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蒋佩轩：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摘 要】文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出版发展的趋势：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并举；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对外传播力不断增强。提出编辑应及时把握新时代主题出版发展的趋势，着力提高政治素养、专业素养、文化素养、媒介素养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出版；编辑素养
近年来，主题出版在出版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不仅担负着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重要使命，“以独特的使命与贡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滋养、思想动力、文化氛围与智力支持”[1]；而且是出版市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文化增长点，是“出版中‘普照的光’，决定了当代中国出版的导向和方向”[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及特点，主题出版编辑面临新的发展语境。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出版发展的趋势
1. 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形成众多细分出版类别
主题出版原是特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及党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节庆、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主题出版重视程度的提高和主题出版实践的深入，主题出版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政治主题”向“时代主题”拓展，呈泛主题出版趋势。
从近五年的选题结构看，尽管党史、国史类的政治主题仍然是主体，约占选题总量的五成，但主题出版的选题已经广泛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科技类选题呈逐年上升趋势[3]。那些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体现时代最强音的选题都属于主题出版的范围。
在出版类型上，主题出版与专业出版相结合，形成了众多主题出版的细分类别，如与少儿出版结合形成了少儿主题出版，与科技出版结合形成了科技主题出版，与教育出版结合形成了教育主题出版，等等。主题出版的内涵也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展愈加丰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优秀的主题出版物通常是这三种文化的结合体。
2.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并举
“叫好难叫座”一直是困扰主题出版发展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出版界的不断探索下，主题出版呈现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并举的良好局面。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主题出版社会影响和市场表现大大提升。一方面，主题出版的社会效益十分突出，“整体质量上呈现出长期涵养、厚积薄发的精品特质”[4]。在2020年发布的“2019年中国好书”中，《新中国70年》《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70年邮票看中国》《本色英雄张富清》《悬崖村》等6种主题出版图书入选，约占全部获奖图书的六分之一。另一方面，主题出版物经济效益大大增强，销量达百万册以上的主题出版图书频现市场。据《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图书印数5086.5万册，单品种平均印数达到27.8万册，较2017年增长3.1倍，远高于全部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年度印数超过100万册的主题图书达35种，较2017年增长1.1倍，占年度印数100万册及以上一般图书的38.9%，较2017年提高9.6%，其中7种主题图书进入印数前十”[5]。主题出版双效并举，成为当前出版业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图书板块，是提振出版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3. 打破刻板印象，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长期以来，主题出版囿于题材的政治性，大部分以领导讲话、文件解读、学习读本等形式出现，从外在的装帧形式到内在的话语表达都给人以“说教”“不接地气”的刻板印象。新时代主题出版在话语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上有了突破和创新，“既有长镜头也有小切口，既接‘天线’也接地气，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既有气质也有颜值”[6]。如201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账本里的中国》，内容表现方式十分新颖，它从柴米油盐的票据、元角分厘的计算，到衣食住行用、休闲玩乐的开支……通过一个个账本故事和账本记录来反映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变迁，被专家和读者盛赞“讲故事，有意思；谈变化，有同感；说道理，不枯燥”[7]。在出版形态上，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许多主题出版物打破纸书的限制，开始进行多元数字化产品的衍生开发。例如，学习出版社2019年推出的主题出版物《新中国发展面对面》，在出版纸书的同时同步上线12集动漫微视频，在新华网、人民网、快手、抖音等平台上热播，拓展了主题出版理论读物数字化生产方式。
4. 对外传播力不断增强
主题出版因其强烈的政治属性，天然蕴含着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主题出版区别于一般出版物的使命所在。进入新时代，主题出版更加注重从更深层次阐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其中，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图书成为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标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累计出版20多个语种，全球发行超过600万册，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8]此外，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主题出版积极发挥“文化先行”的作用，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摆脱贫困》，成功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多种语种，获得了非洲各国政要、学者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总体上看，“深化对中国的总体理解”成为新时代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方向，让国外读者“不仅知道中国做了什么，更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这么做”[9]。
二、 提升编辑素养，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
在主题出版的生产过程中，编辑作为知识生产的中枢起着核心的作用，编辑的素养是主题出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做好主题出版，编辑需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提升自身素养。
1.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政治素养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范式，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编辑站在新的政治高度上去认识和实践。作为主题出版的编辑，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起点，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理解，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紧紧围绕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政治主题开展选题策划，推出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的精品力作。其次，要进一步夯实政治素养。编辑的政治素养“由其在从事编辑活动中内在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决定，是其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洞察力等一系列素质能力的总和”[10]。新时代主题出版编辑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及时给思想补“钙”，更要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绷紧政治导向的“弦”。正如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所说：“作为编辑，政治素养既是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并不是喊空洞的口号、搞苍白的表态、做无用的虚功就是政治素养高，而要扎扎实实地把政治意识落实在选题和书稿里。”[11]在选题策划阶段，编辑要具备敏锐的政治眼光，明大局、识大势，在关键节点上及时推出有分量的主题出版物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例如，在2020年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时刻，出版战线的编辑立刻响应，第一时间推出了众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图书，为打赢疫情攻坚战提供了支持。在书稿的编辑阶段，编辑要对各种政治观点、政治思想保持清醒的态度，严格防范出现意识形态问题，认真履行重大选题备案，把好书稿的政治导向关。
2. 提升专业素养，注重构建主题出版的学术范式
新时代的主题出版物之所以能具备更大的出版价值，甚至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得益于编辑在主题出版上所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挖掘。编辑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具备“点铁成金”的学术能力，才能提升书稿的出版价值。编辑的专业素养提升重点在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出版领域的专业知识、学术架构、学科前沿的了解，在主题出版的实践中，“注重运用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从而使得主题出版学术化与学术著作主题化密切统一起来”[12]，推动主题出版学术范式的形成。二是要深挖主题出版选题的专业特色，充分发挥所在出版社的资源禀赋优势，如行业优势、地方特色、作者资源等，走差异化和专业化的路子，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例如，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紧密结合国家对“大国工匠”的高度重视和宣传需要，发挥自身在工人、工会中的优势，适时推出了“大国工匠工作法”丛书，成为弘扬工匠精神的精品力作。
3. 涵养文化素养，提高话语的“转译”能力
这些年主题出版之所以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于主题出版可读性、思想性、文化性的增强，将“高高在上”的政治理论转换为“一听就懂”的通俗话语，让老百姓不仅能听懂，也更容易接受。这背后离不开编辑文化素养的涵养。编辑的文化素养首先体现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深刻认识，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以及对本民族文化和其他优秀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13]。它要求编辑要对我们民族、国家的文化有一定的理解，尤其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将文化性融于出版物的思想中。文化素养还体现为编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品位。编辑要在提升主题出版的文化内涵、话语方式、文字质量、审美风格上下功夫，将严肃、宏大的政治宣讲转换为受众喜闻乐见、平易近人式的话语；对书稿进行认真细致的打磨，通过提升文化含量来贯通主题出版的政治性、思想性与通俗性，让“居庙堂之高”的政治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4. 革新媒介素养，提升数字技术技能
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它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4]简而言之就是“人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媒介生态，数字化生存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编辑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升媒介素养，特别是数字技术技能。这就要求编辑在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编辑校对、产品制作、发行营销等各个阶段提升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在选题策划阶段，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收集信息，精准策划图书；在编辑校对阶段，除了提升自身发现文字差错的能力，还要能利用智能审校技术提高书稿的编校质量；在产品制作阶段，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书稿进行数字化加工，使单一的纸书衍变为音频、视频、数据库、在线课程等多种知识服务产品形态，努力实现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从“相加”到“相融”的转变；在营销发行阶段，通过微信公众号、App、网络直播平台等多种方式，满足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知识需求，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实现主题出版传播效果的倍级放大。
5. 提升跨文化的交流能力，提高主题出版“走出去”的质量
在新时代，主题出版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旗帜”和“排头兵”，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尽管主题出版“走出去”成绩斐然，但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国外对中国文化认同性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因此，编辑须提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提高主题出版“走出去”的质量。首先，编辑要深刻理解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主题出版物中精确诠释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观念。其次，编辑要充分利用外国语言的优势和文化优势，把优秀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成果传播出去。例如，民族出版社在主题出版“走出去”上就十分注重利用与蒙古、哈萨克斯坦有着相同语言的优势，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成功输出到哈萨克斯坦等国。最后，要进一步创新表达方式，把“‘我们想讲的’变成‘世界想听的’，推动‘以故事传播’实现‘价值传播’”[15]。
三、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当前，我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题出版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时代主题出版发展的新形势，编辑只有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功底、深厚的文化积淀、高超的媒介技能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才能担负起主题出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才能回答好时代提出的问题，向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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