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蒙薇：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摘 要】就科技期刊本质蕴含及存在意义而论，社会效益是衡量其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即便从科技期刊印刷实体和数字媒介形式出发，它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产品，属于智慧、灵感、思想等凝结而成的特殊产品。科技期刊编辑是这一特殊产品的主要创造者，在科技期刊投入市场发行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社会效益观强弱程度决定了科技期刊价值链构成。本文从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辩证、内涵进行阐述并提出了社会效益观实现的途径，为科技期刊编辑树立正确的社会效益观及职能发挥提供参考，进而促进科技期刊在社会贡献方面的作用发挥。
【关键词】科技期刊社会效益观编辑职能价值冲突
一直以来，受文化性内容生产机制影响，社会公众对科技期刊编辑（或泛化的“编辑”）的直观职能认知存在明显的浅层化。无论是传统的纸媒印刷时代，还是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行为均落脚于选择、优化层面，由此形成的直观体验中，容易忽视科技期刊编辑的创造性。甚至存在一些关于科技期刊编辑职能的错误认知，如收收发发、涂涂改改、修修补补，属于无术、无业、无学的“三无角色”[1]。公众层面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容易造成社会对科技期刊编辑价值取向的忽略，进而否定科技期刊编辑对社会效益的贡献与影响。马克思认为“物的属性决定物的用途”，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或一类具体的“物”往往包含多种属性集合，鉴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不同步特征，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或价值取向）是能够在不同维度、主体、场域中表现出来的。例如，将研究视域投射于人类历史中所沉淀的海量文献资源上，编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高于创造者、运用者，而这种效益的形成源自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及时代时刻下，强调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都是非常必须的。当然，随着环境嬗变，科技期刊从纯粹的精神产品演变为一种文化商品，科技期刊编辑除了要考虑社会效益，还要考虑经济效益[2]，一定程度上后者对科技期刊编辑的价值观影响更大，一旦涉及到经济收益与科学精神的冲突，关于如何平衡协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科技期刊精神产品价值坚守层面，需要更实用主义的责任伦理进行约束。
1 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辩证
广义上的科技期刊既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商品[3]。作为一种媒介存在，其价值主要表现在科学知识和科技成果的传播与应用层面，是推动人类社会与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具备明显的社会效益特征；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科技期刊与一般文化产品无异，需要历经印刷、出版、发行等必要环节，销量直接关系到科技期刊的生存机率，具备明显的经济效益特征。但无论何种存在定位下，编辑都是科技期刊创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其行为及影响力贯穿科技期刊整个价值链，而如何化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价值冲突，成为科技期刊编辑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立足社会组织的历史维度分析，科技期刊的科学价值（含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决定了其存在意义，即科技期刊源头上既非“世俗化商品”，只是随着世俗化扩张（商品经济模式）干预了科技期刊价值场域的稳定性，因此科技期刊编辑树立社会效益观是其职能的应有之义。
哲学家汉斯·尤纳斯认为，“责任伦理”本质是人类告别崇高与愚昧，主动迎接世俗社会的伦理。那么何谓“世俗社会”呢？以科技期刊价值为基础，非世俗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科学精神的追求是纯粹的，无论是探寻宇宙的奥秘或是解剖细胞的结构，宏观微观本源的认知是唯一目标，反馈于科技期刊内容生产层面，可以认为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狂欢”。而在世俗化社会中，科技期刊价值让位于使用价值（社会效益让位于经济效益），人们希望从这一媒介中获取更多改良世界、改变自我、改善生活的指导，如提高生产力，获取更多优质产品和物料。科技期刊作为责任伦理的主体，一方面要坚守非世俗化社会中科学精神的追求，一方面要满足世俗化社会中科学运用的需要，而“平衡”与“失衡”的节点是很模糊的，简单地可以通过“角色责任”和“个体责任”去区分，科技期刊坚持角色责任为主导，就能够保障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突出个人角色，就容易产生对世俗社会需求的迎合、依附，科技期刊经济效益则凌驾于社会效益之上。
2 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内涵
科技期刊编辑的劳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性脑力劳动，就内容生产过程来说，既有甄别也有发掘，既有加工也有创造。换言之，科技期刊编辑决定了科学文本内容的最终形态。结合前文辩证，科技期刊原本不属于世俗化社会的产物，因此科技期刊编辑主观上不能以经济收益多少为衡量标准。突出社会效益的最佳体现，就是发挥科技期刊在社会贡献方面的作用，据此可将其内涵归纳为四个方面。
（1）服务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创新，即“道德观”。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最大共识，科技期刊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科技成果发明的重要传播媒介，应自觉遵循科技理论与科技实践的统一性原则，为生产力提升与创新提供高质高效服务。但是，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并不构成必然关系，或者说彼此之间没有强烈的因果关系，一种先进的科技成就或许要历经较长周期才能渗透社会生产力中，其间科技期刊编辑要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不能因为自身利益而夸大其词、进行误导，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
（2）作用于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传播，即“内容观”。
从科技期刊的媒介特征来看，无论是纸媒期刊还是电子期刊，都属于媒体范畴，其基本功能就是传播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以供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用户借鉴学习。换言之，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作用对象是非常固定的，在内容编创方面不能以大众文化消费需求为基准，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传播不仅要求快，更要求稳、求准、求真[4]。
（3）具备高度的意识形态斗争敏感性，即“政治观”。
谈及科学，人们最强烈的印象是“理性”，这应该是科学及科学期刊的底色，包括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都属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禁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一体化及政治多极化的状态下，标榜科学理性的期刊也可能沦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如以科学成果的名义进行政治攻击、煽动、诱导等。如2020年4月，德国科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发表了一篇《有机化学何去何从？》的文章，就涉及到对中国的政治攻击与学术歧视，反观国内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中，涉及到民族问题、主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更为复杂，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4）致力于优秀科技人才发现及培养，即“人才观”。
科技期刊不是功成名就科学家的应许之地，科技期刊编辑承担选题、约稿、组稿等任务，应该发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公平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有着科学理想追求的作者。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群体信念，因此激发起一大批隐性人才创作投稿，而编辑作为最早与他们接触的角色，应致力于优秀科技人才发现及培养，给予他们充分的鼓励和肯定，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风气。
3 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实现
狭义上看，科技期刊编辑是一份具体工作，社会效益观的实现应渗透于工作理念、行为之中，综合道德观、内容观、政治观及人才观的要求，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3.1 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强化职业道德修养
立足国情，我国科技期刊主办及管理单位具有一定行政色彩，如国有单位、行业协会监管、政府投资等，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科学知识及科技成果能够尽快地转化成生产力，同时也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了第一道防线。从这一角度说，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效益并非局限于一本期刊或一家机构，而是面向全社会、全人类作出贡献，如医学类科技期刊为医疗研究机构传送最新科研成果，材料类科技期刊为材料研发企业提供前沿理论建议等。基于这一前提，身为一名科技期刊编辑应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将自我价值的实现纳入到集体视域中，不断强化自身职业道德修养。一方面，爱岗敬业精神关系到科技期刊的质量，投放市场之后会在各领域、各层次产生指导作用，这就要求编辑以高度责任心从事相关工作，从选题、约稿、审稿、修改、校稿等多个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职业道德关系到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优劣，如果在特殊利益诱导下偏离道德初心，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及负面社会舆论；科技期刊编辑除了从严从难要求自己之外，相关管理机构也需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机制。
3.2 严控学术不端现象，捍卫科技期刊权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内容生产速度及规模不断提升，科技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也从“渠道为王”转向了“内容为王”。基于科技期刊编辑筛选、优化工作形式，日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低价值密度文本中“提纯”，实现内容质量的最优化。但现实中，科技期刊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世俗社会的商品，如大量品质低劣、胡乱拼凑、同质性高的论文涌向科技期刊，发表者的目的并非追求科学真理，而是满足评职称、完成学术任务等需要。观察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市场不难发现，由于大量学术赝品、次品的出现，严重拉低了我国学术期刊的水平层次，甚至一些单位、地区进行规模化的论文生产，单纯追求数量、彰显政绩，这些都可以纳入学术不端的范畴[5]。科技期刊编辑是维护科技期刊权威的第一道防线，在工作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相关规章制度（如重复率检验要求），严格控制学术不端现象，一经发现不仅要退回，还要给出一定的警告及惩戒，如建立本刊内部的“学术不端黑名单”。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矫枉过正，如一些投稿质量较低的原因是格式、结构等问题，不应纳入到学术不端范畴，这就需要科技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在鉴别、修改、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操作能力。
3.3 关注社会实时热点，严守意识形态底线
科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科技期刊应建立科学理论与科学应用的桥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科学服务。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积极关注社会实时热点，将自身工作与人民需求高度关联，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善于将科学原理用通俗语言描述出来，为国家及政府提供决策支持、宣传资源等。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西方社会频频攻击中国抗疫活动，试图将疫情问题政治化，甚至编造一些伪科学言论进行佐证。国内科学期刊编辑在选题、组稿、约稿等活动中，要提出针对性的论题，从新冠肺炎病毒科学层面着手，不断向公共防疫、自我防护、隔离措施等领域扩展，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人民抗疫信心。
3.4 弘扬科学创新精神，鼓励学术百家争鸣
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要素，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依附于人才的智慧、灵感、思想存在，在当今多元文化生态中，每个人的观点想法都存在独特性，反映到科技期刊投稿上更是存在巨大争议。身为科技期刊编辑，自身不能迷信权威，要认识到科学本身是一个质疑、探索、创新的过程，科技期刊作为科研人员及爱好者的发声平台，要做到一视同仁。科学期刊编辑自身应鼓励人们参与，在自身领域（如医学领域、生物学领域、石油化工领域等）营造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防止把有创新观点的论文、成果拒之门外。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观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世俗社会的扩张、干预，在坚守科学精神价值的前提下，应不断为各领域、各阶层提供服务，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裴鸿.论新时代科技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J].传播与版权,2018(9):145-146.
[2]李艳艳.科技期刊编辑职能转变与社会责任定位[J].天津科技,2018,45(3):79-80.
[3]于骐鸣.论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J].科技视界,2015(9):96-116.
[4]吴晓淳.新形势下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J].出版科学,2012,20(1):38-41.
[5]徐晶.社会责任论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启示[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1,24(5):9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