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也会“嫌贫爱富”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公共领域中文化产品可获得性的失衡

　　全球化与媒体革命使人类不断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媒体，于是方便与快捷的媒体就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乐观主义者称，电子媒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各种折中之说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于社会关系和权利如何作用于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考察消费者在接近文化产品时受到的制约和障碍，尤其关注在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不平等的分配结构中，传播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我国成为显学，英国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的名字常见于报端。威廉斯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是英国传播研究的启蒙者，他提出了与艾略特、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利维斯(Leavis)等人所主张的精英文化不同的观点。威廉斯理想中的精英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诸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尤其是传媒精英等)建构的，而是由下层阶级或者普通百姓接受、体会的精英文化。威廉斯眼中的精英文化所涉面极广，不仅指人类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与艺术，也包括各种机制与日常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社会各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及享有的，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他反对利用任何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美国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某个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循着威廉斯和波兹曼的思想，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作为文化产品的制造主体、被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视为公共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视为潜在“意识培养”产业的大众传媒，看看这一领域内媒介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真实面貌。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接近和使用媒介文化产品时，能否随意地行使作为消费者的主权?

　　受众理应公平地消费与使用文化产品

　　现代传播媒介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史，也是一部在行使完全的公民权利的过程中不断地趋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史。传播学者默多克·戈尔丁认为，“公民权利就是允许人民在各个层面上成为一个社会的完全的成员的条件”。因此，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理想的传播体系应该是开放、多样、可接近的。第一，传播体系可以让人们接近信息、劝告和分析，从而使人们知道他们的权利并有效地去追求;第二，传播体系可以在最广阔的可能范围中，提供涉及政治选择的信息、阐释和争论，使他们能够表达异议，做出选择。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公共新闻运动，大致的主张是：新闻记者的眼睛不能总是向上，应该关注自己所在社区的普通民众;不能仅以旁观者的姿态报道新闻，还应组织、参与民众的公共生活，推动民主发展。

　　人们在使用、解释、回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际运用的形象、符号和词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过去生活中习得的文化建构。因此，以一种全面的、在理论上恰当的方式理解文化产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传播分析可能占据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的经济学相比，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它是全面的;第二，它是历史的;第三，它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共干预之间的平衡;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它超越了技术性的效率问题，专注于公正和公共利益等基本的道德问题。另外，文化工业研究特别关注经济原动力对公共文化表达的范围和多样性的影响轨迹，以及这种文化表达在不同社会集团中的可获得性，关注在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的不平等结构中，传播活动是如何展开的。此外，批判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四个历史过程：媒介的生长、公司势力范围的扩展、商品化，以及国家和政府干预角色的变化。

　　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从本质属性上来说是商业媒介和广告媒介，即媒介必须依赖市场和广告的支持，货币交换规则完全支配了受众、节目和电视媒体等视听服务领域的关系，所有服务都要通过货币作为中介物进行比较、计算和具体化。比如，在英国，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制造文化产品代表的广播，已经成为一个准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念已经体现在法律、习俗和实践中了。但近年来，赞成公共服务机构代表BBC私有化的声音占了上风，商业行为的趋向在BBC的节目经营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从考虑公共利益(BBC的第一任总监约翰·雷斯把BBC的职责解释为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即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它的节目)转向只有付钱才能得到的商品。这样，媒介为公共领域和社会大众服务的空间和意识会逐步缩小、淡化，媒介内容的娱乐化、世俗化、粗鄙化倾向将日益严重，同时也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公共问题、享受民主权利构成威胁。

　　应该说，媒介的商业化运作给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其中的效率效益观念、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推动了传媒的飞速发展，但是传媒集团的唯利是图极力营造消费主义的氛围，给新闻、文化、人性及社会的民主发展造成的危害越来越触目惊心。哈贝马斯认为，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化，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赚钱至上，可能导致众多媒体涌向几个最有前途的商业领域(如新闻、体育、音像等)，结果任何一家公司提供的节目内容与其他商业媒体所含的内容毫无区别。这导致了媒体的同质化。对此，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深感忧虑地说：“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的初期‘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已没有什么圣经，两只手里都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之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基准。能赚钱就好，资本主义变得既无伦理也无文化”，“不能不说这正在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

　　文化产品获得性失衡的障碍因素

　　对自由市场哲学的提倡者来说，媒介文化产品同其他产品一样，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保证人们对其的需要得到充足的生产和分配。但是，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时，并不能毫无障碍、不受限制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对限制这种自由的障碍进行考察。文化产品获得性的失衡可以归因为物质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

　　第一，物质的障碍

　　比如，承载信息的报纸、书籍、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这些获取文化产品的必要设备和平台均是有价获得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接近这些文化产品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设备和平台的获得要受到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限制。而且，信息传播物品本身也要求经常更新和替换，其结果是，弱势群体受到消费能力的限制，富裕群体的优势得到累积，富裕阶层在获得信息和消费文化产品上拥有更多的权利，媒介产品和信息服务进一步向富裕集团倾斜。这一点在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体现得尤为突出。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对文化产品的可获得性，在使个人接收良好教育、培养立足和适应社会的技能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变因物质障碍的制约导致不同阶层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失衡，显得非常紧迫。

　　第二，文化的障碍

　　这一障碍主要体现在三种非物质性资源，即时间、空间和文化能力。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时间尤其是真正的闲暇时间，是分配高度不均衡的资源。低收入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而地位高、收入高的阶层则会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接近媒介产品、获取信息。空间的获得性同样是一个对媒介产品的获得有结构性影响的关键资源，接近媒介的空间不同导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最后，对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能力。不同的社会地位导致不同的对文化技能和符号资源的接近，对信息的解释和表达就会存在差异。

　　结语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与共享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信息平等与自由。

　　网络环境下，一方面，互联网为民众创造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提供了更加理想的诉求表达平台。有学者理想化地提出“信息共产主义”概念，认为“信息共产主义”具有人人平等、集体共创共享、信息生产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等特点。另一方面，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导致了数字鸿沟。针对此，政府需要承担解决因信息鸿沟产生的社会不公的重任，通过制度安排，比如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财政安排来解决网络时代的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重任。政府的作为，会影响人们行使和享有表达自由权利的方式、内容和程度。

　　雷蒙?威廉斯说：“我们要推广民主，发展‘另类文化’，要让弱势者有创造知识的机会。”这句话概括了雷蒙·威廉斯的志业。在媒介偏爱富裕阶层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期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随威廉斯的志业，本着以受众为本的思想，努力改善新闻信息的传播设施和传播手段，积极创造条件使潜在的受众变成现实的受众，为弱势群体提供创造知识的机会，使全体受众都能享受到现代化信息和现代知识的甘露。我想这也正是大多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宏大志业。

　　参考文献：

　　①【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11页

　　③郑一卉：《互联网时代：谁是记者?》，《现代传播》，2014年第7期

　　④李春雷陈瑞华: 《演变、转向与趋势：新媒体时代下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6期

　　⑤【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黄祖兵：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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