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集团董事长、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志坚
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论述、新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守正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努力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路径
第一个方面，出版企业要牢牢把握核心竞争优势。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对内容的价值判断和优化整合。当前，人手一机，机不离手，许多人离开手机似乎就失去了一半灵魂，这是客观现实。碎片化阅读、移动式阅读、快餐性的阅读，已经不以学者、教师、家长和我们出版人的愿望而转移。以整本书出版为主要赢利模式的传统图书出版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同时，信息交互和知识汲取效率迅速提高，内容爆炸式增长，但也更加鱼龙混杂。但是，我们相信，现实也确实是这样，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总是会顽强地要求把可信认知的最大共识和真正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化产品，生产、分发和传导给大众。任何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都不会简单地跟着互联网需求“盲走”，也不会完全放任让互联网用算法给我们每一个人去设置信息茧房。
我们传统出版企业和出版人，拥有长期积累形成的选题、编著、翻译、审读等专业能力，拥有长期积累形成的优质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这是我们特有的核心竞争优势。从公众来讲，有责任感和优质内容的文化品牌，越来越成为读者严肃消费、高端消费的一个关键选择；从社会来讲，聚合和整理知识与信息的出版平台，越来越成为企事业单位和教育科研机构等不可缺少的中介或者叫媒介；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也正是由于这种定位与功能，由于我们这种选择能力和文化贡献，把出版权交给了出版社和出版集团。
综上，“十四五”时期，出版企业必须进一步强化在内容把关、高质量内容供给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发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是我们的职责使命，也是我们的发展之基。
做强出版主业，涉及方方面面，这里想强调四点：
一是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把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作为主题出版的重中之重，也把先学一步、多懂一点作为做好出版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加强内容把关能力、选题策划能力、主流价值传播能力。
二是切实加强编辑力量。现在的编辑需要具有导向分析、数据管理、媒介沟通等综合能力，做一个合格编辑的要求也更高了。一个出版社只有好领导没有名编辑是难以持续的。要加强对编辑的培训和再培训，以编辑为中心组织生产流程，要明确责任编辑作为内容产品经理的角色定位并给予相匹配的资源配置权限，打造一批名编辑。
三是持续擦亮出版品牌。中国出版集团拥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一批出版品牌，我们下决心以品牌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当然，擦亮品牌不是炒作引流，而是要做实出版。一个出版社一年总要出几本精品，作为镇社之宝，作为品牌代言。我们出什么品质的书，就会聚拢什么样的作者和读者。要把适应快速阅读与消解浮躁心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推出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尺度、有亮度的优秀出版物。
四是努力提升治理水平。在传统国有企业中，有着可待深挖的雄厚潜能，也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能力较弱并存、经营风险与廉政风险交织等问题。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提出了把疫情影响转化为“四个倒逼”：一是倒逼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单品种效益；二是倒逼营销方式创新、强化线上营销；三是倒逼优化成本费用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倒逼拓展投融资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入挖潜，降本增效。
需要国家、社会继续给予有力支持
应该说，无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还是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出版业都不算高，靠出版业自身的体量积累和再生产，很难支撑起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实事求是地讲，自发的阅读需求和市场信号，与提升大众文化品位、引导社会文化走向之间，有时确实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出版企业经常会面临两难处境，经常面对走向通俗、甚至低俗的诱惑和考验。这是一个现实。对出版企业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来讲，他们也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针对这些问题，这些年来，中央始终强调文化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出台了一系列出版行业政策和文化经济政策，予以坚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总的来说，指导是有力的，要求是明确的，政策是到位的，成效是明显的，已经形成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十四五”时期，出版产业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来自产业外的各种挑战与挤压会更加严酷。出版业“十四五”规划要特别突出针对新的产业变局，充分考虑政策供给问题，完善、落实并创新相关政策。
一是继续完善和落实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继续给予传统出版企业特别是转企改制单位在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创造条件继续稳妥解决正在逐步突出的转企单位“中人退休事企差”问题和更加严重的离退休“老人”医疗支出问题。总结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细化，进一步完善出版企业“两个效益”综合考核和相关的工资总额管理办法，调整优化考核指标，减轻企业经营压力，更加强调社会效益优先，使企业更加关注发展质量和发展潜力，使企业能够引进和留住人才，使企业愿意加强对战略性项目的投入。
二是按照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求，在出版业扶持一批重大项目。财政投入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将一批出版强企打造成为平台型企业，连接作者与读者、打通供给与需求、融合线下与线上、沟通海内与海外，承载和传播国家核心价值、主流文化，推动出版产业新生态建设。要支持和建设一批体现国家意志、有影响力的大文化产品电商平台、全民阅读推广平台和出版大数据平台，掌握渠道话语权。
三是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对所有内容生产发行企业一把尺子量到底。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的有关要求，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加强对平台型企业的监管力度，制止利用资本优势低价倾销、利用政策模糊搞变相出版或侵害版权等破坏产业生态行为。进一步强化对出版内容与出版活动的统一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四是鼓励出版企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强化管理、开拓创新。增强活力、挖掘潜力，必须加快内部的深化改革、优化结构，肯定会打破现有格局下的思维定式，也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中的“奶酪”。上级部门要保护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好干部，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好更优的产业发展环境，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提升行业监管和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在出版标准体系、图书库存监测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