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掠夺性期刊”已成为全球学界共同面临的议题。过往研究多以伪科学期刊称呼这类期刊，然而，这种称呼强调的是知识的生产，而“掠夺性期刊”涉及的是知识的传播，不免存在分析上的落差。论文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着手，视学术期刊为一种制度性的建构，其中涉及的制度包含编辑委员会、同侪评阅与稿件登记制的建立，而“掠夺性期刊”除了将这些制度商品化之外，也以低廉的出版费用诱使资源不足的学者投稿。这造成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的共识被打破，也让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学者，彼此之间基于科学规范的整合更为不易。
【关键词】伪科学；学术共同体；“掠夺性期刊”；知识商品化
一、问题缘起：“掠夺性期刊”的出版现象
2018年7月，由德国公共广电NDR、WDR与德国新媒体Süddeutsche Zeitung杂志合作，联合全球其他18家媒体、共60名记者，以“伪科学期刊”（pseudoscientific journals）为主题发布调查报告，其中分析研究了众多伪科学期刊。报告发现，全球约有40万名科学家曾在伪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投稿这类期刊只需很短的时间便可完成同侪评阅，接下来缴纳一些出版费用，文章即可刊登。这些期刊出版商主要集中在南亚、波斯湾地区、非洲、土耳其等地。报告还指出，超过5千名德国学者曾在这些期刊上发表，其中不乏接受公共经费补助的研究以及学界中的知名学者[1]。
由于伪科学论文难以识别，除非学有专精的学者查核指认，否则常人恐将视其为正规的学术著作。为了协助判断，科罗拉多大学图书科学副教授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制作一份“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的黑名单，自2012年1月公布相关名单以来，至今名列的期刊已超过1300份，而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掠夺性期刊”的发行集中在五大出版商，其中又以Omics与Waset这两家公司值得注意，前者以印度为大本营，后者则以土耳其为根据地。《卫报》指出，过去五年来，单是英国的大学就有超过5千名学者在这两家公司出版的期刊上发表论文[2]。
纵观目前中外学界对于伪科学期刊的认识，多以科学欺骗（fraud）或伪科学（pseudoscience）的概念对之检视，然而这两种概念的讨论语境，涉及的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着重分析科学家的科学实践产生哪些偏差。但是“掠夺性期刊”作为一种扩散知识的媒介，它涉及的是知识的传播，因此运用欺骗或伪科学来分析“掠夺性期刊”，难免产生概念上的失准，继而无法评估这类期刊的真正影响。本文试图厘清伪科学与“掠夺性期刊”在概念上的差异，并从后者的概念出发，重新检视这类期刊对于学术共同体的意义及其影响。
二、伪科学与“掠夺性期刊”
伪科学的概念与科学欺骗时常交替使用，这是由于两者皆探讨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研究者涉及伪造实验的数据或结果，致使后继的研究者无法复制类似的研究过程（或得出相同的结果）。然而，依斯文·奥夫·汉森（Sven Ove Hansson）之见[3]，伪科学还涉及一种偏差的教条（deviant doctrine），而持有这种教条的人会质疑既有合法的科学观点，甚至与之对抗。就此而言，伪科学时常同“怀疑主义”（skepticism）联系在一起，例如怀疑气候变迁、怀疑烟草会影响人体健康等等。帮助美国烟草产业主张吸烟与肺癌不见得有关系的赛驰（F.Seitz）与森格（S.F.Singer），就是这类怀疑主义者（赛驰甚至还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长），他们时常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的质疑观点[4]。
若将伪科学的概念应用至分析学术期刊时，就容易将研究者个人的科学实践与期刊本身的问题混淆。前述制作期刊黑名单的比尔，其焦点即是界定这些可疑期刊的特点，而非探讨研究者个人造假的实践。比尔以“掠夺”（predatory）来界定出版这类可疑期刊的出版商，而在比尔的定义下，掠夺是指运用伪造的期刊来骗取学界的稿源与出版费等资源[5]。由于比尔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他的界定也影响了后继者的研究方向。
例如，有针对稿源的研究，包含探讨投稿这类期刊的作者及其国籍背景/隶属机构[6]；有针对虚假的同侪评阅的研究[7]，或者探讨掠夺性出版商的特性及其出版费用[8]。虽然这些研究界定了“掠夺性期刊”的特点，但是它们并没有清楚区分个人的科学实践与期刊本身问题之间的差异，以至于这些研究的结论多半建议尽快建立完整的黑名单以提升研究者的发表素养，而对于伪造学术期刊本身的问题及其后果，几乎看不到相关的讨论。学术期刊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媒介，也是鉴定知识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平台，而纵观其演进的历史，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在学术共同体之中承担传播和鉴定知识的功能，是由于它独特的制度使然。
就此而言，默顿（Robert K.Merton）视学术期刊为一种制度性的建构，且这套制度让学术社群之间的知识传播始能有学界认可的依据，而这也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详后）[9]。“掠夺性期刊”作为一种伪造的学术期刊，它的问题并非在于伪造论文内容，而是伪造期刊的制度，同时对于学术共同体产生的可能分裂，才是“掠夺性期刊”对于学界造成的真正危机。仅从伪科学的概念出发，并着重于提升个人的发表素养，并无法全面地认识这项危机。
三、学术期刊的制度化与学术传播的转型
人类界定何谓知识的权力，长久以来一直掌握在特权阶层手中，然而17世纪之后，研究学会（learned societies）的设立与学术期刊的发行，将界定知识的权力与传播知识的过程予以制度化，科学知识踏上专业化道路。1665年发行的《哲学学报》，这份期刊由英国皇家学会所创办并非偶然，这是由于皇家学会在成立这份期刊之前，已处理许多知识上的辩论，其中一项常见的争议，就是解决谁先发现某项定律（或提出某种创见）的问题。皇家学会对此设计了稿件日期登记制，让该学会可以确定接获投稿的日期，如此确保了“发现的优先权”（默顿用语）属于哪位科学家。发现的优先权涉及学者的声望与荣誉，这也是得到学术社群认可的关键。《哲学学报》创刊之后延用了稿件日期登记制，并且在日后逐渐进化出同侪评阅的制度。同侪评阅制是一套精密的设计，相较于非公开发表的论文，投稿者在事先知道会经过审查程序之后，便会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更充分的准备。
另一方面，由于读者在阅读论文的过程中，对于内容有意见实属常事，加之科学家投稿期刊时，期刊内部也需要有人回应与编辑，因此期刊编辑的角色就逐渐形成。1702年，法国的《学者杂志》甚至发展出“编辑部”或“编辑委员会”的部门，在此部门中的每一个成员专门负责一个学术分支，每周开会讨论选题[10]。简而言之，表面来看学术期刊仅是传播知识的媒介，然而实际上涉及一种确保稿件来源及其评阅文章质量的机制，包含稿件登记制、同侪评阅与编辑委员会。诚如默顿所言，学术期刊的目标即是在发展与传播科学知识，然而对于期刊来说，是否有“足够的值得发表的成果”就成为首要的考虑条件[11]。换句话说，学术期刊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媒介，它本质上即是一套引导科学家投稿与发表优质论文的制度性设计。
由于学术期刊主要的订阅者在学术界，投稿者与阅读者彼此又高度重叠，在此小众市场下，这类刊物的主要目标并非营利，而是敦促学术知识的传播。二战之后，由于科学与技术相关研究数量飞涨，加之新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涌现，建立在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书目学（bibliography），就无法记录与适应这个文献爆炸的时代。此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开发了一种追踪文章引文（citation）的方法，欲借之代替传统的书目纪录，而这套方法日后发展成知名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加菲尔德的方法是计算期刊的被引用率及其影响因子（impactfactor），而他发现收录在SCI之中的所有引文，在1962年时有75%来自不到1000种期刊；1969年更有70%的引文来源于500种期刊。这些数量少但被引率高的期刊，即是核心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还原当时科学文献数量爆增的时代背景，加菲尔德认为研究人员不知如何检索文献的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者有欠思虑地就引用那些未经证实甚至蓄意欺骗的研究，而他“提议的这套针对科学文献的书目系统，就是能替善尽职责的学者，根除那些未经谨慎思考就加以引用欺诈的、不完整的或过时的数据”[12]。
换言之，加菲尔德本意是在数量杂乱的期刊文献之中，利用引文方法建立某种秩序，不料后续产生两种影响[13]：第一，对于图书馆员而言，他们得以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购买那些被引文方法归类为核心的期刊作为馆藏资源；第二，对于商业出版商来说，他们看到了期刊市场属于“非弹性市场”（inelasticmarket），亦即这种市场并非依照供需来调节，而是图书馆（买方）具有定期向出版商（卖方）购置的需求，因此有利可图。
特别就第二种影响而言，又引发以下两种连锁效应：其一，原本不受资本注意的期刊市场，开始发生商业出版商并购学术资源的商业行为。由于核心期刊是全球各大学图书馆每年添购的重要馆藏资源，这也让资本对于原本由非营利性质的研究学会所出版的核心期刊，产生并购的兴趣。拉里维耶尔等人（V.Larivière et al.）[14]发现，自1973年至2013年之间，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包括其他文献）逐渐集中在Reed Elsevier、Springer、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与Sage这五大出版商之手，而在学术出版市场上，约有2000家出版商，这五大出版商就占了约五成的份额。基于非弹性市场的先天优势，这些出版商也就荷包满载。其二，未列于SCI的学术期刊，也想挤身成为其中的一员。1974年，出版商Pergamon就想将旗下的学术期刊加入SCI的核心之列，该出版商的老板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为了达此目的，还特意将同侪评阅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以便让期刊看起来更为专业与客观。尔后在1992年时，出版商巨头Elsevier并购了Pergamon，于十二年后（2004年），Elsevier也推出类似SCI的引文索引数据库：Scopus[15]。这意味着引文索引数据库对于资本而言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在非弹性市场的结构下。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著名例子是，1958年加菲尔德以500美元创立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在60年（2018年）之后，包含其核心的产品（SCI）便以35.5亿美元卖给了Thomson Reuters公司，翻价亿万倍。
尽管商业出版商掌握大部分的学术期刊，但是它们没有摧毁前述的制度性设计（稿件登记、同侪评阅与编辑委员会），相反地它们认为保持这些制度才能持续营利而不坠；它们的心力集中在提高利润，而不是破坏原有的制度。根据美国研究图书馆之统计（ARL Statistics，2009-2010），从1986至2010年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期刊价格（包括纸本和电子版）已上涨379%，约为同一时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三倍以上，而期刊的订阅费乃高居图书馆所有的开支之冠[16]。如此已让这些跨国出版商荷包满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指出，2010年时Elsevier的利润率已高达36%，而“科学+商业媒介”（Science+Business Media；属于出版商Springer旗下）的利润率也达33.9%，对比之下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利润率也“只有”23.4%[17]。
各大学图书馆对于期刊的订阅费用渐渐无力负荷，加之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许多学者与研究学会便开始思考，如何让学术知识从出版商的付费墙之中解放出来，而其中一项关键的方法，就是利用新技术的优势，让学术期刊可以直接在网上让读者免费阅读，而这就是开放获取模式（open access）。最先实验开放获取模式的是一些学者与研究学会[18]，不过传统的商业出版商却断然反对，因为假使论文都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不啻打破非弹性市场的结构，各大学图书馆往后无需购置学术期刊，仅教导读者如何在网络上搜寻免费文献即可，如此势必冲击企业的利润。
然而，商业出版商很快发现，开放获取模式与既有的付费订阅并不冲突。它们开始实验开放获取模式，其方法是让旗下的学术期刊，除了传统的读者付费阅读之外，也新增了投稿作者支付出版费，而读者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的选项。这种同时兼顾传统订阅与开放获取模式的做法，学者称之为混合模式[19]。对比之下，发行“掠夺性期刊”的出版商，并不实行传统的订阅付费策略，也鲜少发行纸本。它们几乎都是以作者支付出版费，而读者可以免费阅读的开放获取模式[20]。
结合前述的特点来看，首先，目前学界仅仅运用开放获取模式来界定“掠夺性期刊”的方法是不充分的，这是由于传统的商业出版商也会运用相同的模式，但我们并不会将Elsevier或Springer称之为掠夺性出版商。其次，亦有学者运用伪科学的概念来探讨“掠夺性期刊”，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两种概念探讨较多的是研究者个人及其科学实践的问题，但“掠夺性期刊”是一种传播知识的媒介，它不涉及实际研究的过程（如操弄实验的数据），也不是刻意要与当前科学的主流观点对抗。就此而言，解析“掠夺性期刊”（及其出版商）的特性及其影响，必须从伪造学术期刊的制度着手：稿件登记制、同侪评阅与编辑委员会。这三种经由时间淬炼而形成的制度，在“掠夺性期刊”的伪造下，已无法规范地运作，而由于这种伪造的制度使然，学术论文的质量当然无法保证。前述默顿所言，学术期刊的首要考虑在于文章的质量，这在“掠夺性期刊”看来并非最重要的事；它们的首要考虑，即是如何利用学术期刊的制度来营利。
四、“掠夺性期刊”下的制度扭曲
如前所述，学术期刊不仅替学术社群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了确保知识是有其质量的，继而建构了编辑委员会、同侪评阅与稿件登记制等制度。首先，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的角色，应是期刊的重中之重。编委会的职责在于拟定编辑政策、建议适当评审人选、担任同领域稿件评审工作、提升期刊能见度以及决定主编的遴选与接替工作。与此同时，期刊主编与编委会成员的互动效率，也决定了编委会能否发挥功能[21]。然而，“掠夺性期刊”形成编辑委员会的过程中是充满疑虑的。卡塔尔兹纳·皮桑斯基（Katarzyna Pisanski）及其团队曾经进行一项实验，他们特别杜撰了一名虚拟研究者：安娜·奥斯斯特（Anna O.Szust），并替这名虚构人物制作一份求职信（包含假的简历与网站介绍），向学术期刊应征编辑委员的职位。求职信总共制作360份，分三批（一批共120封）分别投稿至Thomson Reuters每年出版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收录的期刊、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制作的OA期刊指南（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收录的刊物以及那些名列在比尔黑名单之中的期刊。结果收到48份录取通知，其中40份来自比尔黑名单之中的刊物，比例超过8成[22]。梅蒙（A.R.Memon）也认为[23]，“掠夺性期刊”不时会发送一些不请自来，或大量的垃圾信件来邀请学者担任编辑或评审的岗位，而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数量通常也很少。比尔甚至指出“掠夺性期刊”没有明确的编委会成员的信息[24]。在此情形下，“掠夺性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并非有机构成，而是随意拼凑，期刊主编与编委会成员之间能否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互动，这点不无疑虑。
其次，就同侪评阅的制度而言，在默顿看来，由于该制度使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其程度可能是社会上其他的专业无法比拟的；再加上科学家的声誉是由其成就而证成，因此若无法通过同侪的评阅和得到学术社群认可的科学家，仅凭欺瞒与诈骗是难以获得学界的荣耀。这些因素驱使科学家具有一种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的精神气质。然而，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认为“掠夺性期刊”的同侪评阅是薄弱的。例如哈佛大学生物学者博汉农（J.Bohannon）[25]特别撰写了一份存在明显错误的论文，投稿至304份期刊，其中有121份属于比尔黑名单中的“掠夺性期刊”，结果那些在黑名单之中的期刊接受率达82%。另一方面，目前公认具有一定质量的SCI期刊数据库论文，审稿周期一般平均需要80天[26]，为了比较“掠夺性期刊”与SCI期刊评审时间的差异，本文从比尔建构的“掠夺性期刊”黑名单之中，整理1310份期刊，经人工排查停刊、网页无内容以及连结失效的期刊网站后，余计338份；搜集与整理的时间是2018年5月至7月[27]。从表1可知，在338份期刊中，有273份期刊标榜30天之内即可完成审查（占比80.7%），其中150份期刊甚至明文标示可在14天内完成。平均来看，这338份期刊的审查时间约为27日[28]，换句话说“掠夺性期刊”的同侪评阅的耗时只需SCI期刊的1/3。
表1 从投稿至刊登的时间
| 时间 | 期刊数 |
| 1-7日 | 95 |
| 8-14日 | 55 |
| 15-30日 | 123 |
| 31-60日 | 32 |
| 61-90日 | 28 |
| 91-120日 | 3 |
| 121-180日 | 2 |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有些“掠夺性期刊”会给予投稿作者“快速通道”（fast track）的选项，也就是只要额外支付一笔快速审查的费用，即可在短时间内刊登。例如《生技创新期刊》（Journal of Bio Innovation）就提供作者这种选项，费用是依据不同发达水平的地区/国家给予不同的计价，从80到200美元不等，且4周内便能刊登。与此类似的是，沙姆赛尔等人（L.Shamseer et al.）[29]研究99份“掠夺性期刊”后发现，这些刊物标榜“快速出版”（Rapid publication）的比例达40.86%。
这种加速审查的作法不仅让同侪评阅可以用金钱度量，也让稿件登记制度变得毫无意义。如前所述，稿件登记制是为了解决发现优先权的问题，而这也是科学家最在意的事。如果同侪评阅的时间可以用钱加速，那么相较那些没有加速审查的研究而言，快速通过审查乃至于接受刊登的研究论文势必有其流通的优势，研究成果就能更早在学术社群之中扩散，这对确立发现的优先权、学术声誉和随之而来的奖励尤其影响重大。邱炯友指出[30]，同侪评阅的流程是由期刊主编、编委会与受委托的论文评审共同组织，他们对投稿论文的质量、原创性、学术价值与贡献提出审视与建言。用阿尔弗雷德·德格拉齐亚（Alfred de Grazia）的话来说[31]，这些人即是科学的把关人（gatekeepers）[32]。如果期刊主编、编委会与评审之间的互动决定了论文的良窳，那么从充满疑虑的编委会组成开始，加之同侪评阅的时长可用金钱来换算，我们很难期待与编委会联系紧密的同侪评阅机制能发挥至关重要的评阅功能。
对于科学家而言，“掠夺性期刊”将把关人机制虚浮化之后，论文发表的周期便得以缩短，而科学家最看重的发现优先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术声誉、职位晋升与科研奖励，在这种扭曲的制度下，成为可用金钱交换的商品。这意味着“掠夺性期刊”替科学家创造出一种投稿的诱因，然而这种诱因不仅改变了知识在学术系统的流通，更重要的是让科学家不再以科学本身为目的来生产知识，而是被导引至自我的私利，换言之，无私利性的精神气质在“掠夺性期刊”的经营下，恐怕难以为继。如默顿所言：“对无私利性的要求在科学的公众性（public）和可检验性（testable）中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种环境有助于科学家的正直。”[33]所谓科学的公众性，即科学研究必须公开接受其他科学家的检视，而可验证性即科学的假设与实验程序是可以重复操作与验证的。基于以上条件，敦促科学家必须无私地进行研究：为科学知识的积累与进步而从事科学研究。“掠夺性期刊”薄弱的把机人制将原先受到严格控制的科学活动予以松动，因此即使有人故意撰写明显错误的论文投稿，也能顺利在这类期刊上刊登。这等于鼓励科学家基于私利的目的而进行科学欺骗或假科学的研究。
在此脉络下，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掠夺性期刊”无疑扭曲了学术期刊长久以来建立的制度。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期刊建构的制度下进行知识的交流，已有百年历史，而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的关系，彼此早已互为表里、相互建构。朱剑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其一，从组织层面来看，学术共同体是由学术期刊系统与专业学会系统共同组建而成，一名学者透过这两种系统加入学术共同体之中，参与学术交流的网络；其二，一本有生命力的学术期刊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学术群体，而学术期刊即为学术共同体之中心，[34]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便成为德国工人研究的交流平台，而这份杂志很快成为该学派的一面旗帜[35]。简而言之，“掠夺性期刊”扭曲了学术期刊这套制度之后，连带影响了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与整合。
五、“掠夺性期刊”的影响及其对于学术共同体的冲击
如前所述，从学术期刊的形成历史来看，其制度性的设计是为了保证稿件的质量，以敦促科学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演进，学门/学科逐渐分化，学术期刊也会朝着更为专业的方向转变。例如1665年创办的《哲学学报》，19世纪时面临许多专业学会与期刊的竞争之下，将刊物分为A、B两刊，前者着重在物理学，后者注重在生物科学，以更为专业与严格的同侪评阅来处理论文[36]。相对来看，“掠夺性期刊”的发展趋势与正规的学术期刊恰好相反：“掠夺性期刊”不仅扭曲了制度性设计，梅蒙还发现，这类刊物的征稿范围，通常是多学科的，并且尽可能涵盖多个研究主题与领域[37]。福克斯与桑多瓦尔（Fuchs & Sandoval）也有类似的发现[38]，他们针对Bentham Science这家发行242份期刊的掠夺性出版商进行研究，发现其学术期刊的刊名都是非常广泛的（如Open Communication Journal），端视其名根本无法知道这些期刊专研的领域，而它们也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出版“某一学门之中所有领域的论文”。
在无法确保论文的质量，又尽可能想出版各种论文的前提下，“掠夺性期刊”的发展轨迹与传统具有质量的期刊全然不同，前者成立的目的并不是敦促科学的进步，而是极大化自我的利润。诚如比尔所言，由于索取作者的出版费是“掠夺性期刊”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期刊接受的稿件愈多，就愈是能大发利市”。传统期刊标榜自己具有严谨的编委会及其同侪评阅机制，而其产出的高质量知识，即是立足于学界的主因。相对而言，“掠夺性期刊”的生存并不仰赖高质量知识的产出，而是以满足作者快速发表的需求为手段，将学术发表转型成一种商业性质的出版服务。
福克斯与桑多瓦尔认为，“掠夺性期刊”将其版面进行商品化的做法，会导致仅有那些较为富裕的西方大学及其学者才有资源投稿，于是更不利于资源匮乏的学校。[39]然而亦有研究发现，投稿“掠夺性期刊”的作者反而来自印度与非洲为最多，已开发国家的作者相对较少[40]。这两种论点各有其支持者，而为了精确地认识“掠夺性期刊”的影响，本文从前述1310份“掠夺性期刊”之中，统计投稿作者的人数及其隶属的国籍/地区，经排查无效的网页信息之后，有效样本为686份期刊，相关数据请见表2。
表2 “掠夺性期刊”的出版数据（有效期刊686份）
| 期刊数 | 论文数 | 作者统计∗ | |
| “掠夺性期刊” | 686 | 99008 | 811847 |
全球194个国家或地区之中，计有811847人（不含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就作者隶属的国家/地区来看，仅印度就占了87%（人数为70万7465人）。至于为何是印度籍作者最多？除了印度本身的人口规模及其新兴市场的解释之外，本文也发现，“掠夺性期刊”的出版费大致依循以下的订价策略：针对印度与非印度籍的作者采取不同的定价。针对印度籍作者的出版费多集中在50美元以下（平均费用约为32美元），并且没有任何一家期刊对印度作者索取出版费用超过150美元（最高为137美元）。然而，针对非印度籍作者的费用多集中在51-200美元这个区间（平均费用约为131美元），最高的索取费用达2600美元。相较于高质量期刊而言，这种定价策略对于印度作者来说颇具吸引力。比约克与所罗门（Björk & Solomon）针对收录在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之中具有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进行调查，发现高质量期刊的出版费用大约介于2000至4000美元[41]。另一项针对收录在Elsevier数据库（Scopus）的研究之中，比约克与所罗门甚至发现（包含出版费在内的）文章处理费与期刊质量呈现正相关：文章处理费开价愈高，期刊的质量就愈好。“掠夺性期刊”的差别订价策略无疑鼓励了印度籍作者的投稿。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福克斯与桑多瓦尔的说法全然错误。希德帕什等人（Seethapathy et al.）调查350份期刊（共3300篇论文）以及480名研究者，发现投稿至“掠夺性期刊”的印度学者，有87%是出自次级的大学或学术机构。他们还发现，有90%的印度作者表都是自费出版，没有任何项目经费或补助[42]。这表示“掠夺性期刊”吸引的作者多来自资源较为匮乏的学术机构，他们无法像重点大学的学者获得较多的研究项目与经费，因此只能选择用成本低廉的手段去充实论文的发表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阅读那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因为那些论文被锁在付费墙之后，需支付高额的费用才得以阅读[43]。简言之，从结构上来看，传统的高质量期刊与“掠夺性期刊”吸引投稿/阅读的作者具有差异，前者多吸引资源较多且隶属于重点大学的学者来投稿/阅读，而后者则吸引资源较少且隶属于一般大学的学者来投稿/阅读。
若以上论点为真，这表示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已被“掠夺性期刊”分解为两种群体（资源匮乏与资源富有者），而这两种群体对于投稿期刊的共识形成明显的差异。为了证明这项论点是否也在中国成立，本文从前述的686份“掠夺性期刊”之中统计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的作者及其隶属的大学/机构，得出作者总数为3703人，发表论文共计2298篇。有关这些作者依其所属的高校/机构来划分，相关数据请见表3。
表3 中国大陆作者及其隶属机构统计
| 高校类型 | 985/211 | 一般高校(含研究机构/医院) | 企业 |
| 学校数 | 92 | 286 | 9 |
| 作者数 | 1326 | 2284 | 45 |
| 文章数 | 494 | 977 | 10 |
若以作者所属的高校类型来看，985/211高校与一般高校（含研究机构、医院）发文量分别是494篇与977篇。然而，一般高校的数量本来就比985/211高校为多，因此仅从绝对数量考虑并不充分，我们必须比较这两种高校在高质量期刊与“掠夺性期刊”的发表上是否存在差异，借此证明前述的论点。本文的方法是，首先将单一年度之中（即2016年）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12篇以上的高校提取出来，结果得出有20家高校，985/211与一般高校皆有之。而选择12篇的理由是基于前文的调查：“掠夺性期刊”平均的审查日期为27日，也就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审查通过并刊登一篇文章。换句话说，如果作者每个月都投稿，一年至少有12篇产量，从中较能看出投稿者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持续投入。其次，针对这20家高校，我们也搜集它们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的数据，借此比较这些高校在“掠夺性期刊”与高质量期刊上的发表是否存在差异。至于高质量期刊是以收录在Scopus与Web of Science（包含SCI与SSCI）的学术期刊为代表[44]。经统计，这20家高校在“掠夺性期刊”与高质量期刊的发文总量是97182篇。关于高校类型与期刊发表量的数据，请见表4。
表4 高校类型与期刊类别的交叉表
| 期刊类别 | 总计 | ||||
| “掠夺性期刊” | Scopus+Web of science | ||||
| 高校类型 | 985/211 | 计数 | 185 | 89025 | 89210 |
| 占高校类型的百分比 | 0.2% | 99.8% | 100.0% | ||
| 一般学校 | 计数 | 411 | 7561 | 7972 | |
| 占高校类型的百分比 | 5.2% | 94.8% | 100.0% | ||
| 总计 | 计数 | 596 | 96586 | 97182 | |
| 占高校类型的百分比 | 0.6% | 99.4% | 100.0% | ||
为了测试“掠夺性期刊”与高质量期刊上的发表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高校类型与期刊类别进行卡方检验，发现这两者的差异显着：一般高校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愈多，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会愈少；而985/211高校的情形则是相反，这类高校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愈多，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愈少。关于卡方检验的数据，请见表5。
表5 卡方检验法
| 值 | 自由度 | 渐进显著性(双侧) | 精确显著性(双侧) | 精确显著性(单侧) | |
| 皮尔逊卡方 | 2939.647a | 1 | .000 | ||
| 连续性修正b | 2931.535 | 1 | .000 | ||
| 似然比 | 1367.136 | 1 | .000 | ||
| 费希尔精确检验 | .000 | .000 | |||
| 线性关联 | 2939.617 | 1 | .000 | ||
| 有效个案数 | 97182 |
一名学者对于投稿学术期刊的选择，应该从学术场域之中习得的惯习（habitus）逐渐养成，也就是他们投稿期刊的优先次序，除了有自己策略选择的因素，也有从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之中习得的因素。就后者来看，一个学门/领域的学者对于哪些属于高质量或一般的期刊，其所属的共同体的共识应不至于落差太大，即便隶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学者分散在不同的学校。然而，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的学者，在选择投稿期刊的类型上，竟然出现了差异，这说明比起高质量期刊，“掠夺性期刊”已成为一般高校学者投稿的优先选项；由学术共同体共同建构的优先次序，受到“掠夺性期刊”的介入后已然改变。“掠夺性期刊”让资源不充足的一般高校及其学者，在无法接受严格的把关人机制与同侪评阅之下，其论文的质量与重点高校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学术共同体内部对于投稿期刊的共识，也随之分裂。
六、结论：“掠夺性期刊”的知识商品化及其省思
本文认为，伪科学的概念不足以分析“掠夺性期刊”，因为这种概念分析的是知识的生产，而“掠夺性期刊”作为一种学术期刊，涉及的是知识的传播，故而在应用上会产生概念上的失准。取而代之的是，默顿将学术期刊视为一种制度性的建构，而本文即以此理论分析“掠夺性期刊”。简言之，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媒介，它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其制度的设计：编委会、投稿登记制与同侪评阅。这套制度是确保期刊有足够的高质量论文能刊登，但“掠夺性期刊”是将这套制度虚假化，继而运用版面来交换投稿人的出版费。这种涉及期刊制度的扭曲及其版面商品化的作法，影响力度之大，并不逊于伪科学。
一方面，“掠夺性期刊”本身虽然不生产知识，但由于其虚假的把关人机制及其低廉的出版费用，诱使学者投稿，并制约着知识生产的优劣。另一方面，作为传播媒介，“掠夺性期刊”标榜开放获取的特性，可免费在互联网上阅读，在逻辑上这种高流通性能够便利没有资源购买高质量论文的学者，使他们逐渐形成依赖，而这点又能在当今中国的一般高校之中，找到形成的土壤。根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2018年针对中国964所高校的电子资源购置费进行的统计[45]，发现这些高校掌握的经费差距程度非常大，最多资源的高校图书馆（重点高校）与最少者差距已超过6万倍，相同的数字在2017年是3.5万倍，这说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电子资源购置的落差逐渐加大。此外，从以下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资源的差距：近年来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启动“文化扶贫”的措施，其中一项是“双一流”的高校图书馆将其丰富的馆藏资源（包含期刊数据库）分享给缺乏资源的一般高校，且根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统计，“双一流”高校的图书馆每年购置馆藏资源的经费达千万有余，中外文献的电子期刊数据库的种类也多，这是一般高校力所不及的，因此已着手计划将资源与后者共享。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就与乐山师范学院建置远程的电子资源分享服务[46]。
然而，这个资源不均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西方也是如此。美国的州立大学之间的资源差距也很严重，它们也同样在想方设法进行自己的“文化扶贫”。因此，当一般高校的学者（无论中外）在其图书馆无力购买相关的数据库时，他们只能在网上寻找免费的资源，而“掠夺性期刊”的论文全文都是免费且开放获取的，在结构上正好弥补了这些学者的资源需求。目前已经有国外的研究表明，资源不足的高校学者在投稿与引用“掠夺性期刊”的数量都有上升的趋势[47]。简言之，我们须警惕“掠夺性期刊”在网上开放流通所产生的后果。
除此之外，本文也发现，从结构上来看，高质量期刊与“掠夺性期刊”吸引的稿源是不同的，前者吸引的是重点大学的学者，后者则吸引一般大学的学者投稿。这是由于“掠夺性期刊”的商业策略起到的一部分效果，它们会针对资源较为不足的学者及其隶属机构，制定低廉的出版费用，借此吸引投稿。影响所及，学术共同体对于投稿期刊的共识，也随之出现歧义。学术共同体对于投稿期刊的偏好应不至于随着隶属机构而呈现明显的差异，然而一般学校与重点学校的学者竟有如此之别，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掠夺性期刊”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倡议并巩固另一种（学术共同体应该远离的）期刊发表的范式：这种范式建立在快速发表的学术实践上，用Revés等人的话来说，即是“冲量”（number）的范式[48]。在此范式下，科学事业已非“知识驱动”（knowledgedriven），而是一种数量/数字的游戏，学者为了追求数量，很可能会改变科学原本的面貌，默顿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无私性也不复存在。
在经验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有专业人士开设如何辨识“掠夺性期刊”的培训课程，而在中国，也有学者呼吁识别“掠夺性期刊”的重要性。但这种作法并没有实质解决学者与学者之间，以及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之间的资源差距，因此如何适当地给予资源，引导与协助一般大学的学者投稿至高质量期刊，并且让逐渐对于发表共识产生裂解的学术共同体重新融合（亦即重建一般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者之间的发表互动与交流），才能在结构上消减“掠夺性期刊”的冲击。在学理上，作为知识传播的媒介，学术期刊已运行百年，其专业性是建立在学术社群共同建构的制度上，然而代表资本的“掠夺性期刊”以外力之姿入侵这种制度时，它商品化的不仅是刊物的版面，还有裂解期刊背后的学术共同体及其赖以遵从的科学规范。
本文限制在于研究英文的“掠夺性期刊”，这仅能说明中国学者在对外的发表上形成了差异，针对国内的发表是否也是如此，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1]NDR:《More than 5,000 German scientists have published papers in pseudo⁃scientific journals》，July 2018,https://www.ndr.de/der_ndr/presse/More-than-5000-German-scientists-have-published-papers-in-pseudo-scientific-journals,fakescience178.html,December 23rd,2019.
[2]Hern,A.,& Duncan,P.,“Predatory publishers:the journals that churn out fake science,”The Guardian,2018.
[3]Hansson,Sven Ove.,“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January 2017,Retrieved at,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seudo-science/?utm_source=instantmagazine&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OImrt19,May8th,2019.
[4]Oreskes N.,& Conway,E.,“Merchants of doubt: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Bloomsbury Publishing,2011.
[5]Beall J.,“Predatory publishers are corrupting open access,”Nature,vol.489,2012,pp.179-9.
[6]Cobey,K.D.,Grudniewicz,A.,Lalu,M.M.,Rice,D.B.,Raffoul,H.,Moher,D.,“Knowledge and motivations of researchers publishing in presumed predatory journals: A survey,”BMJ Open,2019;Xia,J.,Harmon,J.L.Connolly,K.G.Donnelly,R.M.Anderson,M.R.,& Howard,H.A.,“Who Publishes in‘Predatory’Journals?” Journal of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6,no.7,2015,pp.1406-1417;Moher,D.,Shamseer,L.,& Cobey,K.,“Stop this waste of people, animals and money,”Nature,vol.549,2017,pp.23-25.;Omobowale A,Akanle A,Adeniran I,Olayinka K.,“Peripheral scholarship and the context of foreign paid publishing in Nigeria,”Current Sociology,vol.62,2014,pp.666-684.
[7]Bowman JD.,“Predatory publishing,questionable peer review,and fraudulent conferences,”Am J Pharm Educ,vol.78,no.10,2014,p.176;Bohannon,J.,“Whoƴs afraid of peer review?”Science,vol.342,2013,pp.60-65.
[8]Kozak,M.,Iefremova,O.,& Hartley,J.,“Spamming in scholarly publishing:A case study,”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7,no.8,2016,pp.2009-2015.;RevésJ,SilvaBM,Dur୵ao J,Ribeiro NV,Lemos S,Escada P.,“Predatory publishing:an industry threatening science,”Acta Med Port.vol.31,2018,pp.141-143.
[9]原祖杰：《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兼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关系》，《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1期｡
[10]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
[11]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638页｡
[12]Garfield,E.,“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Science,vol.122,no.3159,1955,pp.108-111.
[13]Guédon,J.C.,The Future of the Academic Journal,UK:Chandos Publishing,2014,pp.85-112.
[14]Larivière,V.,Haustein,S.,& Mongeon,P.,“The oligopoly of academic publishers in the digital era,”PLoS ONE,vol.10,no.6,2015.
[15]Guédon,J.C.,The Future of the Academic Journal,UK:Chandos Publishing,2014,pp.85-112.
[16]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Statistics,2009-2010,Retrivied from 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Statistics-2009-2010/.
[17]“Scientific publishing:The price of information,”The Economist,4 February,2012;刘忠博：《知识商品化下公共期刊数据库的建构：以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为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18]最先倡议的学者应该是物理学家Paul Ginsparg,他所建置的网站可见http://arxiv.org/｡尔后2002年由跨国学术社群所成立的“开放社会研究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也进一步推动开放获取的理念｡
[19]Suber,P.,Open Access,US:The MIT Press,2012.
[20]Beall,J.,“Predatory publishing is just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gold open access,”Learned Publishing,vol.26,no.2,2013,pp.79-84.
[21]邱炯友：《学术传播与期刊出版》，台北：远流图书出版社，2006年｡
[22]Sorokowski P,Kulczycki E,Sorokowska A,Pisanski K.,“Predatory journals recruit fake editor,”Nature,vol.543,no.7646,2017,pp.481-483.
[23]Memon AR.,“Predatory journals spamming for publication: What should researchers do?”Sci Eng Ethics,vol.24,no.5,2018,pp.1617-1639.
[24]Beall,“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predatory open⁃access publishers,”Denver,CO:Scholarly Open Access,3rd edition,2015.
[25]Bohannon J.,“Whoƴs afraid of peer review?”Science,vol.342,no.6154,2013,pp.60-65.
[26]Mark Ware.,“Peer review in scholarly journals:Perspective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Resul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y,”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vol.28,no.2,2008,pp.109-112.
[27]由于数据量庞大，本研究将这些期刊的期刊名从A到Z排列，共筛选出100份期刊列在附录之中｡
[28]Mark Ware.,“Peer review in scholarly journals:Perspective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Resul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y,”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vol.28,no.2,2008,pp.109-112.
[29]Shamseer,L.,Moher,D.,Maduekwe,O.et al.,“Potential predatory and legitimate biomedical journals: 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BMCMed,vol.15,no.1,p.28.
[30]邱炯友：《学术传播与期刊出版》，台北：远流图书出版社，2006年｡
[31]Alfred de Grazia.,“The Scientific Reception System and Dr. Velikovsk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7,1963,pp.38-56.
[32]Crane,D.,“The gatekeepers of science: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of articles for scientific journals,”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2,no.4,1967,pp.195-201.
[33]〔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
[34]朱剑：《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体制与学术传播秩序》，《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3期｡
[35]原祖杰：《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兼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关系》，《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1期｡
[36]《关于<哲学学报>》，2018年，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rstl/about,2019年6月1日｡
[37]Memon AR.,“Predatory journals spamming for publication: What should researchers do?”Sci Eng Ethics,vol.24,no.5,2018,pp.1617-1639.
[38]Fuchs,C.,& Sandoval,M.,“The diamond model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Why policy makers,scholars,universities,libraries,labour unions and the publishing world need to take non⁃commercial,non⁃profit open access serious,”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vol.11,no.2,2013,pp.428-443.
[39]Fuchs,C.,& Sandoval,M.,“The diamond model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 Why policy makers,scholars,universities,libraries,labour unions and the publishing world need to take non⁃commercial,non⁃profit open access serious,”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vol.11,no.2,2013,pp.428-443.
[40]Xia,J.,Harmon,J.L.Connolly,K.G.Donnelly,R.M.Anderson,M.R.,& Howard,H.A.,“Who Publishes in‘Predatory’Journals,”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6,no.7,2015,pp.1406-1417.
[41]Björk,B.C.,& Solomon,D.,“A stud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using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3,no.8,2012,pp.1485-1495.
[42]Seethapathy,G,S.,Santhosh Kumar,J.U.,& Hareesha,A.S.,“Indiaƴs scientific publication in predatory journals:need for regulating quality of Indian science and education,”Current Science,vol.111,no.11,2016,pp.1759-1764.
[43]有关学界在打倒付费墙的行动之中，哈萨克斯坦神经学家AlexandraElbakyan也许值得一提｡她为了摆脱出版商所建置的“付费墙”，于2011年时制作搜寻学术论文的网站Sci⁃Hub,使用上就像Google搜寻一样容易｡据统计，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半年之间来自伊朗的论文下载请求超过260万､印度340万､中国440万，连美国本土的纽约市也有7.4万｡不过Sci⁃Hub的做法随即引来Elsevier的控告，包括Sci⁃Hub与the Library of Genesis（LibGen）及其提供相关连结的网站，被纽约地方法院判决须赔偿Elsevier公司1500万美元的侵犯著作权损失，而这类的斗争仍在持续｡
[44]有关Scopus的数据来源：https://www.scopus.com/home.uri?zone=header&origin=NO%20ORIGIN%20DEFINED;有关Web of Science的数据来源是：http://login.webofknowledge.com/error/Error?Error=IPError&PathInfo%2F&RouterUR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2F&Domain=.webofknowledge.com&Src=IP&Alias=WOK5｡
[45]王波､吴汉华､宋姬芳､姚晓霞､朱本军：《2018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8%E5%B9%B4%E4%B8%AD%E5%9B%BD%E9%AB%98%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5%8F%91%E5%B1%95%E6%8A%A5%E5%91%8A_0.pdf｡
[46]严贝妮､郭熔､李晓霞：《“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文化扶贫实践的调查与分析》，《图书馆研究》2019年第4期｡
[47]Xia,J.,Harmon,J.L.Connolly,K.G.Donnelly,R.M.Anderson,M.R.,& Howard,H.A.,“Who Publishes in‘Predatory’Journals,”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6,no.7,2015,pp.1406-1417.
[48]RevésJ,Silva BM,Dur?o J,Ribeiro NV,Lemos S,Escada P.,“Predatory publishing:An industry threatening science,”Acta Med Port,vol.31,2018,pp.14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