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模式的思考

　　摘　要：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办刊能力使其达到国际一流学术水平，已纳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目前，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出版商合作较少，合作模式主要体现在海外营销代理和版权合作方面。国际合作有利于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有利于学习国际先进的办刊理念，为组建自主性国际品牌期刊和出版平台培育人才。目前的国际合作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会导致学术信息不平等循环等状况。“借船出海”扩大期刊国际影响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策;依靠自主创新、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期刊平台应是中国期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期刊人应对“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良策。

　　关键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模式;海外营销代理;版权合作;自主性国际期刊品牌

　　引　言

　　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影响力已不限东亚一隅，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日益增长，并呈双向互动的良性态势。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重视文化传播。中国作为一个地域性大国，不仅要在全球布局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也需要布局自身的文化利益。全球化进程需要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学术互动。可以说，构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期刊交流与合作平台，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期刊人的理想和追求，并得到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49种，总印数32.9亿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总印数占42.3%，位居第一。虽然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但从数量上看已成为世界期刊大国，并正在成为国际出版业的重要力量。

　　在出版国际化方面，近年来，国内学术期刊也纷纷走出国门，以不同形式尝试与信誉良好的国际知名出版集团进行合作，期望通过“借船出海”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但与中国图书及科技期刊“走出去”的步伐相比，我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整体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整体谋划，切实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考量，去完善机制，加大投入，积极稳妥推进“走出去”工作，尤其是如何变“借船出海”为建设中国自主性的国际学术期刊平台，应成为未来我国期刊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着眼点。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首次推出了“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着手“建立学术期刊科学遴选和培育机制，重点支持代表我国学术水平、具备国际办刊能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术期刊发展;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学术期刊，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明确将“国际办刊能力”、“国际影响力”、“国际一流学术水平”作为未来期刊发展的目标和扶持重点。《规划》还同时推出多项国际性的出版工程、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及海外发展扶持工程，提出要“以版权输出和出版合作等方式，实现对外出版发行，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提高中国出版物出版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规划》特别强调了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发展问题，提出要“向国际市场推广我国优秀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以及历史成就”。新闻出版总署的一系列措施无疑将有力推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2011年11月，教育部也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2011[5]号文件)，该计划除了涉及图书出版的“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中华文化经典外文汇释汇校”等项目外，首次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外文学术期刊。

　　在国家基金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早在1999年即已设立，每两年(偶数年)受理一次，十多年来，在稳步推进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进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12年6月，国家社科规划办则首次推出了专门面向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家基金期刊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明确将建设“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列入“管理目标与要求”，经费预算还将外文翻译费列为专项，并与稿费、审稿费等主要开支并列，全力扶持和助推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此前的2010年，立足学术层面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已设立，该项目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关于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期刊，其中较多为单个期刊的经验介绍，也有对某类期刊或某院、所期刊群国际合作情况的调研，代表作为郭玉等的《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SCI期刊出版状况分析》(《编辑学报》2011年第6期)、沈华等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国际合作调查与思考》(《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 年第 6期)、马建华等的《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合作基本模式探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年第6期)等。由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相比自然科学期刊更为缓慢，因而，一直以来我国有关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性论文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类英文学术期刊创刊种类的显著增加以及我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研讨的文章逐渐增加，如郑瑞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0年第3期)以《外国文学研究》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例探讨了社科期刊的国际化问题。检视近年来社科期刊国际化研究论文，内容多偏于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式发展理路或编委国际化、作者国际化、发行国际化等方面，也有的把视角延伸到国际出版商网络数据运作模式方面，如杨海平等的《国外学术期刊数据出版商的运作模式研究》(《出版科学》2012年第2期)，但均未涉及国际合作问题。有关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问题仅散见于零散的办刊经验介绍、媒体访谈或调研报告等短文中，尤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贡献最为突出。该报近年来刊发了不少期刊国际化问题的系列文章，其中《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现状调查》(2011年5月18日)，访谈文章《借船出海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国际知名度》(2011年7月8号)等对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模式有涉及。但相关专文研究尚未见到。

　　一、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概况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和对策性研究与探索已愈来愈迫切地需要超越地域性的交流与沟通，国际学术共同体之间也需要有更多的互动与对话。由此，国内的一些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纷纷开始筹办英文刊，积极谋求“走出去”的途径，尝试与国际大型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走向世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大型出版商也纷纷看好中国学术市场的未来发展，主动与我国英文学术期刊寻求合作，共谋发展。

　　目前，我国与国际大型出版商合作的期刊出版单位主要有出版社及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国际合作对象主要为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如斯普林格 (Springer)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威立-布莱克维尔(WileyBlackwell)出版集团、泰勒-弗朗西斯 (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自然出版集团(NPG)、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期刊至少在160种以上，其中以自然科学期刊为主，仅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合作期刊就达59种，而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参与国际合作的仅16种左右。人文社科类期刊的合作方主要有施普林格出版公司、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哈珀—柯林斯、企鹅等国际出版集团。近年来，不少著名国际出版商还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渠道与中国人文社科外文学术期刊进行合作，哈珀—柯林斯、企鹅等国际出版集团即由此与《青年与社会》、《管理学报》、《政治与法律》等达成合作协议。

　　总体而言，与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合作最多的国际出版机构为施普林格，其次是爱思唯尔。施普林格不仅是与中国科技期刊合作最多的出版公司，也是迄今与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合作最多的著名国际出版机构。早在20世纪70年代，施普林格即开始与中国期刊合作，致力于中国期刊的国际化运作，并创建了“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几十年来，施普林格与中国共同合作出版了90多种学术期刊;与我国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将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推介给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图书馆、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并通过 SpringerLink在线全文数据库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全文访问，成为把中国研究成果推介到西方的主要国际出版商。爱思唯尔于2005年开始与中国科技期刊建立合作关系 (Chi-neseJournalCooperationProgram，CJCP)，但其合作对象目前仅限于我国英文版的自然科学期刊，约40种左右，社科期刊基本没有。

　　与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数量极少，究其原因，客观上离不开语言因素。目前来看，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基本只与中国的英文版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进行合作，如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强调致力于提高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运作，爱思唯尔最初与中国期刊合作时，根据语种不同分为 CJCPA 和 CJCPB 两部分，CJCPA 完全针对中国英文版期刊，CJCPB 虽针对中文刊，但须将中文内容译成英文，稍后不久便中止了 CJCPB 合作模式，只与英文期刊合作;威立-布莱克维尔出版集团同样要求合作者为英文刊。2009年，威立-布莱克维尔出版集团某资深出版人偶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惊叹该刊论文质量、学术视野、理论深度、作者层次及地域性、审稿流程及栏目国际化程度等完全可媲美国际著名人文社科期刊，遂索取该刊全年刊物回集团高层论证后，主动提出了与该刊建立合作关系，甚至主动表示可以保持该刊大综合的内容，但唯一要求的就是改成全英文刊。

　　与自然科学不同，思想只有在母语中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撼力与吸引力，人文学科独特的本土性及其文化传承功能，在本质上特别强调对母语的依赖，所以，无论从国家语言安全角度、信息战略角度、人文学科的特点等角度考量，条件成熟的社科期刊可以做全英文刊，对大部分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最终的语言选择可能还是以母语为主。由于中国英文版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本身就少，加上人文方面的内容翻译难度本身又较大等多种因素影响，“借船出海”的人文社科期刊就更少了。据ISS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中国国家中心资料显示，1950年至2011年，我国外文学术期刊创刊近380种(多为英文版)，其中自然科学类期刊达329种，社会科学类只有50种左右，其中还包括了早期创刊的一些非学术性对外宣传期刊。英文版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大体只有40种左右，“借船出海”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社科类学术期刊仅约16种，约占社科类英文期刊总数的36%。

　　社科类英文学术期刊的办刊主力主要为高校及研究机构，占比50%以上。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不同，在中国，由出版社主办的学术期刊相对较少，主办的社科期刊尤其是社科英文刊更少。以与斯普林格合作的出版机构为例，中国科学出版集团2005年即与施普林格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其主办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31种自然科学英文期刊均与施普林格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中，也各有3份英文科技期刊与斯普林格建立了合作关系。而社科领域直到近年才出现类似的合作办刊形态，主要代表为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开始与施普林格合作，截至 2012 年底共有 24 种英文学术期刊通过SpringerLink向全球提供在线论文，其中科技期刊17种，人文社科类英文版学术期刊7种，是目前人文社科期刊参与国际合作最多的出版机构。这7种英文刊均为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性期刊，内容包括经济、法学、教育、历史、哲学、文学、管理学等，已先后被美国、英国、荷兰、波兰、西班牙等著名国际检索机构的重要索引收录，让世界感叹于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之时，也感受到中国当代人文社科学术的风采。

　　目前，高校主办的英文社科期刊主要有《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该刊2005年创刊，经过几年试办，于2008年获得 CN 号，并正式以期刊形式出版，成为中国大陆首家推出的有正式刊号的高校人文社科英文期刊。该刊创办伊始即与德国斯普林格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期刊社也已获得社科期刊英文版 CN 号，并于2013年1月创办了《经济与政治研究》英文季刊。此外，山东大学《文史哲》等相关高校期刊也在纷纷筹划创办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至于高校各院、所创办或拟创办的专业性英文刊相对就更多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 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CJIP)创办于 2006 年，该刊创办过程本身即得益于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提议与推动，创刊伊始即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06-2012年间连续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经费资助，并于2012年被SSCI收录。

　　研究机构主办的英文刊主要有1980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 SocialSciencesinChina(《中国社会科学》)，该刊作为人文社科综合类英文学术期刊，同样是通过国际平台进行合作与发行的;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英文刊《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andWorldEconomy)也早在2005年即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由研究所负责期刊内容，国际出版商负责刊物在国外的文本和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并于2006年被SSCI收录。

　　言及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与世界交流，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单向吸收比较多，互动交流比较少。包括版权的单向吸收。这种单向传播的方式显然不利于中国学术的交流与发展。20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通过外国来华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如唐朝的日本遣唐使、明代传教的利玛窦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科类英文学术期刊的陆续出现，无疑有利于中国学术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交流，使中国学术得以在对话中充分表达自己、充实自己，而非仅做西方话语的吸收者和追随者。中国学术作为全球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需要坚守自己的学术话语，也需要走向世界与国际学者互动对话，主动向世界传输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理论概念、语法逻辑和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反映中国视角、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在这方面，社科英文学术期刊无疑起着重要的传播和桥梁作用。

　　二、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模式

　　(一)国际合作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措施及期刊国际合作的政策法规，为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和支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发布的对外合作出版管理文件主要有：1981年颁布的《国家出版局加强对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暂行规定》;199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海外报刊不得在内地自行征订发行的通知》;2000 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规范涉外版权合作期刊封面标识的通知》;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关于加强对出版单位境外出版机构联合冠名管理的通知》;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等发布的《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规范新闻出版单位出版合作和融资行为的通知》，2005年《新闻出版中外合作项目审批》等。除了专门性文件以外，涉及期刊出版的其他文件中也间有涉及对外合作的相应条目，如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章第29条等;如2013年最新颁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将“取消在境外展示、展销国内出版物审批”等。

　　上述文件表明，我国政府允许的期刊国际合作模式包括了海外营销代理、版权合作和广告代理三种。加入 WTO 后，我国政府只承诺逐步放开出版物的分销服务，凡涉及合作出版事宜，仍需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出版物的出版被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项，也即我国政府尚不允许外商投资出版领域，不允许外商参与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为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产品，我国政府也允许境外出版单位与国内出版机构就单个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对合作项目中的引进期刊采取了审批制。同时，我国政府对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则予以强有力的鼓励和支持，如启动“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该工程遴选标准特别强调了“具备国际办刊能力”，目标是“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十二五”规划还专列了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部分，设立多种意在拓展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推动更多的中国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的建设工程。

　　上述政策法规无疑为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和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的相关文件尚有继续修订和补充的空间。如数字时代，国际间期刊数字合作平台相比其他出版物进展更为快速，亟须相关政策指导，但目前主管部门尚无国际数字期刊合作方面的文件出台;期刊出版单位与境外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出版项目方面，《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仅笼统提“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具体办法另行规定”。另外，不少图书及期刊出版在国际合作方面已经走得较快，政府部门应适时予以跟踪指导，相关法律法规也亟须进一步完善，对合作中可能有的分歧或冲突，也应着眼于有利于我国学术竞争力和知识创新力提高的层面提供政策性意见。

　　(二)社科期刊的国际合作模式

　　目前，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海外营销代理、版权合作;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模式相对更多些，还包括外文期刊中文版、广告代理以及早期有过的中外合资或合作办刊等。总体而言，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与国际知名出版商合作模式与自然科学期刊大体类似，且具以下共性：期刊版权一般归中方所有;一个合同期多为3—5年;中方拥有期刊稿件审定权和编辑权，国际出版商提供语言润色等技术帮助及网上投稿、审稿系统;中方负责印刷版的国内发行，国际出版商独家代理网络版的全球发行及印刷版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发行;国际出版商通过其数据平台负责期刊的全球传播，帮助拓展国际市场，扩大期刊国际影响力;帮助中国期刊申请加入 SCI、EI、SSCI、A&HCI等著名国际检索系统等。

　　1.英文社科期刊的主要合作模式：海外营销代理

　　当前，就整个中国出版业而言，开展国际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在不断扩大，并从单一的图书出版合作走向包括期刊、数字出版产品在内的多种出版物型态的合作。就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而言，海外营销代理是其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手段，合作的基本形式主要是将期刊的网络版通过国外大型出版机构的网络平台面向全球进行传播与营销，部分国外出版机构还同时获得了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印刷版销售代理权。合作的基本原则是“以资源换资源，以市场换市场，以进带出、双向共赢”。

　　作为与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合作最多的国际出版机构，斯普林格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与中国学术期刊进行合作，并将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合作项目统称为“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ChineseLi-braryofScience)，还在中国设立了北京代表处。合作模式是：在尊重中方合作者对期刊所有权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通过签订合作出版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协议有效期内由中方编辑出版期刊，斯普林格提供编辑技术支持与标准供应、期刊报告与分析服务等;合作期间，由斯普林格独家负责合作期刊印刷版的海外发行，同时，利用其在全球的70个销售代表机构及各地的代理商，独家负责合作期刊电子版的全球发行，其中电子版通过著名的 SpringerLink这一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及集团采购模式对合作期刊进行传播和营销，同时提供售后服务支持;另外，通过 SpringerLink或专业统计公司，为合作方提供包括版税报告、使用报告、营销计划、营销报告等服务。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模式大体与斯普林格相似，如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CJIP杂志，组稿、稿件遴选 (采用严格的双向匿名审稿制)、稿件修改及语言与体例规范方面的编辑工作，由CJIP编辑部负责，英国和印度的资深编辑负责期刊的编辑校对(主要是英文修饰);期刊的印刷在美国完成，出版则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总协调并协助期刊做好发行和推广工作，包括在 ForeignAffairs上刊登广告。该模式从编校到出版发行涉及多个国家不同机构的合作，完全是国际化的运作方式。

　　总体来说，各出版商与期刊的合作模式基本相似但又各具特色。如期刊印刷版的海外发行基本由国际出版商代理，国内邮发不变。但网络发行模式则往往会有所不同，斯普林格、爱思维尔由出版社代理期刊的海外网络版销售的同时，编辑部仍可将论文的网络版全文提供给国内数据库;NPG、OUP、Wiley则完全独家代理期刊的网络发行，编辑部仅可在网上上传元数据，不可上传全文;NPG、OUP还给部分刊物提供英文修饰服务、稿件处理系统服务。在发行费用分配方面也各有不同，有的采用部分返回、支付部分费用、补贴海外邮费等，也有的采用销售收入去掉成本后按比例返还等方式，一般返回10%-20%。

　　2.中文社科期刊主要合作模式：单篇论文版权引进

　　对大部分未与国际出版商建立合作关系的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更多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基于版权引进方面的合作，主要形式是中文学术期刊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已在国际期刊中发表了的优秀外文论文，译成中文后刊发在中文版的学术期刊上。合作方主要是中国期刊与海外期刊，包括著名出版公司旗下的国际顶尖期刊。这种合作主要以单篇论文的版权引进为主，一般通过学者推介，选取在国际上有较大反响的、引领学科方向的前沿性学术论文或国际著名学者的优秀论文，由编辑部出面获取原作者授权、国际原发刊物授权，翻译后以中文发表;编辑部须在该中文论文显著位置如文章首页页下等注明此文原发期刊的刊名及刊期、版权许可情况等。一般而言，国际学术期刊的版权引进多以免费为主，大多数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不会收取单篇论文的版权转让费，只要引进版权的期刊注明版权事项即可。若合作方是国际出版商，即使单篇论文的版权引进，也有可能被要求支付价格不菲的版权转让费。

　　就目前而言，期刊版权贸易的另一种形式，即国际期刊品牌的授权使用或曰授权出版，也即外方将其刊物的品牌授权给国内学术期刊使用的状况，或获取国外某社科类期刊全部版权并全文连续性译介出版的状况，在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中尚未见到。新闻出版总署对国内期刊引进国际期刊的内容或资料有一定的比例限制，一般来说，时尚类杂志须控制在50%以内，而科技类、学术类内容的版权引进比重则宽松很多，按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可达60% -70%，甚至更高。此举显然是为促进我国科技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的。

　　3.新模式：“创新型期刊出版合作方案”(P&H模式)

　　近年来，在国际上备受争议的爱思唯尔出版社显然注意到来自期刊、机构用户及学者的抵制与不满，开始向学术期刊推出“创新型期刊出版合作方案”(Productionand Hosting 模式，简称 P&H 模式)，该方案内容有五：(1)版权归期刊;(2)期刊 (编辑部)负责内容、学术质量把关和主编、编委的任用;(3)Elsevier负责期刊生产及在 ScienceDirect平台在线出版，全文发布;(4)读者从 ScienceDirect平台免费下载期刊全文;(5)期刊依据所需服务的具体内容向爱思唯尔支付费用。P&H 模式还向编辑部提供不少出版流程方面的服务，包括排版与文字修订、作者校对、校样修改、数据转化、期刊在线出版服务等;提供 PDF文件或按需印刷服务;提供编辑投稿系统、生产控制系统、ScienceDirect在线出版全球发布、爱思唯尔期刊主页全球推广及搜索引擎优先排名服务等。在 P&H 模式下，期刊编辑部专注稿件内容和质量控制，包括收稿、审稿、退改、定稿等流程，爱思唯尔负责期刊排版与文字修订、校样修改与校读、稿件在线发布及印刷文档的提供等生产流程，可谓分工明确。

　　P&H 模式最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出版商已不再独揽期刊的海外网络发行和印刷本发行权，也不再高价向世界各大图书馆销售其期刊网络产品，而是向用户提供免费下载的服务平台。在 P&H 模式中，唯一付费的是期刊编辑部，但编辑部除了继续保留对期刊管理的主动权外，还获得了专业化出版质量保障，精确的目标受众和领先的数字出版服务，可较好地提升期刊文章的国际显示度和被引率，并获得未来发展方向的参考数据。但目前还没有社科期刊参与此类合作模式。

　　(三)国际合作模式利弊分析

　　目前，与国际出版商进行合作的社科期刊虽然数量不多，但定位明确，都采用英文作为出版语言，都在积极探索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路径，都以开放的姿态将走向世界作为期刊未来发展的目标，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与国际学者对话，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显示度。而国际知名出版商同样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英文版社科期刊的合作，希望借此扩大自身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完善自身的数据库建设及区域性和代表性，抢占中国优质刊源、稿源和未来发展先机，并通过专享中国期刊的国际印刷版发行权和网络发行权获取不菲收益，提升其所占的中国期刊市场份额。可以说，双方目标虽不同，但通过合作达成各自期许的意愿却一致，这也使中外期刊有了合作基础。

　　1.合作优势

　　(1)有利于获得国际推广，提升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扩大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社科学术期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际知名出版商合作，依托其品牌效应的支撑、科学的管理流程、成熟的编校经验、先进的办刊理念、严谨的出版规范、领先的数字出版技术和全球性的营销渠道，可以较好打开国际市场，拓展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发行量、传播面和显示度;中国社科期刊也较容易被一些国际学术机构所认识、包容并接纳。相比自然科学期刊的传播，人文社科学术的国际传播在当下更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可有效促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传播，在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中，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及伴随的国际话语多样化格局，传递来自中国学界的声音、思想与话语体系尤为重要。

　　(2)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刊理念，优化编辑部工作流程，提升期刊质量，创建期刊国际品牌。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大多按传统三审制运作，向国际标准靠拢，采用同行审稿制度等先进运作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期刊的国际化办刊程度，吸引国际优质稿源，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办刊水平与实力;可以促进中国与国际期刊界的互动交流，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国优秀期刊及其原创性成果，助推我国学术期刊在学习借鉴中逐渐培育自主性国际品牌;可以将稿件外包给以英文为母语的国际出版机构进行英文语言加工润色，提供编校技术支持与标准，使中国英文刊的语言表达更准确、期刊规范更符合要求，更易被国外学者接受。

　　(3)有利于国内出版集团在与国际出版商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借鉴，适时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拥有优秀品牌期刊的自主性国际出版集团。

　　鉴于目前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大多还不太重视经营管理，有效的国际合作还可以开拓社科办刊人的视野，在合作中学会科学经营、管理期刊的方法，提升办刊理念。

　　(4)有利于被国际著名检索机构收录，进一步扩大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在相关国际学术机构或学术共同体中的传播通道。

　　自然科学期刊的经验表明，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更容易被 SCI等著名国际检索机构收录。以斯普林格为例，JCR2009年报告显示，其“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有90多种中国期刊，被 SCI收录达46种，同年，我国被SCI收录的英文期刊中有47.9%来自与斯普林格合作的期刊;如与斯普林格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浙江大学的英文科技期刊中，就有《世界儿科杂志》(WJP)等5种期刊被 SCI收录。考察中国的社会科学类期刊，情况类似，参与国际合作的期刊显然比未合作者进入 SSCI更具优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英文版《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andWorldEconomy)、清华大学的CJIP等。

　　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被其他国际著名检索机构收录的情况大体也类似：截至2011年，与斯普林格合作的高教出版社主办的 Frontiers系列7种英文版人文社科类专业期刊，先后都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收录，其中有3种期刊分别被2家国际检索机构收录，1种被6家收录，2种被9家收录，最高的1种被11个收录(商业2，经济9，教育2，历史11，法学9，文学6，哲学2)。高教社 Frontiers系列社科期刊能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收录，其通用的英文语言、单学科专业性期刊定位，尤其是斯普林格的国际合作助推，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也有例外，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11年1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SSCI收录期刊总数为2803种，中国出版的期刊仅1种(未含我国港澳台地区)，这1种就是被 A&HCI收录并有正式CN 号的《外国文学研究》，该刊并未参与国际合作。此外，2007 年被 A&HCI收录的香港道风出版的《汉语基督教研究》、2010年被 A&HCI收录的台湾中原大学出版的《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也均未参与国际合作，且均为人文学科的中文专业期刊。未与任何国际出版机构合作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虽是中文期刊，而且是涵括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大综合期刊，截至2011年，也已先后被8个重要国际检索机构的15个著名索引收录，成为目前中国人文社科类中文版期刊被国际检索机构收录最多的期刊，被收录数并不亚于英文且专业刊的Frontiers系列。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没有通过任何国际出版商帮助申请国际检索机构，除了三个是自主提出申请的外，其余均被国际重要索引主动收录。

　　就人文社科期刊而言，美国的“剑桥科学文摘”(CSA)是迄今收录中国人文社科类期刊最多的国际检索机构。2012年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被“剑桥科学文摘”收录的自然科学期刊达747家，而人文社科类期刊含港澳台在内才 40 多家，包括2011年新收的3种外文刊社科类期刊：大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港台出版的《亚太语言教育学报》(葡萄牙语)、《亚洲艺术新闻》(英文版)，人文社科期刊被收录量仅为自然科学的1/17左右，非常少，其中中文版社科期刊收录难度就更大了。再如“哥白尼索引”，截至2012年1月收录科技期刊达560多家，收录我国社科期刊仅6家，其中2009-2010年整整两年间，唯一收录的仅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可见，与自然科学期刊相比，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进入国际检索机构难度更大。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期刊走向世界，其目标并非是西方化、英文化，更不是为了被国际检索机构收录。加入国际检索机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接轨登上世界学术期刊平台，是为了拓宽视野，立足全球的制高点创新理论，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视角、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更好地为发展自己服务。

　　2.存在问题

　　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方面，自然科学期刊比社科期刊走得更早、更快、更远，在与国际出版商合作与博弈的几十年中，也带来很多经验和值得思考借鉴的地方，包括不少困惑。鉴于社科期刊与自然科学期刊合作模式基本类似，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往往基于内在的合作模式，所以，自然科学期刊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无疑具有共性，值得社科期刊借鉴。

　　(1)促使国内优质稿源外流，影响国内科技期刊健康发展，导致学术信息不平等循环。从合作模式来看，一方面，中国合作期刊的国际出版和发行几乎均被国际出版商“独家”垄断，由此，中国期刊很容易被其控制，难求更宽广的营销空间和更有利的发展

　　机会;此外，国外出版商为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对学术信息资源进行垄断，还会严重影响我国学术出版产业链的健康及有序发展，导致学术信息的不平等循环，并成为影响国家非传统安全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国际出版商旗下的期刊在合作中也得以不断提升其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并借此抓取和吸引我国优质稿源，造成国内优秀论文大量外流。优质稿源是期刊的生命线，中国期刊失去优质稿源，就会折翼难飞。

　　(2)短期合作容易造成品牌中断，论文版权丢失。从合作模式看，国际出版商与我国学术期刊的合作期限一般为3—5年，期间往往会买断合作期刊论文的版权予以独家销售，合作期内若未获利，国际出版商多会择时抽身，不再续签合同;与其合作的中国期刊因缺少长期的培育过程及足够的资金投入，往往陷入被动。

　　(3)导致国内合作刊的依赖感。笔者认为，从战略上考量，学术期刊国际合作不是目的，不是为获取短期营销所得等少量经济利益，应放眼长远，去学习国际先进的出版技术和理念，学会国际期刊的运作方式和国际平台的管理模式，合作当是手段和途径，

　　最终是为树立自主品牌、发展自己服务。如果合作期刊的编辑对期刊国际化的认识不足，仅仅沿袭国际出版商的操作模式和流程套路机械运作，不思借鉴提升和自主发展的长远目标，长此以往，合作期刊编辑易产生对外商的依赖性，失去独立自主发展的进取性，从而远离国际合作的初衷和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出版商与中国期刊合作的目的显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他们关注中国期刊学术质量提升的目标取向更多是为自身数据库的质量考虑，因此，国际出版商提供的条件更多还有赖于期刊编辑部自身努力推进才能起作用，仅仅依赖是难以大有可为的。

　　三、思考与建议：变“借船出海”为创建“自主平台”随着国外数字期刊的日趋垄断，全球科技期刊市场已由少数大型出版商占据，政府出钱产出学术论文，又由政府出钱从国外购买回来的学术信息不平等循环状况也在日益加剧，这种学术信息恶性循环的现象可形象地比喻为“斯蒂格利茨怪圈”。为了打破国外出版商对学术信息资源的垄断，我国迫切需要办出一批高水平的、面向世界的、具有规模化效应的自主性学术期刊品牌，并创建这样的具有规模化效应的出版平台，使中国学术期刊既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借船出海”，又可以搭乘自己的战舰走向蓝海。

　　从长远看，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时尚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一)培育自主性平台，创建自主营销渠道，助推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

　　目前，中国还没有类似国际著名出版商一样的兼具大型数字出版平台、全球性网络销售渠道和高质量品牌期刊群组成的学术出版平台，国内社科或自然科学英文学术期刊往往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走向世界。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能永远让面向世界定位的中国学术期刊继续走这种无偿或低价转让版权及发行代理、或失去独立主办者地位的路子去进行国际合作。有长远和战略上的谋划，依靠自主创新、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期刊平台，是中国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期刊人、出版人应对“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良策。

　　搭建自主性学术出版平台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对有条件组建期刊社或整合多种英文社科期刊走向世界的大型出版集团，政府要鼓励并提供政策支持;对有能力面向世界或走向世界的单一中文社科期刊，政府相关机构也应通过实施系列工程、提供专项基金扶持等措施，助推其提升国际影响力。

　　(二)强化法律意识，明确合作主体

　　从现在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多为非法人编辑部，且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部门、不同的高校，各自为政，小而散的编辑部与经验丰富的大型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合作时，以一己之力单独签约，往往缺乏谈判底气和筹码，不易争取应得之权益;英文合同也使编辑部处于劣势，不利于未来法律纠纷的解决;且以非法人编辑部出面签订协议，也的确存在合同主体不明确、不规范及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缺陷;编辑部缺少法律知识还容易留下法律仲裁等隐患，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就国际合作而言，明确合作主体，将有利于期刊国际合作权益的保障和长远发展。

　　一般而言，出版社尤其是大型出版集团往往有着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和版权运作能力，有能力规避国际合作的风险。鉴于此，一方面，我们要搭建自主性国际期刊平台直接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一般编辑部也可通过国内著名出版集团与国际出版公司对等谈判，单一的非法人期刊通过加盟这样的自主性出版集团可以有效保障自身权益，规避风险。

　　(三)保护数字版权，避免全球独家代理

　　签订国际合约时，中国期刊要注意保护自身的独立版权，至少要保持我国期刊作为第一主办单位，即使放置国际出版商标志，期刊版权仍须归中国所有。因此，版权页不仅要标注ISSN 号，尤其要印上CN 号;保留国内印刷版、电子版发行权的同时，国际发行权尤其海外网络发行权应尽量避免独家交付国际出版商，最好是允许对方发行，但不独家授权，尤其不能授权全球性的网络独家代理，即使授权其海外独家代理，也不能将国内的网络发行权一并交付外方。

　　在数字化的今天，传统纸媒发行逐渐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数字化代表着期刊的未来，对学术期刊而言，网络发行所占份额也正在日趋增长。所以，从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的战略考虑，期刊的海内外电子版发行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决避免独家发行，尽可能减少国际出版商垄断中国学术信息资源、造成我国学术信息不平等循环的负面影响非常必要。

业内信息

对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合作模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