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郝振省、韩建民：中国编辑学会
【摘 要】文章是就“主题出版的历史与内涵”进行的深度对谈。两位对谈人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和学术背景，就主题出版的概念、发展历程、内涵和特征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如下共识：从2003年开始，主题出版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甚至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可看作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的标志性起点；在2003年前虽然没有主题出版的概念，但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的出版工作也具有主题出版的性质；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意义重大；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需要从时间、空间和技术三个维度对其建设的规律性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主题出版；内涵；历史
一、 主题出版的概念
1. 主题出版这一概念是何时产生的？又是如何确立下来的？
郝振省：关于“主题出版”这个概念和范畴，一般认为是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的一份文件中首先提出的。自2003年开始，各出版社配合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纷纷开展一系列重点图书的出版活动。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也是抗击非典的全民战役年，2004年是甲午海战110周年，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些重大事件都成为当时的重点图书选题，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出版活动就是主题出版。其后，主题出版发展越来越全面、规范、厚重。
当然，也有些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个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1]5但无论如何，从2003年开始，主题出版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甚至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建民：自2003年起，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围绕重大事件、重大时间节点、重大理论，部署年度重点出版物选题规划，逐渐形成惯例。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部门负责人吴尚之、王志成在《2008年全国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工作》中进一步将其明确为“主题出版工作”。[1]6至此，主题出版概念和主题出版工作逐渐明确，并作为出版的重点工作不断发扬光大。
尽管2003年没有确切提及“主题出版”这几个字，但所提的“重点图书”“重点出版选题”基本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主题出版，且这项工作自2003年起成为常规性的工作。就此而言，2003年可看作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的标志性起点。
2. 主题出版的发展特点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郝振省：主题出版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新时代出版业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2003年起，无论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是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会发出关于主题出版的工作部署、内容范围和工作要求的重要通知。
第二，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各出版单位征集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这个目录的出台、运行和推动，也成为业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第三，“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重大评奖活动，都把主题出版作为重要出版物门类来考量。
第四，主题出版的空间、范围在不断延伸和扩展，特别是科技出版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内容，而且许多科技主题出版物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并取得了可喜的业绩。这与国内外的大环境有关，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战略以来，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主题出版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韩建民：主题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学术界都感同身受。主题出版的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出版领域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同时，主题出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
二、 主题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
1. 可否对主题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下大致分期？在2003年前，有没有主题出版工作？
郝振省：有学者对2003年以来的主题出版工作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从2003年到2007年是倡导阶段，从2008年到2012年是拓展和发展阶段，从2013年至今是进一步提升的阶段。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局限性。
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分期基本一致。这就需要考虑主题出版的内在约束条件，即它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大局来进行选题策划，来选择作者，并付诸出版，从而推动、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健康运行和有序推进。应该说，在提出主题出版这一概念之前，主题出版已经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相伴随而产生、相依存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围绕着党的主要战略部署开展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包括进入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中国领导着各项事业向前迈进，主题出版工作也围绕党的各项工作展开。
韩建民：“主题出版”这个概念正式提出不过十几年，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工作却由来已久。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集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包括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组织出版了《社会科学讲义》《世界劳工运动史》《社会进化简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在中央苏区时期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的图书、宣传册，如《社会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土地问题讲授提纲》等。著名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如《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等，还有篇目更全的《毛泽东选集》、连环画《白毛女》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著名出版物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还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广受好评的《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等。[2]改革开放初期同样出版了一批反映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戍边卫国的精品力作，如《乔厂长上任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高山下的花环》等。新时代主题出版更是焕发了勃勃生机，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国震撼》等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物，进一步形成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主体全力投入、优秀作者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良好局面。
其实，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出版工作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出版了一批精品力作，为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那时还没有主题出版的概念，但这类出版工作具有主题出版的性质。
2. 新时代主题出版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郝振省：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讲，主题出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性渊源，几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进程；在提出这个概念和范畴之前，主题出版事业已经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当然，还应该承认，新时期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与主题出版工程的实施，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主题出版内涵的深化与外延的拓展，是关于出版工作的一个全新提炼，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主题出版的重大意义所在。
韩建民：在新时代提出主题出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指导思想，全方位传播党和国家的目标、意志、施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有利于党和政府指导思想、施政理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做到与时俱进；第三，有利于人民群众加深对党和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解，凝聚民心；第四，有利于传承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五，有利于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让国外读者充分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三、 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和特征
1. 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和特征到底是什么？
郝振省：一般来说，无论是何种选题、何种体裁，只要是研究、阐述、传播主流思想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刊，都可以视为主题出版书刊。当然，重要的主题图书（或丛书）还是要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需求相衔接、相吻合、相配套。这里要注意两种“三结合”：一种“三结合”，即要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把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另一种“三结合”，即把价值的普遍性与价值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把有意义与有意思结合起来，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出版专家范军先生提出来的。[3]
为什么要强调主题出版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呢？这是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决定的。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层次学说，最底层是生产力，然后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分两个层次——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根据社会结构层次运行的内在逻辑，思想上层建筑必须按照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来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和谐运行和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话，对于处在思想上层建筑层面的出版活动而言，其社会结构的地位决定了出版的内容必须要服务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制度，服务于由政治上层建筑所驾驭的国家政权，通俗地说，就是围绕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推动大局。简而言之，主题出版必须为巩固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而服务，必须无条件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思想文化。
应该按照《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更好地理解并履行主题出版的历史使命。其中“一个高举”，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个建设”，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韩建民：主题出版要求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调出版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近几年，由于国家层面的宣传导向和政策支持，出版单位积极开展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新时代主题，这对于主题出版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主题出版的内涵也随之有了新的拓展。以前，主题出版往往更多体现革命文化主题，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题出版物相继推出。如《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一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图书入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现阶段，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
主题出版最本质的特征，应该是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的统一。主题出版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出版，政治性是首要的，没有政治性，主题出版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学术性是主题出版的基础，主题出版物应该是重大理论创新的实践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点，是论证完备的学术体系，这些都是主题出版学术性的要求。当然，作为主题出版的三位一体，市场性是必不可少的。主题出版本质是一种出版传播，受众是广大人民群众，主题出版必须有一定的受众才能起到传播效果。如果主题出版不谈市场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可以说，主题出版没有政治性就会失去方向和灵魂，没有学术性就会失去创新和基础，没有市场性就会失去效果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近年来，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宣部年度重点主题出版物也加大了这方面的比重，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之中。如何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升华，以成就优秀的主题出版物，这是一个大课题、新课题，值得出版界、理论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进行探索。
郝振省：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党的红色文化中同样有不少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内容，比如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陈毅等的诗词，既有革命的激情，又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审美追求。新时代主题出版不但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紧迫的社会需求，而且有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2. 如何做好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
郝振省：关于主题出版内涵规律性的探讨主要是想尝试着揭示主题出版自身的内在逻辑，比如选题确立、作者寻觅、编辑出版、市场推广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以期使我们在这一领域，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取得更多的胜算。
主题出版内涵建设的规律性，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领导机关和出版单位的关系问题。主题出版是党和政府的指导性与出版机构的主动性之间的有机结合。这也被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对接问题：没有自上而下，就没有主题出版的发动，没有重大题材的引领；没有自下而上，就没有主题出版的个性和生动。《平易近人——习近平语言的力量》就是典型案例，贯彻的是小切口、深挖掘、大主题，所以获得成功。
第二，作者与编辑的关系问题。一部成功的主题出版物往往是作者和编辑心血与智慧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两个创造性灵魂的结合。没有优秀的作者，就没有内容的源泉，主题出版物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没有优秀的编辑，也就没有源泉汇聚成河流，汇集成大海。尤其是在新时代，编辑处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中间，其策划作用日益凸显。比如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等三部曲的启动和成功，陈昕同志的选题策划与编辑智慧在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三，作品和社会、读者的关系问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问题，说到底就是作品和社会、和读者的关系。真正优秀的主题出版物经得起时间检验，最终都达到了两个效益的统一。所以做主题出版物，要有定力。看准了的选题，要舍得投入，锲而不舍地努力，一定会有丰厚回报和长尾效应。196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近年来每年还有百万册以上的销量。我们所倡导的主题出版，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责任和市场的对接、要求和需求的吻合，力戒空喊宏大口号而缺乏实际内容的作品。
韩建民：主题出版内涵建设要注意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技术维度。在时间维度方面，可以看到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主题出版物越来越多。在空间维度方面，在当今两个大变局的背景下，主题出版内涵建设需要国际化，要让世界的读者树立对中国的正确认识，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技术维度方面，由于我们面对的读者相当一部分是年轻读者，倒逼主题出版去生产适应新型读者的产品。目前，这方面我们实际经验不足，内容建设非常薄弱，还不能做到像网络文学那样丰富多彩、接地气。
新时代主题出版内涵建设应遵循几个规律：第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主题出版内涵是开放动态的，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二，内涵建设要体现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主题出版要能体现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第三，数字化的融合与嫁接，主题出版内涵一定是丰富多彩的，要积极适应数字化阅读需求的转变；第四，新时代主题出版还需要面向国外读者，要能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策划出版一批影响国内、国外读者的新颖之作、传世之作。
参考文献
[1]周蔚华.主题出版若干基本史实辨析[J].出版发行研究,2020(12):5-9.
[2]李建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题出版活动[J].出版发行研究,2017(9):109-111.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BFX201709031.htm
[3]范军.出版主题的"意义"与"意思"[J].出版科学,2017,2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