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艳蓉：河北阅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图书出版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特征制定并发布了系列政策，我国少儿出版在此类政策的指导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特征，推出了具有差异性的主题内容。以文化教育维度为视角反观我国少儿出版的发展历程，在媒介发展、基础教育、文化建构、儿童发展等方面，我国少儿出版始终承担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中国特色图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出版在文化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效能。
【关键词】文化教育维度；少儿出版；使命
本文以文化教育维度下我国少儿出版不同阶段的使命作为研究出发点，在阐述当前我国少儿出版使命承担中存在的不足后，分析文化教育维度下我国少儿出版践行使命的路径。
一、文化教育维度下我国少儿出版不同阶段的使命
（一）1979年之前：服务和尝试打破政治思想教育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国内少儿读物大多围绕政治来设计题材，比如记录样板戏内容的少儿连环画册、倡导成为“红小兵”的读物，1966年到1976年间，国内出版的少儿读物出版将近4590种，总印数达到17.42亿万册。此时代的少儿读物受制于经济、政治环境影响，虽然关注少儿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强化和体现了少儿出版的教化、宣传特质，但大多脱离少儿阅读需求，且发展缓慢。
1979年之后，国内少年儿童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如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蕾出版社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各省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也逐步兼顾儿童读物的出版，很多中文文学名著以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为研究核心，以多样化的选题和内容，日渐丰富的品类，如幼儿启蒙、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等。此阶段的少儿出版承接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使命，在推动童书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少儿读物的覆盖领域。
（二）1992-2006年：借力市场经济规律与国际平台扩大教育效能
1992年作为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重要节点，为少儿出版的大踏步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力。1995年开始，我国少儿出版迅速找到发展方向，在尝试与国际对接的同时，在“九五”“十五”计划的促动下，借助集约化、产业化来加快实现少儿出版的“双效”。
21世纪以来，在国内出版体制、新课程改革等的推动下，少儿出版规模有了极大地提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少儿出版品种、规模、数量等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幼儿启蒙、科普读物、卡通动漫、儿童文学、经典著作等多种题材读物出版量的提升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还为原创本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曹文轩《草房子》、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伍美珍、饶雪漫、郁雨君的“花衣裳”组合等，在市场化需求下，进一步提升少儿出版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价值。
纵观此阶段少儿出版的发展历程，在教育维度下，少儿出版始终围绕政治、经济的发展，其对革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宣传思维，固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逐步打破，但是社会效益而并非儿童阅读需求始终是少儿出版的核心要点。《中华国宝》《周总理的美德》《中华魅力》《英雄少年时》等全国优秀儿童一等奖读物以传统文化和主旋律为文化教育的主基调，相对忽视儿童文化接受、文化启蒙等的动态化、特殊性、个性化要求，导致此阶段的少儿出版有自身文化逻辑，然突出的并非童趣而是强调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秩序性、规律性、规范性和可识别性。
（三）2006年以来：整合多方资源关注少儿客体成长
新媒体时代和出版时代的来临使传统出版的下滑成为必然，但是少儿出版在此阶段领跑书业，于2006年到2010年间，借力出版单位转企改革和文化体制深入改革等的推动，有效强化了少儿出版与信息、科技、国际媒介等领域的深度融合，2011年之后，少儿出版内容产业链出现，少儿读物推广和阅读活动全国开展，儿童图书馆的增加和“分级阅读”概念的出现等，意味着此阶段少儿出版文化产业平稳增速。文化范围内少儿拓展阅读的弹性需求和教育领域中少儿教材的刚性补充需求，逐步成为此阶段少儿出版物教化幼儿的重要突破口。
由于文化变革与工业革命、媒体变革、科技变革、机器革命等密切相关，且互相促动，当前随着少儿出版引导传统图书出版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少儿出版的文化使命日渐艰巨。作为在少儿文化接受程度、成长、阅读等基础上形成的少儿出版业，在此阶段灵活应用了商业文化、产业文化、媒介文化相融等的变更，以及以上各方面所带来的生产经营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等的变化。少儿童书数字出版、版权进出口、融合出版等带来的知识创新、个性阅读等，充分体现出了少儿出版在新时代的微观文化价值追求。少儿出版由浅入深、从无到有、不断创新等，代表着少儿出版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落在少儿这个生命客体上，以阅读文化、童年文化、出版文化等，培养和构建少儿文化主体性地位，培养青少年儿童的文化自信等。
二、当前我国少儿出版使命承担中存在的不足
（一）出版定位不清，出版物品质有限
互联网时代中，我国少儿出版物的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且其中的电子读物占比不断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以市场竞争和获取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思维下，我国少儿出版物的品质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为迎合市场，降低成本，部分出版商偏重纯文字儿童文学读物，相对忽略儿童思维正常成长规律和核心素质教学改革对少儿出版读物的新要求等。纯画本读物与纯文字读物并非不可取，但是读图时代，两者的融合才能真正契合少儿阅读需求，才会有效激发儿童自主阅读的兴趣。此外，部分出版商过度关注外国儿童文学引入，忽视原创重要性等，也导致国内少儿图书的出版缺乏个性，忽视客体动态变化需求，其文化使命的承担与传播目标的达成要求“两层皮”。
（二）中华文化融合力度低，文化使命承载浮于表面
从少儿读物诞生以来，始终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运作，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国家主流文化意识的影响，少儿出版一度成为政治宣传产物，但是总体而言，少儿读物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广袤土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汲取养老的客观现实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在国际化交流的过程中，少儿读物对中华文化的解读、界定、传承浮于表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大部分少儿出版社的确意识到了少儿读物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却没有找到两者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契合点，导致少儿出版这个平台上，中华文化的传播很难精准有效。拟提升少儿出版的文化传播效能，实现其在新时代的文化和历史使命，就需要出版社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点和少儿出版文化使命的本质。否则少儿出版文化使命很难承载“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的目标。
三、文化教育维度下我国少儿出版践行使命的路径选择
（一）以项目规划锁定国内外市场，走贩卖品牌版权之路
如何定位少儿出版社的文化使命，如何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找准中华文化搭载少儿出版的方式与路径，如何将少儿出版社的文化使命真正落实到实处，应该作为当前时代中，我国少儿出版在践行文化使命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需要少儿出版以国内外市场的当前发展规律、现状为前提，深入解读出版内涵，以国际书展为平台，拓展文化使命的践行通道。
在坚持“走出去”的原则下，建议我国少儿出版要厘清自身实力、优劣势，以少儿的精神教育和引领为目标，调研少儿的阅读需求和兴趣点，以原创出版为抓手，按照有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诉求，来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少儿出版与其他产业的不同在于，出版内容是其产品和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我国少儿出版在文化教育维度下要打破以制造和贩卖图书为目标的运营模式，在践行文化使命的前提下着手少儿读物内容价值的最大化挖掘。
按照4P理论，我国少儿出版的关注点不能仅限于读物本身，还要延展到品牌，以保护原创出版内容知识产权为基础，逐步开发衍生产品，以品牌授权与版权输出等拓展经营模式。实践证明，国内外少儿出版物的市场竞争最终会落实到品牌意识与版权意识两方面。这意味着产业链偏于单一，我国少儿出版拟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并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就必然要完成“卖产品”向“售卖品牌的版权”方向的转化。基于此，建议我国少儿出版以项目策划的方式调研并梳理国内外市场对少儿出版的新要求，创建产权贩卖链，为版权输出、实现文化使命奠定基础。
（二）正确定位教育价值取向，逐步拓展文化传播平台
连续七十多年的发展不仅为少儿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还为少儿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寄养。随着少儿出版教育功能的持续加强，少儿出版需要在多媒体融合、虚拟现实、寓教于乐等方面发挥实效，以便不断拓展、丰富少儿出版教育附加值，为少儿互动性教育和兴趣教育打造良好平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会议上清楚的界定了文化教育引导的价值与方向，少儿出版要坚定不移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将文化体制改革更为深入的引导，就必然要以正确定位教育价值取向为前提，在着力挖掘中国古代典籍内容和传统文化资源力度的基础上，以各国国际书展为宣传平台，自觉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做好版权输出工作。践行文化使命，弘扬中华文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此，我国少儿出版社、代理商、作家、技术供应商、印刷商等要齐齐发力，逐步拓展文化传播平台，进行少儿出版数字化、生动、多元、活泼、趣味、健康的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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