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金欣欣：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 要】《新华字典》第一版由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和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领导的新华辞书社编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2月出版。后来，《新华字典》的新一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6月出版。本文对《新华字典》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因做了探讨。
【关键词】《新华字典》；叶圣陶；新华辞书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新华字典》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小字典，第一版由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和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领导的新华辞书社编纂，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来，《新华字典》经过新华辞书社修订，新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小字典对我国的文化教育、辞书编纂、语文规范化等事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史料缺乏，这一改易原因和过程曾令人感到疑惑。本文对此略作探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教。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的版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新华辞书社编纂、修订的《新华字典》的三种版本：
第一版（音序排列本，版权页作“原版”），1953年出版；
第二版（部首排列本，版权页作“第一版”），1954年出版；第
三版（部首排列本，版权页作“第二版”），1955年出版。至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完成了它对《新华字典》的编纂、修订、出版、发行的光荣历史使命。[1]新华辞书社的《新华字典》第四个版本是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出版的，是音序排列本，版权页作“新一版”。
二、关于《新华字典》的出版社改易的几种说法
《新华字典》如何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转到商务印书馆，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三种说法：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权威记载
《甲子纪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大事记（1950—2010）》：1953年“出版新中国第一部语文工具书《新华字典》（音序排列本），后因出版社分工调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2]。
（二）《新华字典》的老编者刘庆隆先生的回忆
著名辞书学家刘庆隆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研究员，新华辞书社的成员之一，在新华辞书社时期参加了《新华字典》1953、1954、1955、1957年版的编纂和修订工作。他的《〈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一文说：“1955—1956年，对部首本进行了全面修订，改正错误，充实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教科书，任务非常紧张，所以这次修改后，稿子交到商务印书馆，1957年6月印出。”[3]
（三）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专家陈锋、汪守本两位先生的观点
陈锋和汪守本这两位商务老前辈在《缅怀世纪老人戴孝侯》一文提及这个问题：“《新华字典》现在是商务印书馆的看家书之一，最初是新华辞书社编纂的。1953年《新华字典》第一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全面修订完毕，准备出第二版。[4]新华辞书社后来划归筹建中的古籍出版社，郭敬是当时古籍社的负责人。商务的出版方针之一是出词典工具书，郭敬想把《新华字典》拿来让商务出。戴孝侯支持这一想法。他和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叶圣陶既是曾在商务共过事的同事，又都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经戴孝侯斡旋后，《新华字典》便从1957年上半年在商务出第二版。”[5]
以上说法都是准确的或者比较准确的，但还嫌简略，不够具体。以下结合史料做一些介绍。
三、《新华字典》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要原因
《新华字典》的编纂者新华辞书社成立于1950年8月，后于1952年7月归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人教社的辞书编辑室。从一些史料看，《新华字典》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出版总署拟议成立辞书出版社
1.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先生的意见
成立辞书出版社的构想起源很早。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撰文[6]指出：“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实行出版发行专业化分工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出版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胡愈之认为（1950年6月20日），‘出版与发行分工以后，出版工作也要分工……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版专业化，比如出版教科书的专门出版教科书，出版文艺书的专门出版文艺书……将来还拟成立辞书出版社，专门出版供各方面需要的字典辞书。’”[7]
2.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的意见
叶圣陶先生既是出版家、教育家，也是辞书学家。他深知辞书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他不仅倡议、主导了新华辞书社的建立，更参与倡导、推动成立专门的辞书出版社。叶先生1953年3月19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录：“……恽逸群，新自上海调来我署，拟议中将负责不久拟成立之辞书出版社。”[8]其时，《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第三稿正在修订过程中。叶先生在日记中曾多次感慨新华辞书社/人教社辞书编辑室的人员不足，也许这是触动他和出版总署的领导们努力推动辞书出版社成立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叶先生现有的日记中，在1953年3月19日这条日记后，很长时间均未再提及成立辞书出版社的事情，包括1953年底人教社辞书编辑室规划1954年的工作，准备编纂《新华通俗小字典》之时，亦未再涉及此事。看来，在当时，成立辞书出版社的条件还不成熟。
关于辞书出版社的成立，刘庆隆先生在《叶圣陶先生和〈新华字典〉》中也提及：“《新华字典》音序本出版后，接着又编写了部首本，于1954年下半年出版。叶先生考虑到，两本字典出版后需要修订，还要编写新的辞书，成立新的出版社更为合适。于是辞书编辑室1954年底又搬回原出版总署大院，跟古籍出版社合在一起，准备成立新的出版社。”[9]刘庆隆先生的文章具体说明了叶先生成立辞书出版社的初衷，只是叶先生在1953年就已考虑成立辞书出版社了。
（二）古籍出版社的成立推动了辞书出版社的组建
古籍出版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组建的一个出版机构。这个出版社的成立使得成立辞书出版社的设想有望实现。
1.中央有关部门指示成立古籍出版社
在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就对古籍整理工作做出过指示。在1954年3月1日，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同志给习仲勋同志并中宣部的信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同意仲勋同志对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10]在出版总署党组1954年9月17日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文化工作委员会党组的请示报告中，更是开宗明义提及这一点：“根据中央指示，为了发扬我国古代文化，保存民族遗产……”[11]由此可见，成立古籍出版社是一个政治任务，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不是来自出版总署的建议。
2.出版总署在筹建古籍出版社时建议附带设立辞书编辑机构
成立古籍出版社为成立辞书出版社带来契机。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推动辞书出版社成立的外因是出版总署在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以暂时作为古籍出版社的一个部门为由，顺带提出的。
上述陈克寒同志的请示提出：“我们还感到建立一个汉文字典、辞典的编辑机构放在古籍出版社之内，以解决各种汉文字典、辞典的供应问题也是很必要的。”[12]“汉文字典与辞典的需要，在读者需要的迫切的程度与涉及人数之广上来说，更甚于古籍。”[13]很显然，古籍整理与辞书编纂是两个不同方面的业务，大致是互不隶属的，也是难以有机组合的。无论是成立古籍出版社并下设辞书编辑室，还是成立古籍、辞书出版社，都显得不是很妥当。但是诚如陈克寒同志所说，辞书的读者群与需求之迫切程度更大于古籍。于此也可见出版总署领导在推动辞书出版社成立方面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请示中，陈克寒同志还对当时国内的辞书编纂、出版状况做出了评价：“国营的字典、辞典编辑机构现有两个摊子，一个是师范大学内的以黎锦熙为首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一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内的新华辞书社，这两个机构都有十几个人，但都因缺乏领导、缺乏政治骨干，生产量很低，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也很低。所以，可以说解放以后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内容稍好的字典、辞典。”[14][15]他代表出版总署提出具体建议：“建立一个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籍与汉文字典、辞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与新华辞书社的人员都吸收进去，由齐燕铭同志主持。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名义可暂予保留，而由黎锦熙领导字典、辞典的编辑工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应该经常给字典、辞典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16]。
3.叶圣陶先生日记关于古籍出版社与辞书出版社的记录
叶先生1954年8月4日的日记记录了出版总署领导关于古籍出版社、辞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的一次讨论：“与愈之、洛峰、彬然及其他数人谈话，商量筹备古籍出版社事。所谓古籍不限于旧籍，研究旧籍之著作亦包括在内……讨论结果，谓此出版社可与拟议中之语文出版社、辞书出版社为一个机构，即一个出版社分设三个编辑室。将来力量充实，再为划分。今先筹备古籍与语文之部分，辞书暂缓。拟定余与彬然、伯昕数人为委员云。”[17]
虽然这次讨论认为“辞书暂缓”，但不是最终结论，实际上出版总署一直在为推进这一工作做着努力。
4.组建古籍出版社下属辞书编辑室的具体计划
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同志1954年3月1日的报告和出版总署党组1954年9月17日的报告都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的请示，请示的主要内容也相同，但仍然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以个人名义，带有非正式的特点；后者则是正式的报告（还提及语文编辑室的事情）。两份报告相差半年时间。看来后者是在前者的主要请求得到批准后正式提出的。
出版总署党组1954年9月17日请示报告有关内容如下：方针任务：
“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的方针是：保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传播语文及一般知识。为此目的，必须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整理古典著作和出版研究古典的著作，编辑各种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和各类字典、辞书，以供应各方面研究参考之用。”[18]
筹建步骤：“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原应分开为古籍与语文、辞书两个出版社，但因人力、物力条件限制，暂时采取一套机构两块招牌的方式，俟条件成熟时，再分设为两个专业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先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叶圣陶（主任委员）、傅彬然、郭敬、徐伯昕、金灿然、恽逸群、王淑明、徐调孚等八人组成，先行开始工作。第一步先设古籍编辑室……第二步再建立辞书编辑室，以原附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华辞书社和师大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干部为基础，研究合并后成立。至于语文编辑室和出版部工作，因干部和其他条件限制……暂缓进行。”[19]
至此，叶圣陶先生等人成立辞书出版社的设想已提上日程。
（三）新华辞书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的归属
上文谈到，早在1953年3月，出版总署即有成立辞书出版社的设想，那么，已经成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的新华辞书社自然会有隶属的改变。
1.隶属于文化部出版局
谢仁友先生《〈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文引魏建功先生之子魏至先生《新华辞书社沿革》（未刊稿）说：“1954年11月21日，又转隶文化部出版局，仍称新华辞书社。”[20]
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的回忆与此大同小异：“1954年底与古籍出版社搬在一起，准备成立新的出版社，未果。”[21]
郭戈先生《人教社的“三社”始末——纪念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建社70周年》一文说：“1954年12月，人教社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整体划归文化部出版局管辖的古籍出版社。”[22]
由此看来，在隶属关系上，新华辞书社是在1954年11月脱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此时的新华辞书社刚刚完成《新华字典》1954年版（即第二版）的出版工作。
2.未能成为古籍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室
上文所引出版总署党组的计划提及，拟议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包括古籍、语文、辞书三方面业务，暂成立一个出版社（对内称为古籍出版社），对外用“古籍出版社”“语文、辞书出版社”两个名义，以后逐步变为两个独立的出版社。新华辞书社在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并后，先组成古籍出版社（对内名称）之辞书编辑室，以后待条件成熟再单独成立“语文、辞书出版社”。上文所引刘庆隆先生所说“与古籍出版社搬在一起”，即按出版总署的这一计划所做第一步工作。
出版总署党组的计划又提及：第一步先设立古籍编辑室，第二步再设立辞书编辑室，语文编辑室暂缓进行。但是，新华辞书社的相关工作始终没有再往前推进。具体原因虽然未知，但至少与财力、物力有关。比如，陈克寒同志的上述请示提出：“为了建立古籍出版社，首先需要解决房屋问题。”“将来发展以400人计，约需要办公室5800平方米，宿舍15200平方米。”“因做这些工作的人，在生活上不能不照顾得好些，所以每个家庭住房单位面积就要大些。”[23]这样的条件有关部门大概一时不易办到。
从叶先生1954年日记看，作为古籍出版社成立的第一步，古籍编辑室很快就建立、运转起来。
1954年8月23日写到：“与伯昕、灿然、彬然、戈茅、逸群五人共谈古籍出版社事。决定先于下月集少数人成立编辑室，然后讨究工作之计划与方法。”[24]
10月4日写到：“灿然邀往古籍编辑室，共谈者为郭敬、曾次亮、叔明、晓先、调孚。先定今年可以付刊之选题，从商务、中华、世界各家之书存有纸型者而为选择，然后定明年之选题。”[25]
10月15日写到：“上午续开署务会议，讨论两个议程。一为关于重印古籍及近代著作之请示报告。实即古籍编辑室之方针任务。”[26]
11月27日写到：“与傅彬然等谈明年古籍出版社的选题和出版计划。”[27]
此外，在1955年，叶先生的日记内容中数度涉及古籍出版社，但均未见与辞书方面的业务有关。[28]
3.合并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新华辞书社是在1956年7月合并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人员及语言所的部分人员组成词典编辑室。从1954年11月归属于文化部出版局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新华辞书社是相对独立的。
（四）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新华字典》的工作
以下先略述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前数年的大致发展线索。
1.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面临困难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成立最早的出版机构，也是20世纪50年代前亚洲最大的出版企业，在国内外久负盛誉。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面临出版方针、经营模式等的转变，一度面临发展上的困难。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对此多有记录。
1950年4月28日写到：“商务经理谢仁冰来谈，商务经济困难，出版方针难定，人才不易得，皆感棘手。我署于此最大规模之出版业自当相助，如何办法尚待熟虑细商。”[29]
5月2日写到：“与胡愈之等‘复商如何为商务助者。商务亟须主持编辑之人物，一时实不易得……商务历年出书约两万种，汰其不适于今者，当有数千种，基础之厚莫与伦比。唯淘汰之工作须有较高之思想政治水平，此其人最难得’。”[30]
5月8日写到：“谈援助商务书馆问题。谢仁冰来，夏衍亦参加。商定助其审定可用之书，由新华书店向彼定货，各地营业人员由新华书店吸收，以期节省开支，等项。”[31][32]
8月19日写到：“商务印书馆谢仁冰先生以无力应付难局，辞职，商务有瓦解之虞。此一大出版家不能任其崩析，于公私调剂声中，于出版会议召开之日，苟商务不支而坍塌，实为至大之讽刺矣。愈之乔峰伯昕与余共商此事，未决，伯昕有方案，须详商也。”[33]
经过多方努力，商务印书馆最终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34]。叶圣陶先生1954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高教社在1954年4月30日正式宣布成立。[35]名义上是两个出版社，实际上是一个机构。[36]
2.公私合营
在公私合营后，商务印书馆的传统业务没有得到发展。赵守俨先生《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内成立一个工具书组，用商务印书馆的名义重印商务版的旧书，以及一些不宜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37]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同志1956年6月16日致陈云副总理的信说：“现在，在高教出版社内专门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的有4人（在北京），负责人是戴孝侯。”[38]由此可见当时的艰难。
3.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
陈锋、汪守本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中说，文化部和高教部协商，决定把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立，同时把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1957年初恢复。有关工作由郭敬同志负责。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为5项，其中第三项是“中国语文工具书”。商务印书馆当时恢复了5个编辑室，其中四编室编汉语工具书。[39]
上文提及的钱俊瑞同志在1956年6月16日致陈云副总理的信中说：“关于恢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问题，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容后再作报告。”[40]
于此可见，在1956年6月或者更早一段时间，重新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研究了。
（五）《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个原因
通过以上相关情况可以看出，《新华字典》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出版总署对各出版社的业务规划，教材、古籍、辞书、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将分别由不同出版社承担，所以早在1953年3月左右，即考虑将人教社辞书编辑室独立出来，准备以后成立辞书出版社。这一工作在1954年11月完成，新华辞书社归属于文化部出版局。
第二，原拟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对内名称）实际包括古籍、语文、辞书三方面业务，对外拟作为“古籍出版社”和“语文、辞书出版社”两个出版社出版图书。由于一些原因，古籍出版社虽然成立了，但是真正组建起来开展业务的只是古籍这部分，辞书及语文方面的业务未能开展，所以新华辞书社也未能合并到古籍出版社中。古籍出版社后于1957年合并到中华书局。[41]
由于新华辞书社没有并入古籍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也仅仅限于开展古籍整理方面的业务，所以，这个出版社也就不可能编辑出版辞书选题、接手《新华字典》1957[38][40]钱俊瑞。钱俊瑞关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目前情况给陈云副总理的信[C]//袁亮，方厚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6年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29，130.[39][43][44]陈锋，汪守本。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J].新文化史料，1997（5）：61-62.[41]《中华书局大事记》1957年：“古籍出版社与本局合并，迁东总布胡同十号办公。”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中华书局，2002年，50页。[42]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由副署长叶圣陶兼任，他不常来，只偶尔来出版社开开会。日常工作则是由新从中南区调来的副社长郭敬主持。”参见《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125页。年版的出版工作。
第三，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新华字典》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
先说偶然因素，有两方面。其一，曾在古籍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郭敬同志[42]，后又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时，任商务的社长兼总编辑[43]。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均因业务分工不能出版《新华字典》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工作关系，显然会首先考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二，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面临很大的困难，帮助商务印书馆走出困境是出版总署乃至更高层领导的共识。商务印书馆在1957年恢复建制，首先面临的考验之一是选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总署领导显然会支持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新华字典》。当然，叶圣陶先生作为商务印书馆曾经的编辑，与商务印书馆当时的负责人戴孝侯先生的友谊，也会是一个原因。
再说必然因素。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成立以来，至1956年决定恢复建制，已有60年，其间出版汉语辞书、双语辞书、专科辞书数百种，语文辞书如《新字典》《辞源》《国语辞典》《王云五大辞典》《国音字典》《学生字典》《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四角号码词典》等等，均是很有名的辞书。另外，在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时规定的5个出版任务中，包括“中国语文工具书”。[44]所以，把《新华字典》1957年版的稿件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既是商务自身实力使然、众望所归，也符合商务的经营范围的要求。由此，商务印书馆继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后，开启了修订、出版、发行《新华字典》的又一个辉煌历程。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了《新华字典》的仿旧典藏本｡这是以《新华字典》195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为底本影印的｡此书的出版很有意义,但因为不属于《新华字典》的通行版,不是一个正式的版次,所以本文不涉及｡
[2]人民教育出版社.甲子纪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大事记(1950—201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8.
[3]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C]//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08-409.
[4]按:即商务印书馆1957年新一版｡
[5]陈锋,汪守本.缅怀世纪老人戴孝侯[J].出版史料,2002(3):85-86.
[6]郭戈.人教社的“三社”始末——纪念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建社70周年[J].中国出版,2020(7):54-55.
[7]郭戈先生文章(54-55页)注:胡愈之先生讲话引自胡愈之《出版工作的一般方针和目前发行工作的几个问题》｡参见《胡愈之文集》第五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362-380页｡
[8]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M].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34.
[9]刘庆隆.叶圣陶先生和《新华字典》[J].语文建设,2000(11):47.
[10][12][13][15][16]陈克寒.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C]//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35,135,136,136,137.
[11]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出版总署党组关于筹建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问题的请示报告[C]//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14.
[14]其时《新华字典》第一版才出版不久,还不够完善,所以出版总署领导有这样的评价｡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新华字典》的意义和价值还认识不足｡周扬同志对《新华字典》的评价似乎也不高｡《周扬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希望有一些好的辞书､工具书｡八年来没有新的辞书出版,要集中一批人搞辞书｡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的辞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的辞书｡”参见袁亮,余甘澍,方厚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7-1958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359页｡
[17]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3卷)[M].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4.
[18][19]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出版总署党组关于筹建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问题的请示报告[C]//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14,516.
[20]谢仁友.《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J].中国出版,2008(5):57.
[21]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C]//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03.
[22]郭戈.人教社的“三社”始末——纪念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建社70周年[J].中国出版,2020(7):59.
[23]陈克寒.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C]//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37.
[24][25][26][35]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3卷)[M].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40,156,160,100.
[27][30]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61,20.
[28]参见:商金林教授《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已经出版的叶圣陶先生日记(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版
《叶圣陶集》的日记部分和商务印书馆版《叶圣陶日记》)均为节选本,商金林教授的这部书及其他相关著作所引用的叶圣陶先生日记,较以上两种书内容更为丰富｡
[29][32][33]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M].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7,108-109,123.
[31]按:这一安排在当时帮助商务印书馆减轻了企业负担,渡过难关,但是也导致商务印书馆在内地的各分馆均不存在｡
[34]所谓改组,是指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的重新组合｡参见商务印书馆张稷编审《我在商务一辈子——林尔蔚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9日｡
[36]陈锋,汪守本.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J].新文化史料,1997(5):60.
[37]赵守俨.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C]//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