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文社会科学图书是中国对外话语的重要载体，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和出版机构两个层面的推动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较好地阐释了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传播已经覆盖世界主要语种和主要发达国家，初步形成了"核心出版社+平台+渠道"的传播模式。同时，话语体系建设也存在穿透力不够、话语传播不均衡、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出版社要在出版机制、标准规范、学术研究等方面改进人文社科图书翻译出版工作，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出版；话语体系
国家话语是一个国家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系统表达，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多方配合协调，共同发力，本文拟从中选取一个截面，以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的视角观察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本文所指海外传播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既包括被海外图书馆收藏的中文版图书，也包括在海外出版发行的外文版图书。
一、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海外传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命题本身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同时话语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也多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比如中华传统文化、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组织合作等等，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作为其研究成果的载体，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在海外传播对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让世界认识中国
中华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延绵不绝，为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向世界展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让世界认识当代中国的源起与本来，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根基所在，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魅力所在。传承创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同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人文社会科学赋予新的时代含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再次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架起了桥梁，为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时代意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贡献，也是对中国“和而不同”“公道正义”“尊崇自然”传统价值理念的创新性继承。
2.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让世界读懂中国
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不仅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历史性变革，更要立足中国的伟大实践科学地揭示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为世界其他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让世界民众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既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的选择，也不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终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3.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为国际舆情引导提供学理支撑，让世界理解中国
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权力，谁掌握着话语权谁就拥有权力，但也要辩证地看，话语权是以权力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的话语权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是相匹配的，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对外话语权也应随之增强。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能匹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导引、改变“西强中弱”的国际舆情态势不仅要在国际外交、国际组织等官方场合进行国家层面的“政治化”表达，也要在图书出版、国际论坛等人文交流场合进行民间层面“学术化”表达，用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术语言对西方质疑的观点进行解释、批驳。通过学理分析，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道，从学术上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片面的认识与偏见，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
二、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看中国对外话语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成规模走出去的机制建设始于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成立联合工作组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演化，国家在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方面已经初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一是国家层面。国家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设立若干种类型的走出去项目，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从全国情况看，国内出版社走出去图书对国家资助项目的依赖程度很大，大部分走出去的图书很难通过版权收入获得盈利，上述这些国家层面的资助计划为国内出版社与国际出版机构开展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出版机构层面。自2013年全国出版社完成转制以来，出版社的经营发展再次迸发出活力。从走出去方面来看，出版社在合作出版、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组建出版联盟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合作，翻译出版“理解中国”系列丛书；社科文献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涅斯托尔出版社合作成立斯维特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发起举办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通过这些举措，国内出版社整合作者、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多方面资源，为出版走出去搭建沟通桥梁，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
通过上述图书走出去的体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海外的构建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已大幅缩减。根据国家版权局官网数据计算，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03年的15.4∶1，缩小到2018年的1.48∶1。
1.以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话语传播模式已经初步建成
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多为学术类图书，受众面窄，定价高，销量小，如何向海外推介学术图书对国内外出版界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以图书为载体的学术话语已经形成了“核心出版社+平台+渠道”的传播模式。
所谓核心出版社，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名的学术出版社。这类出版社承担了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的出版工作，图书内容质量高，学术影响大，代表着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前沿学术水平。具体到核心出版社的名录，目前学界没有相关的研究，但可参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指定出版社目录，或者谢曙光等人对中国学术出版能力实证评价的101家学术出版机构目录。[1]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指定出版社为例，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6年公布的目录，全国有56家出版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出版工作，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近10%。这些出版单位有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也有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等专业性出版社，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大学出版社，也有科研院所出版社，出版图书既涵盖了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代表了各学科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同时也是中国学术走出去重要的原创图书来源。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8版）》显示，中国共有520家出版社出版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未包括台湾省）在2018年进入了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其中上述56家出版社（出版社数量占比11%）入藏的图书有7999种，占总入藏数的32%；在英文版图书被海外收藏的品种数量排名中，有10家出版社进入前20名（共40家出版社），入藏英文图书310种，占前20名入藏总数的42%。[2]由此可见，这56家出版社在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出版、传播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平台是指国际书展。自2003年出版主管部门首次提出出版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内出版社通过积极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展示我国出版的优秀图书，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向国外出版机构推荐了大量内容丰富、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著作，这些著作契合了国外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阅读需求；同时，国内出版社也利用书展的平台，积极与欧美知名出版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洽谈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通过邀请作者参加书展论坛，促进中外学者交流，扩大作者在海外的学术影响。
所谓渠道是指国外知名出版机构。中国出版走出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从追求走出去数量阶段逐步进入到追求高质量走出去阶段，其中高质量的含义不仅是推介高质量图书，还包括与国外知名的出版机构进行合作，在这一点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发布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倡导国内学术出版社提高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走出去的门槛，换句话说，就是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要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开展合作。通过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合作，中国的优秀图书就能顺利进入国际社会主流传播渠道。
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2019）》列出的61家出版机构为例，他们发挥的渠道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范围广，出版机构的业务范围覆盖欧洲、北美、东亚、南亚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二是传播速度快，这些出版机构拥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纸质图书同时以电子书、数据库的形式进行同步销售；三是能够进入主流媒介，这些出版机构既有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世界知名的大学出版社，也有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等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学术出版集团，同时，他们也是各大学图书馆采购图书重点关注的核心出版社，通过这些出版机构的推介销售，我国走出去的图书能够更容易地被国外学者关注和阅读。
2.人文社会科学话语涵盖世界主要语种，话语传播地区广，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语言都有相应的文版输出
话语传播的广度是衡量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维度，话语语种越多，话语传播的地区越广，表明意愿接受话语的群体就越多，接受话语的几率也就越高。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2011年至2018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共立项862项，其中英文版503项，占比58%；日文版韩文版198项，占比23%；俄文版93项，占比11%；德文版14项，法文版12项，阿拉伯文版14项，西班牙文13项[3]（见图1）。上述外文版项目占立项总数的比例达到98%，对比世界十大语言[4]，除汉语外，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译介语种占其中八席，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的语种，为学术著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多语种的载体。
此外，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所在国家看，美国有18家，英国有7家，德国有4家，俄罗斯有6家，日本有4家，荷兰有3家，印度、韩国、法国各有2家，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越南、新加坡、黎巴嫩各有1家。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受众群体广泛。
图1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按翻译语种分类的立项数量
3.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传播内容丰富，已基本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的分类，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19个一级学科。改革开放40年多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原创作品。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除了军事学外，资助翻译出版的著作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18个一级学科。
在具体选题方面，走出去图书主要围绕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宣传解读。笔者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1年至2018年立项的862个项目主题进行分析，通过项目名称提取并精简出773个主题词，按照项目所属学科将主题词分为人文科学（410个）和社会科学（363个）两大类。对这些主题词进行词频分析，我们发现，在人文学科方面，走出去著作主要以译介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题为主，比如研究孔子、庄子的著作，研究古代思想史，研究敦煌历史等（见图2）；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以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民族等重大问题的选题为主，比如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外交、经济全球化等（见图3）。
图2 人文学科主题词词云图
图3 社会学科主题词词云图
4.对外传播话语针对性强，较好地阐释了我们话语体系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战略构想，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等重大判断和重要举措，这些新概念不仅仅是字面表述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实质内容。如何把党中央最新的执政理念及时、准确地向世界传递，让世界各国读懂中国、理解中国，是新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传播的一项新的任务。在前述的各类翻译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项目都是研究阐释我国话语体系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选题，比如《论新常态》《大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二十论》《中国新发展理念》《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等。这些图书已相继被翻译成英文、阿拉伯文、日文、印尼文、塞尔维亚文等文种出版，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进去看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艰巨性、长期性
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出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清醒地看到，在话语体系构建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源于学科基础薄弱、意识形态不同等深层次问题，需要学术界、出版界长时期努力加以解决。
1.学术话语的穿透力不够，走进去效果不显著
我国每年上千种的图书在海外出版，根据各出版社掌握的情况，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的走进去效果不明显。尽管其中有学术图书受众面小、翻译周期较长等客观原因，但对比引进版图书的传播效果，显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走进去效果还不够理想。比如，《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迷》（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2014年由施普林格翻译成英文出版，根据其官网Bookmetrix统计，截至2019年4月底，该书在官网的下载量为9500次，被引用4次；而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统计，该书英文版自出版以来，共被引13次，其中有6次是作者自引。反观经济学科引进版、译著类图书，根据苏新宁（2011）统计，在2000年至2007年间对经济学研究有较大影响（经济学论文引用60次以上或年均引用6次以上）的330种图书中，有118种是国外学术著作，其中，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发展史等二级学科图书有81种，个别图书被引次数达到700多次，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多来自国外各种流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5]
2.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话语传播不均衡
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笔者对2011年至2018年立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进行了统计，在8年间立项的862个项目中，获批立项较多的学科有经济学133项，历史考古143项，哲学宗教112项，文学语言104项，社会学69项，法学62项。[6]相比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教育学、马列科社等学科的外译项目较少。无疑，每个学科外译项目的多少与该学科的研究基础、原创水平、研究范畴有很大关系，但总体看，外译项目多的学科大都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而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外译项目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排斥。
3.多数学科尚未掌握学术话语权
尽管我国每年从各个渠道都输出大批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但相较引进版图书而言，我国多数学科尚未掌握学术话语权。比如，在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杨圣敏认为，我国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比较薄弱，在国际民族学界处于边缘位置。[7]在政治学领域，房宁认为，政治学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8]相反，政治学引进版图书多为学科基础理论类，且被引次数高，对国内政治学研究影响较大，根据苏新宁对2000年至2007年政治学引用国外学术著作的统计，《政治学》《正义论》《社会契约论》被引次数都在200次以上，即便是2003年出版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次数达到了251次。[9]当然，以上两个学科除了学科发展历史的因素外，其学术话语权更多的是与学科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关。在经济学领域，虽然中国的经济学科是舶来品，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是非主流经济学，但辩证地看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发展经验为内核的中国经济学必将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的贡献。[10]
四、改进人文社科图书出版工作，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从根本上讲，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作品，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前瞻性能够提高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地位，引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前述人文社会科学对外话语影响力不强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研究的原创能力不强、图书学术质量不高有关。但也应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除了在内容上体现出学术话语的含义外，图书的编辑、出版、翻译对于学术话语传播的方式、渠道也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学术出版工作对于推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同样大有可为，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在出版机制、标准规范、学术研究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1.倡导学术出版匿名评审制度，做好中国学术话语的“背书人”
学术质量是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生命。国内外出版机构对学术质量不同的把控机制决定了学术出版门槛的高低，也决定了出版机构的学术声望。国内出版社对于图书学术质量的把关更多地体现在三审三校环节中。相较而言，海外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则更多地体现在选题立项的匿名评审机制上。外方出版机构选择译介的图书一般会特别关注图书原创性、学术性、写作风格等方面，初步确定意向后请2—3位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对图书内容进行审读，作者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方能出版。这种匿名评审机制提高了学术出版的门槛，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也成就了出版机构在学界的学术权威。在知名出版机构出版著作，对于作者而言是一种值得标榜的荣誉，也是作者学术研究水平的“背书”。
目前，国内的出版环境为实行匿名评审制度、提升学术出版质量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和导向。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书号实名申领的量化管理等举措，都在引导出版社控制出版数量，提升出版质量，打造精品图书。学术出版社应当顺应出版质量导向管理，严格同行评审机制，提高学术出版门槛，推介高质量学术作品，在提高走出去图书整体质量的同时，提升出版社在学界的学术声望，增强国内学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2.对标国际学术出版规范，推动学界、出版界执行学术出版规范标准
学术出版是规范性、标准化要求较高的行业，既有出版业的行业标准，也有学术共同体自发研创和遵守的学术标准。2015年第三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发布《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上海共识》，2017年第四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发布《“一带一路”学术出版合作倡议》，都提到要加强学术出版规范要求，执行国际学术出版标准，充分体现出国内学术出版界对遵守学术规范的高度共识。
出版主管部门、出版社在制定学术出版规范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出版规范体系，比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的《学术出版规范》行业标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手册（SSAP手册系列）》等等。但是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角度看，对照国际学术出版规范要求，国内的学术出版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多数中文学术著作没有索引，根据谢曙光等人的统计分析，2014年初版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索引完备率平均为7.48%，各类学科图书含索引占比从1.75%到11.52%不等。[11]这类问题一方面增加了出版翻译工作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学者遵守学术出版规范的自律意识不强，需要出版社在编辑、翻译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术出版规范要求，与学界一起营造自觉遵守学术出版规范的氛围。
3.建立和完善出版大数据平台，加强学术出版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标准化为建立出版大数据平台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关于图书出版大数据，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图书的基础性数据，主要是指图书出版的CIP信息，目前中国版本图书馆已经完成系统和数据库整合，通过PDC平台调用CIP数据并提供多种相关服务功能；二是图书的消费性数据，主要是指图书销售量、电子书下载量等与市场销售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出版机构的敏感信息，一般难以公开或共享；三是图书的服务性数据，主要是指图书的被引情况、获奖情况、馆藏数、借阅数等体现图书社会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多由研究机构、图书馆收集掌握，但数据分布分散，数据资源整合程度较弱，研究价值不高。
总的来看，这三个层面的数据组成了图书出版的大数据资源，其中数据质量较高的是图书基础性数据，而目前学界对于图书出版的分析多数是基于此类数据，比如各学科的出版选题数量、新书品种数量、版权引进输出比等，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图书出版的基本面情况。除宏观分析外，我们还可以对图书出版各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比如图书在二级、三级学科下的具体研究主题分析、传播效果与价值评估、阅读群体特征与偏好刻画、学术话语影响等，做好这类研究，一方面需要大数据平台对上述消费性数据和服务性数据进行处理和整合，为研究提供具体的量化数据；另一方面也需要传播学、信息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等学科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和分析。就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我国在这两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出版界、学术界联合起来，对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出版大数据平台，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为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谢曙光,等.学术出版研究——中国学术图书质量与学术出版能力评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80.
[2]笔者根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8版)》公布的数据整理｡
[3]笔者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立项名单汇总整理｡
[4]根据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公布的资料,世界前十大语言有英语､汉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韩语(朝鲜语)和葡萄牙语｡
[5][9]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13.
[6]笔者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立项名单汇总整理｡
[7]杨圣敏.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EB/OL].(2018-02-09).http://www.cssn.cn/zzx/zzxzt_zzx/bdh/ztfy/201802/t20180209_3846972.shtml.
[8]房宁.谈谈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6(1):2-9,125.
[10]张晓晶.主流经济学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J].经济学动态,2013(12):24-30.
[11]谢曙光,等.学术出版研究——中国学术图书质量与学术出版能力评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