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万安伦、都芃、黄婧雯：北京师范大学
【摘 要】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我国红色出版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各类红色出版物、红色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其独一无二的出版实践在中国乃至人类出版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在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等方面的艰难探索和丰富实践，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战斗性、革命性和建设性，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模式、出版制度、出版思想等奠定基础并开辟道路。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回望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出版奋斗历程，能给当代出版以精神鼓舞和诸多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建党百年；出版史；出版模式；出版特质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整掌握政权情况下的执政实践。在这一时期，政权建设逐渐成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红色出版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并呈现出区别于旧时代出版、白区出版的崭新面貌。深入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十分注重方针政策宣传及思想理论引导；其二，中央苏区政权的日渐成熟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和政治保障；其三，中央苏区面临内缺物资、外有强敌的客观情况，迫使其红色出版事业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外出版史中具有独特地位。透过对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历史成果的梳理，我们不仅能够领略红色出版事业发展的波澜历程，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分析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制度、品格、思想、作风等宝贵财富，以期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出版事业有所启迪。
一、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整体风貌
中央苏区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处于各方反动势力的“围剿”之中。物质条件艰苦，社会基础薄弱。成长于这一时期的红色出版事业也深深刻印着苏区的烙印，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
1.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内容风貌
苏区红色出版在内容风貌上呈现出鲜明的战斗性、革命性和建设性。大致梳理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概况，其出版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与革命斗争紧密相关的新闻时事。此类内容多见于各红色报刊，如《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它们广泛刊载党、苏区以及红军的各类新闻消息，报道各项事业建设进展、革命战争情况，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在当时起到了鼓舞军民士气、推动苏区发展的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全方位了解中央苏区的窗口。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华苏维埃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红色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出版物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部分内容既包括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包括党在政权建设中应用、研究马列主义的早期成果。如 《共产党宣言》 《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这些马列主义内容的出版在当时有效提升了干部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指导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方法。
党政军群建设内容。该类内容主要包含与党的建设、苏维埃政府建设、军队建设、群团建设有关的内容，侧重于以实际、具体的方法来指导苏区各项事业建设，如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等。此类内容出版种类多、范围广，在苏区红色出版事业中占据主体地位。
科教文卫建设内容。第五次反围剿前，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稳步推进。这一时期各条战线的出版工作均取得显著成就，出版了一批包括科技医药卫生读物、各年龄段课本教材、富有苏区特色的文艺作品等在内的出版物，是苏区红色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主要形式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形式的发展变化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适应性，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形式，与整个苏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总体而言经历了一个从简陋便捷到各种形式完备齐全的发展过程，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墙报出版。墙报又称壁报，是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一种独特形式，广泛出现于中央苏区各地，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墙报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稿件用墨汁书写在纸张上，张贴于墙壁；二是直接将宣传稿件用墨汁或红珠粉汁书写于墙壁上，这也是中国古代题壁诗等硬质出版形式的继承发展；三是将出版的红色报刊直接张贴于墙壁上。墙报出版简易便捷，灵活机动，并且文字醒目，阅读方便，适用于行军作战途中进行思想政策宣传。这一形式至今仍广泛可见。
布告、传单出版。这是中央苏区在特殊环境下因地制宜采取的特殊出版形式。红军在进行游击战争时，每到一处便将事先印好的布告、传单张贴或散发给群众传阅，起到广泛宣传动员的作用。其一般为单面印刷，采用石印或油印，方便快捷，短时间内便可大量复制。如1929年6月红军拿下闽西重镇龙岩后，针对当地群众发布了《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石印印刷，印数达三千多张，群众争相传阅，以至家喻户晓，达到极佳宣传效果。[1]
小册子出版。随着中央苏区根据地日渐成熟，党和红军经常根据当前的工作任务，出版针对性较强的小册子或单行本，以供干部群众深入阅读、学习。在1930年8月发布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中仅一处提到要加强红报和画报宣传，其余全部是有关小册子、教材图书等的出版要求。[2]可见当时小册子的出版形式受到苏区高度重视。多部对革命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在当时都是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30年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后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调查工作》（后定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报刊出版。随着中央苏区建设愈加完善，报刊在对内教育、对外宣传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与全苏“一大”同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要建立健全党报，“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设工作重要的一部分”。[3]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间，中央苏区前后共创办大小报刊达231种，[4]发行量位居前三的是《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红星报》。[5]
图书出版。图书出版在中央苏区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后取得快速进步，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多、类型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各类组织和团体共出版图书511种，[6]包涵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类别，出版成果较为丰富。与此同时，各类出版机构的成立也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图书出版事业的进步，中央苏区出版事业迎来繁荣发展时期。
二、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主要特质
中央苏区作为共产党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其红色出版特质的形成既受到中央苏区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也归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性质。因此其在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体制、出版导向、出版思想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红色出版特质。
1.出版载体：因陋就简
受制于战争封锁、社会基础薄弱等因素，中央苏区在出版实践中因陋就简，广泛采用硬质、软质等多种廉价出版载体。
以墙报为代表的硬质出版，是中央苏区的一大特色。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宣传员谭冠三就曾回忆到：“红军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凡是能写的地方，都写上标语。开始用纸张写，后来一则纸张易坏，二则行军背一大捆纸不方便，就改为用墨或棕作笔，在墙上写很大的字。”[7]墙壁作为一种硬质出版载体随处可见，在醒目位置刷印墙报，存留时间长，能够持续起到宣传主张、教化群众的作用，具有硬质出版载体所特有的传播时间上的长延性。并且在用纸紧张的苏区各地，广泛采用墙壁作为出版载体还能起到节约纸张的作用，“标语、画报少用纸，多用石灰、黄泥、煤炭画壁”。[8]这种几乎无成本的墙报出版形式至今在广大农村地区被广泛采用。
在软质出版载体方面，因战争封锁，苏区一直无法获得充足、优质的印刷用纸。但江西、福建等地自古盛产纸张，尤以毛边纸最为著名。中央苏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出版印刷中广泛使用毛边纸等本地纸张。当时的两份大型刊物《红色中华》和《斗争》印刷所用的便是当地土制毛边纸，《青年实话》用的则是长汀玉扣纸。苏区还积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运用当地盛产的嫩毛竹、茅梗杆、纸稿柴等原料制造土纸，每天可出纸500刀，供给苏区使用之余，还能对外贸易，换得资金。[9]
2.出版符号：形态多样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符号主要以文字为主，兼有一定的插画、版画、特殊符号等。受制于困难的印刷环境，其呈现形态较为粗糙、简陋，但依然显现出特殊时代背景下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特点。
中央苏区前期，简陋的印刷条件对出版符号的制约较为明显。例如，1929年红四军占领闽西长汀县城，党部印刷了《告绿林弟兄书》一文。在流传下来的该传单中，除了开头的“你们”二字为铅字排印外，下文中均以●◎代替，“土豪”二字则用▲●替代。采用特殊符号，是因为传单中“你们”和“土豪”二词的出现频率较高，当时红四军的小型印刷所无法同时找出这么多备用铅字，因此采取的应急之策。[10]
中央苏区中后期，印刷条件有所改善，出版符号逐渐呈现出形态多样的特点。例如在报头的字体设计上，既有传统书法题写的书法字体报头，也有现代设计的美术字体报头。《红色中华》早期使用的便是其首位主笔周以栗题写的书法报头，而在后期使用的则是具有俄国构成主义特色的美术字体报头。但报头设计也同样受到印刷条件制约，苏区部分小型油印报刊的报头设计常采用空心美术字。这是因为报头字体粗大，油印过程中刻写难度大，容易划破蜡纸，所以设计为空心字，既方便蜡纸刻写，又能够节省油墨。除文字符号外，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物同样注重采用图画符号形式，但基本以黑白两色为主，较少见有彩色图画，且多为手工绘制，少量为木刻版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出版符号形态上的多样性，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物在文字排版上也呈现出独特性。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物的文字排版顺序大多为自上而下竖排，但也出现了横竖混排甚至完全横排的方式，如《瑞金红旗》《消息通报》等报刊采用了完全的横排方式，[11]逐渐显现出文字排版由竖转横的历史趋势，体现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革新特征。
3.出版技术：因地制宜
战争环境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物资封锁，纸张、印刷机等生产材料和生产工具极度匮乏，苏区被迫采取因地制宜的出版技术。
中央苏区出版印刷技术主要有油印、石印以及铅印，偶尔也会采用木板雕印。民营的毛铭新印刷所是中央苏区第一家印刷企业，拥有铅印、石印等设备。中央印刷厂成立后，先后购得包括石印、铅印、照相机、圆盘机等设备，[12]成为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印刷企业。
中央苏区对不同出版印刷技术的选择体现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在中央苏区首都瑞金，政治环境稳定、经济基础较好，出版物印刷方式多以铅印为主。而在远离苏区中心，随时面临国民党“扫荡”的边界地区，出版物印刷方式多为油印或石印。这是因为油印及石印设备较为简单易用，尤其是油印设备，整套设备仅提箱大小，可随身携带、随时印刷，在游击战争中极为方便。但即使如此，中央苏区的印刷工作也时常面临困境，如1935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创办《捷报》时，连油印设备也不具备，只得用电唱机的唱针作铁笔，鱼鳞纸作蜡纸，松烟调煤油当油墨。[13]
4.出版体制：简洁高效
困难的外部环境对出版体制的影响表现为机构设置简洁，出版流程高效。苏区时期出版主体较为单一，均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及地方各部门机构。这些机构可以直接依据各自性质和需求出版相应内容，出版效率高，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提升苏区出版生产力。在出版流程方面，为了便于党直接领导出版事业，出版流程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实现了编、审、印、发高度集中和一体化。如中央出版局、中央党报委员会，分别作为书籍、报刊的审查管理机构，同时也自行出版书籍和报刊，兼具管理者与出版社的双重性质。而具有半民营性质的闽西列宁书局同样既负担有出版编辑职能，也是印刷和发行机构。
这一特点从出版机构领导同时身兼数职中也可以体现出来。中央出版局第一任局长朱荣生同时也兼任总发行部部长，后来还兼任过中央印刷厂厂长。而第二任出版局局长张人亚则同时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长。[14]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和运行，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无缝衔接，节约出版成本，提高出版效率。
5.出版导向：服务大局
在1930-1934年间，蒋介石先后调集数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作战。即使在非激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仍对苏区采取包围、限制、封锁等措施，根据地军民时刻都在为了苏区的生死存亡而战斗。在这种形势下，聚焦战争、巩固建设成为苏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新闻出版业作为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紧密呼应革命战争形势，聚焦巩固建设根据地这一中心任务，成为这一时期苏区红色出版事业的主旋律和强特质。
报刊出版物时效性最强，与中心任务联系最为紧密。《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中便鲜明指出，其创刊目的就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15]在出版实践中，新闻出版业热情响应中央号召，积极配合各项政策运动的推广。如在1934年5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红五月扩红运动”，在随后的短短两个月内，仅《红色中华》就发表各类扩红文章170余篇，[16]有时整版甚至两版都是扩红消息，积极配合苏区中心工作。
6.出版思想：以人民为中心
中央苏区地处闽湘赣三省交界山区，当地群众以农民为主，受教育水平有限，识字率较低。针对这一特点，党和苏区政府一方面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提升民众识字率；另一方面则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思想，坚持出版为人民服务，努力降低出版物阅读门槛，提升出版物的可读性。
这一思想在出版实践中体现为始终坚持出版物通俗化、大众化。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物在遣词造句中广泛使用当地口语化的表达，且常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拉近与读者距离，易于被群众理解。为了使出版更加联系基层读者，反映群众需求，红色出版机构广泛采用基层通讯员制度，从基层视角出发报道基层动态。如面向基层官兵的《红星报》就拥有一支庞大的基层通讯员队伍，人数多时达500人，骨干有100人，[17]大部分是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官兵。
三、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独特价值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党首次在一定区域内完全执政情况下，系统性地开展并领导出版实践，对党全面领导出版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并对成为执政党后领导全国出版工作探索道路并积累经验。其在极端环境下的出版实践，在人类出版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透过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我们不仅可以一窥苏区出版的艰苦辉煌，也将对今天及今后出版事业发展有所启发。
1.对党领导下的出版模式进行开创性探索
纵观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其能够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取得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此之下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机制体制，对探索党领导下的出版模式具有开创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的重视和领导是一以贯之的，最早可上溯至党成立之初。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便提出“不论中央和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8]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为直接参与式领导，即亲身参与到报刊书籍的出版工作中去。这一方面是受限于苏区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较为落后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党十分重视通过出版传播主张、宣扬思想。
1931-1934年间，赣西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迎来大发展。在这一时期内，中央苏区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三级行政架构。出版事业也呈现出中央、省、县的三级组织结构，奠定了党领导出版事业的基础模式。
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主要包括中央出版局及中央各部门所属的出版机关如苏区中央局红色中华报社、中革军委出版局等。中央出版局是中央苏区出版的主要管理机构，负责检查、审批报刊、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有时也自行出版书籍。地方出版机构则主要由地方党政机关的出版宣传部门，如各省委所属报刊社，以及作为管理机关的各省、县出版编审委员会构成。1933年12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颁布，编审出版机构被正式纳入地方苏维埃政权中。各省苏维埃在原有的编审出版委员会之下增设编审出版科，全权管理本省出版事业及各种材料的编审。[19]
至此，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三级出版架构，奠定了党领导出版事业的基础模式并一直延用至今，成为确保出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2.紧扣时局、贴近群众的出版风格影响至今
紧跟时事大局，贴近人民群众，这是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自形成伊始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党领导下出版事业最为鲜明的风格。
发展需要什么，优先出版什么。红色出版在中央苏区建设过程中主动服务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自觉承担起推动苏区建设的责任。不同机构的不同出版物从各自的革命任务出发，发挥自身优势，服务革命事业。同时，红色出版在实践中十分重视贴近群众生活。苏区第二大报刊《青年实话》便始终强调要同青年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其在工作计划中特别指出“文字的体裁，要通俗、短悍、锐敏，活象工农青年心坎中吐露出的说话”。[20]
这种紧扣时局、贴近群众的出版风格一直影响至今，并在党领导下的主题出版中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进入“快车道”，一批内容导向鲜明、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得到出版，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些出版作品坚持紧跟时事大局、贴近人民群众，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如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用大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和为民情怀。而反映武汉抗疫历程的《战“疫”日记》，在2020年2月份便火速出版，以细腻笔触讲述了抗疫战斗中的感人故事，歌颂奉献精神，鼓舞战“疫”勇气。
服务大局，贴近群众，是苏区红色出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奠定了今天主题出版事业的基础风格，指引着我们不断创造符合价值导向，满足人民期待的优秀出版物。
3.推动革命事业，记录革命历史
苏区红色出版事业自创立之时，便将推动革命事业作为自身的中心任务，密切联系当时根据地的实际形势开展工作，在推动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和巩固根据地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体现在充分发挥出版宣传鼓动的作用，号召广大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如多次响应“扩红运动”，呼吁群众为前线捐粮捐物运动，监督反映腐败问题等。从中央机关报至地方报刊，这种连续不断、多种多样的宣传报道，造成了信息的“遍在效应”，在中央苏区营造出了一种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热烈氛围。
除此以外，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作为革命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记录保存了大量真实历史文献，为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红色中华》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记录了大量苏区革命斗争的珍贵历史史实。尤其是在红军主力长征、苏区沦陷后，《红色中华》仍坚持出版，充分报道了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卓绝情况，是极为宝贵的历史史料。
4.极端环境下的出版实践在人类出版史中具有独特价值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作为人类出版发展进程中少有的在极端条件下开展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出版实践，其在多个方面表现出的特殊性，在人类出版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类出版可分为四大基本维度，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21]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在这四个方面均表现出了独特的出版史意义，对深入理解人类出版发展规律，把握出版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从出版载体来看，中央苏区红色出版软、硬载体并存，再一次证实不同出版载体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多样共存、相辅相成。尤其在极端环境下，硬质出版再次发挥了“开启文明”的重要作用，在教化民众、启迪民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出版符号来看，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符号系统受苏区物质条件制约较大，呈现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了大变革时代下所独有的转型特点。尤其是文字符号排列方式呈现出由竖转横的历史趋势，对我们考察汉字竖排转横的历史进程及动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在“西风东渐”背景下，文字、图画、字母等出版符号的中西文明碰撞也在红色出版物中有所体现，成为我们考察中国出版近代化的重要标本之一。
从出版技术来看，因苏区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其出版技术出现因陋就简式的“倒退”。这再次证明出版技术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并且，出版技术的选择应用并不存在“标准答案”，而是应依据不同情况选择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技术，以此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出版生产力。
从出版活动及成就来看，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作为党领导下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丰富的出版活动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出版实物财富，也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活动系列性的出版思想、出版制度等无形财富，对后世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起到了“创规立制”的作用，其红色出版精神也激励至今。
5.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对新技术热切拥抱的启示价值
面对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央苏区出版条件困难，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并没有阻挡其对先进出版技术的热切拥抱与积极拓展。
作为当时苏区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中央印刷厂初创时条件极为简陋。厂房仅为几十间草棚，且缺乏大型机器，印刷主要依靠工人手工操作。为了改善这种落后局面，必须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出版生产力。中央苏区通过缴获、购买等办法，想方设法从各地获得铅印机等现代印刷机器十余台，并专门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来40余名技术人员，乔装打扮成卖艺、卖唱者，经山路辗转进入苏区，[22]使得中央印刷厂成为当时苏区最为先进的出版印刷企业。同时，中央苏区对出版技术进行自主探索，先后改进了油印蜡纸、熔炉风管、纹银皮机器等多种出版印刷技术，[23]在使其适应苏区环境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出版生产效率，是对出版技术的大胆创新。
当下出版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时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出版方式、出版流程不断受到挑战。面对这一技术变革，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对新技术的热切拥抱给予了我们积极启示，我们应以全面拥抱、创新发展的态度面对新兴技术，将其作为推动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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