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早起不只是民间的专利，身为一国之君的满清帝王，将早起精神发挥到极致，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光绪皇帝。在亲政的那些年里，光绪皇帝每天凌晨四点已经将重要奏折批改完下发，如果全世界的君主都来打卡，光绪也一定最先拿到全勤奖。
清代皇帝如此勤政，与王朝的权力制度密不可分，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搜集原始档案等史料，向我们讲述了自康熙朝以降，清代朝会与文书制度的演变过程，其中延续不变的，则是君权兴长与官僚制度内在弹性之间的共生状态，这一状态（姑且不论其好坏）直至清代终结时才被完全打破。
“辨色视朝”一语出自《礼记》，意思是黎明时分，能看清东西了，就开始上朝，可见一国君臣之勤勉。从李文杰的研究中，我们得以知道清朝诸帝的日程表，他们在凌晨四五点已经进入了繁忙的工作状态，较“辨色视朝”尤胜一筹。考虑到帝都漫长的冬天，没有电，更没有空调，而且终年无休，哪怕随时能吃到不掺糖水的燕窝，这也是份苦差事。
《礼记》中的“辨色视朝”只是理想状态，朝会一贯形式大于内容，因此早先的一些王朝并没有采取严苛的朝会制度。事实上，康熙皇帝定下的文武百官每日“御门听政”的规矩，也并非清代的常态。
“御门听政”制度从雍正时期就渐渐弱化，根本原因并非雍正犯了懒劲儿，恰恰相反，雍正在勤政方面丝毫不逊于乃父，只不过他笃信的是“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那一套，他亲手打造军机处以取代内阁，同时更青睐保密性强的密折，换句话说，他找到了比御门听政有效的行政方式。
李文杰对此有一段精到的论述：
“尽管一些奏折在密报皇帝后仍需具题上奏，然而奏折渠道的开通，还是逐渐挤占了题本、奏本的空间。私密或重要国事，出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做到先折后题，也无法在‘御门听政’进行公开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重大事项逐渐以奏折言事替代了题本奏章。奏折的处理，则涉及另一种朝会的形式。”
另一种朝会形式就是各部院轮番入值奏事，与此同时，军机处的地位一路走高，基本杜绝了朝中大臣上下其手的机会，而军机处说白了只是皇帝个人的秘书班子，军机大臣并不具备一言九鼎的决策权，君权之盛由此臻于极致。
进入十九世纪，内忧外患一时来袭，才力平平的道光、咸丰无力回天，更不用说少年入承大统、还时刻被慈禧太后牵着线走的同、光二帝。李文杰在《辨色视朝》中，展示了1898年3月21日，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记录，其时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国占据旅顺与大连，光绪皇帝依然凌晨一点起床批阅奏折，四点召见大臣，结果却是“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
时局冲击之下，清廷即便没有主动求变的动力与卓识，也不得不作出应变的姿态，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手握重兵的督抚下放人事权、财权，皆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枢的朝会制度、军机处的变革要缓慢得多，《辨色视朝》梳理了“见大起”这一独特的朝会形式：遇到关系国本的大事，清廷召集王公将相议事，多者达上百人，与其说是集思广益，不如说当初雍正创制的乾纲独断模式，在现实面前最终低头服输。
