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华生：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传播的历史是一切历史的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文明成果的积累和传播，都有赖于一定的传播媒介，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传播媒介本身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根本、更深远。文字书写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秦帝国的统一，而书写媒介发展和运用的不充分，又是其帝国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信息交流与传播是一切权力存在的基础，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权力和社会管理的阈限，要想突破社会的原有管理方式和统治范围，就必须变革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实现媒介形态的嬗变），进而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形成新的权力边界。
【关键词】媒介；媒介形态；大一统
千百年来，“大一统”思想通过“四方”“四海”“九州”“天下”等每个时期的各种概念和范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曲折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前赴后继、团结奋进，以及思想文化整合和顽强不屈意志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成为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之一。[1]表达“大一统”思想理念的概念在我国先后出现并不断完善，可以说，“天下观”“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一种理想信念和思想潮流，进而为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帝国形成为目标的疆域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2]即促进和巩固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统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大一统”思想理念在中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过程，不过在秦朝统一帝国建立之前它还只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美好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难觅其踪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各个方面奠定了统一的地域和制度基础，这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现实支撑”[3]。这是因为“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其他一系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其中媒介形态（传播方式）的嬗变，即由口语媒介（口语媒介传播）转变为文字书写媒介（书写媒介传播）是其重要的技术基础条件。
一、口语媒介传播只能成就和塑造部落式诸侯割据政治统治
口语媒介、口语媒介传播。由于其只能是面对面的有限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超出了这个有限的范围，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将难以为继，因此，口语媒介、口语媒介传播只能适应和成就狭小地域范围之内的部落式的诸侯割据统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1.话语、话语言说和话语传播是一种权力
“大一统”这一重要思想理念在我国秦朝建立之前只能是早期先哲思想深处的理想和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其社会支撑的，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口语媒介传播难以支撑其超范围的信息传播和建立在信息传播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力运作。在先秦时期，人们以口语交流为主，口语媒介是当时人们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方式，而口语媒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传播的范围是近距离的极其有限的，而社会的组织和统治方式也就只能是地域性的、部落式的诸侯割据。这是因为，语言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作的基础和基本方式，话语、言说本身是一种权力：话语、话语言说是权力传递和运作的方式，没有话语言说任何权力都失去了传递和运作的方式和手段。话语、话语言说，能够组构和重构社会现实，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特定的社会话语权力。因此，没有话语、话语言说，没有语言的传播，也就难以形成一定的话语权力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和体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同时，权力也可看作是对事态发展结果的控制能力。[4]话语、话语中所包含的话语信息具有引导和左右他人思想意志，从而对他人意志和行为以及事态发展结果的控制能力，因此“话语就是权力”，而一定形态的传播媒介是话语权力和社会权力运作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由话语、话语信息所交织构成的关系网，谁掌握了话语、话语信息，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话语和社会行为规则，进而掌握了重构社会现实的权利和力量。从本质上讲，话语、话语信息能够通过人们的交流传递形成某种“意识”“认识”和“共识”，进而组构和重构社会现实。并且，任何权力的行使和运作都需要一定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任何权力的行使、维护和运作都是不可能的，都只能是停留于一种潜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直截了当地说：话语就是权力！[5]因此，语言、话语本身具有权力的属性，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样一来，话语传播的阈限范围也就是权力到达和权力运作的边界；口语媒介直接、面对面、近距离、转瞬即逝的交流与传播的方式特征也就决定了口语媒介时代社会的统治方式和权力运作的范围与边界。
2.口语媒介只能塑造和形成部落式诸侯割据政治统治
话语言说本身是一种权力，因此，语言的边界在哪里，统治和权力的边界也就在哪里。由于口语媒介只能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近距离交流与传播，因此它只适应于人类早期具有形象化仪式的有限范围内的礼乐思想的传播和建立在这种传播方式之上的社会组织活动，即宗教式的祖先崇拜活动。而这种具有形象化仪式的礼乐思想传播，由于其语言的地方性和仪式的直观性特征其传播的范围极其有限，只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部落式的，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社会管理和统治方式只能是部落式的诸侯割据。“口语时代信息表达主要依靠面对面的口语交流和肢体交流，是一种面对面的声音和视觉媒介，这种交流的特点是交流者要在同一个空间内，在声音和视觉可直接传达的距离内。宗教仪式的特点就符合口语媒介的要求。祭祀时，要求符合级别的贵族悉数到场，不同的贵族需有什么样的表现，需在排练时由礼官亲自面授。仪式开始后，礼官的口令需在场的所有人能听见，献祭、行礼、祈福、乐舞等仪式都需贵族亲自上场。用既定的动作和声音表达相应的意义；仪式中的站位也要表达一定的意义，仪式结束后，不同级别的贵族会按顺序领取大小确定的祭肉。仪式的每个过程，都由口语和动作的不同来表现不同的思想含意，能说出的口语和能做出的动作规定所传播的特定思想。由于面对面交流的时空局限，每一次的思想集中交流都需集合贵族到固定的仪式场所”[6]。这是因为任何统治方式都离不开一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阈限范围也就是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的边界和范围，超出了这个边界和范围，权力的行使和社会统治的运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多元文化，向往和实现国家统一，只能是先秦时期哲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是会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些问题，并且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会并且必然要关注和思考它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存在和许可的情况下祈求问题的解决，而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条件去祈求问题的解决。在口语媒介环境下，人们只能解决口语媒介传播所能到达和设计的范围内的事情，超出了这个范围，信息的传播（权力所能到达的范围）也就成了问题。媒介形态决定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状态，决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统治状态。先秦以口语为主的媒介传播，只适合于部落式的诸侯割据式的统治方式和状态。
二、文字媒介传播与我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文字媒介的形成和利用为人类远距离信息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我国社会变革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1.“天下观”“大一统”观念的萌生：社会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从部落走向王国
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漫长的沿革和变化过程，最初的文字（人们由最初的结绳记事、符契记事经由文字画与图画文字和甲骨文等不断演化）尽管其应用起来既不方便也不普遍，但是它还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方式以及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社会的组织方式由旧式部落逐步向更大规模和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转化——部落联盟乃至王国开始形成。
在我国，五帝时代以炎黄诸帝为首的中原族群逐渐形成。同一族群间的社会文化认同明显显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在这一时期，“统一趋势已然发轫。……此阶段应属于由部落向邦国乃至早期王国过渡阶段。至‘尧舜时代，基本上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此时，古老的部落组织比较普遍地转化为邦国，各有世袭的君长及世袭贵族充任官尹。以国君所居的城堡为中心，各有一定的领土，而臣服于帝室。……这样，国家组织到虞舜时期，已经基本确立，故后世常以虞、夏、商、周四代并举’。从历史进程看，‘统一’可视为五帝时代的后续。因五帝时期，‘统一’在思想方面已成为行动指南。”[9]周灭商后，推行封邦建国，周朝的分封制实际上向统一迈进了一大步。
至春秋战国，西周所分封各诸侯国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为了各自的利益，诸侯争霸，群雄混战，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由此所造成的艰难困苦使世人普遍渴望重新实现政治统一，以结束连年战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方”“四海”“九州”“天下”等表达“大一统”思想理念的概念先后出现。孔子主张“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管子、韩非子等思想家都有免除动乱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可以说，“天下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社会治理方式也由早期的部落、诸侯逐步向范围更大的统一王国演变。
2.“四海”“九州”“天下”等“大一统”概念，只有在文字媒介形态下才能形成
“四海”“九州”“天下”等“大一统”概念，并非人类早期口语媒介形态下直观形象思维的产物，它已具有较高的概括和抽象思维特征，因此。只有在“离体而去”的间接的认识工具——文字符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产生。
第一，文字、书写媒介促使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四海”“九州”“天下”“大一统”“天下定于一”等思想概念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然而，这些概念的产生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因为这些概念已经不是口语媒介时代那样对一些具体事物的形象描述和直观反映。而是对客观事物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因此，必然是在第一套外化于人类的媒介符号系统-文字、书写媒介产生以后并充分利用这一符号系统进行深人思辨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是在文字思维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加工和抽象概括的产物，而在纯粹的口语状态下（信息转瞬即逝，无法深度加工）这一加工过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在纯粹的口语状态下，由口语语言特点所决定，口语文化往往把所涉及的概念放进日常生活的情景里，用实际情景来考虑问题，很少进行概括，更无法进行抽象加工，如果有抽象也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正如沃尔特•翁所言：“口语文化根本就不能对付几何图形、抽象分类、形式逻辑推理、下定义之类的东西，更不用说详细描绘、自我分析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并不仅仅是思维本身的产物，而是文本形成的思维的产物。”[10]因此，口语媒介形态下不可能抽象出像“四海”“九州”“天下”“大一统”“天下定于一”等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繁复、抽象的范畴仰赖文字给知识提供结构，使之和实际的生活经验拉开距离。口语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范畴，所以口语文化在使知识概念化、用口语表达一切知识时，不得不多多少少地贴近人生世界，以便使陌生的客观世界近似于更为即时的、人们熟悉的、人际互动的世界”[11]。
文字与口语完全不同，口语是自然而然的，而文字则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口语主要把意义托付给语境，而文字则把意义集中于语言本身”[12]。文字把思想与文字的书写者分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封闭和独立的思考研究的范围和空间。“文字表现的话语和思想与这个封闭空间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没有关系，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给自足、完备齐全的”[13]。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具有隔离话语的力量，而且这样的隔离具有空前的孽生力。……文字的功能是拉开知者和认知对象的距离。从而确立认识过程的客观性。有人……认为拉丁文具有更加严格的客观性，因为这个确立知识的媒介和母语深厚的感情色彩是隔离的。拉丁文减轻了来自人的生命世界的干扰，成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极其精细的抽象世界。”[14]这样，文字、书面文化就使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文字通过担负承载知识的传统功能，把头脑从记忆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于是头脑方能转向思辨的新任务。”[15]文字重构思维——文字使拥有知识的人与知识分离，使知识与人类竞争的舞台拉开距离，文字培育了人的抽象思维。“书面文化能够使人疏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人失去自然的天性，把人变为贴上甲乙丙丁标签的物体，把领袖人物和政治组织的名字制作成抽象而中性的清单，使之完全脱离人的行为环境”[16]，从而使抽象思维成为可能。
另外，与口语相比，文字的阅读和书写是一种独立的、孤立的、私人性质的活动，在本质上具有提高自我意识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而哲学、抽象的逻辑思维恰恰是人们反思的结果和产物。“没有辅助手段的人脑不可能进行哲学思考，只有熟练掌握了文字这种技术并将文字深深内化了的人脑，才能够进行哲学思考”[17]。因此，“大一统”“四海”“九州”“天下”“天下定于一”等这样的高度抽象的概念只有到了口语媒介嬗变到文字媒介形态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并广泛流传，媒介形态的嬗变（由口语媒介转变为文字媒介）是我国“大一统”思想形成和提出的社会技术基础。
第二，书写媒介推动下的新思想的普及。先秦时期、三代之际。尽管文字和文字书写媒介已经产生，但是，由于价格便宜便于书写的媒介还没有出现，书写媒介还主要是甲骨、青铜、石刻等，书写不便。价格昂贵，因此传播仍以口语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思想文化学说“牢牢限制在贵族内部，‘学在官府’，天子和诸侯的史官负责记录政府言行、保管文献，著书、藏书、读书的权利仅属于贵族和史官。虽然西周有官学和乡学，但都只限于贵族。这种教育模式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媒介限制十分突出。口语时代的教育不可能是文本学习，以言传身教为主.能参加贵族思想——礼乐学习的必定也是贵族。中国文字记录在口语时代就发展成熟了，但当时的甲骨、青铜、石刻等媒介十分稀少昂贵。且记录字数有限，本身就限制着思想和知识的大量传播。‘唯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只有贵族才有使用这些媒介的能力”[18]。由于书写媒介难以获得导致官府对思想文化的垄断。整个古代中国，不仅被记录下来的思想文化大都是所谓统治阶级的“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而且，这些思想文化也主要是在社会精英上层进行传播。
春秋时期.书写媒介开始普及，“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进而推动了社会新思想的普及。“学术下移是以史官散落到华夏各个诸侯国作为开始的。当时学术下移的标志和主要推动力是私学的兴起，私学兴起过程中，书写媒介起到了很大作用。私学与官学不同，独立性很大，这意味着无法得到官方的物质供给。甲骨、青铜显然是私人难以负担的，此时较为廉价的简牍就成为主要的私学教材。孔子作为私学的创始人，亲自注解编订‘六经’作为私学教材。可见，简牍文本的使用支持了孔子这个‘破落贵族教书匠’传播思想的事业。官员与教师在私学中出现分离……战国时私学更盛，各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墨子及其手工业者——墨者。也凭借相对便利的笔墨砚刀宣传了思想。创立了学派。传播的思想在战国初‘盈天下’”[19]。总而言之，随着书写媒介的普及，大量的士人把官方思想文化推广至全国，于是出现了文化下移，一时间各种政治势力、各种理论派别十分活跃，各种形式的劝谏、论辩、思想交锋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传播和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唇枪舌剑伴随刀光剑影，一时间名家辈出，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第三，多元思想的碰撞、融合与我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书写媒介的普及和推广，大大克服了口语媒介传播的时空限制，且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等社会改革促使人们便利地跨越了方言传播的限制，使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人们能够便利地进行思想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多元思想的融合发展。“春秋战国之后，简牍等书写媒介发展起来，传播不再必须是在同一时空面对面进行，书写变成了间接交流的中介。借助于中介跨越空间的作用，祭祀场所的围墙可分开贵族与士的身体，但难以封闭祭祀的内容。孔子之后的士人围绕礼乐思想的大讨论，就蕴涵这样一个前提：由口语和动作所表达、严格限制在贵族内部的礼乐思想，在书写媒介普及的影响下，成为士人案头分析的文本内容”[20]。“书写媒介的普及同时也带来了另一影响——书写固化了记忆，强化了思辨能力。人们从口语时代的记忆压力中挣扎出来，可花费更多精力来磨炼自身的思考能力。被媒介强化的思想能力加诸历代思想的文本分析之上，逐渐从以现象表达为主的宗教崇拜中，归纳出本质内容：无论是否支持礼乐思想，对天下进行道德和制度管理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同点只在程度上，如儒家强调道德，法家强调制度。……随着战国到西汉几个世纪的发展，凭借书写媒介的归纳和分析优势。抽象的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融合，成为新的普遍意识”[21]。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办私学，兴教育，授业解惑，宣扬克己复礼，以满足社会政治伦理需要。墨家的墨子大力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形成了一套自己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治理方略。法家的管子、商鞅等，奔走列国，为自己的变法、革新主张而呼号，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苏秦、张仪等为代表的纵横家，不仅提出了“连横”“合纵”等战略主张，而且利用其三寸不烂之舌，劝谏君王，将其主张付诸实践。纵横捭阖，演出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元思想碰撞与融合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3.文字媒介的应用、秦朝的统一，给“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空间范围和制度基础
第一，“大一统”格局的空间范围和制度基础的形成。在我国，从夏、商一直到西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行的基本是单一的分封制，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郡县制，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技术基础条件的限制，即早期通讯条件的限制（尽管有了文字媒介，但其应用范围有限，通讯还主要以口语传播为主）和交通条件极其低下，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方式仍然以分封制为主。“天子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无法有效地统治如此广大的地区，不具备实行郡县制的物质条件。分封制以血缘、感情为纽带，将广袤的国土交给诸侯去管理，从而能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体系”[22]。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统治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有些诸侯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封地不断向外突破，各诸侯国间原来的一些无人或地广人稀的地带消失了，各国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不断爆发战争。另一方面，各国诸侯经过若干代继承演变后，对周王室的感情也逐渐淡漠。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23]。在这种状况下，郡县制——国君直接管理郡守、直接任命县令，国家可随时派人巡视检查、监管——就成为一种比较适宜、效率比较高的统治方式。此时，秦国的文字媒介的发展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后逐步成熟起来，其在更大范围的应用，政令在全国大范围内的推行成为可能。正如沃尔特•翁所言：“文字把一些口语方言转化为‘书面语方言’，方言用文字承载之后就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方言的语言。”[24]为了解决郡县制有效对全国的控制问题，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在全国大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废分封、行郡县、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新的政策。[25]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历经史前及先秦时期，至秦代已基本成型。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各个方面奠定了统一的地域和制度基础，这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现实支撑”[26]。在秦朝统一之前，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诸侯国各自为政，各霸一方，显然文字上也各搞一套，使文字的发展演变出现了区隔和分化，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不利局面：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读音和写法，给信息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带来诸多困难和麻烦；度量衡不一致，单位、级数、大小、进位制不统一；交通与商业存在着差异，各国之间各自设置障碍；各诸侯国在文化学习和传播、伦理规则、文字使用上都是各自为政，这为“大一统”政权的顺利运行造成了诸多障碍。秦朝统一后一系列新的政策。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社会分治与战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由中央任免郡县主官，使中央政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和集中一切力量；统一文字，利用统一文字的传播能力将政令颁行全国，加强政治和思想统治；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得以直接调配全国资源加强其政治统治，为人们在统一的国家中安定地生活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为“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7]
书写媒介的稳定、文字的统一是信息传播和社会有效控制的技术基础。秦朝时期，简牍形制日趋规范化，其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传递的信息更加精准，书写媒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使其更适合于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颁行，进而极大地推动了秦代的法制建设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书写媒介不仅是文化传播领域里的重大发展与变革。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它是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进而促进了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诞生--由部落式社会管理向封建制国家社会管理模式转换，由此促进了我国大一统格局的基本形成。
第二，文字媒介：“大一统”局面形成的技术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秦始皇为建成统一的帝国，着手进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多项重大改革。在文字改革方面，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以秦国流行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套“秦篆”，也叫“小篆”，作为全国法定的标准文字，把笔画繁复的“大篆”以及六国其他各地方的文字统统宣布作废。“经过整理的小篆文字形体统一，偏旁固定，不能任意取代或移动位置，每字的笔画数和书写笔顺也基本固定，所以秦始皇统一后的小篆比起大篆与六国文字要简便、易认、易写”[28]。此后，当时的秦国又创造了一种比小篆更简便的“隶书”。隶书字体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很快便被广泛采用（隶书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了今天的楷书），汉字进一步进化并成熟。“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我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后我国历史上虽然曾经有过几次分裂，文字发展亦有演变，但文字始终是相对统一的。隶书的出现，又把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象形味的秦篆进一步符号化，成为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转变。……秦代隶书的出现和通行，可以说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变为今体的里程碑”[29]。鲁迅先生称赞这一创造过程，他说：“古人并不愚蠢，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30]
书写媒介的稳定、文字的统一是信息传播和社会有效控制的技术基础。“文字把一些口语方言转化为‘书面语方言’，方言用文字承载之后就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方言的语言”[31]。这种超越方言的语言就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文字是第一套外化于人类的媒介符号系统，完全意义上的文字就是经过编码的可见的符号，它不仅可以充分地调动语词的特性，使语音精巧的结构和所指可以用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其成为可以看得见的符号（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它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它还使原来必须面对面的交流与传播，即交流主体必须在场，而转化为间接的交流与传播，即交流主体不在场。“文字把知识持有人和已知对象分离开来”[32]，这就使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脱离了原来的传播主体而借助其他方式传递到更加遥远的地方，进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范围以及统治形式和状态。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任何组织方式和统治状态都是以信息的存在和信息的传播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信息的存在和流动，任何组织方式和权力存在都是不可能的。这样，文字在大大拓展了人类传播能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管理方式和统治状态。“在语言媒介当中，如果说言语是人类进化习得的第一个直接的认识工具，那么文字则无疑是人类所发明的第一个间接的认识工具，文字技术也是人类第一个‘离体而去’在体外不断进化的媒介技术”[33]。口语主要把意义托付给语境，人们只能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而文字则把意义集中于语言本身，只要能够接受到文字（没有必要是面对面的）就能够理解文字所表述和转达的思想和意义。并且，人们从原来早期的面对面的“交互式”平等交流与对话，变成了一方是高高在上的“传授者”，而另一方却成了俯首听命的“接受者”，双方成了泾渭分明、角色清晰的“传”与“受”的对立与“独白”。正如利普斯在他的《事物的起源》一书中所言：“有了书写的知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34]
文字的产生和文字媒介的发展与运用，促进了我国封建统治疆域的扩大、制度搖础的形成和“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巩间。这是因为。国家的政治统治、社会形态的稳定需要信息的流动与传播。没有信息的流动与传播任何权力的行使和运作都是不可能的。口语传播时代极大地限制了信息的流动与传播。显然也就限制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以及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最大阈限，“大一统”思想和理念也就难以真正形成。文字的产生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文字的产生不仅使人类真正脱离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的生活方式。开启了人类文明创造、交流、传播和传承的过程，而且基于文字媒介的远距离传播。还使人类由原来的原始部落生存状态进化和发展到国家组织形式和治理状态。正如恩格斯在总结文字的产生及其价值和意义时所说：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35]。
三、重视媒介形态变革，做社会发展变革的促进派
人类传播的历史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础。而媒介形态的嬗变则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支撑。
1.媒介形态往往比媒介传播的内容具有更根本、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的历史是一切历史的基础。媒介理论大师英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等把媒介、媒介形态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他们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文明的积累和传播，都有赖于传播媒介，媒介、媒介形态及其媒介的使用状况是人类社会众多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传播媒介的性质决定着传播的特征和传播的实际效果，进而极大地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他们甚至认为，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媒介形态即传播媒介本身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根本、更深远。[36]这是因为，特定媒介形态由于其技术特点所决定，各自蕴含着不同的媒介技术传播偏向——总是有利于某些信息的流通和传播。而不利于另外一些信息的流通和传播，进而导致不同的话语权力的形成。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媒介传递的符号信息都要符合各自媒介传播的特征和规律。都会受到各自媒介性质的制约，从而使得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特定的偏向性。进而导致特定话语霸权的确立或转移。具体来说：1.信息内部的编码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每一种符号技术指向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因而具有传导的偏向性；2.每一种技术都有一种哲学理念上的偏向，进而对人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3.由不同的物质形式作为载体的媒介技术，在信息传播中带有不同的感知偏向。总之。各种技术信息的存在和获取处于一种不一样的存在状态。由此导致矜自不同的媒介技术偏向。[37]同时。技术的传导偏向是一个链条式的架构，这种链条式架构将技术产业链和利益分配链紧密连接。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特定受众群体的话语权力。
2.社会的变革需要相应的媒介形态做基础，没有相应的媒介形态做基础，社会的重大变革是不可能的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媒介形态的嬗变，必然导致权力、话语权力的转移。媒介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有媒介的地方就有权力，媒介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控制必然存在权力；同样。有权力存在的地方也不可能没有媒介的存在——一切权力的存在和实施都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媒介。“媒介是权力赖以存在的根本前提”[38]。随着媒介形态的嬗变。必然导致权力的转移。即一定的媒介形态决定其适应的权力运作方式并能巩固和促进一定社会形态的建立或变革。
口语媒介是人类交流的第一种媒介形态，由于其只能是面对面的直观的近距离交流与传播。因此只能适用于具有形象化仪式的礼乐思想的传播，即宗教式的祖先崇拜仪式活动。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社会管理形态和统治方式只能是部落式的访侯割据，超越了这一方式和统治范围，信息的传播就成了问题。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社会管理和统治的界线和范围，要想突破社会的原有管理方式和统治范围，就必须变革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即在媒介形态变革的技术基础之上形成新的媒介技术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进而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形成新的权力边界。秦始皇兼并六国，并在文字变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废分封、行郡县、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新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文字。使“文字克服了方言的障碍，使人们的交流不再限制在宗族中”[39]。利用统一文字的传播能力将政令颁行全国。加强了秦帝国的政治和思想统治，这不仅仅是文字形式上的转换，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诞生——由部落式社会管理模式向封建制国家社会管理模式转换。从而使国家的信息传递更加便利，统治更加稳固。
有研究认为，秦朝封建帝国的建立与灭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媒介形态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媒介形态的变革（文字媒介的广泛应用）既是其社会统治形态变革的基础，又是其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文字媒介的发展还不充分，信息传递受到种种限制，使帝国统治阶级的意志难以很好地贯彻执行）。“简帛媒介与秦代传播活动的不适合，是秦代的速亡原因之一。秦代是高度集权的法治郡县国家，事事都要与中央联系……这需要能大量记录文字的媒介和处理文字的繁重工作量，笨重的简牍、昂贵的缣帛以及秦始皇每天‘衡石量书’的批阅量依然不能满足信息传播的需要，秦代媒介发展水平难以支持法治思想统治全国”。汉初“推行黄老思想，偏向于无为的管理方法，地方自主权比较大，降低了书写媒介的使用量，维护了思想统治。汉武帝前存在大量诸侯国，都有高于郡县的自治权，与中央的往来文件也较少，且王国们都在远离长安的地方，传播压力自然减少更多。汉武帝在郡上面设立州。相关监察工作由州代替中央，中央直接管辖的地方工作也就少了，自然中央与地方公文来往也少了。一方面传播压力减小，另一方面媒介更加发达。”[40]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书写媒介既是秦朝“大一统”帝国建立的技术基础。但由于其发展和运用还不充分，又是其帝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思想意识与媒介的变革具有共时性，媒介和思想意识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的变革需要相应的媒介形态做基础，没有相应的媒介形态做基础，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是不可能的。
3.重视媒介形态的发展与变革。掌握新的媒介发展和变革的主动权，做社会变革的促进派
当前，新的媒介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全新的变革发展时代。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的融合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按照“媒介补偿理论”和“人性化”发展趋向。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并不是对原有媒介的完全抛弃。而是在继承中的发展。扬弃中的创新。正如当前的互联网媒介。它把过去一切媒介变成内容，变成自己的内容。它在开创了一种鲸吞此前所有符号代码形式传播方式的同时，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模式——多媒介融合发展新模式，使人类主体的自我发展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
在当前社会变革和媒介融合发展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我们就是要顺应媒介变革的历史趋势，找准新旧媒介各自有利的生态位，充分利用新旧媒介各自的优势，实现新旧媒介融合协同发展。具体来说，在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媒介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就是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把握历史高度，弘扬人文精神，不断对“媒介融合”以及“媒介融合”环境下“大媒体”“大文化”“大编辑”进行高层次、宽领域、多角度的再思考、再探索和再认识，[41]进一步拓展和强化媒体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积极掌握新的媒介发展的主动权。做社会变革的促进派，为国家民族的更大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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