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玲玲：《名作欣赏》杂志
【摘 要】百年来的中国文论界一直以西方文论的引进、根植与接受为主导，中国文论由于其在文本语言和话语形态的模糊、歧义与零散等文本表意形态的难度，在西方式的输出、对话、接受的情况总体处于滞后与边缘的状态。在复兴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文化诉求语境当中，我们只有激活传统文论的现代性、当下性和实效性，加强研译互促和译评结合，强化对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阐释与再创性构建，推进古代文论的思想体系与当代世界文化主潮的互动对接，才能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进而推动古典传统文论“走出去”，实现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为世界文化提供中国文化方案。
【关键词】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平等对话；《文赋》
在中国传统文论领域，以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语境下，积极寻求中国表达和中国话语的探索之路。然而，救亡图存的民族文化诉求与西方文化霸权的掣肘，导致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现象。中华民族复兴之道首先要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建。对中国传统文论而言，我们只有将其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当代性历史语境当中，进而在挖掘与反思古典文论的思想、艺术、哲学、美学、道德等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当代性和世界性内涵的中国文论话语形态，才能实现与当代社会、西方文化体系的借鉴、互动与对话，进而重树和确立其在当代多元文论话语体系当中的主导性位置，最终提升中国古典文论乃至中国文化话语的学术影响力。
一、古代经典文论的英译现状
随着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在二次启蒙的历史语境当中，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艺术美学和文学观念再次被大规模引入，中国文化界在经受了各种思想话语理论的引进之后，一批民族文化先觉者整体性地开始思考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性重建问题。诸多文论家们为此开始探索，而“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为其中的最强音，并一度占据民族文化重建战略当中的主流话语。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之下，中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译介也开始升温。虽然历经百年的努力，中国文论的西译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但与西方文论在我国被大量译介并接受的现状相比，我国传统文论在西方的译介则明显不足。魏晋南北朝被看作是我国第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等几部重要的文学理论经典著作，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陆机的《文赋》这部经典文论的英译状况进行简要梳理，以此可窥中国传统文论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
西晋陆机的《文赋》作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理论著作，上承曹丕的《典论·论文》，下启示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我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文赋》的英译本共有7个完整的版本。第一个版本由华人学者陈世骧于1948年在其题为《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之中的第三部分“《文赋》英译”中完成。在此之后，英国汉学家修斯（E.R.Hughes，1883—1956）基于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尤其在中国古典诗学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并撰写了几部相关著作。1951年，修斯在其名为《文学的艺术，即陆机<文赋>（作于公元302年）的翻译与比较研究》（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Wen fu”，A.D.302.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的著作中对《文赋》进行了全文翻译。该著作由美国纽约万神殿出版社出版。这一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文赋》译本，由于作者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及本土的身份经验，在西方文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引发了众多文论家的讨论与关注。1951年，哈佛大学方志彤发表英译《文赋》（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A.D.261-303）），并于1952年进行了修订。较前一个版本，修订后的《文赋》译本更为简洁凝练，较为准确地呈现了原著的面貌，因而也在西方世界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接受。1983年，香港大学黄兆杰在其《早期中国文学理论》（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包含了《文赋》的英译。1987年，由美国诗人山姆·哈米尔（Sam Hamill）翻译的《文赋》单行本由美国布雷登布什出版社（Breitenbush Books）出版。1992年，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在其文集《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选录《文赋》，并配有英译和精细的解读。这一译本在西方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反而是经王柏华、陶庆梅两位学者回译之后，在我国《文赋》的研究中引起了较高的重视。最后是华盛顿大学的汉学家康维达对《文赋》的英译，这一译本被包含在其出版于1996年的《文选》第三册之中。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熟谙，康译本对《文选》进行了系统译介，从而把《文赋》这一文本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及话语语境中加以考察，具有完整的体系与全局的视野，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文论在西方的传播。
通过以上对《文赋》这一文论个案的英译概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文论在西方的接受情况总体呈现译介时间较晚、频次较低、译本影响有限等特点。尤其是21世纪以来，相较于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与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依赖，我们传统文论“走出去”还有待加强。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美学精髓要获得西方的认可与接受，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是必要和重要的一环。中国学界不仅需要重新整理这些传统文论，挖掘传统文论中具有现代化和当代性价值的理论资源，而且还要了解西方的接受语境，重视译介环节，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传统文论与当今西方文论形成平等对话，并使“文论自觉”“文化自信”等转化为具有实践性、民族化的学术话语体系。
二、古代经典文论英译困境原因浅析从
以上《文赋》的英译概况来看，我们足以管窥我国古代经典文论在西方整体遇冷的传播状况，即便是被清人章学诚称为“体大虑周之作”的《文心雕龙》的译介，也与《文赋》在西方的遭遇呈现相类似的特点。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甚至“在美国乃至于当今西方世界最全面、最权威的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中，《文心雕龙》的译本并未收录其中”。这一现象的形成固然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话语形态的分殊等，除此之外，文论自身的特点、翻译主体的素养以及翻译方式的选择也是造成古典文论译介困境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古典文论自身的幽深晦涩是造成英译困境的显在原因
自“五四”时期推行白话文运动以来，我国的文论话语形态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植入，使得整个文论形态表现得更为复杂和丰富。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经典著作均是由骈散结合的赋体完成。关于“赋”这一文体，《汉志》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以为“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不歌而诵”即讲究结构的对称、排比、押韵等形式；“铺采擒文”则是追求语言的华丽藻饰，由此形式特点而次生出“言不尽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一整套古代文论的话语规则。宇文所安在其转译过程中便清楚地意识到文体构建意义的重要作用，在其著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说道：“《文赋》的独创性至少部分来自‘文’这个主题与‘赋’这种形式的结合。”同时，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比如，“气”“意”“象”“神”“韵”“味”“趣”“妙”“风”“骨”等，一直是翻译中的难点。译者困惑于在西方文论中没有与这些概念范畴可以对等的表述，而常常陷入翻译的困境之中。
（二）翻译及研究主体的高门槛和高标准是造成英译困境的根本原因
人才是各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古代文论的研究译介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但目前既懂古代又通西方的学者屈指可数，虽然像刘若愚、陈世骧、方志彤、黄兆杰等学者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无论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还是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来看，从事古代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可谓少之又少，而且其中又以中国学者居多，国外学者则凤毛麟角。如在《文赋》的7个英译本的译者中，有5位均为汉学家，2位为国外学者。在《文心雕龙》的8个英译本中，“其中仅有3种全译本，皆为中国籍译者所译，在所有译者中，5位为中国籍译者，3位为欧美汉学家，其中，欧洲译者仅1位，在国外出版的英译本中，仅有1个全译，且为中国籍学者所译”。从研究数量来看，有关《文赋》翻译的文献约为6种，远逊于其他文类的研究数量。由此可见，人才的匮乏是古代文论实现现代转换的主要瓶颈。排除古代文论重感悟和体验，以及缺乏对概念的准确定义和逻辑性不强等自身原因以外，就翻译这一行为本身而言，也并非简单以一种语言置换另一种语言，其背后是整个思维习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表述方式的全面转换。这便对从事古代文论翻译与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他们不仅要精通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要熟谙西方的接受语境；不仅需突破古今的障碍，同时要跨越中西的壁垒。因此，充实古代文论研译人员的数量，提高研译的质量，便成为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文论典籍英译成功与否的直接原因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促进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种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是其对翻译本质认识的直观反映。而无论译者采取的是归化、异化、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方法，就目前的翻译理论而言，都已突破语言学领域的认识，上升至一种哲学、文化、美学的整体而宏观的层面，使得翻译在以研促译、以译促研的方面不断走向纵深。古代文论的研译在整个文论中滞后的状态已是公认的事实。在其参差不齐的研译成果中，能够既尊重原文本的表达习惯与表意效果，同时又获得目标语国家的接受和认可的研译成果，更是为数不多。以《文赋》的翻译来说，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认为西方应该了解中国，几十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英译与研究。他不仅出版有相关的理论著作，同时也亲自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翻译观念。比如，他在其《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序言中提到该书“除了将中国文学批评介绍给西方学习文学和理论的学生及中国初学者”，另一个目的则是“试图在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外，提供另一种选择”，即立足文本，以时间为线索，对关键术语进行解说和注释。相较一种“优雅的解说”而言，宇文所安“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译本，“以便能让英国读者看出一点原文的模样”，其所译的《文赋》《文心雕龙》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古代文论翻译领域的一个成功典范。
三、“走出去”文化语境对我国古代文论译介的启示
目前，我国文论界依然是西方文论占主导，始终没有构建起自己的话语表述形态。要想改变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寻找我们传统中有益的基因，以此为基点，推动传统文论“走出去”。
（一）激活传统文论的现代性、当下性和实效性
我国自五四时期开始引进西方文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界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达至顶峰。中西文论双向输入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由此而导致的影响焦虑使我国文艺理论界普遍缺乏文化自信。对此，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曹顺庆在1996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现象，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的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与方法”。传统文论在本土的话语独立尚未完成，更遑论在西方的接受传播乃至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然而，福柯的“对话”理论告诉我们，思想是在对话中生成、发展的，不同思想通过对话才能激发出新的火花，使对话双方不断走向深化。因此，要实现我国文论被西方所接受认可，并使西方认识到中国文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态，进而把中国文论看作构建世界共同体和解决当前矛盾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激活传统文论的现代性、当下性和实效性。而激活传统文论的现代性与当下性，以便使其参与到当下的价值建构当中，我们首先需要具备文化视野的开放与包容姿态。一方面，中国文论绝不能闭门造车，走入另一极端，盲目排外；另一方面，中国文论的重建需有全局的眼光和世界的格局，要把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置于世界文化共同体这一背景之下，重新让传统文论焕发生机。正如曹顺庆教授指出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在时间上跨越了传统与现在，在空间上联接了中国与西方……西方文论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在中国本土找到话语支撑，古代文论要实现现代化转换，必须要在当代找到言说语境。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资源，西方文论是当代主要的言说语境，两者的对话和磨合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至关重要。”中国文论界寻求话语独立的过程，亟待展开古典文论与当代语境的价值对话，只有在对话当中寻找与当代文化语境所顺应或所互补的文化观念区域，才能构建起自身作为自足性和时代性的文论话语方法。
（二）加强研译互促、译评结合，推动传统文论“走出去”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形态，挖掘传统文论的价值资源，除了要在时代大语境之下激活传统文论的时代性和当下性，同时要推进以研促译、以译促研的译介形态，实现研译之间的互动发展。翻译和研究是异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一体两面，翻译要建立在熟悉源语和目标语的基础之上，并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研究的深入有赖于译本翻译的优劣，二者互相促进，处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变化之中。研究带动翻译的不断更新和完善，促进新译本的不断再生和再创造，翻译又为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与阐释空间，使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然而，我国文论界的双栖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古代文论这一具有双重异质的话语形态，不仅要求研究人员过语言关，同时还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底蕴。据著名翻译家叶廷芳先生的经验之谈，“掌握一门外语没有十年时间是不行的。可想而知，仅此一项准入标准便可使众多研究人员望而却步、‘弃暗投明’了，即使有些学者凭其对古典的热情和兴趣勉力为之，也多成绩平平，终不能探得其奥”。以《文赋》的译介为例，译介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在我国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取得一定学术成就后移居海外的中国籍学者，如陈世骧、方志彤、黄兆杰等；二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海外汉学家，如宇文所安等。二者的共同特点均是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同时又对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语境和话语形态了然于心。译介主体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知识储备和感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一定的学术造诣，才能既不失原著的基本含义，又能结合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传统推出优质的译本。
（三）强化对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阐释与再创性构建，推进古代文论的思想体系与当代世界文化的互动对接
由于古代文论抽象与模糊的话语表达特性，对术语的阐释往往成为古代文论翻译中的关键问题。阐释理论近年来发展为文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深入讨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译介中的相关问题。我们既要在阐释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激活古代文论思想的丰富内涵，释放古代文论术语的言说活力，达到古代文论在当下语境的通经致用与生成对话，同时也要基于中西不同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异质特性，探索古代文论的精髓，积极主动地用中国理论话语阐释西方现象与西方问题，让中国传统文论在西方语境中焕发生机。在这方面，宇文所安采用的翻译体例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把原文、译文、评析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本身就是研译结合的最好范本，在基本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结合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形态、审美追求做合理的解读，让我国传统文论的生命力得以不断延展和丰富，为我国古代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及异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文化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使传统文化的复兴显得更为紧迫。古代文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五四”之后便一直处于失语状态。重塑文化自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必须要扎根传统，立足当下，接续传统文脉，实现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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