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郑东方：西南大学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周安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摘 要】在数字时代，由于“编辑出版”的内涵外延以及人才供求脱节，急需培养创新性编辑出版人才。但当前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依然专注于培养传统编辑出版人才，数字技术类课程比重较小，且欠缺数字编辑出版实践。这种现状折射出的是数字编辑出版师资匮乏、传统编辑出版业内仍在数字化转型探索、人才培养目标未能真正与时俱进等原因。因此，应该将“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纳入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将数字技术类编辑出版课程体系化，培养数字化编辑出版创新思维以及通过“双师制”共促学生快速成长。
【关键词】数字编辑出版；本科教育；人才培养；双师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离不开编辑出版专业的有力支撑和创新升级；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发展则有赖于现代化编辑出版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因此，培养能够适应数字时代发展、敢于数字创新的“数字+”编辑出版人才，成为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需要面对的时代重任。
一、大编辑、大出版：数字时代编辑出版的内涵与外延
要搞好新时代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编辑”？什么是“出版”？这种新概念的理解决定了新时代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路径。
1.传统编辑出版的内涵
一般来讲，传统的“编辑”是人们根据社会文化需要，运用文字、图片等无声语言符号媒介与纸张、胶卷等有形信息载体对产品进行采集、鉴审、选择、加工、编辑和组合，从而缔构成特定模式来进行文化传播的活动。
而传统的“出版”就是指书刊出版发行主管的机关、出版单位、新闻宣传图书外贸部门、音像公司及编辑出版科研和文化教育部门等出版机构有目的地接受、审定和加工整理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后，通过印刷等传统出版生产手段大量复制这些信息，使其附以书籍、报刊等传统形式的物质载体，再通过实体店面销售等传统流通渠道，传播于社会。
2.数字时代的大编辑、大出版
随着科技的飞速迭代，各种新型技术不断涌入编辑出版领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各种新媒体平台甚至5G、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加持，使数字时代的编辑出版必然成为“既包括传统编辑出版业数字化的全部过程和结果，同时也包括新兴的数字媒体”[1]的“大编辑”“大出版”。
换言之，数字时代的“编辑”不仅能够运用文字、图片等无声语言符号媒介与纸张、胶卷等有形信息载体，而且能够运用语音、动画、视频等有声语言或非语言符号媒介以及声波、光波、电波等无形信息载体对产品进行采集、鉴审、选择、加工、编辑和组合，从而缔构成特定模式来进行文化传播的活动。
而数字时代的“出版”不仅能够通过传统的出版发行机构，而且能够通过各种网络出版发行机构来接受、审定和加工整理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不仅能够通过印刷等传统出版生产手段，而且能够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新型出版生产手段来大量复制这些信息，并使其附以电子书籍、电子报刊、有声读物、视听读物等新型物质载体，再通过网络销售等传统流通渠道传播于社会。
可以说，编辑出版不仅需要内容为王，同时也需要技术为王。内容已融入数字之中，而数字则可包含着内容。故此，“内容为王+技术为王”则等于“数字+编辑出版”。
二、编辑出版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
2020年，有学者调研80家数字出版企业发现：“从企业的技术人员需求来看，我国数字出版技术人员的数量整体较少，6.2%的公司不足5人，42.5%的公司为5-10人，即近5成公司的技术人员都不足10人。”[2]
从调研结果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当下高等教育对编辑出版人才专业技术能力培养与出版企业人才要求之间尚存在很大的差距。可以说，当前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与数字时代行业需求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脱节问题。归纳起来，脱节现象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突出的问题。
1.院校偏重培养传统编辑出版人才
截至2020年，我国高校已有19个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这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输送专业人才确立了专业学科地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新的“数字+”编辑出版本科人才与研究生人才将会逐步增加。但我国绝大多数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仍然“延续传统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的培养传统”，[3]还是在为传统的书刊出版发行主管机关、出版单位、新闻宣传图书外贸部门、音像公司及编辑出版科研和文化教育部门等培养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人员与管理人员。
虽然当今已有不少院校尝试在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入数字技术类的课程，并且都提出了类似“熟悉媒介融合的新趋势，熟练掌握媒体应用技能，熟练应用计算机”的人才培养方向，但在“传统+数字化”人才培养理念之下的教育实践中，这些数字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在整个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传统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关注仍显不足。
从目前的人才培养现状来看，绝大多数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还没有实现“传统+数字化”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即便是那些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正在尝试培养的所谓“复合型人才”，也不过是“大传统+小数字化”的“复合型人才”罢了。
2.数字技术类课程比重较小
与少数院校选择创设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相比，当下更多的院校则是选择尝试在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入数字技术类的课程，以培养既有传统编辑力、出版力，又懂新型数字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然而在“大传统+小数字化”培养观中，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的主修课程仍是出版概论、编辑出版史、编辑语言学、校对实务、出版法规、编辑学、出版营销等专业基础课。对于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内容，虽设置有很多课程，但也仅仅只有编辑出版软件应用、数字媒体编辑、数字出版营销、全媒体资源管理、数字版权管理等课程被设置为必修课程。其他诸如数据挖掘与数字挖掘、网络新闻专题、数字出版产品研究、数字出版物创编、微媒体创作与编辑、网站建设、移动互联媒体实务等多数课程都被划归为选修课程。
必修课程少，选修课程多。且必修的多是数字理论类课程，选修的多是数字技术类的课程，可见，数字技术类课程在整个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实际并不大。
3.数字编辑出版师资匮乏
师资队伍是支持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师资实力雄厚、师资队伍壮大能够使专业得到长足发展，反之，专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既离不开具有深厚的编辑出版基础知识的教师，也离不开具有丰富数字编辑出版经验和扎实的数字编辑出版技术的教师。然而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现状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我国数字编辑出版师资匮乏。
在当前承担数字编辑出版教育任务的师资队伍中，许多教师虽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学历，但多是理论型人才，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数字编辑出版技术或实践经验的缺失，造成教学效果不佳，或难以达到数字编辑出版教学的要求。
4.在校学生缺乏数字编辑出版实践
所谓数字编辑、数字出版，不仅“要求出版人才既能从宏观层面理解媒介融合时代出版内容生产的实质，熟悉数字化贯穿出版全流程的工作模式，还要在微观层面掌握出版内容多媒体生产和全媒体传播的数字技术，能够应对新媒体全程助力的工作方法”。[4]
数字编辑、数字出版不仅要求人才懂得有关数字编辑出版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实践动手能力，能够熟练地操作、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在我国现行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为9:1。这种重理论、轻技术的课程设置，会造成学生数字编辑出版内容实操能力不足的现象。
三、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新路向
面对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能够适应当下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更需要培养能够挑战未来的超新型编辑出版人才。
超新型编辑出版人才不仅应具备新知识，更应具备新思维和新能力。因此，在批判吸收传统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方案，以及现行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方案进步之处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注重“新知识+新思维+新能力”的体系化的 “数字+”编辑出版本科人才培养新路向。
1.“新”目标：将“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纳入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面对各种新兴技术的飞速迭代以及各种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笔者提议将培养“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纳入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
所谓“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应该包含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指专门利用数字技术来进行内容的生产、编辑、加工，并通过新媒体、自媒体、互联网平台等网络传播形式来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即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另一种类型则是指既懂传统编辑出版技术，又掌握数字编辑出版技术，具有一定新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
第一种类型的“数字+”编辑出版人才主要面向电子图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动漫、电子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游戏、 数字音乐等新兴数字编辑出版企业；而第二种类型的“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则主要面向正在摸索转型升级的传统编辑出版企业。
各级各类院校可以结合自身的学科资源、师资队伍等办学情况，选择将其中一种类型或两种类型的“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纳入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培养综合型“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特色型“数字+”编辑出版人才或者技能型“数字+”编辑出版人才。
2.“新”课程：将数字技术类编辑出版课程体系化
“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更为完善的数字化课程体系。但反观现有的数字技术类课程，零散、庞杂、数量少、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因此面对日趋专业化的数字编辑出版市场，我们提议将数字技术类编辑出版课程体系化。
首先，从横向上看，应该依据专业方向对庞杂的数字技术类课程进行分类，比如数字出版内容编辑与传达方向、数字出版技术应用方向、数字出版运营管理方向等。在这样的分类之下，数字媒体艺术、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数字信息内容的策划组织与搜集整理等课程内容将划归为数字出版内容编辑与传达方向；多媒体设计与处理、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网络传播等课程内容将划归为数字出版技术应用方向；而数字媒体资源管理、媒介经营管理、媒介经济学等课程内容则可划归为数字出版运营管理方向。[5]
其次，从纵向上看，应该同时包含理论类课程、实务类课程和实践模块。比如，既要有类似电子商务、媒介经济学等理论类课程，也要有数据库技术与应用、信息内容创意表达等实务类课程，还应该有专业实践与社会调查等实践模块。
3.“新”能力：培养数字化编辑出版创新思维
如今科技飞速发展，如果只会运用技术设备，我们只能成为一个被动的“工具人”；只有学会如何主导技术，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因此，虽然当下许多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都开设有实践环节，但这些实践设计大多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动脑。在当前“数字+”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下，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让他们熟练掌握各种新兴技术的应用技巧，更应该具备前瞻性，培养学生的动脑能力，使他们具备运用数字技术来创新编辑出版的思维和能力。比如，如何能够运用用户思维、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敏锐地嗅到不同的用户需求，并利用数字技术制作新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数字+”编辑出版人才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
数字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应该在实践环节创设数字编辑出版设计创意类实践，鼓励学生多运用互联网新思维，将所学变成一个个金点子，使学生能够具备通过新技术拓展编辑出版空间的探索能力。这样不仅能提升学生未来的专业竞争力，更有助于推动我国编辑出版行业未来的迭代升级和创新发展。
4.“新”平台：双师制助力学生快出人才
懂理论知识的老师没有数字技术实践经验，有数字技术实践经验的人才又未必懂得理论，这正是当前我国编辑出版业内最尴尬的情况之一。因此，想要单纯依靠学校来培养行业需要的数字编辑出版人才是不现实的。
我们可以从国外职业教育的“双轨制”中得到启示。通过建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的合作教学平台，推动高校与腾讯、抖音、快手等新型网络公司的合作，聘请我国业内数字编辑出版的高水平人才与高校教师一起对学生进行联合培养。高校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系统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以及实务储备知识，而数字编辑出版的高水平人才则能够利用其实践技能，给予学生更接地气的数字编辑出版实践经验。
在我国编辑出版“4+3+3”人才培养框架[6]下，通过这种双师制有机组合的模式，将岗位实习这样的工作实践模块的比重增加，尽可能保证岗位实习的时间延长至1年。让学生进入线上网络公司顶岗实习，并通过网络公司内的数字编辑出版“导师”对其进行数字技术实践操作指导；再结合传统的实践模块，就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能力成长。
“双师制”的核心是推动学生从学校走向岗位，从理论走向实践。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才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4][5]刘灿姣,姚娟.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管见[J].中国编辑,2011(2)
[2]朱军,张文忠.我国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现状调查研究[J].新闻世界,2020(8)
[3]向敏,龙安秀.当前出版本科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及发展建议[J].中国编辑,2019(2)
[6]周安平,王欢,熊娇,卜润慧.编辑出版专业本科“4+3+3”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现代出版,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