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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社科图书出版的六个主题词

2021-04-18 来源:《科技与出版》
  【作 者】王鹏飞、刘麦: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摘 要】2020年我国图书销售市场略有下滑,但社科图书出版逆势上扬,成为少有的增长品类。新冠肺炎疫情是影响社科图书出版的最大变量,除了疫情图书成为主要出版内容,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社科图书出版的融媒化多元形态。内容日渐多元的主题出版,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知类图书,成为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的重要增长引擎。《陈寅恪合集》简体横排与《在路上》的扎堆出版,引起了公版书的讨论。《钱锺书选唐诗》等代表的名家全集模式,彰示着社科图书出版的文化传承意义。整体而言,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交出了抗疫出版的优秀答卷,也为“文化强国”国家战略的推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社科图书出版;主题出版;新知图书

  相较于此前的出版年份,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呈现出变中有常的特征。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此前的销量稳中有增,或者品类更加丰富,而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出现,使得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在内容和方式上,都出现了传统的出版惯性不能带来的新变化。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从第二季度开始,作为出版业常销性品类的社科图书出版逐渐恢复,又延续着此前的不少常态化特征。在全盘鸟瞰式的数据盘点之外,以主题词方式对过去一年的社科图书出版进行扫描,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1 逆势上扬:2020年社科图书的市场表现

  2020年图书市场的整体表现,是零售规模有所下滑。根据北京开卷发布的《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同比下降5.08%,这是北京开卷记录监测2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从不同的细分市场来看,除了主题出版类、教辅类,以及少儿图书略有增长之外,其余图书门类较2019年均出现下滑态势。即便少儿和学习刚需的教辅类图书实现了正向增长,但相较2019年的增长态势,增速也有所放缓。[1]

  整体下滑之下,社科图书却呈现出逆势上扬的特征。包括主题出版图书在内的社会科学类图书,2020年在线下、线上市场的销售呈现出双增长态势,其中线下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12.72%,线上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4.66%。从市场销售结构看,2020年线下市场销售中,社会科学类图书位居第二,占比30.47%,同比上升7.62个百分点;线上市场销售中,社会科学类位居第三,占比20.75%,同比上升0.37个百分点。与社会科学的上升态势相较,文化教育类和文学艺术类图书,在线下、线上两个市场销售均呈下滑态势。科技生活类图书则是线上市场销售增长,线下市场销售下滑。这种变化反映在2020年的图书销售结构中,是线下销售板块文学艺术类占比12.07%,同比下降1.09%;科技生活类占比4.52%,同比下降4.49%。线上销售板块文学艺术类占比17.69%,同比下降1.52%;科技生活类占比7.35%,同比上升0.10%。[2]由此可见,在2020年的图书出版市场,社科类图书的表现堪称一枝独秀。

  社科类图书在2020年的耀眼成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馆配市场。作为知识含量较高的图书门类,社科图书并不是大众图书市场的主流,除了少量主题出版图书,很少出现数十万乃至百万册的销售品类。但在以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为主的馆配市场,社科图书却遥遥领先。“商报•卷藏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图法分类的22类图书中,从A—K类的人文社科图书在馆配市场中的码洋份额均占7成以上,其中2020年达到76.62%;与2019年的74.9%相比,提高1.72%。从发展趋势来看,人文社科类的图书码洋份额在过去的5年中增长了4.01%。而近5年TOP5类别的榜单中,历史、地理类别的图书也是多次上榜的常客。[3]

  我国出版业属于半市场化行业,还没有出现类似企鹅兰登、哈珀•柯林斯等垄断性的超级出版传媒集团。以馆配数据来看,2020年前三季度馆配码洋排名前20的出版社,市场份额合计为31.23%,与2019年前三季度相比,下降了0.78个百分点。这种占比份额,与欧美出版巨头动辄占据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市场份额的规模来说,相差悬殊,也很难称为垄断或者头部出版企业。但就出版社个体来说,在市场化竞争性发展中,一些优秀的出版社越来越展示出卓越的竞争力。在整体馆配市场、高校馆及公共馆3种不同的TOP20出版社榜单中,有11家出版社在3个榜单上均有排名。每年码洋排名TOP20出版机构榜单中,近5年均上榜的出版机构共计16家。这些出版机构之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等,是社科图书出版的代表。[3]

  2 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社科图书的出版变量

  对于我国出版业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堪称是2020年的超级“黑天鹅”事件,也是2020年区别于其他出版年份最具辨识度的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版业的直接影响,便是整个出版业生产和销售流程的突然中断,也导致2020年整个图书销售市场整体下滑。但作为出版人参与抗疫的重要举措,是疫情类出版物的集中推出。数据显示,到2020年4月,整个出版业推出的抗疫、防疫读物就已经近600种。[4]到目前为止,疫情类图书依然是出版热点之一。疫情类出版物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有抗疫手册、抗疫指南、儿童科普、纪实、日记、报告文学等多种类型,内容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少儿教育等多个领域,是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的黑马。其中“战”疫纪实创作及“战”疫日记、科普图书及具有社会反思的作品,如《中国疫苗百年纪实》《医学的温度》《中国能力——抗疫背后的中国之治》等,是此类图书的代表之作,在不少年度图书榜单中都得以突围。

  疫情类图书也是2020年我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主力军。防疫手册方面,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面向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2个语言版本的版权输出。青岛出版集团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的韩语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的日文版和韩文版。此外,人民出版社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分别签订了《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最美逆行者》《战“疫”日记》3本图书英文版输出版权的协议,是抗疫图书对外输出的代表性事件。这3本图书均为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纪实类作品,为了向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细节与过程。

  新冠肺炎疫情被视为社科图书的出版变量,除了成为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的主要选题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不可抗力的姿态,加速了我国出版业的产业融合进程,传统线下出版业务被加速推到了线上。多场大型书展与图书订购活动,均实现了线上与线下同步发布,网络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逐步成为国内出版业营销的主要途径。面对数字出版市场的新需求,人文社科图书的出版形态不断丰富。一方面,各大出版社均扩大了电子书与有声书业务,如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开发运营的有声阅读平台“去听”,内置有声精品出版物涵盖文学、历史、小说、传记等类别,疫情期间向用户免费开放1000余部有声书。另一方面,一部分出版机构借助公号、小程序等线上平台进行营销推广,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人文读书声”有声店铺。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采取类似布局形式,推出译文有声、先晓书院等店铺。上海的世纪出版集团则以创作出版形态丰富、时尚便捷的“掌中书”为目标,打造融合出版的世纪新高地。着力把战略内容资源转化为战略创新成果,突出抓好原创性突破、应用性转化、规模化量产和“书+码”等数字出版业务,放大“聚典”工具书开放平台和“纳米盒”移动学习平台市场效应,加快“汇典”中国古籍文献平台和“云间世纪”线上营销平台建设。可以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形态创新,2020年是进步最快的一年,几乎各大出版社都在尝试纸媒与电子书、有声书、视频、专题数据库等结合的多元形态。其背后的推动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因素不容忽视。

  3 主题出版:社科图书出版的主力引擎

  近年来,主题出版备受瞩目,成为人文社科出版的重点领域。作为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出版活动,2020年堪称主题出版的“大年”。“抗美援朝70周年”“‘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的完成之年”等,都是重要的选题来源。2020年的主题出版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高质量出版物,其成果涵盖了理论学习、时政热点、历史发展三大类。理论学习类图书主要指聚焦于马列经典文献、习近平思想等内容的作品;时政类图书主要包含脱贫攻坚和抗疫两大题材的相关图书;在历史研究方面,主题社科图书则多以党史、国史、军史为题材。譬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精学导读”丛书》《韦卓民全集》《习近平扶贫故事》《伟大抗疫精神:筑起新的精神丰碑》《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人类的智慧和生活》等。其中,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和实践发展为主线,系统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帮扶贫困地区与困难群众、带领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作为中宣部“脱贫书系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习近平扶贫故事》与其他主题出版类图书一道,助力脱贫攻坚,成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主题出版特别推荐图书。

  另外,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党100周年,出版界还积极推出大批重点主题出版物。如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新时代大党形象》;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自我革命: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政治密码》,它们都成为唱响礼赞中国、奋斗新时代的主旋律佳作。

  主题出版的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因此图书外宣方面也是一个重要板块。2020年,中国外文局在党中央、中宣部的有力领导下,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出版工作,外文局所属七家出版社共同努力,出版发行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英文版,编辑出版了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等系列主题图书以及40多部抗疫图书,实现了700多项国际版权输出。

  主题出版近年来日益丰富,内容覆盖面日益扩大,《扶贫笔记》《医学的温度》等具有很强可读性的作品,都以主题出版的身份入选“2020中国好书”月度榜。这种扩展之下,主题出版也成为2020年图书销售市场的赢家。其在线下、线上两个市场不但销售额度均增,而且在图书市场所占的比重也全部上扬。2020年度最热销的10种图书中,当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厦门》,销量均在上百万册,有的达到了近千万册的级别。《中国制度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20》(学习出版社)作为年度产品,销量也达百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虽已热销经年,仍持续盛销。多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相关图书,给热销社科书再添年度新品。

  4 新知图书:人文与科技的融合

  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中,新知类图书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类。从具体的内容上来说,新知类图书大多关注的是生物学、科技哲学、地理、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或梳理某项发现的历史流变,或介绍某个具体的科学内容。但与传统较为生硬的科技类图书不同,新知类图书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思想性和人文性,喜欢“讨论探索与发现的动机、洞察与精进的门径、关注人类生命成长与认知世界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从而呈现理性思辨的人文关怀,引发人们对生命、科学、环境、社会、博物的关注风潮”。[5]新知类图书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从而使之成为近年来重要的社科图书品类。豆瓣的读书榜单中列有“科学•新知”,新浪好书设有“生活艺术新知类好书”榜,百道网将“新知类”图书列为大众图书市场的9个品类之一。不少出版社的年度好书评选,也特别设立了“新知”分类。

  出版的发展之中,新知类出版物也是异彩纷呈。科学出版社的“20世纪科普经典特藏”、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癌症•真相》《山海经》、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图灵新知”系列、中信出版社的《海错图笔记》和洛伦茨科普经典系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未读•探索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生命科学”书系等,都是读者喜爱的好书,畅销榜上的常客。相较而言,2020年的新知类图书出版中,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最值得关注。

  作为一家有100余年历史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致力于科学新知的推广与传承,“自然文库”“自然观察”“涵芬博物”“探索•新知”“科学史译丛”“科学新视野”“生肖日历”等多种丛书,构成了商务印书馆新知类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其中《炼金术的秘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等科学史经典,《草木缘情》《中国鸟类图鉴》《几率》《脂肪的真相》等兼具人文与科普特征,都叫好又叫座,不但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中国自然好书奖等诸多中外图书奖项,在销售市场上也销量可观。2020年出版的“自然文库”第四辑,包括《树木之声》《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剥开鸟蛋的秘密》《流浪猫战争》《新生命史》《神奇的花园》《死亡区域》《绝境》《种子的自我修养》《达•芬奇的贝壳山与沃尔姆斯会议》等10种,至此,仅“自然文库”就已经出齐33种。商务印书馆的新知类丛书出版种类繁多,横跨多领域,突出体现了此类图书的特点。正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所言:“不同方法认识世界,达成不同的目标,便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所有学科又相通,因为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每个学科因自己独特的价值受到重视、尊重和喜爱,又不可避免有自身局限性。新知类图书就很好地体现了学科之间各具优势而又彼此完善的特点。”[5]这种认知之下,综合类的人文社科出版重镇发力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类出版物的主打品牌是“新知文库”。“新知文库”设立于1986年,最初以新兴话题、传奇故事和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专门史为旨趣,打算中和均衡三联出版内容之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例。随着时代的发展,2006年,三联书店继承1980年代的出版计划,再次推出“新知文库”,出版说明中编者提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2020年1月,《新知文库110•圣安布罗焦的修女们:一个真实的故事》问世。到了2020年12月,随着《毛奇家族:一部战争史》的出版,“新知文库”已经出版了135本。1年新增26本的图书量,代表着“新知文库”越来越强的发展势头,也使之成为三联书店出版史上书目最多和时间最久的一个系列。当然,这种主打一个品牌的思路,也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时代变了,“新知文库”的内容和叙事风格也都出现了变化。“新知文库”策划人徐国强说,“对比‘科学人文’时代和新版‘新知文库’时代可以看出:前者更注重对科学发展的反思和对科学精神的崇尚;而后者更注重新知识、冷知识与跨学科的融合,更注重趣味性、可读性与视野的前瞻性,其选题范围也重新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潮流的变迁,其实与科技大趋势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6]这段话,既说明了“新知文库”的思路转变,同时也为2020年新知类图书的出版,做了一个颇为精到的注解。

  5 公版图书:社科图书出版的舆论关注

  2020年4月,译林出版社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推出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分为“史集”和“别集”2套,共计9种10册。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合集,是对陈著的一次汇编、整理。“汇编过程中,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将繁体字竖排转换为简体字横排。而是勘对底本文字,径改文字讹误,异体字改通行正字;对底本的原标点做必要的调整,尽可能全面、正确地添加书名号。”[7]这种对陈寅恪著作“通俗易懂”的处理,“以‘经纬陈寅恪,走进陈寅恪’为选编宗旨,以为‘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提供好的版本为目标”[7],直接影响到该书的发行方式,不仅印刷纸质版,“陈集”电子版也在亚马逊kindle、掌阅、微信阅读、豆瓣阅读等多个主流阅读平台上线。

  《陈寅恪合集》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主要原因是陈寅恪生前曾多次表示个人著作必须使用繁体原文出版。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的书信中,陈寅恪特别提到:“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8]此前的出版界基本遵循了陈氏的这个要求。但到了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后50年的著作权保护期终止,他的所有作品进入了公版图书领域。失去了版权保护之后,陈氏的个人要求如何处理就成为一个矛盾。对大众而言,繁体竖排颇为不便;对学者而言,简体横排有不尊重作者意愿之嫌,一些繁体字的某些意蕴将会消失;对出版社而言,陈寅恪著作成为公版是一个不错的选题资源,而且简体横排更有利于推动学术普及。这种背景下,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的出版,就成了2020年公版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个讨论热点。

  《陈寅恪合集》之外,翻译图书《在路上》同样引发了对公版书的关注和思考。《在路上》由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1年,被认为是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随着该书2020年进入公版领域,国内出现了十几个版本的译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台海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纷纷入局,一时之间热闹异常。

  陈寅恪著作的简繁之争、《在路上》的版本乱斗,使公版图书成为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话题。公版图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打破知识垄断,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而在具体操作上,公版图书因不涉及版权事宜,没有续签合同的问题,手续上便利很多,同时不需要支付版税,成本也降低不少,因此成为不少出版社选题策划的重要思考点,甚至某些书商专以公版书为出版内容。

  从2020年社科类公版图书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些出版机构是否具备出版资质,这个短板主要体现在古籍类图书和翻译类图书之上。陈寅恪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学术人物,因为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卓越的学术水平,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此,译林出版社的《陈寅恪合集》专门由江奇勇先生负责,精细校对。“其汇编过程亦整理过程:无论是繁体字转简体字、异体字改通行正字,还是添加书名号,均耗时费力考籍核典,殚精竭虑决定取舍,以尽其意,以求准确”[7],堪称是公版书出版的典范之举。为此,整理者还根据《著作权法》,对此简体横排版本提出了《陈寅恪合集》的著作权由整理人享有的诉求。但并非所有公版图书都能以此为例,尤其是不少翻译类外文图书,一些畅销品类虽然出版者众,其质量却良莠不齐,甚至有些翻译者都是出版商杜撰的虚拟人物,而翻译的方法有的是对既有出版物改头换面,有的是直接借助翻译软件实现“人工智能”。这种非议,2020年围绕《在路上》的出版进行的讨论之中,也不时听到。

  上述二人之外,2020年进入公版领域的国内外知名社科学者还包括范文澜、吴晗、罗家伦、西奥多•阿多诺、卡尔•雅思贝尔斯等人。相比于人文类图书,除了个别的畅销品类,社科图书的公版图书还没有达到这种泛滥的程度,毕竟纯社科类公版书受众较少,畅销书不多,传播范围还相当有限。因此公版图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普及性。如果在具体的出版之中,都能像2020年推出的《陈寅恪合集》那样,以敬畏的心态对待前人的思考,则人文社科图书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也就更加凸显了。

  6 名家全集:社科图书的文化传承

  相较于其他传媒产业,出版业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定位。推出内容精深的大家著作,关注难以盈利的冷门绝学,整理卓有影响的名家全集,都是出版业社会意义的重要体现。2020年社科图书的名家全集出版,主要有2种表现形式。一是知名大家的佚文佚著出版,最知名的就是202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选唐诗》(上下册)。《钱锺书选唐诗》是钱锺书先生为了给杨绛和钱瑷阅读,从1983年到1991年遴选的私人选本。可能因为阅读对象特殊,钱氏选本与传统的唐诗选本差异颇大,比如李白仅有23首入选,位列15,再比如入选作品数量第一的白居易选了184首,却没有熟知的“离离原上草”等诗作。就学术水准而言,《钱锺书选唐诗》与钱氏知名的《宋诗选注》难以相提并论,在篇目之外展现的学术思考,也难以达到一部精深的学术作品应有的水准,自然更难与钱氏博大精深的《管锥编》等大作等同视之。但在出版的意义上,《钱锺书选唐诗》对于后人审视钱氏学术风貌而言,却具有补全的意义,也是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中不可忽略的一个事件。

  名家全集出版的第二种形式,就是对名家作品进行集大成式的整理出版。2020年10月,《冯至译文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至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翻译生涯持续近60年,译著颇丰,尤其他以诗人之笔译诗,对节奏、韵律、情绪、氛围的掌控恰到好处,堪称典范。此次由世纪文景策划、编辑的《冯至译文全集》,是冯至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包含数种坊间已绝版的译作,以及多幅首次公布的见证冯至学术生涯的珍贵图片,为研究老一辈翻译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积累。与此相类,202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齐了十卷本《贾植芳全集》,整理收录了贾植芳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书信日记等作品,以及贾植芳回忆录和翻译作品,为研究贾植芳及其学术文化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资料。2020年6月,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逝世40周年。为了纪念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次第出版了《萨特文集》(十卷)、“萨特代表作系列”(三卷)和精装版《文字生涯》。

  名家全集的出版,颇有古代集大成的“全书”模式具体而微的含义,虽然大多难以在经济效益上获得盈利,但最能代表出版业文化传承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商务印书馆的不少丛书也同样具有“全书”的价值。2020年8月,商务印书馆全面启动出版“光启文库”。“光启文库”包括“随笔”“译丛”“口述”“学术”等8个系列,所选著作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研究性与教学性,关注并回应重要的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光启文库”规模计划扩展至500个品种,收录500个当代卓越大家的作品。这种具有全集和大百科特征的“丛书”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典型代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40年,规划19辑850种,现已出版17辑750种。虽然该丛书作者不一,但在介绍西方学术名著方面,却体现出求精求全的思路。尤其是2020年3月,“汉译名著名家视频导读”上线,首批共计26种名著导读、125集视频。这些视频将代表西方学人探索精神领域最深层的内容带入当下最流行的视频领域,也同时代表了2020年社科图书出版的当下特征。

  7 余论

  上述盘点之外,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还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体现冷板凳功夫的精深之作大型古籍工具书《古音汇纂》,费10年之力而成的《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全三册)》,探究史前中国场景的《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聚焦诸侯小国之谜的《曾国铜器铭文探赜》等,都将成为今后学术史上值得记述的内容。一向是社科图书出版重点的历史类图书,在2020年也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中华书局最新修订的当家之作“二十四史”之《梁书》,于年中在线上线下联合发布。传记类历史作品《北平学人访问记(上下)》《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文献资料类作品《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二十卷本)》;历史类学术著作《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陆游的乡村世界》《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等,在不少好书推荐的榜单中屡屡出现。

  历史类社科出版的红火,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品牌的创始人李期耀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感慨“社科历史类学术书的市场越来越热,出版机构对版权的竞争也变得激烈”[9]。2020年年底,他刚刚与自己感到“非常有趣”的书失之交臂,以至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中依然不无遗憾。这种激烈竞争之下的遗憾,一方面折射出2020年我国社科图书出版交出了抗疫成功的辉煌答卷;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2020年的社科图书出版不但提供了扎实的现实论据,也预示着未来的可观前景。

  参考文献

  [1]北京开卷.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EB/OL].[2021-01-07].

  [2]商报•卷藏数据分析组.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微降市场表现逐季向好需求向稳[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01-19.

  [3]商报•卷藏数据分析组.“十三五”期间,哪些社持续领跑馆配市场[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12-25(015).

  [4]余若歆.2020年还剩15天,哪些出版发行机构正在引领书业风向?[EB/OL].[2020-12-16].

  [5]魏微.新知类图书:存一颗格物致知之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4-02(7).

  [6]徐国强.新知万里徐徐来[N].光明日报.2021-1-23(12).

  [7]江奇勇.《陈寅恪合集》补记[A].陈寅恪.陈寅恪别集寒柳堂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287.

  [8]高克勤.拙斋书话[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62.

  [9]孙行之.启微:越来越细分的市场[N].第一财经日报,2021-01-08(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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