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书店和新型书店的概念存在差异，传统书店是纯粹以书籍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新型书店的模式则借助书籍为文化底色进行引流，同时从饮料、文创、服装与奢侈品中获利。基于这一界定，通过店主、读者、社区、时代不同视角，梳理不同记忆维度中的传统书店，以深入认识和解构传统书店，重点剖析传统书店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城市记忆；传统书店；新型书店
引言
近二十年，中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实体书店都正在经历一条迅速衰落而后逐步反弹、复兴的发展曲线。当部分书店从生存的阴影中艰难走出时，它们不再以书籍的贩售为中心，而同时以书籍作为文化底色和引流工具，除了书籍之外，还从饮料、文创、服装与奢侈品中获利。由此引致的一个问题是：当书店不再纯粹依赖书籍获得生存，其性质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之于书店的生存是必要的，因此没有必要做“对错”“高低”之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书籍与书店的传统价值由此受到了影响。作为以书为业的研究者，我们的担忧是：如果书籍只能成为引流的工具和曼妙的装饰，那我们是否终将把它抛弃，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更有吸引力的文化遗物。在这个实体书文化渐行渐远的时代，或许有必要对“以书籍为中心”的传统书店进行一些回望，剖析和解读其价值和内涵。
一、研究综述
近年关于书店的研究并不稀缺，但主要集中在书店的运营现状、困境及发展策略[1]等方面，显然，经营方面的议题更受到青睐[2-3]。这些研究普遍赞同的观点是：书店不再只是卖书或买书的交易场所。从各大实体书店的转型方向来看，书店应该是一个跨产业融合的场所，甚至将成长为结合餐饮、文创、休闲、建筑等功能的复合商业体[4-7]。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日益被拔高为“城市文化的精神标杆”，可是，这一说法似乎是一种宣传式的自说自话，它是否能够得到广泛认同？这一疑问成为了本研究的起点。
在上述的背景下，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书店有何种内涵或价值。更具体言之，对于传统书店的店主、顾客、书店所在的街道与社区，乃至于书店曾经寄身的时空而言，“书店”这一实体或概念，究竟寄托了怎样的意义？在回应上述两个问题时，我们谈及的“书店”主要是以贩售书籍为中心的传统书店，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也会牵涉一些在文化消费场景下出现的新型书店。为了了解真实的书店形象和书店记忆，从城市记忆的维度展开对传统书店的研究是一个可取的路径。以往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多聚焦于图书馆、博物馆、地方建筑、乡土记忆等领域。近年来，随着对书店文化价值的日益重视，部分学者已关注到书店在城市文化传承和承载方面的特别功用[8]，发现实体书店的场所、服务、文化特色对城市文化和居民阅读有重要的影响[9]，是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0]。在前几年书店的低谷时期，还有学者指出，书店作为城市记忆载体之一，其消失加快了城市记忆消失的脚步[11]，这种声音在疫情时期，也成为"捍卫书店"的话语中心。随着新型书店建设思路的提出和相关商业模式的日益成熟，学界着力开展书店跨界融合的相关研究，强调书店应该以书为媒，实现自我拯救。但这些研究很少指出，跨界背景下的新型书店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新的城市记忆，而这种记忆与那些以书籍销售和运作为中心的传统书店必然是不同的。实际上，书店与文化本身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不管是传统书店或新生的文化空间，它们本质上都是置身于人际网络、城市网络与时空网络的记忆实体。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文缘起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团队的教学改革项目，为了增进本科生对广府文化和书籍文化的了解，教学团队组建了广府文化寻访小组，并与颇具名气的公众号运营团队“独立书店走访”合作，展开一系列针对广州本土书店的口述访谈工作。在访谈工作中，学生们对传统书店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为了引导学生从学术层面进一步认知和解构城市记忆下的传统书店，实现创新性学习，我们以师生合作、亦交流亦对话的方式完成了本文[12]。
从口述史的研究视域出发，这篇文章利用了多种还原“书店记忆”的基础素材[13]。来自“独立书店走访”公众号的口述文本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素材之一，覆盖广州的浩天书店、艺昌阁书店、红书店、云路书吧、禾田书房、小古堂书店、苯牛书屋等。学人、学者和作家的书店走访和回忆文章也属大宗，尤以秋禾（徐雁教授）编辑的《旧时书坊》等一系列书籍为代表。本文用到的其他素材还包括：新闻报道、书店访谈录、网络博客日志、正式出版的口述资料（如《丰一吟口述历史》）、纪录片（如《书店里的影像诗》）等等。这些素材覆盖了传统书店的方方面面，涉及多种议题。通过对这些素材的研读、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某些特定的文本往往指向特定的记忆。例如，针对书店经营者的采访往往涉及其人生经历、对书店的理解、经营书店的初衷、书店经营的故事等；对书店员工的采访多关注他们对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工作经历、顾客印象等；对读者的采访更多讨论他们成长中对书店的记忆、书店对其生活影响、购书经历等。在共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决定，从店主的书店、读者的书店、社区的书店和时代的书店四个维度诠释“作为记忆的传统书店”。
三、四种记忆维度中的四种书店
通过归纳，本文提炼出四种“记忆维度”，它们分别指向四种不同视角下的书店：
1.对于书店主人来讲，书店的记忆是一种生命式的记忆。这在小型的传统书店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种小型书店往往一人一店或一家一店，店主们的工作、人生、理想都与书店命运紧紧绑定在一起。
2.对于读者来讲，书店的记忆是一种生活式的记忆。书店不能没有读者，读者却可以没有书店。书店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它在读者的记忆中往往是以“嵌入”的方式存在的，或嵌入于某段记忆、或嵌入于某个场景。
3.对于社区来讲，书店的记忆是一种生长式的记忆。社区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流动逐步构筑起来的、不断变化的有机体，某些书店是这一构建过程中的参与者之一。
4.如果超越空间概念，从某个时间片段来观察，传统书店则是特定时代的象征，它是某个时代曾经存在和发生过的文化标志。
通过对这四种记忆的比对、交缠和交错，我们方能构建起一个相对真实而丰满的传统书店形象。
（一）店主的书店：生命的记忆
本文所用素材的时间节点最远可追溯到1950年前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书店主人的命运、书店的命运乃至于书的命运在时代浪潮的起伏中紧密相连。
广州浩天书店（见图1）的主人是吴浩先生，该书店是将书店经营和人生经历捆绑在一起的典型案例之一。由于书店的经营时间较长，在访谈过程中，他对书店的回忆和他对人生经历的回忆往往是同步的。他把过去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总结为“艰辛”二字，“1977年高中毕业就到广东从化下乡务农，户口也到农村去了，非常迷茫”，这两个字显然和他的书店经营体验互为呼应，“四年后回到广州，为了养家糊口在广州江夏村开了第一家书店。后来在文德路书店差点就倒闭了，开书店也不是容易的事[14]”。而这种书店史和生命史相互融合的状态至今仍在发生，在多数独立书店转向新型盈利模式的今天，以吴浩为代表的传统书店经营者实际上又面临着新的人生挑战，“艰辛”依旧。（见图2）
图1 浩天书店旧址
图2 本文作者走访浩天书店
对于书店经营者来讲，对“人生理想”的记忆也贯穿于书店的记忆之中。此次研究涉及一系列书店相关影像素材的分析，如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其中有一集以“古今书廊”为拍摄对象，书店主人在接受采访拍摄的时候正在回收厂里收拾废弃的旧书，“看到很多好书被搅碎在机器里，是很揪心的，生怕好书就这样被毁。我还看到过一个回收厂的年轻人看都没看就把历史书籍撕掉处理掉，我就骂他……[15]”。她在这基础上阐述其书店理念，希望能以微薄的力量为城市、为民族留住记忆。在这个案例里，书店对于其主人来讲，不仅是一种生命的经历，更是将其理想实体化的重要手段。
（二）读者的书店：生活的记忆
书店主人和书店读者对同一家书店的记忆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主人而言，书店是构筑他们人生和理想的基石，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讲，书店只能算是他们生活记忆中的一部分。
在我们搜集的网络文字素材中，很多读者的儿时生活都有传统书店的身影。在新华书店的征文活动“新华情缘”中有不少来自童年的：“新华”记忆：有读者谈及对书店的“初印象”，“到了书店，有点小失落，不是我想象的全是小人书，也不是五彩斑斓的好多玩具，大部分都是我看不懂的大人的书，整齐码放着……[16]”。很多读者的书店记忆则夹杂在童年的生活体验和生存状态之中，一些回忆中微妙地体现了家庭经济状况与书籍价格之间的关系，“每当书店里到了新书，尤其是我喜欢的书，看了几遍还想看的，我会忍不住想买，但真心没钱……记得当时我为了买《罗兰小语》，每天放学后摆地摊卖衣服，才买了那套书，至今我都还留着它[17]。”，甚至有读者回忆到童年为了购书，自己每天放学后都走街串巷去拾废品换钱[18]。
作为知识的象征，书店也常常被嵌入到读者的学习记忆之中。以下的这些文字是读者最为常见的、典型的关于书店的表述：“初中时代开始，我就喜欢去附近的新华书店，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19]。”“大学的四年很快，在新华书店里，我们度过了无数个下午，也因为这些知识的积累，让我在工作和事业上更游刃有余，在交谈上更从容不迫[16]。”这些话语虽然“格式化”，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随着读者年龄的增长，书店又逐渐走出了读者们的儿童生活和学习生活，转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记忆。例如，“说到天津图书大厦，我是这座大厦的常客。从它开张的第一天，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光顾一两次，就是后来腿脚不行了，拄着拐杖我也时常要去[20]。”
（三）社区的书店：生长的记忆
在不同的社区中，书店有着不同的气质一一在这里，"社区”（Community）指向的是小社会的概念。学校周边的书店是最典型的“社区”书店之一，如中山大学旁的笨牛书店、南京大学旁的万象书坊以及武汉大学旁的又合书店等，它们与学校的生态链紧密相连：一方面，学校能够为传统书店提供稳定的客流，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教辅书日益成为传统书店维生的核心品类，它们最主要的顾客就是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一些书店会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迁移，例如本团队在采访广州大学城南亭村的艺昌阁书店时，店主就透露该店是在十余年前跟随广州美术学院一起搬迁到大学城的。这些书店并不是一味向社区“索取”，它们同样滋养着社区的阅读习惯，陈梦熊在《我淘旧书的经历和故事》中回忆道：“当时学校坐落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之间，校门对面就是旧书摊点，穿过马路就可前去浏览。……遇到喜欢的而且书价低廉的也会买下几本，慢慢积累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重新翻阅，很有回味，渐渐地就培养起买书和藏书的兴趣了[21]。”这种书店对文化习惯的构建，当然不仅限于学校社区，在居民社区中也有雷同的情况。作家黑马对书店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是离我家最近的书店，小时候经常到那里买小人书，中学时也常去。那间小屋一直像黑夜里的一盏小灯让我心里亮堂，每次去其实不为买什么书，只是一种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动作使然[22]。”
在网络购书兴起之前，书店是社区中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之一，只要一个社区里有书店，这个社区就具有一定的文化可能性，它培育着社区读书、买书、藏书的氛围。从这个角度来讲，书店和社区中的民众是共同生长的。对于强调以“书本量”换“人流量”、书籍销售并非本业的新型书店来讲，这种共同成长式的记忆同样存在，但其内涵和作用的发生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四）时代的书店：生存的记忆
书店是一个文化实体，不同时代人群对书店的回忆，往往可以带出不同风味的文化记忆和时代记忆。从小的方面来讲，书店的名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新华书店”自不必说，上文提及“浩天书店”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外乡人书屋”为名，是当时众多外乡人赴珠三角谋生的写照。从大的方面讲，书店的某些行动也响应了时代的特定需求，例如，周一苇回忆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省店的工作时，就谈到当时推广“背篓精神”，加强农村的图书发行工作，“我们还走访学校师生、乡村干部和识字的农民，了解他们对图书的需要，征求对新华书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去近的乡村，我们每天晚上跑回县城睡，路远的我们则背着被头，晚上到乡政府或学校里摊地铺睡觉。接着我们又到金华、丽水等店，深入农村、山区，一边流动供应图书，一边调查研究，下基层好几个月[23]。”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不同时代对传统书店的回忆，总有让人惊讶的地方。解玺璋在《北京的书店》中回忆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的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他和同时代人的描述中，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热度远超其他店铺，人们甚至排起长队、花上整个月的工资购买书籍，乃至在书店搬迁时，还相约与书店合影留念，这恐怕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24]。
结语
本文的工作重点，是尝试超越商业圈和学术圈的“书店话语”，考察不同来源的记忆如何创造出其独有的书店意义，为传统书店的价值诠释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我们认为，传统书店不仅是一种经营实体，也是一种记忆实体——一种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25]。书店及书店记忆反映了一段社会历史，赋予了不同社会主体以不同的文化理解，对于社会文化独特价值的建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上一部分的讨论，本文回顾了四种不同记忆维度中的传统书店。同样一个书店，从不同角度观望，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例如读者记忆中的新华书店是他们童年的一部分，而从时代的大格局来看，则成为中国现当代建设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对于店主吴浩来讲，浩天书店是他养家糊口的工具，但对于它所在的社区而言，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唯有把这些视角糅合起来，编制一张密密麻麻的记忆网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靠近传统书店的文化内涵。当然，这种方法未来也同样可以用于新型书店形象和价值的探索和构建。
传统书店的组织和构建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新型书店则非如此。对于城市面貌的设计者、城市文化的研究者来讲，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新型书店几乎成为必然趋势的当下，传统书店的记忆以及与这些记忆息息相关的价值与功能是否还能在未来的城市中延续下去？或者说，是否还有必要延续下去。例如，社区书店会滋养读书的习惯，因为它要生存就必须贩卖书籍，但新型书店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纯粹是出售书籍，它既培育饮用咖啡的习惯、消费文创产品的习惯和进入文化生活的习惯，它的文化边界比较宽泛和模糊，文化话语也更为开放，与传统书店显然有所不同。我们并非新型书店的抗议者和反对者，从内核上来讲，本文也并不认为新型书店将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我们呼吁和强调的是：意识到并理解新老类型书店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学术或实践层面而言，都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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