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白寅，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应当是：首先，数字出版专业应该将计算机应用技术作为重要支撑；第二，数字出版专业必须基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第三，数字出版专业的主干知识结构应该围绕传播学来建构。据此，数字出版专业有着新的专业内涵：“新文科”理念是数字出版专业精神的核心；多学科知识融合、数字应用技术和文化产品生产技能兼通是数字出版专业学生及其师资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宽厚的理论基础、深度的社会实践和与业界同步的实操训练并重，是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由此，数字出版专业的内涵建设基本方略应为：（1）要对师德师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建立一支多学科融合的师资队伍，每一位教师具有多学科知识的学习能力，同时，还要建构一支“学界”“业界”相融合的“双师型”队伍。（2）要更新教育管理理念、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打破“专业主干课程”与非“专业主干课程”之间的界限，打破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的界限，把教学任务设计和教学安排权力下放到院系。（3）重视教学平台建设，引入最先进的智能数字设备，建构多功能的融媒体平台，让学校实验室平台与业界实务平台良好接入，使其能与业界实务平台同步升级。
【关键词】新文科；数字出版；专业设置；专业内涵建设
任何一个本科专业的设置，都必须依据特定的逻辑。就传统的本科专业设置而言，其设置的逻辑主要源于两个原点：一是依据该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未来从事的行业归属而设置，如会计、车辆工程专业等；二是依据该专业所属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和领域而设置，如社会学、材料学等。这种设置逻辑的合理性在于，在几十年前，一种行业形成后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成熟稳定期，一种学科在成熟后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着比较稳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因此，以行业属性和研究对象来划分专业也会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在当下，由于新兴的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上述状况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现有的行业格局开始瓦解，许多行业的界定被粉碎、重组，以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比如，由IT行业、软件行业、通讯行业、运输业、零售业甚至制造业统合而成的新物流业态，能把它归属到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吗？另一方面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了巨大的转移、扩张和重置。比如出版学，将面对着许许多多在过去并未囊括进入其研究视野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如音视频技术、数据挖掘、用户分析、3D打印等，这些原本不属于“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现在直接扼制着出版业的生死咽喉。
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变局”，教育界提出了所谓“新工科”“新文科”的主张。笔者曾在《基于融媒体发展的新文科专业内涵及其人才培养规格》一文中，提出“新文科”的人才培养，应以如下要求为目标：具有应对复杂社会变迁、文化变迁和生活变迁的能力，包容多种知识领域，具备全球视野、人类情怀而又不失“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味”的多元素质[1]。按照这一培养目标，“新文科”专业的设置，其依据的逻辑起点就不再是特定的行业归属或学科研究对象，而是“应变”的策略与方向。而数字出版专业，就是为了“应变”而诞生的一个“新文科”专业，因此，这一专业的建构逻辑及其内涵，也应在其“应变”方略中寻求解释。
1 大变局中的数字出版与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
数字出版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媒介革命的产物，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数字出版看成出版业的延伸或者转型，更不能把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看成传统出版专业的替代或者升级。因为，就其内涵而言，传统的出版与数字出版，传统的出版专业与数字出版专业，有着本质的不同。
传统的出版，可以理解为一个边界清晰而完整的行业门类，也可以理解为一套操作对象和操作工艺明确的生产流程，更重要的是，它向社会提供的产品与其他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几乎不相重叠—比如，传统的出版业与展览业提供的产品自然是泾渭分明。由此，基于传统出版行业所需要的理论、技术和工艺而设置的出版专业，其基本内涵，就是建构出版生产需要的理论体系，解决出版专业面临的技术问题，培养能够从事出版生产的各类人才。
但是，数字出版，首先就不能理解为一个边界清晰而完整的行业门类：你能说“腾讯”“神州专车”“微信”不是数字出版吗？其次，我们也很难区分“数字出版业”与“非数字出版业”提供的产品有什么不同：“数字展览馆”的提供商与“电子书包”的提供商完全可以是同一家企业。这样，如果把“数字出版”看作一种业态，那么，其生产流程所涉及的操作流程和操作工艺恐怕就不是这个业态所专有的了：数据挖掘、智能软件编写、文学创作、艺术设计、广告策划乃至用户定位，哪一个能为“数字出版”所专有？由此，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就不是基于哪一个行业所需要的理论、技术和工艺了，其基本内涵，也不是为哪一个行业提供理论支持或技术解决方案，它所培养的人，也自然不能以特定的行业作为输送目标。数字出版的诞生，是社会各界为应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巨大变革做出各种努力而形成的综合结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一问题。
1.1 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重新定义了“出版”概念
其实，“数字出版”这一概念最早是传统出版界提出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传统出版业深切感受到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带来的严峻挑战：首先是出版物形态的巨大变化—纸质出版物被电子出版物严重挤压；其次是读者消费方式的转变—新生代读者不但从纸质读物转向在线阅读，而且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非传统出版业的文化产品，如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等。为此，出版业界出现了所谓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主张。但是，“转型”一词很容易引起一种极为狭隘的理解：数字出版似乎就是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传统出版流程的新业态。但是，只要认真观察一下近十年来各类数字内容产品的市场状况，就会发现，“出版物”产品最成功的提供者不是那些引入了计算机技术的出版企业，而是那些传统上根本不属于出版业的企业：如腾讯、喜马拉雅等。也就是说，数字出版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既有的传统出版经验、技术甚至理论，甚至也不依赖既有的任何一个行业的经验，它是一种完全崭新的、统合了多种领域经验和技术的新的生产形态，它可以属于许许多多不同的行业。你把“抖音”算成互联网企业还是出版业？你说“喜马拉雅”算不算出版企业？在“腾讯”平台上提供各类文化服务的企业或个人又属于哪个行业？
更进一步的考察还会使我们发现一个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数字技术带来了我们对“出版物”的重新理解。最为传统和狭隘的理解就是：所谓“出版物”，就是被称为“出版社”的那些单位发行的产品。许许多多提供人们文化生活服务的东西不被看作“出版物”，如展览服务、旅游服务等。如果把展览、旅游等服务通过特定的计算机软件作品来实现，这些软件作品不就是“出版物”吗？于是，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的情况下，“出版物”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扩张了。
其实，所谓“出版物”，在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在法律意义上，就被界定为提供有知识专属权的文化产品，如书籍、唱片、广播、表演、影视等。只不过在当时，被人们所广泛使用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较低廉的产品主要还是那些能够将知识内容附着在廉价固体物品上的产品，如书籍、杂志、唱片、DVD等，由于这些产品的制作、发行有着大体相近的运营管理流程，我们把生产这些产品的单位归属为“出版业”，这些产品就被称为“出版物”。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更为便捷和廉价的知识产品可以用虚拟形态方式提供：网络读物、电子游戏、虚拟旅游、数字博物馆等。于是，文化产品的提供就不仅仅来自所谓的“出版”单位，而且更多地来自任何一个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生产和服务的部门，“出版物”就不再是仅仅由“出版部门”提供的产品，而可以是任何企业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由是，可以看到，在数字技术之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再归属某个特定行业，而可以成为任何一个行业或部门都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由此，“出版”的概念将被重新定义。关于此，李晓丹、贺子岳曾提出：出版在本质结构上，就是关于知识、信息等精神产品进行专业化和传播的社会化活动[2]。这个定义的内涵何等宽厚，它把出版的对象囊括为几乎所有的精神产品，这是符合当下文化生产实际状况的。同样，考虑到数字技术对出版活动的全面介入，张新新在总结了近二十年关于“数字出版”的概念定义后，认为“数字出版，是指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3]。这个定义实际上承认，任何“作品”，只要运用数字技术对其加工和传播，就是“数字出版”。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数字出版，就是所有具有知识产权专属的文化产品的数字发布。
1.2 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规定了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
笔者上述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实际上是根据当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所面对的巨大变革而提出来的，它说明了如下两种变革状态：一是数字内容产品的生产和发布不再归属某一特定的行业—任何行业运用计算机技术，都可以进行符合其行业特征和需要的数字出版，一如淘宝网上的那些小插件；二是知识产品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传播样式是多元化的，但都极为依赖数字技术平台，包括动漫产品、“李子柒”的宣讲、知网上的文献以及微信提供的社交服务等。完全不同的产品形态和产品流通方式，是对传统文化生产和运营的全面革新，但其核心工艺，是基于数字技术平台的。
可以看到，为应对上述两大变革，数字出版就必须采取如下应对方略。
一是要深刻理解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文化生产新手段和文化产品传播新形态，要把数字技术逻辑融入到文化生产逻辑中。这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要认识到数字技术的介入导致的文化产品内容的内在结构变化—比如，传统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因主要依赖文字表达，往往形成线性的、理性的思想结构，而因数字技术的介入引起的音视频和文字符号相融合的表达形态可以将知识产品结构呈现为非线性的、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的结构。内容结构的变化势必给文化产品的受众带来全新的接受体验，形成复杂的社会效应，从而引发许多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二是要深刻理解文化产品的多元化和产品形态的急剧变换、更替，以及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书籍作为主流的文化产品形态持续了几千年，电影作为主流的文化产品形态持续了几百年，电视作为主流的文化产品形态维持了几十年，而DVD作为主流的知识产品形态只维持了十几年……短视频似乎方兴未艾，殊不知5G一旦普及，或许就变成“长视频”的天下。为此，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传播者，就必须培育出对人们文化需求、市场乃至社会的敏锐的分析预判能力，也必须具备对新技术运用的自我更新能力。
三是要深刻理解数字空间已然成为文化产品传播和接受的主要场域。这不仅仅是因为媒介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人的活动空间的无限拓展和活动时间限制的突破。比如，在过去，书籍是极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但是，人们使用书籍的活动空间是受许多限制的：要在合适的地方携带合适的书籍，或者必须身处所需书籍的收藏之地；对书籍阅读的时间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特别是在碎片化时间里，很难进行正式的阅读活动。但是，数字媒介让我们的精神活动拓展到了虚拟空间中，移动终端的便携性使我们在任何时空节点上进行文化产品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可能。于是，对出版物的制作，除了倾心于内容的设计之外，还要更多地关注产品形式对不同数字媒介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数字出版产品形态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带来产品运营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说数字出版对产品形式的关注高于对产品内容的关注，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同一产品内容的不同的形态加工，可以成为数字出版的重要产业链。因此，就数字出版运营的人力需求而言，对产品形式加工（主要运用互联网应用技术）的人员需求可能多于对产品内容加工的人员需求。
基于上述应对方略，可以初步缕析出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
第一，数字出版专业应该将计算机应用技术作为重要支撑。因为，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已经成为数字出版的基本技术手段。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数字出版归结为“文科”专业，如果没有深厚的计算机技术和智能科学等“工科”知识背景，我们很难在数字出版的实际工作中执行具体的任务，更无法构思出版产品的设计和制作流程。
第二，数字出版专业必须基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因为，数字出版对产品内容的加工，主要不是对内容表达正误的把关（观点的是非判断、表达逻辑的合理性、文字句法的正确性等），更重要的是对产品内容接受效果的研判能力—这种能力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知识领域内，其产品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的研判，比如，音频节目中的心理辅导或“心灵鸡汤”类的节目究竟会使听众产生怎样的心理反应？引发怎样的舆情？这就需要节目编辑或策划者具备一定的社会心理学基础。二是对数字媒介时代传播效应复杂性的敏感，比如，“李子柒”在自媒体场域中引发的各种始料未及的讨论—中西文化冲突问题、带货问题、国家形象问题等。
第三，数字出版专业的主干知识结构应该围绕传播学来建构。这是因为：（1）数字出版主要是对数字媒介的应用，同时，也主要是在数字媒介中来完成的；（2）作为数字出版产品，其基本功能是向受众或用户提供文化产品与精神体验，因此，对数字产品的研究，核心问题就是其传播效果问题；（3）最重要的是，数字出版作为社会活动的实现，主要是在传播活动中完成的。由此，无论数字出版涉及多少学科的融合，但它以传播学为基础理论是毋庸置疑的。
2 数字出版专业的新内涵
确定了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数字出版专业的内涵即可依此逻辑而定。也就是说，无论是专业建设的理念，还是专业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结构建设、学科建设乃至课程体系建设，都是在上述专业设置逻辑规范下的。
2.1“新文科”理念是数字出版专业精神的核心
正如上文所指出，数字出版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逻辑起点上诞生的一个专业，这也是新文科理念提出的基本背景。具体而言，这个基本背景的画像就是：数字技术日益实质性介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介入人们的文化生活；互联网运营规律和发展态势不断形塑人们的新观念、新思维；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冲突、融合日益频繁，也使得全球的经济生活密切联结成一个整体，人类逐渐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由此，人类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的不同维度在数字空间中相互交织融合，人文社会科学从分析时代重新走向综合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融合指日可待。这个画像决定了新文科建设理念的三个基本要素，笔者把它总结为“一个视野，两个融合”，即：全球化的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数字技术思维与人文思维的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视角、不同对象、不同方法之间的融合[4]。
作为新文科专业之一的数字出版专业，也必然依据上述理念构建自身的专业精神。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中，要把数字技术对人类精神生产和文化产品的影响作为思考的主线；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注重技术思维与传统文科思维相融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让学生树立关怀人类、热爱社会的高尚情操，培育学生广阔的视野；在教学改革中，要始终紧跟技术进步的路线和社会变革的步伐，不断融合多学科的内容，更新专业知识结构。在此理念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关怀人类命运，关心人类文化发展和变革；在专业能力方面，要文理综合发展，掌握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基础知识，精通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深刻理解人们的文化需求特征和文化心理，对不同文化产品的数字形态的使用需求敏感；在社会适应性方面，能够成为在数字技术和文化形态剧烈变革中具有极强应变能力的普适性人才。
2.2 多学科知识融合、数字应用技术和文化产品生产技能兼通是数字出版专业学生及其师资队伍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
就课程体系设计而言，已经不能把计算机应用和数据分析等类课程作为“通识类”课程的点缀，而应该把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性课程纳入数字出版的专业基础课体系。就笔者调研的几所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培养方案来看，有关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的课程，大都列为通识课程，只有少数几门列入专业课程；而且，这类课程的总学分大都不超过8个学分，最多的也没超过12学分。这自然还是一种“数字+出版”的培养模式。依照本文所述的数字出版专业设置逻辑，数字出版专业的课程体系应当分作四大板块：数字技术类、传播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实践类。按照这一逻辑，数字技术类的课程在数字出版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当占有除公共课之外的至少四分之一学分。
当然，这样的课程体系设计势必对数字出版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特别的要求。一般的解决方案是，用多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如中南地区的某高校数字出版专业就有意引进了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出版学、图书情报学乃至医学等多个学科的师资。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即便是多学科组合的师资队伍，如果其中的每一位教师自身拘谨于特定的学科领域，而对其他学科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那么，面对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知识背景的学生，师生之间的思维模式之间势必产生龃龉，从而影响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数字出版专业而言，不仅仅是师资队伍的结构要多元化，其中每一位教师的知识结构也要多元化。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要加强对数字出版专业师资的培训和再培训，特别是对文科背景教师进行数字技术方面的培训—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2.3 宽厚的理论基础、深度的社会实践和与业界同步的实操训练并重，是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正如上文所述，数字出版针对的不是特定领域的生产流程，而是承担涉及社会文化全面变革的精神生产，因此，数字出版专业所培养的人才，首先就要有能力在哲学高度上把握社会文化变革的实质，这就需要极高的理论思维训练。同时，作为精神生产者，又特别需要对社会公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生活变迁极度敏感，因此，要在多元视角下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多变的社会心理，就需要极为深厚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由此可见，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相对于传统的出版学专业乃至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获得更多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涵养。
其次，由于大变革时代文化生产者必然承担着解决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重大责任，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亟需培育问题导向意识—在面对具体社会问题中，运用所学知识提供解决方案。如此，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不能总是坐在书斋里或实验室里纸上谈兵，而必须在深入的社会实践中获得实际体验，习得同理心、同情心，由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说，宽厚的理论知识，必须在丰富而深入的社会实际体验中才能悟得其中的真谛；而历经社会实践而获得社会敏感，又能为理论水平的提升和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的动力源泉。
最后，由于数字出版是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技术而开展的文化生产活动，而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呈现着日新月异的态势，人们一定是在紧密的跟踪实践中才能熟练把握不断更新的技术应用，因此，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乃至教师就需要浸淫在数字技术的具体操作实践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和文化产品形态的创新。同时，数字出版专业还是一门实操性非常强的专业，该专业的学生乃至教师，需要深入互联网公司、文化创意企业中，及时了解新技术的应用状况，把握文化创意在新技术影响下的新特点，掌握新技术应用的核心。为此，数字出版专业的专业认知实习就不是浅尝辄止的参观体验，而应是贯彻四年的、进阶式的实习过程。
上述三个方面，可谓是数字出版专业的新内涵。这些内涵的确是在剧烈变革中必然产生的，也势必对专业建设提出变革性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着重谈谈数字出版专业的内涵建设问题。
3 数字出版专业内涵建设的基本方略
一个专业内涵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任务自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讨，笔者仅就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由应对大变局而产生数字出版专业的新内涵—来衍生数字出版专业内涵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焦点在于：应变的主体—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者—所应赋予的建设责任，以及应变的物质手段—教学平台和环境—所应具备的条件和要素。
3.1 数字出版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新文科”的专业精神对师德师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新文科”既然是在大变局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交流和认同为己任，那么，“新文科”专业必然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专业。要培养具有理想主义的人才，要培养具有忘我精神为社会服务的人才，要培养聪明睿智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才，无疑需要一支具有信仰坚定、情操高尚、胸怀宽广的教师队伍。“新文科”专业的教师，应成为崇高理想的信仰者，社会思想的引领者，社会变革的指导者，这实际上也是数字出版专业教师的师德要求。
其次，数字出版专业的多元融合性，不仅需要建立一支多学科融合的师资队伍，还需要每一位教师具有多学科知识的学习能力。比如上述举例提到的中南地区某高校，其跨学科的师资队伍组合的思考逻辑就在于：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出版专业自然离不开计算机科学；而作为提供文化知识商品的出版，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必要的背景知识；当然，作为内容生产者，文学和新闻传播学是其主干支撑；特别地，作为新冠疫情时代而生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传播问题，医学、公共卫生学也是重要的素养。当然，该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教师结构的形成，与其数字出版专业定位与学校本身具有强大理、工、医学科背景有关。其实，不同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可以有自己的定位，教师队伍中的学科组合自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文理交融、多元组合恐怕是数字出版专业的必然要求。
第三，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数字出版专业极强的实操性，要求建构一支“学界”“业界”相融合的“双师型”队伍。传统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也重视对业界教师的吸纳，通常做法是把有丰富业界经验且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教师直接调入学校作为专任教师；后来，发现这一做法还不能很好满足加强学生实践经验训练的需要，就有了所谓的“挂职”制度。但是，面对当下数字技术的极速发展以及媒介形态的极速演化，上述方案明显“远水不解近渴”。为此，笔者认为，相对较优的办法是在数字出版专业中实行“双导师”制度：即在互联网企业、新媒体企业乃至新闻出版业中聘请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作为校外导师，与校内专任教师共同定点指导学生。特别是在实践课程中，业界导师应发挥主导作用。
3.2 更新教育管理理念、创新教学管理制度
数字出版专业的多学科融合，强力挑战着传统专业设置逻辑下形成的教育管理理念和教学管理制度。我们应该认识到，“融合”并非“组合”，也就是说，并非在某一专业中开设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就达到了“融合”—事实上，有许多高校和许多专业都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改革与尝试，但总体来看，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究其根本在于，教育教学改革在理念上并未达成与学科融合时代相适应的共识。这里，笔者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要打破“专业主干课程”与非“专业主干课程”之间的界限。既然传统的专业设置是以专属行业或特定研究对象为依据的，为培养专属行业经验技能或基于特定学科研究对象而开设的系列课程就称之为“主干课程”。但是，新文科的专业打破了行业边界，泛化了研究对象，那么，新文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就应该像一块“集成电路”—不同课程的内容相互交织渗透，相互牵扯而不能独立。就数字出版专业而言，数字技术应用类的课程、社会分析方法类的课程、内容生产和传播类的课程应该是互相包含的—既要学会用数字技术分析社会问题，也要学会开发能够分析社会问题的数字技术；不仅要知道怎样的内容产品能够引导社会的良性运行，也要知道内容产品应该通过怎样有效的数字技术进行传播；等等。因此，在课程设置的模块中，不同课程之间的课时分配就不能按照主干课程和非主干课程的比例予以划分，而是要考虑课程内容的关联度予以重新计算。尤其不同课程的内容设计不再是独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相互关联的。因此，相应的教材编写和备课工作，也应当要求不同课程的教师相互协同、密切沟通。
二是要打破课堂内外的界限。既然课程模块中打破了主干课程与非主干课程的界限，打破了课程之间的相对独立性，那么，每门课程的课堂教学学时就不可能再依照既有的课程学时比例予以分配。对于新文科专业而言，各门课程之间的学习相互关联，需要掌握的知识门类急剧增加，因此，企图靠课程教授完成一个专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训练显然力有不逮。我们必须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完成这种新的应对挑战的任务：首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自主学习为主，课堂教授为辅，由此才能让学生从容地接纳爆炸式的知识输入；其次，要大量引进外专业、外校的智力参与教学工作，就目前而言，似乎没有哪一所大学或哪一个专业能够储备足够的多学科融合的教师，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一定要广泛从外引进多元知识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完成授课任务；第三，要打破行政班级的界限，要让学生拥有依据自己的兴趣、需要自主选课的权利。所有这一切，在教学管理上，就需要打破课堂内外的边界—不能再机械地执行统一课表制度，而应当由课程负责老师根据不同的教学需要灵活安排课堂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让学生有更大的学习时间安排自主权。
三是要把教学任务设计和教学安排权力下放到院系。一旦打破上述两个边界，我们就会看到，再让学校—特别是大型的综合性大学—来统一安排教学过程是无法有效实施各类教学改革的。应该把教学安排的自主权下放到学院一级，最好是系一级—这里的系指的是以一个专业作为教学组织单位的机构。因为只有系，才最了解自己的专业特性和具体的教学要求；也只有系，才能最高效地与任课教师就教学安排进行沟通。在一个学院，或一个系里，能够灵活地进行弹性的教学管理：具体一个教学单元需要多少课时？具体请哪些校外的教授在何时何地上课？一门课程需要多少实习时间？在哪儿实习？哪个单位在什么时间能够接待实习？等等。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张统一的课表上事先规定，而必须是因人因时因地灵活处置。因此，必须要在观念上和管理上进行创新，改变传统的由上而下的教学安排管辖权。我们总说要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殊不知，自主学习能力来自学生的自主学习管理；学生的自主学习管理依靠的是教师的教学自主安排，而教师的教学自主安排就需要院系的教学管理自主权予以保障。
3.3 重视教学平台建设
“新文科”是需要“花钱”的。“新文科”与传统文科在学习过程中的最大不同，就是技术应用的训练成为“文科”学生的核心科目之一。技术应用的训练带来两个方面的平台建设：一是校内实验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二是校外技术实训和实习平台的建设。
我们已经无法避免高新技术对文科教学的全面渗透，如智能设备对新闻写作的深刻影响，融媒体系统对内容生产带来的变革，大数据分析对社会研究的核心支持等，使“新文科”学生成为“眼观社会，手拿书本，肩扛设备”的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对数字出版专业而言，智能采编系统、大数据的市场分析和舆情监控系统、情景体验式的虚拟仿真系统等，都是培养核心能力的利器。因此，引入最先进的智能数字设备，建构多功能的融媒体平台，是“新文科”的数字出版专业所必需的。
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又带来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技术教学平台可能面临着很快过时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学校的实验室平台与业界的实务平台良好接入，使其能与业界实务平台同步升级。因此，学校应大力加强与行业中先进企业的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不仅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更重要的是与学校的实验室平台兼容。如此，学校的教学过程可以容纳到企业的工作流程中—特别是对文化产品的生产，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可以大量让学生以实习的方式参与制造。同时，企业也能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数字化产品制造的失败不会造成物理上的损失，同时，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以提升企业的文化创意品质。
数字出版专业极强的实践性，也特别需要学校与先进企业建立稳固的实践基地。学校应当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企业参与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上述的“双导师”制度可以是一项措施，此外，学校还需要在科研指导、人力资源培训以及资金配套等方面给予参与实习基地建设单位有力的支持。
4 结语
数字出版专业是“新文科”建设事业中诞生的一个崭新的专业，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课程体系的重新设置来完成这一专业的建构。数字出版专业的建设，关乎我国高校文理融合的教学改革，关乎数字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拓展研究领域和应用场域，关乎我们培育出来的一代“新文科”人才能够有足够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不仅要看到我们在建设一个新专业，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开展一项革命性的教育教学新事业—芬兰连传统的中小学课程都敢于尝试废除，难道我们秉承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新理念的“新文科”建设，还需要束缚在传统的专业教学模式中吗？
注 释
[1][4]白寅,帅才.基于融媒体发展的新文科专业内涵及其人才培养规格[j].中国编辑,2020(2-3):102-106
[2]李晓丹,贺子岳.论出版概念的“变”与“通”[j].出版科学,2020,28(4):54-61
[3]张新新.数字出版概念述评与新解:数字出版概念20年综述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0(7):4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