

2021-04-26 来源:《中国出版》
  【作 者】段鹏: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当下,具有高速率、低延时、高可靠、海量连接等特点的5G技术为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闻出版、文艺宣传、理论宣传等领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变革,实现了传播效果的迭代升级。然而,5G技术趋势下,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也面临着媒体内容、传播环境、人才、体制等方面的挑战,亟需进行多维度的创新与变革。由此,应坚持“守正创新”,建立5G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化内容生产机制;善用算法,充分利用好基于5G技术的大数据舆情监测机制;加强全媒体思维专业人才培养,打牢意识形态传播的人力基础;深化各级宣传部门管理模式改革,在把握舆论引导方向的基础上主动求变,持续激发组织内部的创新潜力。

  【关键词】5G;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智能媒体

  5G技术时代,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与新规律,促使受众进化、舆论演化和传播话语体系的创新。由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秀经验可知,顺应时代趋势、利用最新的媒介技术、综合运用多种媒介手段来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有利于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互联网成为我国舆论宣传工作的前沿阵地,技术革命为我国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呼唤着其实践策略的创新转向。

  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机遇

  5G技术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对现有传播技术的全面升级和改造。在5G技术的赋能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技术在传媒应用层面也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为新闻出版、文化文艺、理论宣传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各个环节注入了全新的技术活力。

  1.新闻出版领域宣传方式变革与效果升级

  5G技术赋能下,传统的线性信息传播方式已被全新的多维互动型、线上线下联动型传播模式所替代,移动化、具身性、高速率的媒介技术特征赋予了受众极大的媒介近用权,互联网已成为舆论主战场和宣传工作的重要场域,5G技术的高传输速度、强抗干扰性能为新闻出版领域宣传工作方式的变革、效果的升级提供了动力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沉浸式新闻出版方式使党的声音“入脑入心”。沉浸式新闻出版方式的出现,不断加强着受众信息体验的真实感和即时感,为我国主流媒体进行新闻宣传工作精准到达受众的综合感官系统、认知神经系统,从信息接收终端提升新闻传播质量和效率起到关键作用。譬如,最为显著的趋势之一便是VR新闻等虚拟现实的相关消费产品在近十年的爆发式增长,“沉浸式传播”真正进入到寻常百姓家。[1]从硬件技术层面来看,VR技术还贯穿了文字书籍、电视新闻、电脑游戏、手机APP、电影及舞台戏剧等内容产品,由虚拟现实技术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正渗透在广大受众对于不同媒介文本形态的亲身经历中,例如,新华社和央视在近年两会期间频繁推出360度的全景新闻和“VR+新闻”,极大提升了新闻内容文本的临场感。[2]沉浸式的新闻出版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媒介内容表现形态、多元化的媒介产品,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场合拥有了更为开阔的叙事视野,这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新闻宣传工作的受众范围,有效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从软件技术层面来看,5G技术相对更小的时延将有效缓解用户观看VR内容时的眩晕感,通过提升影像质量实现更具临场感和逼真效果的影像画面构建,5G技术的低时延、大带宽和广覆盖的特点,也将助推4K超高清和8K超高清视频技术和VR、AR技术迎来新的飞跃,促使视频行业在用户侧和供给侧发生双重变化,极大地提升互联网宣传工作的到达率、致效率和认知力,真正做到使党的声音“入脑入心”。

  “物联网+”终端迭代和深度学习升级强化核心价值传播效果。《2018-2019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全球物联网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安全意识不断增强,5G技术驱动着我国物联网产业迈入“跨界融合、继承创新、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从而推动了连接技术的升级,成为媒体智能化的基石。[3]就媒体行业而言,物联网扩展了媒体维度和传播平面,依托物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终端设备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将极大地拓展核心价值的宣传对象及范围,提升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性和适配度。作为新闻信息接收器的智能终端设备,真正实现了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极大地拓展了用户的听觉和视觉器官,而5G技术在物联网终端设备中的嵌套和运用,使得受众的价值感知过程更为逼真生动,传受互动更为实时与灵敏。

  同时,5G技术助燃深度学习的发展,以嵌套的层次概念体系对价值传播效果进行精准、科学的评估。目前,行业内已有新闻机构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网络新闻中的正面和负面情感进行甄别,由此也为网络舆情的监测、调试与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对舆论风向的实时反馈和迅速反应,实现网络突发事件中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如写作机器人在突发式新闻(包括灾难报道)领域对数据有着精准收集、处理的能力,从而为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形成智识、制定价值引导策略提供基础。另外,5G助力深度学习在新闻推荐环节中发挥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得核心价值以个性化方式真正到达每一个受众成为可能。

  2.理论宣传工作的思维重构与模式创新

  “互联网+”理论宣传要求立足于广大网络用户,新媒体、自媒体的迅速崛起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原有的理论宣传途径。无论是“专家大报告”与“专题微访谈”的有效对接,还是“大讲堂”与“微课程”的有机融合,5G驱动下的移动互联网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条件支撑。[4]与此同时,5G技术拓宽了网络大电影、网络微电影、短视频以及H5等宣传手段,赋予人们印象中高深抽象的理论以全新的生命力,生动鲜活的呈现形式在提升用户体验感的同时更加有效提高了理论宣传的效果。另外,数字节点化的生活方式将逐步引导理论宣传的主阵地扩展到移动客户端,人民群众使用率最高、投入时间和注意力最多的虚拟空间将为理论宣传提供全新的语境。依托于5G技术的互联网理论宣传工作将突破时间、空间的多重限制,打通线上线下边界,推动理论宣讲由“一时一地”拓展为“随时随地”,从“一对多”延伸到“点对点”“多对点”等自由灵活的宣传工作方式。以典型的信息服务型学习平台“学习强国”为例,依托互联网技术,融报、刊、台、网、端、微、号、屏各种资源于一体,通过对全媒体时代各个传播环节特质的把握,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的智能化、移动化传播矩阵,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

  5G的迅猛发展亦使得视频媒体成为最为显著的“未来媒体”,其中,短视频、直播为宣传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下,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纷纷入驻抖音、快手、b站等网络平台,无论是抖音拥有2701万粉丝的“网红”栏目《主播说联播》还是点赞量达155万的“康辉vlog”,央视主播主动寻求突破,在坚守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积极转变话语方式,紧抓不同平台受众特质,缩短与用户间的距离,并且在互动之中寻求更为广泛的共鸣。在5G技术基础上,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将进一步强化“互联网+”理论宣传的精准定位,凭借对用户行为习惯等数据的抓取和分析,靶向性推荐用户所需所想的内容信息。与此同时,用户的意见与反馈将不再处于传播环节的后半程,智能传播系统将即时对用户对信息的观看行为,如暂停、切换、重复观看、停留时间等一系列操作行为进行整理与研究,进而成为改进和修正的重要依据。而5G的入场也将进一步拓宽理论宣传的呈现形式界限,理论宣传从视觉主导的图文转向视听觉为重的短视频模式,接下来将向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多维度感官共同调度的沉浸式传播体验转型,提升用户体验感的同时,通过用户对理论宣传叙事体系的自由选择、语境空间的随意切换,增强用户的参与性与主观能动性,将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学习,通过身体在场构建智能时代的互动仪式链,从而增强用户黏性充分发挥理论宣传工作效用。可以想象,理论宣传奔赴智能移动互联的高速路后,在全程、全员、全息、全效的传播生态覆盖之下,以理论宣传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将获得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解放,理论宣传主体得到再度扩展,理论资源利用率得以有效提高,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飞跃。

  3.对外传播话语接合实践的飞跃

  随着5G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深化,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入场”通过用户画像实现靶向性传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输出方对产品的音形意的本质进行编码和传播,通过语言、思维逻辑和营销方式加以塑造,接收方对于外来产品的态度受到好奇和文化崇拜、审美情趣以及多重的文化维度影响,最终决定产品在不同市场中的总价值。”[5]文化背景差异是对外传播低效、文化产品价值下降的一个内在原因,而5G技术赋能下的智能媒体则可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的运用,重整价值观传播的话语逻辑,实现高效的话语接合,改善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并能有效地进行受众的情感唤起。由此,传播过程由单纯的计算维度升级为情感维度,通过深度学习了解受众偏好,科学构建得以引发“共情效应”的传播场景,从而提升我国价值观的输出到达力,更深层次地提升对外传播中互联网意识形态传播的受众体验。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取决于对不确定和非结构化的语境问题的处理能力”,[6]5G助力的智能媒体将直观地解决目前互联网对外传播中的翻译瓶颈,如俚语、专业词汇等缺失的转化难题,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文化区隔等。5G智能翻译设备还能够满足受众的跨语言交流和传播需求,从而促进民间对外交往,从语言和文化层面入手提升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洽度,减少文化摩擦力。5G支持下,未来影像技术还可通过数据挖掘、筛选汇总、深度整合、可视呈现来减少互联网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误读,使传播过程更为人性化、个性化,执行指令时表现更加高效、准确,满足受众的多种感官需求。譬如,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便采用了贴合受众日常生活的视觉传播模式,进行内容生产的中心化及信息通路的去中心化,将传播内容与社交关系相结合,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多元样态。

  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新挑战

  技术是把“双刃剑”。在关注5G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应意识到与其裹挟而至的新挑战。具体而言,5G技术在带来海量数据的同时也导向了虚假信息的增多等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多方面挑战。

  1.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现实挑战

  其一,自媒体把关缺失使新闻伦理与媒体责任问题更加凸显,而当下对于虚假信息的处理仍较多依赖于后台人工审核,已有的技术屏蔽手段存在审核标准较为固化、灵活性有待提高的问题,难以彻底杜绝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其二,“信息茧房”“回音室”“过滤气泡”效应一定程度上导向受众观念的个体化和分散化趋势,社会黏性逐渐减弱,群体极化风险趋于上升,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构成挑战。其三,建立在海量数据之上的算法抓取对用户个人隐私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其四,步入所谓的“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新闻传播领域的方方面面,新闻的生产和分发环节都渐趋自动化,以大数据抓取和算法推荐为代表的AI技术冲击着新闻工作中人力劳动的不可替代性,技术自动化在导向新闻生产和分发效率提高的同时,包括人机矛盾在内的智媒伦理问题也逐渐出现。

  2.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的复杂与多变

  5G技术背景下,网络个体均成为“内容产消者”(Prosumer),加之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互联网的广泛性、隐匿性和自由化等特点加大了舆情研判的难度以及舆情监管的复杂性。“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如何在纷繁的舆论环境中拨开迷雾、厘清方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的复杂与多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大数据、算法抓取等智能技术手段的不当应用,带来一定程度的网络空间的安全危机;其二,由于互联网已成为多元思想文化交锋和角力、民心民意争夺的新领域,一些非主流的、歪曲事实的、不稳定不成型价值态度的信息碎片化地扩散传播,混淆视听;[7]其三,随着5G时代的到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逐步实现更高层级的突破,“地球村”成为现实,这一语境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现象在网络空间中频频出现,对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及治理构成挑战。因而,把握和应对互联网空间中的舆论特点、动向及规律,及时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才能在守卫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协同各部门开展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占得先机。

  3.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人才短缺与管理机制固化

  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社会宣传工作的重要建设推手,具有传递正能量,树立社会良好风气的地位和使命。伴随网络工作平台的升级迭代,5G时代新的技术和传播环境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有传媒专业人才队伍中,“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仍有欠缺,技术型人才的缺口也相对较大,人才储备尚难满足全媒体建设的实质需求,人才梯队的结构仍需优化。未来,在网络传播从业群体中培育技术敏感性、提升其全媒体意识,是5G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专业人才建设面临的挑战。另外,5G时代,高效的内容创作与传播环境要求人才管理机制上相应的高效性,而传统科层式管理与人才培养机制愈加呈现其弊端,同时,传统的人才考核机制亦需与时俱进,注重对从业者多维能力尤其是创新思维的考察。

  三、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新发展路径

  自2019年5G正式投入商用以来,已在意识形态引导的多重场景得到应用实践,例如2020年春节庆祝活动首次尝试采用5G技术进行海外直播,在北京与迪拜现场之间连线,5G技术的低时延、大带宽和广覆盖的特点,不仅可以为内容直播提供更加优异的信息传输通路,同时也将助推超高清视频技术和VR、AR技术迎来新的飞跃,这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更多空间。

  1.守正创新:建立5G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化内容生产机制

  面对技术发展的洪流,5G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应当在内容层面力求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在互联网愈加丰富的内容流量中力求获得受众注意力。对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其一,革新内容生产流程,提升用户体验。5G基础上的内容生产流程并非仅仅将传输技术更迭为5G网络,而是要继续不同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融合发展,将已有的“中央厨房”等成功典范的经验加以应用和升华,建立智能化的全媒体内容生产机制,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内容的人工智能写作、大数据舆情调研与智能内容分发等机制。另外,完善内容终端,提升用户体验,定制基于5G技术的新媒体原发节目等智能传播内容,增进未来电视、平板电脑、手机、VR/AR等设备之间互相链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超高清视频内容储备,并利用算法分发满足受众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

  其二,丰富内容呈现形式,增强受众黏性。应综合利用基于5G的超高清视频技术、AR技术在内的多种媒介呈现方式丰富话语表达,打造内容品牌并培养受众使用习惯。2019年3月,我国工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明确提出我国在未来三年的超高清视频发展规划,而5G的高带宽特性为高质量主流内容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高刷新、高码率、高色域内容将丰富受众的主流意识内容的接触体验,VR、AR等多元传播形态亦使得主流内容的传播更具体验感、感染力。

  其三,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建构主流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打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传播矩阵,针对新生代受众生产符合其需求和信息接受习惯的媒体内容,采用年轻化、网络化的内容符号与话语风格。例如央视新闻打造的短视频栏目《主播说联播》,极具接近性的话语表达与融合传播模式,激发了网络青年群体主力军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并有效推动了时政内容的二次传播。同时,由于5G技术支持下,中长视频内容所受到的内容传输与存储瓶颈限制将不复存在,流媒体服务将成为网络内容平台的基本形式,因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应注重视频媒体发展规律,结合融媒体内容生产流程的特点,实现一次生产、多次传播,并适配不同网络平台提供相应的话语内容,如共青团中央入驻bilibili(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网站,并针对性地投放相应内容,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算法善用:充分利用好大数据舆情监测机制

  喻国明指出,当视频传播成为一种现象级形态,内容治理会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叙述既有事实,视频中传达出的眼神、表情、口气等场景关系和情感要素更容易影响人们进行社会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认同。[8]5G时代,大数据技术为相关部门的舆情监测和内容治理工作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依托5G的深度学习、语义分析、文本情感分析等技术可针对各种类型的文本数据进行研判,尤其是对其中情感、认知等内容进行深度量化、精准识别和聚类,通过标签化的处理手段,实现舆情数据可检索、可溯源、可分类,由此建立突发舆情处理机制,这对舆情监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5G技术支持下,具身性、移动性传播成为现实,受众的“在网”特征更加显著,这使得舆情管控难度加大。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内外互联网舆论场中虚假信息、极端舆论频现,各种意识形态问题夹杂其中,为媒体的意识形态引导提出了挑战。随着疫情管控的加强和新冠疫苗的研制,国内、国际秩序回归正常指日可待。经历过此次疫情大考,大数据技术在应用的广泛性、人群的认可度方面取得新突破。后疫情时代,媒体从业者应将算法技术为我所用,将技术力量作为舆情研判和网络治理的抓手,创新正向意识形态的媒体表现形式,把握舆论与社会情绪引导的主动权,完善大数据舆情监测机制,从源头对虚假信息和极端舆论予以管控。具体而言,首先,应储备和建设专业大数据舆情分析团队,为此,媒体可通过自建或外包的形式,依托专业的大数据舆情分析机构来开展有关工作。其次,推动大数据舆情监测机制常态化运作,利用算法技术深度挖掘突发舆情事件的社会文化原因,积极应对突发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负面网络舆情,提升舆情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再次,正视大数据技术的现有局限,对其中的虚假信息、数据泡沫予以甄别,配合人工审核机制,以规避单纯的技术处理手段带来的伦理问题。最后,应明确内容监管标准体系,强化内容源头审核。虚假信息泛滥及侵权盗版问题将会由于5G技术大带宽、低时延的特点而更加突出,这就对传播内容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亟需在内容制播的源头加强内容审核,强化“把关人”正向引导的价值规范作用,同时对互联网平台内容的二次传播进行依法管理,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在舆情研判和处理上,用好技术之本,治技术之殇。

  3.强基固本:加强全媒体思维专业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本领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9]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专业人才素质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保障性的工作。在5G环境下,未来影像技术赋能、媒体融合智能化转向要求优质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建立科学合理、以全媒体思维为关键能力的人才引用和管理机制。

  首先,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此基础上,努力学习和掌握党在媒体融合实践中有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性的新观点、新论断,并在实践与运用中总结经验。另外,在5G技术加持下,媒体融合趋势将走向高维度、全面化,这要求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团队的建立,除具备体系化的全媒体战略思维,还需兼备技术思维、创新思维、数据思维等具体实践思维,人才培养的思想意识上,应转变观念、破除行业壁垒,广泛吸纳跨界、跨领域人才。最后,既要积极引进和培养技术型传媒人才,又要提供硬件和软件的双重支持,打通学界和业界的人才培养渠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定向培养专业人才,致力于打造兼备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与科学逻辑的人才队伍,助力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重点向互联网转移。此外,建立科学化、体系化的人才组织架构、跨媒体的用人平台以及完善的人才考核与激励制度,重视5G技术应用下内容创作者的培养,譬如发掘视频媒体、直播媒体中 KOL意见领袖,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引领中连结网络社群的作用,为宣传内容注入创新性、思想性。

  4.久久为功:推动各级宣传部门管理模式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0]自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各级宣传部门围绕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部署和基本要求,不断加强其自身意识形态传播和媒体融合理论素养,在调研、学习其他地区媒体融合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充分研判本地条件,探索本地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模式,在组织机构融合化、传播内容多元化、传播渠道平台化、人才队伍多栖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当前,面对5G技术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各级宣传部门应在把握舆论引导方向的基础上主动求变、久久为功,深化组织模式改革,持续激发组织内部潜力。

  具体而言,为了更好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各级宣传部门和媒体应在宏观把握我国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大趋势的基础上,充分理解5G技术对进一步加强媒体融合实效的支撑性作用,推动多角度、多层级的宣传部门管理模式改革,从而助力实现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借助融媒体打通全媒体时代创新型宣传模式的最后一公里。首先,应建立高效的人才考核、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创新型产品和团队的发展,让一切有利于激发宣传人才创造性和活力的源泉充分涌流。其次,重组业务生产模式,建立适应5G技术发展的新闻内容采集、制作、分发和反馈通路,加强各传播模态之间的联动性,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来提升业务运作效率。最后,发挥5G等新技术的应用优势,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高效开展作为考量目标,建立完善、可操作化的传播效果考察机制,使改革抵达深层次、细化到各环节。

  四、结语

  随着5G技术的发展应用与融媒体建设的不断深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亦需与时俱进。当前,亟需在媒体融合的智能化转向中扭转传统传播模式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率较低、效果不足的弱势,立柱架梁,在坚持党管媒体、依法管网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更加适应时代、代表人民、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牢牢把握正确价值导向,拥抱新技术的力量,创新人才应用与体制模式,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创新与流程创新,把握新时代、新技术、新平台下的民众意见与舆论导向,合理推进舆论监管并打造交流对话的平台,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参考文献:

  [1]段鹏.智能媒体语境下的未来影像:概念、现状与前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0)

  [2]段鹏,李芊芊.叙事•主体•空间:虚拟现实技术下沉浸媒介传播机制与效果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

  [3]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国际新闻界,2016(11)

  [4]宣言.“互联网+宣讲”大有可为[N].人民日报,2016-12-26(6)

  [5]胥琳佳,刘建华.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J].中国出版,2014(8)

  [6]董佳蓉.语境论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范式发展趋势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

  [7]黄庭满.习近平网络空间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论(下)[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

  [8]王堃,喻国明.5G带来舆论生态新变化 要重视舆论引导新范式[EB/OL].人民网, yuqing.people.com.cn/n1/2019/0621/c209043-31173461.html

  [9]廉毅敏.增强本领能力 建设过硬队伍[J].求是,2018(18)

  [10]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N].人民日报,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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