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汪全莉、陈瑞祥、韩育恒、李耕华、柯圣辉: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引擎,对数字出版产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智慧出版所彰显的智慧化发展理念能有效推动数字出版产业与时偕行。通过阐释智慧出版与智能出版、数字出版的关系,文章描述了目前出版产业在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印刷复制、用户体验、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局限之处,提出了相应的智慧出版解决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我国出版产业的纵深发展提供建设性方案。
【关键词】智慧出版;数字出版;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纵深发展的重要动能,“智慧+”理念被有效运用到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城市管理、医疗卫生、交通出勤、教育辅导等各行各业之中。基于上述背景,部分学者开始将“智慧”引入出版领域,较为明晰地阐发了“智慧出版”的丰富内涵。譬如,谢炜[1]认为智慧出版是指出版机构通过智能化技术对出版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创设协同互联的知识服务平台;衣彩天[2]认为智慧出版是出版机构将智能化技术与传统技术有机结合,为用户提供智慧化知识访求解决方案;刘平[3]指出智慧出版是指利用新技术从多视野对期刊出版流程注入智慧理念,从而构建智慧化新型出版模式;朱本华等[4]学者点明智慧出版可以实现对出版信息数据的深度利用,使数据上升为“智慧”,使出版机构有自主感知、精准研判、独立决策的能力,进而推动出版功能由知识传播向知识服务转变;杨志辉[5]提及智慧出版是指运用智能化技术从多维角度智能化管理出版环节,实现出版内容网络化、信息交流互动化、知识服务个性化,深度彰显出版产业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辩证统一。总体而言,上述部分学者从多位视角对智慧出版的内涵进行了独特剖析,但对其具体的生成机理及应用描述仍不尽完整。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智慧出版的内涵阐释、生成背景及其应用路径加以细致梳理,从而为我国达成出版强国的愿景增添助力。
一、智慧出版的内涵
阐释智慧出版不是简单纯粹地将智能化技术运用于数字出版流程之中,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促使数字出版产业生态产生智慧化变革的动态系统。
(一)智慧出版的内涵
智慧出版是指出版机构在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根本价值遵循下,秉持智慧发展理念,主动将出版产业链与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合,进而更新出版理念、优化出版流程、创新出版内容和服务、重塑客户关系管理体系,进而实现出版产业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出版生态的社会化和知识服务个性化,以用户需求为靶向,以知识服务为路径,驱动出版机构逐渐回归文化服务者和提供者的本质属性。
(二)智慧出版与智能出版的关系辨析
智慧出版与智能出版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首先,从价值属性来看,智能出版侧重技术属性,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出版机构倾向于自身的技术升级,对其社会属性和人本属性关注相对较少;智慧出版以“技术管理论”为基础,在重视技术属性的基础上,更关注出版机构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人文属性,重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改变了目前出版机构“技术决定”的特征,使出版产业由技术支配向技术管理转变。其次,从目标指向看,智能出版的目标在于通过建构智能化技术优化出版流程,构造更精准、更高效的出版生产方式;智慧出版的目标则在于推进出版产业朝着技术化、多元化、个性化、融合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进而以智慧化知识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
(三)智慧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探析
“智慧出版”与“数字出版”不是相互孤立的概念,而是紧密联系的。第一,智慧出版是数字出版发展的成熟阶段。数字出版依次经历了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据出版、智能出版和智慧出版等五个阶段[2]。其中,从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出版业经历了数字技术的冲击期、摸索期、震荡期,而第五阶段的智慧出版则将重新赋予出版产业更多主动权和阶跃空间,有助于实现数字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2]。第二,智慧出版可以为数字出版产业遭遇的瓶颈提供新型智慧化解决方案。智慧化发展理念的出现将帮助数字出版产业摆脱技术支配的樊篱,从而实现知识服务属性的守正创新和知识服务模式的多元发展。
二、智慧出版的生成背景
(一)选题策划供需错位,选题精准性有待加强
出版内容选题策划趋向同质化,导致出版物供需难以精准匹配,长期以来是制约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繁荣新闻出版事业[6]。这就要求出版机构不断推动自身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愿景目标的实现提供出版产业的智慧与方案。然而,出版机构在选题策划等方面至今仍然存在一股浮躁风气,跟风模仿、改头换面等庸书、平书的出版方式不绝于耳,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出版内容生产方式[7],致使出版物内容日益同质化,严重拉低了出版物内容的品位,更不利于引导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出版产业生态的塑造。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出版机构试图瞄准畅销出版物的选题坐标,以期提高自身角逐出版市场竞争的能力。但是,不同出版机构的自身资源禀赋都有较大区别,若不顾自身定位去盲目追逐短期眼球经济,实则与自身建立的初心相悖离。出版机构如何在坚定自身品牌理念和内涵的基础之上,策划出内容积极健康,又能较好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美好阅读需要的出版物选题,已是推动出版机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因此,出版机构应当广泛深入开展策划选题的目标受众适用性调研,利用智慧出版选题策划模式,打造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精品内容与服务。
(二)编辑加工的信息数据安全受到挑战
编辑加工流程的信息数据安全日渐受到关注。虽然大多数出版机构采用了在线采编系统,比如,我国许多中文科技期刊出版社采用了智能协同采编系统云平台等,促使诸如线上接收、网络编校及与出版物作者的网络实时交流互动等数字出版方式得以利用与推广,大大缩减了传统出版物线下编辑加工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降低了传统出版流程的边际成本。然而,在实际编辑加工过程中,大多数出版机构仅仅是实现了作品投稿进度呈现等功能的数字化或网络化,文字校对、语义分析等编辑加工的具体操作仍然主要采用线下审视的方式予以校准。譬如,在学术论文的编辑加工环节,出版机构往往倾向于将学术论文电子版打印为纸质版开展审读工作,再通过QQ、微信、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在线交流工具进行学术论文编辑加工的探讨,这很容易因为文件传输日期有效性、文件中间流转遗漏等问题引发出版信息数据的丢失或泄露[8],给出版信息数据的安全保障带来挑战。同时,尽管出版机构对出版物的质量把控较为严格,但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仍然存在拼写错误等质量把握不严格的问题,无法充分保证出版信息数据的可靠性。因而,出版机构有必要建构一种安全高效的编辑加工模式,规避出版信息数据疏漏等情况的产生,进而有力保障出版信息数据的安全可靠。
(三)印刷复制能耗较高,绿色生产有待培育
印刷复制环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出版物资源能否被充分利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6]。这也为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未来发展的绿色路径。长期以来,由于盲目跟风出版等缘由,出版物无效出版、库存冗余的现象一直存在。出版物库存量的增加,不仅可能因出版物内容的时效性降低而使得自身价值密度日益贬值,还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尽管近几年来出版业高举“三去一降一补”的旗帜推动供给侧改革,使得出版物滞销留存的现象有所缓解,但部分处于长尾商品末梢的出版物仍然呈现存量较多的情况。例如,部分小众出版物为了摊薄印刷复制成本,形成了初次印刷复制数量较大的刚性需求。这实际上是试图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吸引读者,但是由于自身小众出版物的定位,其读者覆盖层面相对较小,客观上也提高了自身的出版成本,最终可能导致“薄利多销”演化为“薄利难销”,进一步加剧了小众出版物的库存问题。因此,如何解决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小众却又事关国民社会经济的出版物印刷复制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出版产业绿色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数据载体较为单一,用户体验亟须增强
图书、期刊、报纸等传统纸质媒介长期位居出版物类型的头部地位,造成出版物数据媒介载体呈现单一化的样貌。然而在数字出版时代,由于知识总量激增、技术迭代加速、应用半衰期缩短等外部因素,传统出版面临较为严峻的生存环境。基于此,2015年3月31日,由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的重要任务[9],力图以拓宽出版物数据媒介来打通出版产业发展脉络。可见,加快图书、期刊、报纸等纸质媒介的数字化转型已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指导。新时代虽然涌现了许多处于流量引入风口的数据媒介或载体,但是数字出版产业对此运用力度仍然不够大。推进出版物数据媒介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出版机构的全媒处理能力,例如,推进“出版+直播”“出版+短视频”“出版+有声书”“出版+三维虚拟仿真”等出版新业态[10],能使绝大多数出版机构规避仅能以文图形式刊布内容而陷入数据格式单一的尴尬之中,进而强化用户体验,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版权侵权具有隐匿性,版权保护有待加强
数字出版时代使得版权交易行为产生了深刻嬗变。由于互联网络时代网络空间作品创作的无形性、版权侵权的隐匿性,版权侵权责任归属难以得到清晰有效的界定,尤其是在学术出版领域,国内就曾出现了重庆维普有限公司侵权事件、百度文库侵权事件等对社会影响较大的版权侵权案例[11]。由于学术论文内容的编辑审阅存在一定的主观局限性,学术诚信不端等行为难以被有效知悉。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各大学术数据库出版平台上刊发的学术论文,有很多存在隐匿原作者信息、删除篡改发表信息的情况,侵犯了作者著作权和学术出版商由汇编获得的整体版权[12]。当然,网络空间版权保护难度的日益扩大,也使得国家开始逐渐重视与出版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著作权保护。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新版的著作权法[13]。
三、智慧出版的应用路径
(一)提高选题策划的供需匹配精准性
选题策划环节居于出版流程的首要地位,一个优质的选题策划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出版物项目的生命周期。出版机构必须广泛深入对选题策划的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研判,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文化需要。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为出版机构精准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插上了智慧出版的翅膀,使出版机构能够从海量异构多源的出版信息数据中寻觅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选题策划方向。具体而言,云计算技术的应用能够助力出版机构从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之中快速搜寻读者需求的数据,快速按需出版符合读者价值预期的内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助力出版机构完善描述读者画像的数据,通过可视化的用户画像描绘精准对标出版物的目标受众。物联网技术的利用能够助推出版机构通过分析各种信息数据,进而探求潜在读者的阅读偏好。人工智能的使用有助于出版机构参鉴读者在阅读空间发布的评论、回复、转发等反馈数据来制订完整的选题策划方案。总体而言,出版机构可转变以往由编辑经验决定的选题策划方式,转而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数据驱动选题策划的智慧出版模式。
(二)保障编辑加工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编辑加工环节作为出版物质量的把关环节,间接或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控制。因而,出版机构需要以出版信息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为出发点,有效保障出版物数据质量与安全。首先,从出版信息数据的可靠性来看,智慧出版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筑起自动纠错系统,明晰纷繁复杂的数据模型核验,对科学数据中的元数据开展缺陷检测验算,解决由于学科背景受限的编辑加工专业技术人员难以发现的问题[3]。其次,从出版信息数据的安全性来看,为了防止各种出版信息数据遗失、泄露,出版机构需要筑建起一个安全的智能编校系统,由云计算技术发展而来的云服务平台强大的存储能力和虚拟化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智慧出版的需要。云计算技术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保障性,将编校数据存储于编辑加工云服务平台,不用陷入因文档感染病毒和硬件损毁导致的数据遗失的困扰之中[14]。同时,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编辑加工云服务平台有着较为严格的准入机制,作者、编辑等用户需要权限才能进入。综上所述,智慧出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有效保障编辑加工环节出版信息数据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三)促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时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5]。出版产业作为资源耗用较多的行业,理应做出实际举动来推动我国出版产业广泛形成绿色化、低碳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数字出版时代,智能化技术发展愈发成熟,按需出版作为符合绿色生产方式的出版形式,是智慧出版理应强化的重点。智慧出版所应用的云计算技术具有可伸缩性的特征,即智慧出版云计算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阅读需求自由无碍地调适量级,对于数字出版业而言无疑有较强的优势。因此,智慧出版应当注重云计算技术在按需出版方面的纵深发展,通过发挥云计算技术可伸缩性的优势所在,更加充分地为读者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量级的图书,有效降低出版物的出版成本。再者,智慧出版也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对按需出版的效用。人工智能技术允许出版产业筑建起以目标读者为中心的用户知识服务智慧出版,为目标读者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伴生型出版空间,允许目标读者不受时空局限开展即时的按需出版服务。总之,智慧出版所运用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有效推动出版产业形成广泛的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四)丰富媒介形式,增强用户阅读体验
阅读行为是人类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数字媒介形式变得丰富多样[16]。人类的阅读行为在视觉、听觉等浪潮席卷之下悄然发生着感官转变,以AR、VR技术为代表的虚拟仿真技术与出版产物的耦合正成为出版产业新的热点。增强现实(AR)技术具有虚实结合、实时交互以及三维立体的特点,能够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感官体验[17],丰富出版物的数据呈现形式,为数字出版注入新生力量。虚拟现实(VR)技术从2015年起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技术浪潮,VR技术将文字载体拓展为视觉、听觉、触觉的全方位感官体验,重构了用户群体的信息感知结构,冲破时空限制[18]。VR技术在儿童出版、教育出版以及报刊出版领域均有创新与引用。4G时代网络传输速度成为限制AR、VR出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5G通信技术具有高传播速率、低延迟的特点,使得基于5G通信技术的智慧出版能够较好地解决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存在的视觉眩晕、感官不协调等问题,从而以更加丰富的出版物媒介形式增强用户的阅读体验。
(五)防范和化解版权保护潜在的疑难风险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阅读需要,更关系到国家对外开放的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19]。因而,智慧出版必须将著作权保护作为一项历史使命来化解,智慧出版中所应用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能够较好地防范网络化侵权案件的发生。具体来看,首先,出版产业运用智慧出版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在于对内容的识别,由于内容侵权主要体现在侵权者对原作品进行较为隐蔽的篡改等人工难以有效识别的行为,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模糊综合神经网络,将近似标识符语言相挂钩,使得侵权者难以通过修改近似语义侵犯原作者的版权。其次,出版产业采用智慧出版区块链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中的时间戳机制认定著作权归属。区块链技术的时间戳机制能够在作者将自有作品传输至出版商这一行为完成之时,为作品自动且即时地生成基于时间维度的精准标签符号,而时间戳对版权最大的保障性来源于其不可篡改、永生伴随的特征属性[20]。拥有时间戳的作品会永远具有这个时间标签,不会因为作品中间流转的次数而改变其原始生成日期,即使作品丢失或遗漏也能够通过智慧出版区块链平台找回。总而言之,智慧出版所应用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能够有效防范化解网络空间版权保护所潜在的风险,从而助力我国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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