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既是通往人类文明的路径，也是标识人类文明的手段。在拙作《中外出版史》中，曾对出版给出过八个动词的定义性判断：“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可以推进性简化为：“出版是人类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活动。”而“学科”是英文discipline的意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侧重于知识的分类和学习的科目。出版学科就是有关出版的独立知识体系，或者有关出版的知识分类和学习科目。中国目前将人类所有知识划分为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此后，出版学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看并不理想。今年是10年一次的学科目录调整年，应在对出版和出版学科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出版学科建设升级。
【关键词】出版；出版学科；出版学科建设；学科升级
1 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人类出版
已有的关于出版的定义不下百十种，有从出版流程角度，有从出版实业角度，有从出版技术角度，有从出版传播角度，不一而足。这些对出版的认识性定义都或多或少地触及出版某些方面的本质和属性，但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定义把印刷史当作出版史，有的定义把书籍史当作出版史，有的定义把传播史当作出版史，也有的把出版流程当作出版定义。这些对出版的认识，有的偏实务，有的偏传播，有的偏经营，有的偏管理，有的偏技术，有的偏载体，总体上说，都将出版概念看小了、看低了、看偏了。本质上，出版史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史，自人类出版活动产生之时起，出版即与人类文明形影相随，并推进人类从蒙昧迈入文明之门。出版既通往文明，也标志文明。出版的外延极其博大，可概括为四个主要维度：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的内涵异常丰富，可凝练为四个关键词：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
1.1 出版担负收录人类信息的首要任务
纵观人类出版的历史，收集和记录信息乃出版的“第一要务”，人类最早的出版活动便具有收录信息的属性。在文字符号尚未被发明之前，人类早期的出版形态是岩画出版。岩画出版属于古代硬质出版范畴，其出版载体是石质岩壁，出版符号是图形绘画，出版技术是刻画和描绘。岩画已具备出版的基本要素，因此我们将其纳入出版的研究范围。岩画出版以刻在洞穴岩壁上的简单图画和线条勾勒出人类早期活动之信息，也因此开启人类童年出版滥觞。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岩画出版便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代表性的有南非布须曼岩画出版、坦桑尼亚岩画出版、西班牙埃尔塔米拉岩画出版、法国拉科斯岩画出版等。“全世界的岩画主要有五个母题：类人形、类动物形、物品、建筑和符号……展现了人、自然与人类复杂概念的关系。”[1]这些岩画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收集和记录人类早期活动信息的出版传播方式，是人类童年时期收录信息并传播传承的初始形态，背后展示的是人类在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社会分工演化、文化模式建构等方面的精神生活图景。此后，人类收集和记录活动信息的方式包括石刻碑文出版、泥版书出版、莎草纸出版、贝叶出版、龟甲兽骨出版、竹简木牍出版、铜彝铁券出版、纸质出版等。收集和挖掘各种信息，对其进行归纳和整理，并将其刻画载录到各种出版载体上，从而实现信息的传播传承，是人类出版的首要功用。古代中国的“史官”和外国的“书吏”，他们担负古代“出版家”之职责，其首要的任务其实就是收集并记录各种重要信息。收集和记录信息是人类出版活动自诞生之时起便拥有的基础功能和首要任务，至今依然。
1.2 出版担负整理人类知识的重要功用
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思想。信息是人类对于客观事物及属性的反映，知识则是在人脑获得信息的基础上赋予其意义后的产物。信息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知识必须是经过人脑处理过的，“属于认识范畴，是人类大脑思维的产物并为人类服务的”[2]。明确这一点之后，有助于理解出版的另一伟大功用—整理知识。庄子曰：“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人类原生态的知识是粗糙的和杂乱的，甚至有错讹，需要筛选和清理。出版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收集和挖掘到的信息进行分类、归并、精简及整合，这是对人类知识的提炼和升华过程。所谓整理知识，其实就是对纷繁散乱的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提纯。这一环节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性和能动性，凝结着人类的聪明才智。出版是整理知识、启发民智的最重要手段，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信息经过思考处理形成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记录到诸如泥板、莎草纸、贝叶、简牍、羊皮纸等出版载体上，成为物质载体和文本意义合二为一的“书籍”。正因为有了整理有序的人类出版，凝结着人类思想和经验的各种知识才能摆脱口耳相传的时空掣肘，实现人文知识体系和科技知识体系传播传承的迭代式发展和跨越式演进。
1.3 出版担负萃积人类文化的神圣职责
萃积，即萃取、积聚。萃，有提取精华之义。出版承担着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之功能[3]，在此过程中，出版完成对知识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得知识的精华与文化的精粹得以用出版物的形式实现传播和传承。经过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对知识文化的编校萃取和积聚累进，人类出版总体表现出“萃积文化”之特点。孔子整理《易经》，删定《诗经》，在编校《诗经》过程中，孔子从上万首古代诗歌中仅萃取305篇，可以说没有孔子的编校萃取之劳，就不可能有《诗三百》的流芳后世之荣。作为文化渊薮、千古巨制的《四库全书》，收录书籍达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汇集了从先秦至清乾隆前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为完成这部鸿篇巨典，清政府征访天下书籍，调动了近四千人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和校订，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大型编选萃积活动。几乎与《四库全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该书由160多位撰稿人合作编纂，汲取当时世界各国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精粹，按字母顺序编排辞条，《百科全书》的出版，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强力推手。诸如此类的文化典籍和全书的编辑出版，均是对人类文化知识的规模性“萃积”。出版将历史长河中的优秀文化瑰宝打磨上光、叠加累进，将不适应社会进步、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文化渣滓淘洗清退，经层层萃积，终形成如今的文化全貌。
1.4 出版担负传承人类文明的光辉使命
文明的演进与历史的发展步履一致。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自人类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并产生出版作品始，才逐渐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开化之道。当人类文明演进缺失行动力时，就需要通过较为激烈和明显的变革去激发新动力[4]。而每一次的变革力量从积蓄到爆发，乃至最后推动新的文明状态替代旧的文明状态，都与出版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出版载体历经大规模的迭代式变革，过去探索出的石质、甲骨、陶体、铜彝等出版载体已不能满足日益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交流需要，探索和普及使用易于刻写的新的出版载体成为时代命题，而中国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适宜竹木生长，为竹简木牍的全域性开发和大规模使用提供可能，中国文化从龟甲兽骨和青铜铭文的片词只句，逐渐出现《道德经》《论语》《庄子》这样的“鸿篇巨制”，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汉代是简牍载体的鼎盛时期，出现52万多字的《史记》和74万多字的《汉书》。这些文化典籍的出版，成为萃积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为日后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融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生态奠定思想和文化基础。
无论是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得益于出版的无声助力。15世纪中期，德国谷登堡受中国活字印刷思想启发，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西文拼音文字特点特别适宜活字印刷，加之稍前传入欧洲的中国造纸术，纸质书籍开始在欧洲大量出版印刷。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智力支持，迪亚斯、达•伽马、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世界联结成为一体。出版在推进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又将人类文明的演进足迹记录下来，播散开去。出版由此成为通往文明、标志文明、记录文明、传承文明的工具和路径。
2 对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再认识和再深化
出版学科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界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已然有了诸多探讨和交流。新形势下，对出版学科的再认识和再深化，有利于设计和建设出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时代特点，又契合出版学科内部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
2.1 重新认识和定义出版学科的内涵和外延
“出版（publish）”概念经历漫长历史发展。在古罗马时期，拉丁文中即出现publicare一词，有“使……面向公众”之意。10—13世纪，逐渐演化成法语的publier，意为“传播”。14世纪中叶，“publish”一词在英语中出现，意指“make general know（广而告之）”和“make public announcement（向民众发布通知）”。在14世纪末，该词开始拥有“向公众发行图书”之意。15世纪中叶谷登堡铅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出版”逐渐定型为通过编辑和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19世纪中后期，现代出版学及其高等教育逐渐在德国、法国、英国等现代出版业较发达国家建立起来[5]。中文“出版”一词经日文转译而来，1879年黄遵宪最早使用[6]，后逐渐代替“版印”“刊布”“梓行”等原有称谓。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出版法》，“出版法”“出版界”“出版业”等逐渐行世。1925年上海南洋大学出版的《南洋周刊》首现“出版学”概念[7]，后经1930年代杨家骆《图书年鉴》等发展[8]，该概念逐渐为社会认知认同。新中国成立，中国出版学科走上起步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出版学科迎来发展繁荣之机。1983年，宋原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出版学”[9]，在胡乔木、陈瀚伯、宋木文等有识之士推动下，武大、北大、南开、复旦、南大、北师大、北印等高校的出版高等教育全面展开，出版学科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该学科在1998年的学科规划中，未能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而是以“编辑出版”的二级学科之名位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此后，出版学科发展态势明显变缓。时至今日，出版学虽有一定进步，但与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021年，是10年一度的学科目录调整年，伴随大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及“出版强国”战略展开，建设和升级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呼声日高。
要讲清出版学科的内涵，首先要厘清出版学科的外延。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是出版的三元素。通过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即“三元素”相加产生“出版活动及成就”，合并形成出版“四维度”。出版学科的内涵其实就是对出版四维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版的四维度也是出版学科的外延和边界。
其一研究出版载体，主要研究人类探索出来的各种硬质、软质和虚拟出版载体及其规律特征等。
其二研究出版符号，主要研究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两大类，前者包括人类有史以来探索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象形的、表意的、表音的、综合的，后者包括图画出版符号、音频出版符号、视频出版符号、嗅觉出版符号、触觉出版符号等。
其三研究出版技术，则主要研究各种各样的出版技术及其规律和特征，硬质出版时代主要是“刻画”技术，软质出版时代主要是“抄印”技术，虚拟出版时代主要是“录显”技术。“录显”技术，其实包含着声光电磁、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3R、4K、5G等所有影响出版发展的新技术要素。
其四研究出版活动及成就，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研究出版主体（出版人、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客体（出版物、出版史、出版现象、出版风貌）、出版流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装帧、出版交易、出版传播）、出版成就（实物成就、思想成就、制度成就、理论成就）等。
此外，还包括研究出版四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出版载体与出版技术的互动关系，石质载体适合“刻”的技术，青铜载体适合“铸”的技术，植物纤维纸适合“印”的技术。出版符号与出版技术之间也存在突出的互动关系，如中国的方块汉字适合雕印，外国拼音文字适合活字印刷，这就是为什么活字印刷在中国发明很早却发展缓慢，而活字印刷技术一旦与拼音文字相遇则如鱼得水。再如因各种“录显”技术推动，使得“有声书”“短视频”等非文字符号出版样态成为时代宠儿。
总之，出版学内涵和外延的相互联系、相互规约及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出版学科的时代性发展。
2.2 出版学的一级学科属性非常鲜明
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是指提供一定的逻辑以保存已有的实践知识，第二层是指依据一定的逻辑结构来规范知识增长的分类体系[10]。当前，我国实行的学科分类标准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是指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根据规定，设置一级学科需遵循以下四原则：一是应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并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与其他学科有明显区分；二是社会对该学科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人才需求，具有其他学科人才培养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应具有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基础和较宽的学科口径，一般应由若干个具有共同知识基础且相互衔接的二级学科组成；四是要具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如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设施、课程体系和学术环境等[11]。对照以上四原则，出版学的一级学科属性非常鲜明，且设置条件已经成熟。
其一，出版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已有近百年历史。从1925年“出版学”的正式提出，迄今已有96年历史。出版学科建设在民国时期就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出版学科建设全面开启。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成立，出版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业界培训进入学校培养和业界培训“双轮驱动”新阶段。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下设出版专业，出版学科高等教育大幕正式拉开。1958年文化部建立的文化学院，下设印刷工艺系，三年后文化学院撤销，印刷工艺系并入中央工艺美院，1978年，在该系基础上组建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开始拥有独立的印刷出版类专业高校。1983年武大开办图书发行专业，1985年北大、南开、复旦在胡乔木倡议推动下创办编辑出版专业，南大、北师大等随后跟进。我国正式的出版学科教育已经过68年磨砺，仅出版高等教育就达65年，比一般新兴学科的历史要长很多。而且，出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并不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各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已在出版学的理论体系、知识基础、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方面形成共识。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版学学科边界及其内涵、外延都比较清晰，已经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性要求[12]。
其二，媒体融合环境下，出版人才缺口增大。出版学具有文化和产业双重属性，其培养的人才既是思想、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也是文化产业属性的实践者和促进者。近些年出版业跨界融合发展，传统新闻出版单位、新兴融媒体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创新型企业均需要大量的出版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数字出版、数字编辑等方面的人才奇缺，人才缺口在不断增大，缺额已达每年70万人左右[13]，这是其他学科教育所不能完全替代的。
其三，出版学科的逻辑框架、课程设置等已完成一级学科准备。出版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由若干门基础知识课程构成的学科框架，多数出版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均开设了出版理论、中外出版史、出版管理、出版发行、装帧设计、数字出版等方向的专业课程，其学科建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已完成一级学科准备，逐渐形成理论出版学、应用出版学、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等二级学科方向。
其四，出版学科高等教育已成体系和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71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19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仅开设出版专硕的高校就有28所，另有17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招收出版博士生。全国已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有关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教学范式、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科研成果等成绩斐然。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将出版学“正名升级”恰逢其时。
2.3 出版学科与邻近学科的联系与区别
按现行学科分类，编辑出版学属于二级学科，隶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归总于文学大类。而实际情况是，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归属五花八门，有设置于新闻传播学院的，有设置于文学院的，有设置于信息学院的，有设置于经济学院的，有设置于管理学院的，还有设置于出版集团（社）的。出版具有文明性、编校性、传播性、科技性、经管性、实践性六大基本属性，无论将其归属于现有的哪个一级学科之下，与其属性对应，都存在“挂一漏多”问题[14]。我们可以从出版学科与相邻学科的比较中看出，将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是理所当然。
其一，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就目前学科设置，其为属种关系。但实际上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应属平行关系，美德英法俄加澳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设置这两个学科的。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是“以人类社会新闻与信息传播活动为对象，从不同维度研究不同形态、类型的新闻和信息传播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15]，而出版学虽然也涉及传播信息和知识，但主要是“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传播是出版的属性之一，但不是全部。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存在很大的本质差别。
其二，出版学与文学。出版学属于文学大类，但归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也不合适。出版具有“文明性”和“编校性”，这与语言文学研究遣词造句和典籍作品具有同一性，有些高校因此将出版学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中文系或文学院）一级学科之下。实际上，文学研究集中在作家、文本及文本背后的社会、思想价值，而出版学则更多地集中于对出版载体、符号、技术及策划、组稿、编辑、校对、装帧、印制、发行等出版流程的研究。文学更多地关注出版物承载的内容情感及审美意蕴，出版更多地关注承载内容情感及审美意蕴的出版手段和出版物的外在形式。
其三，出版学与经济学、管理学。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版具有很强的“经管性”，出版物作为商品具有交换需求，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同时出版产业链也是一项复杂的劳动系统，需要进行科学的经营和管理。因而，现代出版学往往将出版的产业属性作为研究重点。然而出版物并非一直都是商品，商品属性只是其阶段性属性，追溯出版早期历史不难发现，出版的经管属性并不突出。未来当“按需出版”成为趋势、“大脑意识出版”成为可能之际，出版的经管环节将大大减少，其经管属性也会随之弱化。此外，经管属性只是出版六大属性之一，对于出版学而言，其与经济学、管理学只是部分的交叉关系。
其四，出版学与“图情档”。“图情档”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一级学科简称，归属于管理学大类。出版学与“图情档”中的二级学科“图书馆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二者在或生产或管理的对象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出版的直接物质成果是出版物或曰书报刊等典籍文献，图书馆学则是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分类收藏、管理、借阅之场所。二者之间既存在历时性的接续关系，也存在共时性的平行关系。从历时性角度看，出版在上游，图书馆在下游，有了出版物才有图书馆。从共时性角度看，并非所有的出版物都进入图书馆，大量的、主体的出版物是与图书馆藏平行存在于书库、书店、书房、书桌、书包等其他社会空间。出版学与“图情档”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不同，出版学更偏人文学科。
2.4 出版学科应归属的学科门类和应设置的二级学科
对于出版学科体系的思考已有较长时间，宋原放、罗紫初、叶再生、彭建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考，对今仍有启发。借鉴参照国际著名院校出版学科体系的设置经验，立足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需要，建议在文学门类中设置出版一级学科。出版具有文化和产业双重属性，但文化属性更久远也更内在，产业属性则相对晚一些，也外在一些。出版归属在文学门类下比归属在管理门类下更合理，也更经得起长时段的历史检验。其二级学科和开设的课程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出版学科和开设课程设计方案
3 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当务之急
出版学在学科目录中长期处于“挂靠”状态，由此产生的积弊不能再置若罔闻。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带给整个出版业的影响将如“蝴蝶效应”，包括“双一流”建设、出版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文化强国”战略、国家形象建构、民族复兴大业等，都与之密切关联。
3.1 出版学科“挂靠”的窘境和消极影响
出版学科始终处于一种“四处挂靠”的窘境，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各高校“因地制宜”将出版学科分置于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下。若依出版的传播属性，置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最为常见，如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若依出版的编校属性，则多将其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若以出版的产业属性，则多将其置于信息管理和“图情档”一级学科之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出版学科“四处挂靠”数十年，消极影响愈来愈明显。
出版学科常年以二级学科依附于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一级学科之下，“在人屋檐下，很难直起腰”，“挂靠”的结果，一是无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二是无法获得足够的学科发展资源。最直接结果是，我国开设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已从鼎盛时期213家锐减至2020年的55家[16]，真的令人忧心。出版学科后继乏力，甚至到了“生死存亡”边缘，这将严重影响“双一流”建设。
3.2 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
3.2.1 有利于洞察人类出版的内部规律。
人类出版有其独特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出版载体的发展逻辑是由大变小，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承载很少的信息量到承载海量的信息量。其出版符号的发展逻辑是从硬质出版的图画和象形符号，到软质出版的各种文字符号，再到虚拟出版的音频视频符号。其出版技术的发展逻辑是从“刻画”到“抄印”再到“录显”，一路变革。将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有利于凝聚更多学者研究出版的内部规律、动力机制及未来趋势等。
3.2.2 有利于完善人类出版的理论体系。
中国是人类出版母国，是出版载体造纸术和出版技术印刷术的原创发明国，中国对于全人类的出版学科建设肩负更大的历史责任。加强出版学学科性质的研究，是出版学健康发展的需要[17]在世界性的出版学科理论建设和学术探研方面，中国学者理应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及能被世界认同的中国方案。
3.2.3 有利于指导世界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公元前2世纪，东西方同时从硬质出版跨入软质出版大门，而今人类正从软质出版快步迈向虚拟出版。虚拟出版的理论逻辑和产业逻辑既不同于硬质出版，也不同于软质出版。融合出版已成趋势，以版权交易和知识服务为代表的虚拟出版消费范式，正在取代以载体售卖为代表的实体出版物交易方式，全球出版产业面临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亟需新的出版理论的指导和指向。中国出版学科的升级，将有利于新的出版理论范式的成功探索。
3.2.4 有利于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出版活动是对优秀文化的选择[18]，出版具有“萃积文化”之功用，将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将极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发挥出版在促进文化生产、提升文化素质、彰显文化自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文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文化自信彻底实现之时。
3.2.5 有利于健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学的中国特色极为鲜明突出，有针对性地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规划的某些方面补齐短板意义重大。将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补充和积极完善，必将极大增强中国在出版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19]。
3.2.6 有利于中国出版重返人类出版的至高峰巅。
中国出版曾长期居于人类出版的巅峰位置，硬质出版时期，因甲骨、青铜、简牍等硬质出版，成就“四大文明古国”地位；软质出版时期，中国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和“雕印”“活印”“套印”系列印刷技术发明，迭代升级了人类文化生产模式和文明演进范式；虚拟出版时期，中国出版正凝神聚力，弯道超车，希望快速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返人类出版的至高峰巅。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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