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党的出版工作在荆棘中砥砺前行、探索中奠基兴业、改革中开创新局、奋进中开辟未来，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凝聚了许多实践创造。回顾百年出版历程，斗志鼓舞、催人奋进；感悟百年出版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关键词】建党百年；出版史；党史；出版历程；出版工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党的百年进程中，党的出版事业在荆棘中砥砺前行、探索中奠基兴业、改革中开创新局、奋进中开辟未来。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回望党的百年出版奋斗历程，感悟党的百年出版实践创造，对于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出版强国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荆棘中砥砺前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版工作（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
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党史还应了解一下党创立前的有关情况，否则难以明了历史发展的脉络。[1]《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等书刊所刊载的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这些书刊情有独钟、赞扬有加。正是受陈独秀所创办《新青年》中提倡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彻底抛弃康梁学说，开始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转变。[2]毛泽东还曾深情地提及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是其铭记于心的三本书之一。[3]而对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毛泽东认为“旗帜鲜明”。[4]
党成立后，更是把出版工作放到十分突出位置，把书报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进行革命斗争最锐利的武器。一大中央局分管宣传工作的李达，[5]具体工作就是担任党成立后所创办的人民出版社社长。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直接参与了《向导》周报的筹备工作，并亲自拟定办报方针。[6]毛泽东曾在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7]上发表《五年来的苏俄外交》一文，高度颂扬革命胜利后的苏俄。[8]“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分别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和《红旗》。[9]由于白色恐怖，这些报刊和出版机构或被迫停业或被封杀。
在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等相继创刊。在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红色中华》可谓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尽管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其被迫停刊，但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月就恢复了出刊。[10]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中华》于1937年1月29日更名为《新中华报》，报纸赓续 《红色中华》的序号。1941年5月16日，《新中华报》与新华社编译参考性的《今日新闻》重组为《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11]之后由于战争环境恶劣， 办报极为困难，《解放日报》于1947年3月27日被迫停刊。[12] 1937年4月24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解放》周刊，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毛泽东重要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解放区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13] 1939年9月，新华书店开始独立建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牌匾。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相继建立新华书店，“出版书报，组织发行”。[14]
这些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都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充满着勇气、智慧、力量，值得永远铭记。
二、探索中奠基兴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出版事业（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高度重视，毛泽东曾专门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强调书刊的编印发与国家建设、人民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15]
为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具有编印发功能为一体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被统一于中央的管理之下。[16]不久，又对其进行专业化分工。随之，建立起一系列的出版规章制度，实施了诸多出版管理措施，对出版经营者资质进行认定，对出版物内容实行“三审制”，将报刊交由邮政系统发行，构建农村图书发行网络，明确中学、小学、师范、幼儿园课本等由国营出版社出版。特别是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纳入了“国家计划建设发展的轨道”。[17]
由此，出版物品种、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这其中，既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又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思想通史》《中国通史简编》《政治经济学》等反映我国人文社科领域重要成果的书籍，还有“一创三红” [18]“保林青山”[19]等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更有《人民日报》《红旗》《新华月报》 《人民文学》 《大众电影》《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出版物大量刊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报道大庆的铁人精神，宣传河南林县红旗渠的事迹，给人们带来难忘的记忆，激发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然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道路不会平坦，充满坎坷、历尽艰辛。1958年，在“大跃进”氛围笼罩下，许多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纷纷制定“跃进”指标，展现“跃进”速度，盲目上马项目。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极大的浪费。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原材料出现严重短缺，各类图书用纸供给严重不足。“文革”使出版业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绝大多数出版单位或被撤销或被合并，大批人员或被遣散或被下发，大批出版物被付之一炬。从1966年到1967年，仅一年的光景，图书出版品种就从1.1万种降至0.3万种。[20]在这0.3万种图书中，还几乎都是毛泽东系列著作以及内容涉及“八个革命样板戏”[21]的出版物。
三、改革中开创新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出版业（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出版业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如何破解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出版物的需求与出版生产力严重滞后的矛盾，成为出版业亟待改革的重大课题。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为出版业改革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各地纷纷摆脱地域性出版的窠臼，将具备条件的综合出版社分设为若干专业出版社。许多出版单位还实行各种责任制，采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引进竞争机制，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发行领域实行“一主三多一少”[22]“三放一联”[23] 等有力措施，改变了图书发行领域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理顺了图书的生产、供应、销售三者之间的关系。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出版发行领域改革由此加速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的实行，使出版单位竞争意识明显增强，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出版发行市场地域封锁也逐步被解除，各类图书批发市场纷纷建立，一些民营实体书店获得“二级图书批发权”。
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出版业进入转型发展的快车道。创造性地实行 “两分开”，[24]进行转企改制。由此，一批出版集团、出版单位脱颖而出，实行“四跨”[25]战略重组， 上市投融资，迅速成长壮大，其中的一些甚至进入了世界出版传媒企业50强。在出版事业发展方面，农家书屋工程、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全民阅读工程等覆盖城乡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初具规模。特别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像一片片“绿洲”，覆盖了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有效遏止了一些农村“文化沙漠”蔓延的势头。
印刷发行领域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一批境外企业在我国建厂开店，或是从事印刷业务，或是进行书报刊零售批发。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更是风生水起。特别是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后，随着一批外向型出版工程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出版单位的积极性，纷纷走向了国际出版市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影响愈来愈大，业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规模超过纽约书展和伦敦书展等知名国际书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和地区还纷纷邀请我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其所举办的书展，五星红旗不时飘扬于国际出版舞台。
四、奋进中开辟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版业（2012年11月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举旗定向、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出版的生产能力，加大出版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出版物的需求，提升了国家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和重要文献多层次、高质量出版，“理论热点面对面”、扶贫攻坚、抗疫“在行动”等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物不断涌现，“学习强国”平台传播优质数字内容，奏响了新时代最强音，激励人民群众迈上新征程。一批反映思想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社科著作，追踪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科技书籍，关注和记录时代的文学作品以及少儿读物、科普读物、大众读物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随着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评等办法的出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融入出版企业经营理念中，体现于企业章程和各项制度内，出版单位坚持正确导向，聚焦内容生产，坚守社会责任。
出版业多年积累的内容资源被不断激活，一批数字化出版精品喷薄而出。数字阅读平台企业迅速成长，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正面宣传达到量、阅读量、点赞量与日俱增。
一批展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体现中国精神风貌的优秀出版物走向国际出版领域，增进了海外受众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一批实力强、经验足、品牌响的走出去重点企业按照国际通行办法和出版规律，着力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了国际出版核心竞争力。借助世界各国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版权输出大量落地，与海外主流出版机构合作日趋完善。
五、回望中感悟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的实践创造
回顾党的百年出版奋斗历程，出版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和凝聚诸多实践创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1.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出版机构是党的宣传部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大以前党的组织机构不够十分健全，没有专司出版管理的工作机构。1924年5月，中央三届第一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后，中央出版部诞生，成为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的重要部门。[26]此后，尽管党中央工作机构几经变化，但出版工作始终占据重要位置。（详见文末表1、表2）延安时期设有中央出版发行部（局），[27]抗日胜利后在中央宣传部内设出版组。[28]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作出指示，强调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都要向中央请示和报告。[29]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正是出版工作能够始终保持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
表1 中共中央出版领导机构(部门)历史沿革
| 机构(部门)名称 | 时间 | 地点 | 主要负责人及任职时间 |
| 中央出版部 | 1924年5月-1925年1月 | 上海 |
书记洪鸿,即张伯简,1924年11月-1925年1月 主任蔡和森(兼),1925年5月-10月 |
| 中央出版局(出版委员会) | 1927年8月一 | 湖北武汉 | 郑超麟1927年8月—;毛泽民1927年9月一 |
| 中宣部出版科 | 1929年7月一 | 上海 | 不详 |
| 中央出版部 | 1931年2月一 | 上海 | 罗绮园(即易元)1931年2月-6月 |
| 中央出版局 | 1933年1月-10月 | 江西瑞金 | 不详 |
| 中央出版发行部 | 1939年9月-1941年12月 | 陕西延安 |
部长李富春(兼)1939年9月-1941年12月 副部长王林1939年9月-1941年12月 |
| 中央出版局 | 1941年12月-1943年3月 | 陕西延安 | 局长博古(兼)1941年12月-1943年3月 |
| 中宣部出版组 | 1948年11月— | 河北平山 | 祝志澄1948年11月— |
| 出版委员会(临时)(中宣部派出机构,后并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总署出版局) | 1949年2月-10月 | 北平 | 黄洛峰1949年2月-10月 |
| 中宣部出版处 | 1951年初-1957年初 | 北京 |
副处长包静之(主持工作)1951年初-1953年初 副处长黎澍(兼,主特工作)1953年初-1954年底 副处长包静之(主持工作)1954年底-1957年初 |
| 中宣部新闻出版处 | 1957年初-1961年3月 | 北京 | 处长包静之1957年初-1961年3月 |
| 中宣部出版处 | 1961年3月-1966年6月 | 北京 | 处长包静之1961年3月-1966年6月 |
| 中宣部出版局 | 1977年12月-1978年11月 | 北京 | 局长边春光1977年12月-1978年11月 |
| 中宣部宣传局 | 1978年1l月-1979年3月 | 北京 | 局长边春光1978年11月-1979年3月 |
| 中宣部出版局 | 1979年4月一 | 北京 | 第一任局长边春光1979年4月-1982年4月 |
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领导机构(部门)历史沿革
| 机沟(部门)名称 | 时间 | 地点 | 主要负责人及任职时间 |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总署 | 1949年10月-1954年9月 | 北京 | 署长胡愈之1949年10月-1954年9月 |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 1954年12月-1967年5月 | 北京 |
局长黄洛蜂1954年12月-1958年12月 王益1958年12月-1965年9月 陈翰伯1965年10月-1967年5月 |
|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领导职权) | 1967年5月-1970年10月 | 北京 |
常工1967年5月-1968年12月 王济生1968年12月-1970年10月 |
| 国务院出版口三人领导小组 | 1970年5月-10月 | 北京 | 组长杜润生1970年5月-10月 |
| 国务院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1970年10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 | 1970年10月-1973年7月 | 北京 |
组长王济生1970年10月-1972年3月 徐光霄1972年3月-1973年7月 |
|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隶属国务院领导) | 1973年7月-1975年9月 | 北京 | 领导小组组长徐光霄1973年7月-1975年9月 |
|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 1975年9月-1982年4月 | 北京 |
局长石西民1975年9月-1977年5月 局长王匡1978年3月-6月 陈翰伯(代理)1978年7月-1982年4月 |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7月改称国家出版局,仍归属文化部) | 1982年4月-1986年10月 | 北京 | 局长边春光1982年5月-1986年10月 |
| 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 1986年10月-1987年1月 | 北京 | 局长宋木文1986年11月-1987年1月 |
| 新闻出版署 | 1987年1月-2001年4月 | 北京 |
署长杜导正1987年3月-1989年7月 宋木文1989年7月-1993年5月 于友先1993年5月-2001年10月 石宗原2000年10月-2001年4月 |
| 新闻出版总署 | 2001年4月-2013年3月 | 北京 |
署长石宗源2001年4月-2005年12月 龙新民2005年12月-2007年4月 柳斌杰2007年4月-2013年3月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同 | 2013年3月-2018年3月 | 北京 |
局长蔡赴朝2013年3月-2016年9月 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2013年3月-2014年12月 局长聂辰席2016年9月-2018年3月 |
| 中宣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牌子) | 2018年3月— | 北京 | 署长庄荣文(兼)2018年4月-8月 |
2.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在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中，出版工作目标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改天换地兴国大业中，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30]；在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中，“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31]；在惊天动地推进强国大业中，出版工作坚守出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牢记出版为民族复兴的使命，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出版产品和服务，“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3.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在大局下行动
在党成立后仅四个月，一大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在所签发的通告中要求，在1922年7月前出版20种以上“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书籍。[32]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此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党交办的重大任务。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人民出版社已出版马列著作多达12种，各印行了3000册。[33]在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新青年》《向导》《前锋》《布尔什维克》《红旗》《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等报刊集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出版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全面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新要求，推出了一批批有思想、有温度、有筋骨、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精神力量、助力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伟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4.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守正创新相统一
在28年浴血奋战的日子里，出版工作突出问题导向，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的统一与专业化分工、“三审三校制”、报刊邮政发行体系、农村图书发行网络、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充分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改革开放后，出版业解放思想，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措施，解决了一系列的时代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不断创新内容载体、方法手段、业态形式、体制机制，与时代同向同步，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百年出版历程波澜壮阔，百年实践创造历久弥新。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必将激励着新时代的出版人豪情满怀建设出版强国，信心百倍走向伟大复兴。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5,131
[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1
[5][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 第一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9,41
[6]张之华.《向导》研究与辨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3（1）
[8][1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549，901，908
[9]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第一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82-83
[11][12][13][26][2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 第一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8，60，49，40，54
[14]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88，689
[15][30]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内部文件[B].1982：1，61
[1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07-108
[17]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6）[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
[18]“一创”指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三红”指的是：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
[19]“保”指的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林”指的是曲波的《林海雪原》，“山”指的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青”指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
[20]范军.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495
[21]即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沙家浜》，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22]“一主三多一少”指的是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
[23]“三放一联” 指的是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
[24]“两分开”即把出版业分为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
[25]“四跨”即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
[2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四卷 第一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9
[2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94
[31]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81-1983.12）内部文件[B].1984：36，37
[3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
[3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二册）[R].北京，1985：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