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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图书校对工作的新特点与编校关系的变化

2021-04-19 来源:《传播与版权》
  【作 者】王岩: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数字出版时代,图书出版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流程的转变使图书校对工作产生了校对重点是非化、校对主体多元化、校对要求专业化的新特点,编校关系也随之更具冲突性、互动性和合作性。针对图书校对工作的新特点与编校关系的变化,结合对图书编校质量与社会效益的政策导向要求,笔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应对措施:加强校对人才培养,构建编校互动机制,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关键词】图书校对;编校关系;数字出版

  大数据、移动终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使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也随之加速。数字出版时代带来的不仅是图书出版技术的进步,还带来了整个图书出版流程的变化。新的业务形态对流程再造提出要求[1]。图书出版全流程的电子化、智能化已成趋势,多家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研发的不同编校系统已投入使用。随着出版业的变革,图书校对工作出现了新特点,编校关系也产生了变化。近年来,相关政策对图书编校质量和图书的社会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探讨了校对工作的新特点与编校关系的变化,并提出可行的对策。

  一、图书校对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与传统图书校对工作实践的对比,笔者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图书校对工作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校对重点是非化,二是校对主体多元化,三是校对要求专业化。

  (一)校对重点是非化

  当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图书出版时,原稿逐渐电子化,图书校对工作的重点就已经开始由“校异同为主,兼顾校是非”慢慢向“校是非为主”转变。此后,很多校对、排版的专业软件开始出现,人机结合的校对形式在业内十分普遍。但由于出版流程仍未完全无纸化,且要在不同软件间转换,仍会存在排版格式错漏、排版誊写错漏、编辑修改错漏等问题。但近两年,人工智能开始逐渐被运用到编校系统中,实现了图书出版全流程的无纸化。这些系统有智能审校功能,可自动排版,甚至提供对比视图与修改建议,电子稿上编辑、作者所做的每处修改都变得很直观。虽然其应用仍有待实践检验,但是由于所有人都对同一份电子稿进行加工,誊写错漏不再存在。编辑修改时因疲劳或误操作造成的错漏也可通过这些编校系统进行辅助检查,校对工作的重点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校是非”。

  (二)校对主体多元化

  传统出版当中其实已经存在三种校对主体:作者、编辑和校对,在出版时间允许的前提下,三者都可在自己经手的环节校对书稿。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出版中作者、编辑的校对往往是在审读过程中完成的,其审读的重点仍在内容方面,也并非所有作者、编辑都会对书稿进行校对,通常进行完整、单独的折校与通读的只有专职校对。相比其他两个主体,专职校对以“对”见长[2]。而现在,作者、编辑、校对可以看到同一份书稿,都能在自己的环节利用编校系统修改书稿。由于这些人工智能系统的审校基于开放数据库,其智能性与不能自动升级、自主学习的校对软件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校对主体在作者、编辑、校对之外新增了系统。作者、编辑利用系统的校对可多次、快速、随时进行,虽然与专职校对的侧重点、专业性仍存在差异,但已与以前审读过程中的校对不同,作者和编辑确实承担了部分校对的工作。

  (三)校对要求专业化

  从校对重点是非化、校对主体多元化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图书出版全流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校对软件不断升级,编校系统的审校功能更有开放数据库支撑,专职校对的部分职能由系统、编辑、作者分担,对专职校对的要求自然会变高。校对工作本就不是一种重复性的简单劳动,而是保证图书质量的最后防线[3]。数字出版时代对专职校对提出了专业化需求,专职校对应具有对编辑工作进行补充的相应知识能力、对人工智能审校和外校人员水平的评估能力和对外校人员和校对流程的管理能力等。简言之,专职校对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产品并没有达到取代人工校对的程度,在校对是非、校对质量评估、校对管理方面,优秀的校对人员仍大有可为。

  二、图书编校关系的变化

  随着校对工作出现新特点,图书编校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笔者归纳后认为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冲突性、互动性和合作性。

  (一)编校关系的冲突性

  编校关系的冲突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有摩擦也很平常,只是在数字出版时代这种冲突更加明显。在谈到编校关系时,我们常说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延续[4]。但经过推敲,其实这种表述已略有重编轻校之嫌。长久以来的重编轻校观念造成很多出版单位存在校对人员配备比例失衡、素质参差不齐、晋升空间小、过分依赖外校等问题,而且传统的编辑部门和校对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图书出版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更使编辑、校对的工作出现部分交叉,编校分工在实践中被弱化和模糊,校对软件、编校系统等技术方面的革新更使人工校对的存在受到质疑。在经济效益和时间效益面前,编校关系的冲突性显现。

  (二)编校关系的互动性

  在传统出版关系中,编辑和校对之间往往只进行面对面沟通,校对质疑经常得不到编辑的回复(发外校更是如此),校对根本不知道有些建议为何不被采纳[5],质检中出现的问题也常常只反馈给责任编辑。在传统出版关系中,编辑和校对虽然共同对图书编校质量负责,但是总体而言缺乏沟通,两者很难共同提升编校水平,校对对书稿的责任感也很有限。而这两年投入应用的编校系统多内置即时通信功能,且在同一电子稿上所有人员对书稿的修改都自动留痕,责编可对这些修改进行确认与解释,其他人员也可及时看到书稿的最新情况。这增强了编辑、校对等出版各流程人员工作中的互动性。与传统出版流程相比,系统中校对质疑、编辑解疑的通道变得更加顺畅,质检情况能直接体现,责任划分也更加清晰。

  (三)编校关系的合作性

  编辑、校对一直有共同的质量目标,两者是图书出版必不可少、相互衔接的生产环节。数字出版时代,两者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首先,虽然图书出版流程已经简化了很多,但是实践中电子原稿质量差异大,书稿内容多样,计划出版品种多,出版中间环节多,出版时间紧,图书出版的复杂程度仍决定其采用编校合作模式,而非编校合一模式;其次,近年来,图书出版的高质量要求和三审三校的制度导向使编校合作成为必然,编辑面临图书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重压力,无法只专注于编校质量,由专职校对进行文字整理与通读工作是社会分工的合理结果;最后,校对工作重点转向校是非,虽然编辑工作和校对工作有所交叉,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其互补合作关系反而更加明显。校对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可对编辑加工中的问题进行补正,两者共同审读判定编校系统审校的成果,对成品图书的编校质量共同承担责任。

  三、新特点与编校关系变化的对策

  针对数字出版时代校对工作的新特点与编校关系的变化,笔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加强校对人才培养,二是构建编校互动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一)加强校对人才培养

  校对人才培养是应对校对工作新特点与编校关系变化的基础措施。首先,出版单位要提高基础素质要求,缩小编校人员之间的差距。现阶段,很多出版单位校对人员基础素质不如编辑人员,外校人员的素质更难以保证。校对工作重点转为校是非后,如果校对人员基础素质太差,会促使编辑选择其他校对方式,人工校对也无法对系统审校起到监督作用。因此,出版单位招聘校对人员时应该提高对其基础素质的要求。其次,出版单位要加强校对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升校对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校对人员必须针对所在出版单位的出版方向,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出版单位也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再次,出版单位要加强校对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训,使其适应新技术要求。校对人员通过计算机、排版校对软件、编校系统的培训可以明确自己的新角色定位,配合编辑做好出版工作。最后,院校要完善校对学科理论,增强从业人员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我们只有完善校对学科理论,使其在相关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才能使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更愿意选择成为专职校对,校对从业人员才能真正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使命感。

  (二)构建编校互动机制

  编校互动机制是应对校对工作新特点与编校关系变化的重要措施。首先,编校系统可以利用线上方式,充分质疑解疑。编校系统为编校交流沟通提供了新的契机,编辑、校对应充分利用即时通信和自动留痕功能,校对质疑、编辑排疑都应附理由。专职校对在对系统审校把关的同时,要向编辑分享校对经验。其次,编辑、校对要提前共同探讨,决定线上流程。编辑、校对要提前对具体书稿是否使用系统、人机结合比例的确定进行沟通。再次,编辑、校对要重视质检结果,讨论解决思路。对质检发现的问题,编辑、校对应共同探讨解决同类问题的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应充分分析其产生原因。最后,出版单位要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编校问题。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编校之间的交流分享都非常重要。编校交流会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保障质量,共同提高。

  (三)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政策保障体系是应对校对工作新特点与编校关系变化的根本措施。首先是责任校对署名制度。虽然现有文件规定了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也有相关的校对工作规程,但是这些文件由于距今时间较长,与实践存在差异,且不足以保障校对从业人员的权利。现阶段,编辑自校、版权页上不署名责任校对的现象很普遍,这对保障图书编校质量很不利。因此,我们应从国家法律性文件层面强调责任校对署名制度,通过读者监督的方式增强校对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其次是职称评定与注册制度。出版和人力主管部门应结合校对人员工作特点,完善职称评定相关细则,同时采取责任校对注册制度,从而改变校对人员因评定要求模糊无从准备的现状,增强校对人员的归属感与上进心。这项工作也有利于校对价值的重建。最后是健全社内规章制度,平衡编校关系。出版单位在制定与编校质量有关的社内规章制度时,应在编辑部门和校对部门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认真听取两方的建议,积极解决分歧,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对传统出版人员,特别是校对人员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校对人员想要适应校对工作中出现的新特点与编校关系的变化,一方面需要自身努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图书出版单位、出版主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图书出版技术与流程不断发生变化,出版从业人员必须不断思考,积极探索,从而助力出版行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秀娟.新出版模式下科技图书编校工作流程与角色变化[J].出版参考,2019(06):65-67.

  [2]陈勇.浅谈校对三个主体对于书稿质量的合力作用[J].中国出版,2004(04):52-53.

  [3]谭玉先.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及其和编辑的关系[J].传播力研究,2019(33):145-146.

  [4]高健.建立新型的编校关系与编校合作模式[J].出版科学,2009(06):25-28.

  [5]唐仲江.关于建立编校互动制度的思考[J].出版参考,2017(05):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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