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湖四海》石钟山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2月版/39.80元
■王国平(书评人)
如何看待自己是一个哲学命题。人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往往被潮流裹挟,横冲直撞,身不由己,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陷入迷失。路走得太远了,忘了从哪里出发。日子都给过旧了,忘了自己姓甚名谁。兜了个大圈,经历了波折和委屈,再回头看,低头思,幡然醒悟,对自我就有了新的认知,也就有了重新找回自己的强烈冲动与切实行动。石钟山的长篇小说《五湖四海》,说的就是人物“找回自己”的心路历程。
整部小说,借助人物的言与行,串联起一个时代的印迹:农家娃参军入伍、部队大裁军、文艺团体改革、穷亲戚进城、商品倒卖潮、停薪留职下海潮、歌舞厅潮、进城务工潮……时代背景就像是一个舞台,为人物的登场演出创造着一种氛围,也为他们的内心波动提供着显在或潜在的依据。时代无罪,把自己丢了,关键还在于“人”,在于人面对世事变迁、风潮涌动、情感压迫时没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力。
书中主人公、1980年代的农村青年刘天右的人生主题就是“出走”,离开家乡,闯荡天涯,求得一个“衣锦还乡”。这似乎是几代人不惧艰辛、奋斗不息的内在动力。怀着“恨意”的出走,往往陷入“斗狠”的泥淖。于是,这个出走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遗失自己、放弃自己的过程。部队首长养女付瑶的人生主题是“顺从”。她顺着母亲的“设计图”,像一枚棋子,“象”走田,“马”走日,规范,有序。她也抗拒过,但申诉无效。“规矩”的力量太强大了,基于“爱”的情感控制力太饱满了。她只好将情感隐藏起来,将追求搁置在心底,无精打采地应付着看似用心的安排。
一个来自农村,一个成长在城市的蜜罐里,一个主动放逐,一个被牵着鼻子走,他们殊途同归。物质环境、社会地位,他们有天壤之别。而在精神困境上他们基本上是同等的。《五湖四海》触及了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话题与人生主题。
时间的打磨,世事的教训,让他们俩悟出了一点什么。刘天右开始“归来”,惦念自己的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感受故土的温暖。他融入战友这个集体,在战友的协助下重新站了起来。付瑶果敢地卸下爱的负累,挣脱爱的枷锁,自己给自己做主,要为自己重新活一回,张扬起“现代人”的性格。他们俩都在回到原点,返归自己的本来,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他们回到“美丽时光”,完成了从“见山不是山”到“见山是山”的成长。
从“出走”到“归来”,横卧着作家编织的一个故事。一声叹息中重新上路,一地鸡毛中燃气希望,或许这就是生活的部分本质吧。正如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所说:“只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呢”。事不亲为长不大,事不经历不知味。《五湖四海》朝着正在人生路途上陷入自我迷失的人们大喊一声,“你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